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培佳

摘   要： 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传教士借机入甬并开办教会女校，使宁波教会女校的建设走在全国前列。1844年，第一所教会女校甬江女子中学的前身宁波女塾创立，为教会女校之滥觞;1927年，甬江女子中学的教育权收归国有，从教育政策、宗教工作到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再到生源、校园文化建设，都出现新的活力。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女校，甬江女子中学的创立打破了以往教育观念，鼓励其他新式女子学校办学，不仅为女性争取了受教育的权利，还促进了宁波教育近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 民国   国有化   教会女校   甬江女子中学

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一直以优越的港口条件闻名遐迩。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中英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要求中国五口通商，宁波便是其中之一。宁波开埠后，在政治安全、商业贸易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僅如此，来自西方的思想随之传入，对宁波近代教育的变化产生了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国民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成为研究热点，甬江女子中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中学，必然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目前，关于甬江女子中学的研究，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将研究重点放在清末时期的校史整理、传教士、对华侵略等研究上。但是，关于民国时期甬江女中在浙江、宁波政府支持下从洋人手中收回权利，使甬江女中成为国人自办女校的发展研究较少。笔者拟从教会学校国有化发展情况作探究。

一、宁波教会女校的初期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相继来甬，试图在宁波传播基督教、发展教徒，妇女和儿童则成为传教的突破口。1844年，英国传教士马利姑娘（Mary·Ann·Aldersey）最先创办了宁波女塾[1]（114-123），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女校甬江女子中学的前身。随后，宁波地区相继出现了崇德女校（1857年）、浸会学校（1860年，后改为圣模女校）、裴迪女子中学（1860年）等早期教会女校[2]（32-35）。

最早的宁波女塾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导，将办学定位在初级教育，相当于今天的小学教育，教学内容以宣传基督教文化为主，主要学习《圣经》，以基督教教义代替中国经书[3]，辅以国文、初级英文、算数和缝纫、刺绣等女工课程，以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当时民众对于西方对华战争的恐慌，学校在招生上遇到了重重困难。为了扩大招生、消除障碍，传教士不得不想出新的手段吸引学生。在教会学校建立初期，校方明确免除学生的一切学杂费，提供三餐与住宿，教授技能，以帮助女性获得生存的机会。这样的福利吸引了一部分贫困家庭的目光，这些家庭无法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或者不愿意再为女儿支出开销，他们将孩子送进教会女校，以分担家庭的压力，确保孩子基本生存，所以初期的教会学校主要承担扫盲的任务。虽说当时能够顺利毕业的孩子屈指可数，但是这些女学生还是掌握了基本的英文知识，能够与外国人进行简单的交谈，使她们能在外国人开办的工厂谋求能够糊口的职位。当越来越多的女学生在外国工厂、公司找到工作，并拿着不错的薪水时，社会中有困难的家庭和女孩尝试着将希望的目光投向教会学校。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中途退学，宁愿放弃这些诱人的福利，也不愿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导致初期教会女校发展缓慢，举步维艰。

由于中国处于近代化的转折点，传统教育思想开始显露衰微的现象，千里迢迢来华的传教士并没有就此放弃推进基督教的宣传，而是在中国其他沿海地区继续开办学校、寻找机会。加之，教会学校往往愿意提供比较理想的教学生活环境，一些从教会学校走出来的女性成为受惠者，确实获得了改变人生的机遇，最终教会女校还是扎下根来。

二、民国时期教会女校的国有化

1923年，宁波地区的教会女校进行了合并，并正式命名为“私立甬江女子中学”。民国初期，随着中国局势的不断变化，爱国人士不断觉醒，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我们应该开办现代化教育机构，将教育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如此，还应该积极发展国内的女学事业。随后，浙江省率先施行了“教育主权回归”的措施。1927年，宁波政府订立了《收回外人所办教育事业办法》，规定“外人所办学校应由外国国籍之原创办人移交给中华民国国籍个人或团体接收办理，外人不得为校董”等，明确了在甬办校的资质要求。同年7月，甬江女子中学的教育权收回国有，移交中国人管理，并聘请宁波籍女性沈贻芗为新校长。1931年，甬江女子中学向浙江省教育厅注册立案“甬江女子中学”并获准，让学校跻身省立中等学校行列，在我国女子教育史上谱写了崭新一页。在第一任国人校长的带领下，一批先进教师共同建设学校，为女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学校的课程更加丰富，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办学的目的从传播基督教向培养女性社会人才发生转变。

