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永春 马鑫

摘   要： 日本公民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了教育内容由“军国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教育目标由培养效忠天皇的臣民向培养“完美人格”的国民转变，教育视野由国内向国际转变。因之，推动了日本教育现代化进程，促进了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审视日本不同时期和不同政党的公民教育，剖析日本公民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引发相关思考。

关键词： 日本公民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民教育实现了教育内容由“军国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教育目标由培养效忠天皇的臣民向培养“完美人格”的国民转变，教育视野由国内向国际转变。日本公民教育重视道德教育，且在教育环境、教育内容、实践方式、发展手段等方面颇具特色，促进了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二战后日本公民教育的发展追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参照美国公民教育，设置了“社会科”学科教育课程，打开了日本公民教育的大门。此后，日本公民教育历经不同时期、不同政党及不同领导人的改革与发展，并根据国内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公民教育方向和内容，致力于公民教育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基本导向。

（一）不同时期的日本公民教育。

1.美军占领时期的公民教育。

二战后，美国全面占领日本期间，在日本推行教育改革，日本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随之变化。根据日本战后新宪法和平与民主的主题，于1947年日本国会出台了规定教育目標的《教育基本法》和规定学校制度的《学校教育法》，两大纲领性文件的诞生，推动了日本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多元文化融入公民教育课堂，多样化教学手段和多元价值观念接踵而来，公民教育内容开始把目光从军国主义的“集体”转换到个体。这期间的公民教育主要要求是：唤醒个体自尊感和独立;聚焦明辨与正义;培育责任和务实。

2.“去美化”的公民教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种社会制度较量激化，美国开始改变对日政策。以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标志，两国从依附关系转为军事盟友关系，日本利用美国的支持，大力发展经济，开启了经济大国之路。此后20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腾飞阶段，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在此背景下，日本公民教育提出要以培养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家庭幸福和睦、个人能力突出的具有“完美人格”的国民为目标，对日本国民作为个体、家庭成员和社会人各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日本的公民教育开始强调体现日本国家特殊性和为日本现代化服务的民族主义与功利主义[1]（15）。

3.“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公民教育。

1980年以来，随着美苏两级争霸格局崩溃，世界政治经济势力重组合并，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革。经济实力得到实质性飞跃的日本，开始在多极化世界格局中进一步争夺政治话语权。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逐渐将“经济大国”这一国家目标转变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这一战略目标。这阶段的日本公民教育，更注重强调民族主义，重视日本公民教育的普及度，认为日本文化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卓越”，并声称要创造出影响世界的文化和制度，使二十一世纪成为“日本世纪”。

（二）政党更迭下不同政党关于公民教育的政策主张。

1.日本自民党治理下的公民教育。

自民党是由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的日本第一大党，自成立初期就在日本政坛产生大的影响，连续执政长达38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党内崛起了一群“新生代政治家”，政策主张基本延续了自民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做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同小异。深受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二战后自民党治理下的日本公民教育。他们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主张民主主义理论，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推行教育自由论，强调个体价值，推崇个体独立自由发展，注重个体自我约束和规范。受新保守主义影响，主张恢复旧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着重于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优越性”。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日本政府的中心议题是为“大国战略”和军事战略大造舆论。小泉纯一郎十分重视党内的公民教育，专门设立了教育机构，并拟定在党内设立“新人教育机构”的计划。意图争取党内和全社会对当局的方略大计、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支持，通过“新人教育机构”先掌控自民党内的青年骨干，继而掌控自民党，最终达到长期掌控国会和政府的目的。

安倍晋三在任期间崇尚“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安倍政权改革的起点，是主持修改了日本教育纲领性文件——《教育基本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教育内容当中添加了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爱国心教育”和“领土教育”，为日本公民教育增添了“安倍色彩”。他表面通过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培育国民热爱国家和故乡的情怀，实则用爱国心教育掩盖军国主义教育的面目，驱动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复辟。安倍政府表达了对日本公民教育内容和日本战后教育体制的强烈不信任，借口大规模修改历史教科书以宣泄内部压力。

麻生太郎执政期间崇尚新自由主义。他对公民教育一开始就持消极态度，主张采取“无证而政”的教育改革方式。他提倡尊重传统与文化的基本精神，重视道德情操教育、人格教育等方面，并提出了对社会、学校、家庭等公民教育实践网络的建设。麻生太郎对待历史问题态度暧昧，指出日本需要对历史和侵略做出反省，但又鼓吹效忠天皇，声援参拜靖国神社。

