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

清平盛世，稍稍讲求物质生活的高标准似乎无可厚非，但仍须谨记“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

王素与蔡襄、余靖一起，被史官并稱为“昭陵贤御史”（宋仁宗的陵墓名曰“永昭陵”）。《宋史·王素传》记录了王素规劝皇家避奢从俭的故事。

王素的“请罢不急之赏”，堪称这位“贤御史”之“贤”的一个显例。当时的情势，用蔡襄的话说，“生民困苦，四夷骄慢”，国家内忧外患，边境很不安宁，急需用钱的地方很多。但是，朝廷上下仍然挥霍无度，“中外无名之费”成倍增长。众多谏官都看在眼里，但敢于直言相谏的只有王素一人。他认为，财政开支“非急者”应尽量省去。

当时恰逢皇子出世，朝议提升百官，奖赏三军。诸如此类关系到皇家脸面的事，有宋一代不乏先例。王素认为，如此“庆贺”当属“非急者”无疑，于是便有谔谔之言：“今西夏畔涣，契丹要求……宜留爵秩以赏战功，储金缯以佐边费。”这番话使宋仁宗决定罢赏，阻止了一个大规模“面子工程”。

王素谏“色”，更见其“贤”。

王德用，北宋名将，贵为鲁国公。《宋史·王素传》记载，王德用向皇帝进献二女，素论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非他人比也。德用实进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

不要小看“素论之”三字，王素居然管到了皇帝的后宫;也不要小看“帝曰”之寥寥数语，因二女子“已事朕左右”，宋仁宗摆出了进退两难的姿态。他还对王素推心置腹，连“世旧”都搬了出来，希望王素能够体谅他。但王素直言相告：“臣之忧正恐在左右。”

中国古代帝王都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王德用进献的二女子能“事朕左右”，自是颇得宋仁宗欢心。然而，美女既可使“朕”心猿意马，有碍励精图治，又有干政之可能，影响决策。历史上多有论者将此归咎于“女祸”。其实，问题根本不在于“女祸”，而在于“君王骄奢”。王素谏“色”，就是制约君王贪“色”图“奢”。他明知这样极易使皇帝恼羞成怒，但仍然寸步不让。

宋仁宗所说的“世旧”，指的是其父宋真宗与王素之父王旦的君臣关系。王旦辅佐宋真宗的时间很长。当初为迎合好大喜功的宋真宗，出现了“天书降世”的闹剧。宋真宗不仅给自己加上一串尊号，还封禅泰山，劳民伤财。王旦对此缄口不语，导致日后“天下争言祥瑞，群臣争颂功德，毁弃正气，荒废政事”。因此，王素不想重蹈父亲的覆辙。

在王素与欧阳修、余靖一起被任命为谏官时，蔡襄曾上疏宋仁宗，为忠诚刚正之谏官作“好名”“好进”“彰君过”之辨。此三辨，对于宋仁宗而言，不啻是打了预防针——谏官必然高调、激进，且善于揭示君王的过错。

对于王素之谏，尤其是谏“色”，宋仁宗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他并不认为这是王素夺他之爱，让他出丑，而是闻过则改，忍痛割爱——“帝动容，立命遣二女出”，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宋仁宗没有恼羞成怒，把王素撤职查办，恰恰相反，他还“赐素银绯，擢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这与宋真宗在“天书”闹剧中听谏而不用谏，“嘉其忠而不能从”相比，算是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封建史上的谏官制度显然有其局限性。贤臣犯颜直谏是否有效，取决于所谏的对象——君王。像王素这样敢于进言的贤御史，可为历代谏官之楷模。

图：付业兴  编辑：姚志刚 winter-y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