在甬江女子中学的教育权交还国人之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其中规定：“教会学校的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学校的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其实，1925年，甬江女子中学就采用了新学制，学校中的基础设施、体系编制、课程与班级设置均尝试按照私立中学章程正规办理，使得甬江女子中学很快融入中国学制系统中，这一切成果离不开国人教师队伍的努力。早期教会女校中教师一职多由传教士直接担当，缺乏教育专业性;沈贻芗任职后，学校里的教师队伍有了显著的改变，无论是校董会成员、任职教师还是后勤人员皆由国人担任，其中近一半的教师为基督教徒，另一半无宗教信仰;这些教师多毕业于沪江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国民大学、上海美专、之江大学、上海大学、杭州职业学院、上海艺大等国内高校，还有一些老师从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洋归来，而且毕业专业与教授科目对口[4]，教师队伍质量很高。这些教师思想先进、具有责任心，认为“是则女子对于国家民族之职责，初不亚于男子也”[5]，对于甬江女子中学的建设极为用心。

随着教会女校的不断改革，甬江女子中学课程设置更加丰富多元，增加了多种实用性科目，如国文、英文、算术、历史、音乐、地理、生物、图画、手工、烹饪、体育、生理课[4]等。不仅有专业性学科，还有一些当时社会要求女性掌握的家政教学。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女校对体育锻炼极为重视，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学校配有运动服、底栏架、发令枪等体育设备，聘请中国女子体育师范毕业、金女大体育科毕业的专业老师，教务办专设体育主任，还组织了学校代表队，如篮球队、排球队以及田径队，各项目队伍每星期须按照排定时间训练[6]，体育教育很规范。当然，甬江女子中学在图书馆建设方面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据资料记载：“本校（甬江女子中学）图书馆，创立于民国十二年三月;藏书尚富，抗战军兴，学校内迁，所有图书，几近被毁……重新设立，络续购置，计有新中学文库，中华文库两浙名贤录，通志略、四书、青年从书、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鲁迅全集、暨字典、辞典、各种基本参考书及宗教图书等，又联合国驻沪办事处见赠中英文书籍图表四十余种……”[7]在学校的藏书中不仅包含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经典，还有大量进步书籍、外文书籍，学生的知识来源更加广泛。不仅如此，学校还为学生制订了每个学期的阅读计划：第一学期，一年级学生平均每人读四本书，二年级学生每人读十四本书，三年级学生每人读两本书[8]，督促学生保证高质量完成学业，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在学校文化建设上，甬江女子中学曾于1924年5月创办校刊《甬江声》，该刊物为中英文合刊，中文部分设有“言论”“小说”“随笔”“译述”“杂著”“诗词”“纪事”七个栏目，共130页，是主要刊发学生习作的学生读物。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先生曾为该刊题“清风唱和”以示祝贺，校国文教员杨守实先生曾在“发刊语”中写道：“《甬江声》是甬江青年女子的精神生活，换言之，就是甬江女子的呼声，……希望热心教育并主张尊重女权的同志们，互相提携，共同在这国民运动的康庄大道上做一点青年所应做的事。”该自创刊以来致力于关注社会，提倡妇女解放，展现了甬江女子中学积极向上、先进活跃的风气。由于甬江女子中学管理更加完善、声誉良好，报名入学的学生人数大幅增长，从1929年到1935年间，学生人数从88人增加到200人;学生中若有成绩优异、品学兼优者，将会保送到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继续学习，如沪江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大等，还有的学生会出国留学，拥有更多接受先进教育的机会;不仅如此，学校对教师队伍能力的提升极为重视。例如，沈贻芗于1935年在校董会的派遣下也获得了出国学习的机会——沈贻芗远赴重洋，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教育，并在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宁波第一位女性硕士研究生。

虽然当时的女子学校已经纷纷收回教育主权，但是这些女校的建设依旧少不了教会在经济上的支持，因此还是与原教会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女校课程中并未完全革除宗教课，收入的学生多为基督教徒，甬江女子中学依然带有浓厚的教会气息。在宗教工作方面，甬江女子中学作为教会学校，宗教因素贯穿始终。早期的教会女校以宣传宗教为教学目的，后期的甬江女子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基督教徒，学校便以宗教为校文化之一，主要起到了团结同学、管理同学的作用。国人自办之后，学校里“规定教授圣经课每级每周两小时，由学生选读，采用新约四福音及书信为脚本”[9]，并且每周安排各种宗教集会、学生布道工作及个人灵修事宜，依旧没有革除宗教事务，但是宗教已不再是掌控教育权的工具。

三、教会女校国有化对近代宁波的影响

甬江女子中学作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女校，建立的初衷其实是通过学校教育传播基督教。随着教育权收归国有，新式的教会女校不仅动摇了传统教育体系，改变了民众的老旧观念，还鼓励了更多女校的开办，培养了女性人才，鼓舞女性接受教育、走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宁波教育的发展，为宁波教育近现代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首先，教会女校走向国有化助推社会打破传统教育观念。最早尝试进入教会女校就读的多是为了减轻生活负担、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随着社会认知的提升和社会进步，一些富裕人家的女孩开始主动要求入学，学生人数大幅增长，据统计，从1912年到1918年，甬江女子中学的学生人数维持在60人—90人，1919年起，学校人数翻倍，上涨到130人—150人[10]，每年都在递增。