2.日本民主党治理下的公民教育。

1998年由四个在野党整合组成的民主党，成为当时日本政坛唯一能与自民党抗衡的在野党。日本民主党成立以来，针对国内民众厌倦自民党长期疲软的执政方式，渴望新型执政方式的心态，提出了一系列变革性的主张。

民主党主张要关注社会与民生，“建立自由与安心的社会”，提升国民生活水平;主张改变日本教育现状，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打造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营造安全、快乐的学校环境。民主党还重视青年教育，不仅开办政治学校还定期举办国会议员与青年的交流会。

2009年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出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执政期间，主动要求日本官方清算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正视历史事实;他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要符合历史事实，不能拘泥于过去，要让国民了解正确历史。对于靖国神社的态度上，鸠山由纪夫表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履行好对中国的政治承诺。鸠山由纪夫执政期只有不满一年的时间，在公民教育上虽然曾提出过进行和平主义教育、友爱理念教育、睦邻教育、战争反省教育等，但在日本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党派之间恶斗的压力之下，此类教育方针并未实行。

3.日本民进党的公民教育主张。

2016年日本民主党和维新党合并组成民进党，形成了日本国会第二大党和最大在野党。虽未成为执政党，但政策主张对日本公民教育影响深远。在继承和内化原党派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理念的基础上，新生的民进党声称“坚持立宪主义，致力于推动机构改革，追求建成自由、共生、面向未来的社会”[2]，将与“劳动者”“消费者”“纳税者”“生活者”等普通国民站在一起，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局面，推进社会公平，建立一个不同个体能够和谐共生的“共生社会”。

二、日本公民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东西方文化碰撞，陷入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

日本战后学校公民教育的演变过程，就是在东方传统道德教育与西方现代公民教育之间不断冲突演进的过程。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吸收和排斥的动态演进中，凸显了诸多问题，对公民教育产生了不可小觑的消极影响。以西欧为主的西方文化潮流急速涌入日本社会，与日本传统文化交互碰撞，具有较高同质性的日本社会自然陷入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加之戰争的失败引发了日本国内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否定情绪，大量西方文化凭借科学技术的支撑进入日本并逐步融入日本社会当中，给日本国民的价值选择带来了困惑。与此同时，传统的东方文化在日本社会依旧存在，并利用阵地教育方式，通过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对日本公民进行持续性的影响。因此，每一个日本公民都历经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轰炸，面临价值观选择的困境。

（二）政府政权更迭频繁，难以实施一以贯之的公民教育。

日本的政党格局在“五五年体制”时期，一直保持着“保革对立”且自民党“一党独大”的稳定状态，但随着这一格局内部结构矛盾的激化，从自民党内部的分裂开始，拉开了日本政党格局分化组合的序幕。日本固有的官僚机构权力反过来牵制政党政治，众多小党在利益的杠杆上游移，更趋功利主义[3]。日本执政党很少有条件也很难集中精力针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及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公民教育，所以在此期间的公民教育显得单调和薄弱。正由于公民教育薄弱和缺乏，使这些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同度普遍降低，加速了这些政权的更替。由于日本政党政治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守旧思想，使日本政党在外交内政方面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要想改进，短期内很难实现。

（三）多方利益博弈，教育发展战略制定周期过长。

冷战结束后的日本政治格局、政党态势愈演愈烈。各个集团利益冲突显著，日本利益集团势力走向再联合与整合，深层次影响了教育发展格局的走向。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多方利益，减少教育发展规划的执行障碍，每个教育战略的制定往往需要各个利益集团的多方磋商与多次讨论，致使教育战略发展规划周期过长。其中争论多聚焦于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前者主张恢复旧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自豪感”[4]（46）;后者强调最大限度地排除国家的管理与干预，强调尊重个性、自由和自律。两大势力在教育发展战略制定的过程中不断比拼、博弈，导致日本教育战略从思路酝酿到正式出台时间的周期过长，整个过程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使得战略出台的及时性及目标的针对性大打折扣。在战略制定过程中，由于多方利益的博弈，正式推出的教育战略有可能偏离最初的目标构想，同时出台时间的严重滞后性有可能导致教育战略实施时机的错失，影响实际成效。

