巫莉丽

摘   要：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理论的经典二元概念，本文提出突破“归化”和“异化”的二元对立，把跨文化传播看作文化外译在宏观面的目的和指导，探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适用情况，寻求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外译的合理翻译策略，提出“归化与异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动态平衡”模型。具体到翻译策略的选择，表层结构传播根据传播目的衡量，深层结构传播根据传播阶段判断，归化是切入点，异化是必经之路，归化与异化的动态平衡是理想状态。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翻译策略   跨文化传播   文化外译

一、“归化”与“异化”概念溯源

“归化”（[英]domestication/[德]Einbürgerung）和“异化”（[英]foreignization/[德]Verfremdung）是翻译理论的经典二元概念。归化和异化翻译观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作为神学家，他是德国实践神学的奠基人;作为哲学家，他是德国现代阐释学的建立者;作为翻译家，他把柏拉图的著作从古希腊语译成了德语。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普鲁士科学院的一场题为《论翻译的不同方法》（？譈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r Wissenschaften）的报告中提出了翻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種是译者带着读者走向作者，另一种是译者带着作者走向读者。（Schleiermacher，1838：207-245）实际上，施莱尔马赫本人更倾向于第一种方法，他把翻译看作“译者理解行为的语言表达”，强调展现源语文本的“异质性（Fremdheit）”（Kitzbichler， 2009： 59）。他的这种异化倾向与十九世纪初德国所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强调德语对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以此丰富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体现了一种反抗法国文化霸权、构建民族认同感的强烈意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或许可以在这里找到雏形。

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著作《译者的隐身：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明确提出了“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概念。异化的翻译强调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的特色和差异，把源语文化的差异引入目的语中，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异域文化的存在。与之相反，归化的翻译更看重目的语读者能否接受和理解，强调“源语本土化”，使译文自然地归化于目的语文化而不易被读者发觉。通过译者在归化翻译中的“隐身”，韦努蒂揭示了归化翻译所折射出的欧美文化中心主义。因此，他反对归化翻译、主张异化翻译，把异化翻译看作打破强势文化驯化、尊重和保持弱势文化、实现平等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Venuti，1995：16-20）

二、归化与异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动态平衡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要积极思考如何让中国文化真正“走进去”，切实强化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效果。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外译发挥了重要的功能。要正确认识文化外译的问题，需从文化外译的历史渊源、翻译理念的演进，以及时代语境的变化等方面考察（谢天振，2017：4）。当我们把翻译看作一种“文化阐释和文化塑造的手段”（赵稀方，2015：17）、一种“跨文化的再现与重构”（王宁，2018：6）和一种“超时空、跨文化、多模态的知识迁移行为”（李瑞林，2015：11），那么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厘清归化和异化的互动关系就有充分的逻辑了。

传播的本质是一个“创造、修改和转变共享文化”的过程（单波，2011：104），跨文化传播也可以被理解为“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流动、共享、渗透和迁移的过程”（孙英春，2008：4）。跨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交流、互动、分享和共识，因此，对外文化传播如果忽略跨文化视角，闭门造车，就会导致传播效果不甚理想。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策略不能搞“一刀切”，要重视区域和国别研究，文化外译必须有受众意识，要充分调研国外读者群体，分析他们的文化传统、阅读习惯及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心态和理解能力，针对不同受众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用目的文化的受众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文化外译的策略和方法仍然是我们要积极探索的课题。具体到归化和异化哪个“为主”哪个“为辅”的问题上，存在一个“度”的问题。那么，到底如何把握这个“度”呢？

当我们把跨文化传播视为文化外译在宏观面的目的和指导，就能更好地理解和选用作为具体翻译策略的“归化”和“异化”，为此笔者尝试提出“归化与异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动态平衡”模型，具体说明如下：

我们把文化外译分为两个层面的传播：一是句法、篇章层面的表层结构传播，二是语义、文化层面的深层结构传播，这两个层面是有机结合、相互影响的。

一方面，在表层结构传播的层面，选择翻译策略的衡量标准是传播的目的，判断的落脚点是受众。

（1）当传播的目的是实现大众传播时，这种情况下传播的广度相比传播的深度更重要，也就是说，普及型译本的翻译策略应以归化为主，只有这样才能以更易于大众读者接受的方式实现基础性的广泛传播，以这一目的为前提，选译、编译、简化、浅化、多媒体化都是合理的策略。先通过大众传播培养一定的接受基础，待时间和条件成熟，再过渡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传播。比如，中国的四大名著、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等，可以采用儿童绘本或儿童文学的方式进行选译、编译，结合电影、动画、短视频等多媒体传播形式，综合运用多种媒体传播渠道，奠定中国文化传播的受众基础。