在甬江女子中学一期的学生家长职业统计表中，从事商业的达340户之多，是其他职业如学、农、医、新闻、律师等的30倍[11]，可见家中经商的女生更愿意进入教会女校学习，与经商家庭氛围更开放、宽松有较大的关系。虽然学生家庭中以商人占多数，但是不乏其他传统的农业、宗教家庭，表明宁波社会正渐渐摆脱之前对传统思想对女学的固有态度，开始接受教会女校带给社会的推动力。

第二，教会女校国有化后，为女性的发展带去了更深远的影响。后期，教会女校主要负责培养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才，而不仅仅限于发展基督教徒，毕业生社会流向更加广阔，女学生的职业生涯有了广泛的选择，她们开始走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很多地区还建立了“妇女事业委员会”帮助妇女解决就业方面的问题，委员会还督促各个教会为了“推进妇女工作起见，请未设妇女会之各区教会设法近期内组织妇女会，加强教会内妇女事业，已有婦女会者亦应注重内部之充实”[12]。虽说当时能够担任这些职位的女性依旧数量不多，但是已经对周围的女性和男性造成了不可小视的影响，人们对妇女的社会地位愈发有了认可，鼓舞更多的女性加入社会发展的浪潮。可以说，甬江女子中学对女性人才的培养具有极大的功劳，相当一部分职业女性都是从教会女校毕业的，她们相继从事传教士、教师、医护人员等职业，在女性人群中起到了极大的号召作用，促进妇女互帮互助，使越来越多接受过先进教育的年轻人开始鼓励女性接受近代化教育，并以身作则投入教育事业之中，改变了许多女性的命运，深深地影响了浙江教育的改革。

第三，教会女校国有化进一步促进了宁波教育近现代化。学校、学制的完善是教育进步最直接的表现，从开始尝试办学，到后期被社会广泛认可，教会女校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女校在大众的审视中逐步成长。同时，女校发展为宁波教育事业的进步带来了作用力，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学习、成长的机会。值得关注的是，这其中相当一些男性不仅普遍接受女学，还投身于女子教育事业中，在教会学校开办后期，学校教师队伍不乏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教师，并且相当一部分并非基督教徒，不是出于宗教目的，而是从思想上鼓励、支持教会女校的发展。可见，在近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宁波作为港口城市比内地更早一步接触先进思想，人们的观念随时代变革改变，近代教育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教育模式逐渐被淘汰，现代化学校开始取代私塾教育。

随着近代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教会女校的教育权从传教士手中归还到国人手中。早期接受女性教育的国人，成为中国自办女校的主力军。女学教育不再仅仅是传教士传播基督教文化的途径，而是成为女性开始接受教育、走向社会的平台。随着教会学校国有化，宁波地区的女校迎来了新发展，女子教育开始受到普遍认可，一时形成了女性求学的风气，不少上层社会纷纷认同女性接受良好的教育。由此，女童到了适学年龄进入女校学习，不再是一件稀奇的事。女性主动提出，或在家庭的鼓励下接受先进教育，不再是不能启齿之事。更多的家庭让女兒学习文化知识，获得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参与工作的机会，而不再是简单地培养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校采取了新的学制，为求学的女童带去了改变人生的机会。凭借教育改革的良好基础，宁波地区的学校开始成为早一批向近现代化迈进的教学单位，推动了宁波教育事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田力.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若干问题新探[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42（04）.

[2]谷雪梅.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浙江女子教育[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05）.

[3]崔运武.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浅析[J].史学月刊，1988（2）.

[4]宁波市档案馆.教职员学历、所任科目及时数[Z].甬江女子中学教职员一览表.全宗号旧10-1-307.

[5]宁波市档案馆.私立甬江女子中学二十五周纪念庆祝大会记[Z].全宗号X1.1-56.

[6]宁波市档案馆.校务概况-体育概况[Z]. 全宗号X1.1-56.

[7]宁波市档案馆.校务概况-教育概况[Z].全宗号X1.1-56.

[8]宁波市档案馆.Minute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Riverside Girls Academy[Z]， Ningbo， April 17， 1923，P5.

[9]宁波市档案馆.校务概况-宗教工作概况[Z].全宗号X1.1-56.

[10]宁波市档案馆.甬江女子中学十年来学生人数比较表[Z].全宗号旧10-1-307.

[11]宁波市档案馆.甬江女子中学廿五周年纪念刊及同学会记录簿[Z].全宗号旧10-1-307.

[12]宁波市档案馆.普福钟（第五期）[Z].全宗号旧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