（四）公民教育成为政治工具，违背其价值属性。

美国学者贝拉认为，“坚持以‘政治价值和‘目标实现价值为优先的价值体系是日本现代化的特征”[5]（238）。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一直秉承政治价值优先观念。公民教育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不可避免地带上强烈的工具化、政治化色彩。换言之，与培养“完美人格”这一公民教育的本来目的相比，日本公民教育的政治价值和工具价值更加突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内右倾势力余烬复燃，日本公民教育的政治化倾向暴露无遗。新保守主义势力通过采取掌控大众媒介、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措施，向国民灌输极端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想，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不良影响。譬如，通过“国旗国歌法案”使日本公民从小接受颂扬民族排外主义和象征侵略战争的国旗国歌教育。虽然日本现已成为教育强国，但教育政治化、工具化倾向仍未得到有效调整。

三、日本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坚持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坚守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由于日本政权更替频繁，致使公民教育政策不停变动，此举既不能针对时事政策进行公民教育，又不能推动教育政策落地。相比较，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主体，能够执行长期政策，并使政策得以延续，确保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连贯性、覆盖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又能根据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教育政策，确保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性和时代性。面对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与竞争，我们在应对国际复杂的形势中要保持更加清晰的头脑，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不走偏。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6]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领导作用，不断增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坚持社会主义的教学内容，大力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牢牢把握课堂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建设一支高水准、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把握好受教育者的特性，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及时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选择恰当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善于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教师队伍要积极提高综合能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讲懂讲透，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坚守好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这块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

（二）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夯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258）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进步。随着世界范围内文明交流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不断交流交锋。辩证客观地说，一方面，因为各国文化具有共通性，文化交流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加强交流互鉴，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每一种文化的传播都包含政治或经济目的。文化融合的过程，必定掩盖着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竞争。有些文化交流，可能被西方势力异化为文化融入，要警惕这种行为。在文化交流互鉴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努力展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秉持包容共济的立场，坚持创新与发展的眼光，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将异国优良文化资源与我国先进文化资源整合凝练，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整合文化资源添加到思想政治教育课本中，避免教育内容的单一性，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三）构建“知信行”合一的教育模式，引导学生完成自我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价值，在于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由“自觉学习”到“自发信任”再到“自主融入行为”的过程，即知而信、信而为。这个过程的完成，是以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主体性和个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前提的。如果学生被动接受理论知识传授，缺乏教育针对性，那么，认知与实践相转化的能力就较弱。因此，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构建“知行”合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要通过探究现实课题的活动，加深学生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在认知教育的基础上，添加思想政治教育课外实践课程，推动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形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和行为习惯。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师应选择合适的实践教育方式，积极引导学生把学科知识融入实践学习中，以认知指导实践，以实践强化认知。固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范围极为普遍，除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外，家庭实践、社会实践均对学生品行、个性的形成发展产生影响，学生能在此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要聯动社会、家庭、学校，组成“三位一体”立体网络的育人实践模式，从家庭教育出发，充分利用学校这个主阵地，积极挖掘社会中的实践教育资源，为学生创建更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锻炼条件。

（四）加强正面引导，把爱国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日本公民教育中的“爱国主义”内容，受历史影响仍带有军国主义效忠天皇的色彩，极端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杂糅相融，摇身一变成了教化日本国民的文化精神武器。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爱国情怀，致力于推动受教育者用爱国行为践行爱国主义精神。对待爱国主义教育，既要着重挖掘历史素材，根据不同历史素材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注入新鲜的血液，又要坚持时代性，把爱国主义教学资源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焕发新的生命。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增添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程，把文化传统融入教学内容，组织更多的实践活动。通过参观红色革命基地、举办爱国主义论坛、观看爱国主义视频等活动，不断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敬畏历史、信赖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突破以往一些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仅注重知识点讲授的局限，将理论传授和实践学习结合起来。在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平台上，用科学的爱国主义观引领青年，坚持爱国主义导向。注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工作，充分利用移动端无缝嵌入日常生活的优势，构建主流媒体报网互动体系，从传统的纸质媒体到微博、微信公众号、新闻客服端一体化学习机制。扩大爱国主义教育的覆盖面，更好地把爱国主义教育嵌入大众的日常生活。

参考文献：

[1]余廷文.中日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05.

[2]新华网.日本民进党成立：能否撼动自民党[DB/OL].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27/c_1118455578.htm，2016-03-27.

[3]陈言.鸠山辞职背后：日本政党政治的症结何在？[N].21世纪经济报道，2010-06-07.

[4]曹能秀，王凌.论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困境[J].外国教育研究，2004（12）.

[5]罗伯特.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M].王晓山，戴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9-11.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019年重庆邮电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课题：日本公民教育现状研究，项目编号：2019rbyj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