（2）当传播的目的是实现学术传播时，主要指文哲史类、科学类、宗教类的文本，这时面对的受众文化程度较高，对中国文化和国情有一定了解，甚至是研究汉学的专业读者。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策略应以异化为主，传“本”译“真”，以逐步推动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过程中的话语体系构建，尤其是术语和概念的传播。即使是文学类典籍，应尝试增加异化翻译的比重，使源文语言的修辞之美、韵律之美得以一定程度地保留。因此，鉴于传播目的和受众不同，采取不同侧重的翻译策略，同时，提倡多种版本翻译并存、多种媒体传播形式并存，是符合传播实际需要的。

另一方面，在深层结构传播的层面，选择翻译策略的衡量标准是传播所处的阶段。

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林顿（Linton， 1955：41-45）的观点，文化传播分为四个阶段，依次是接触和显现阶段、选择阶段、调整阶段和融合阶段。鉴于此，我们把接触和显现阶段看作文化传播的初阶，把选择和调整阶段归为文化传播的进阶，把融合阶段视作文化传播的终阶。在进行文化传播时，首先要针对传播对象进行国别和区域研究，摸清两种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确定目前针对该传播对象的文化传播处于哪个阶段，再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1）初阶。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先考虑量的积累，扩大传播的广度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考量，不能过于追求翻译的准确性而丧失传播的活力及降低中国文化传到异域之后的生命力。因此，这个阶段的译介重点在于推动大众传播，通过多样化的译介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循序渐进地推动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理解和接受，不能急于求成。

（2）进阶。循序渐进地增加异化的比重，这个阶段总体上应突出异质性，减少同质性，追求共享性。尤其是核心术语，以异化方式翻译，辅以其他手段的诠释加以补充，为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断奠定基础。但是这个阶段可能是最漫长、最艰难、最复杂的一个阶段，如何针对某种文化的译介所处的阶段做出正确的判断，如何做出恰当的策略选择，都是基于实际的跨文化语境、综合多方面因素才能实现的。

（3）终阶。这个阶段，文化传播效度大大提高，文化间交融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混合反应”，而是发生了“化合反应”，通过跨文化交流，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都发生了变化，甚至产生了新的“第三种”文化，即文化的交融使原本两种文化得以发展和提升。此时，归化、异化的对立实质上已经消失，归化和异化实现了动态的平衡。

所谓动态，一是由于跨文化交流过程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二是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而不绝对;所谓平衡，不在于归化或异化的使用是否达到比例的均等，也不在于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传播得更多还是更少，只要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得以持续，跨文化传播的三大功能——“整合平衡异质文化、促进人类主体间的社会沟通、推动整个人类的文明进化”（王英鹏，2012：51-52）得以实现，归化和异化便在跨文化传播中实现了动态的平衡。诚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短期内无法实现，但作为一种愿景，还是值得提出的。

三、结语

文化外译主要是处理“异质文化观念的转换生成问题”（杨乃乔，王东风，许钧，封一函，2004：5）。在文化外译过程中，把切实增强文化传播效果作为着眼点，就要深刻理解跨文化传播过程。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交互的。因此，建议淡化单向的“文化传播”的表述，避免引起排斥和反感，强调双向互动的“跨文化传播”，重视“他者视角”与“本我视角”的沟通融合，这也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相符的。具体到翻译策略的选择，表层结构传播根据传播目的衡量，深层结构传播根据传播阶段判断，归化是切入点，异化是必经之路，归化与异化的动态平衡是理想状态。总的来说，目前中国文化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要切实强化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效果，应该有的放矢、选择多元化的翻译策略和手段稳步推进。要遵循文化译介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寻求符合时代特征和需求的翻译策略，有的放矢，切实、有效地推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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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5.

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740088）、2018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专项（18CZCJ14）、2018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QDSKL 1801163）和2017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201706505）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