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红

摘   要： 《洛丽塔》在新时期中国的出版，以及文学形象历经系列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色情、淫秽为其代表性特征，学界对它颇有顾虑，译介和出版界采取了试探性迂回策略;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洛丽塔》大量出版发行，经典与媚俗共存;2000年后，对《洛丽塔》的研究日趋活跃，成果丰硕，其被奉为经典。《洛丽塔》在新时期中国的出版及形象变迁，折射出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化语境历经的剧烈变化，借此可管窥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化观念乃至社会发展的演变图谱。

关键词： 《洛丽塔》   出版   新时期中国   文学形象变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洛丽塔》因具有争议而备受世界关注。彼时，中国的文学语境形成等级化文学格局，无产阶级文学受到青睐。作者纳博科夫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中国，被视为反动颓废的作家而遭到拒斥。《洛丽塔》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在中国得以试探性的介绍出版。它在新时期中国的出版历程和文学形象，有着如下曲折的经历。

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八十年代初，纳博科夫的作品开始受到中国文学期刊的关注，1981年，《普宁》首先得到译介。从翻译选择看，《普宁》比较符合当时中国深受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纳博科夫是当时公认的现代派、后现代派作家，现代派、后现代派在当时的中国争议很大，“性”问题尤其敏感，含有乱伦、恋童主题的《洛丽塔》在当时可能会带来问题。其次，当时的出版风波也影响了它的出版。1979年，《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飘》的出版在当时招致无数责难，这种局面直到1980年6月才得以平息，和这两部小说相比，《洛丽塔》尤甚。不过，译者梅绍武在《普宁》的《译者的话》中浓墨重彩地介绍了《洛丽塔》，且把《洛丽塔》的内容简介置于《普宁》内容简介之前，由此看出梅绍武对《洛丽塔》的微妙态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曲径通幽的迂回策略，体现了译者的良苦用心。这折射出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学观，反映了当时出版界和学界的一种心态和处境。

八十年代，翻译出版不时遇到阻力，《洛丽塔》的乱伦和恋童主题更为当时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所不能接受和容忍，出版社和译者顾虑颇重。《洛丽塔》在中国长期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整体而言，在彼时的观念当中，《洛丽塔》归于色情、淫秽书籍。1988年，《读书》刊出董鼎山为《罗丽泰》写的译本代序：《罗丽泰四十二岁了》。该序言开启了对该书的研究。1988年，《外国文学评论》刊登了罗黛的《象征：读〈洛丽塔〉》，这是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研究成果。《洛丽塔》在1981年随《普宁》来到中国，后经董鼎山、罗黛等人译介，且中国编的美国文学史纲也有介绍，但在1989年前，有长达8年的时间，《洛丽塔》都未在中国出版。除了当时特殊的文化语境外，还有两个直接原因：其一，《普宁》并未引起中国内地读者的广泛关注;其二，《洛丽塔》的出版受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影响。1986年，漓江出版社申报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未获批准。同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朱正因出版该书受到处分，小说被查处。当时正准备出版《洛丽塔》的漓江出版社编辑刘硕良决定将《洛丽塔》延后出版（黄建人于1986年即完成《洛丽塔》的翻译）[1]。

2.媚俗化的《洛丽塔》扎堆出版

1989年，5个《洛丽塔》中译本在中国扎堆出版，且发行量很大，形成《洛丽塔》热潮。5个版本分别是：华明、任生名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译名为《堕落病态的爱——罗丽塔》;黄建人译本（漓江出版社），译名为《洛丽塔——鳏夫忏悔录》;麦穗译本（海天出版社），译名为《罗丽塔——一个中年男子与少女的畸恋》;于晓丹译本（江苏文艺出版社）;彭晓丰、孔小炯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译名为《罗莉塔》。其中四个版本从译名到封面都很媚俗。这种情况与其曾是禁书及世界性争议不无关系。此外，还有几个具体、直接的原因。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决定地方出版社改变“三化”方针，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长沙会议改变了过去地方出版社不能出版大部头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和翻译小说的局面[2]（60）。除河北人民出版社外，其他几个出版《洛丽塔》的出版社都得益于长沙会议的决策。另外，1988年12月27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发布实行《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夹杂淫秽、色情内容而具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不属于淫秽出版物、色情出版物的范围。”这似乎是为《洛丽塔》量身定做的。因此，河北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和海天出版社很快顺利推出《洛丽塔》。第三，八十年代初出版业改革，出版社自负盈亏，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局，漓江版问世不久即被读者举报。新闻出版署组织专家进行审查，认定《洛丽塔》是部好作品[3]，结果有惊无险，《洛丽塔》因祸得福。这个来自官方的权威认定打消了出版界和译者的重重顾虑，其他两个译本也相继出版。

1989年版的《洛丽塔》“欲望”特征十分突出，这是出版社为了迎合大众文化消费心理，刺激销售，实现经济利益的结果。八十年代后期，奉行实利主义原则的市民文化逐步形成，文化与商业在这一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互相利用[3]（390-391）。文学因娱乐化和商业化而误入歧途。

九十年代后，另有多家出版社出版《洛丽塔》，译者众多，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洛丽塔》仍被庸俗化消费。1995年，《外国文学》刊登了于晓丹的论文《〈洛丽塔〉：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作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洛丽塔》译者，于晓丹对这部小说的理解相当透彻，他多角度、多层次地对该小说进行了独到的解析，这一解读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具有示范性作用，成为后来《洛丽塔》研究者必须参阅的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晓丹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庸俗化和经典性的辨析，改变了当时人们对这部作品“色情内容”的庸俗化理解，为以后人们对这部作品的经典性认识做了很好的铺垫。然而除此之外，学界对《洛丽塔》鲜有评论和研究。而且，于晓丹的这篇很有气象的论文在2000年之前并未引起多少关注。人们对《洛丽塔》的兴趣仍然未能脱离庸俗化的概念。为什么一方面《洛丽塔》铺天盖地，另一方面学界却在10年时间内几乎噤声？李景瑞给出了答案：“一是引进版图书，大多涉及两种文字和两种文化，这对书评作者知识的要求更高了，作者不易找。二是高校和研究机构，通常只教、只研究外国名家的高雅著作，而当今引进版图书中，却是大量尚无定论作家的通俗作品或实验作品，不少学者对它往往不熟悉、不欣赏，以至于‘不敢或‘不屑去写去评。三是书评报酬太低了。”[4]市场巨额利润的诱惑，使九十年代的“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了经济学的特征”[3]（406），致使“翻译出版过度膨胀”“重复出版严重”，造成“过滥”“混乱”等现象和“评论不受重视”“导向声音薄弱”等局面[5]。《洛丽塔》即在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被双重利用和双重消费：其经典性被用来取得合法化地位后马上被消解，其庸俗性取而代之，并在十年內长期占据上风。

3.經典化的《洛丽塔》及繁荣的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洛丽塔》继续重印，于晓丹译本再版，主万译本出版并15次再版，不再故意突出其欲望特征。1962年和1997年两部《洛丽塔》同名电影也被引入，脚本均被译介出版。2011年，伊朗女学者阿扎尔·纳菲西的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发表，《洛丽塔》又在中国增添了一种崭新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形象。《洛丽塔》开始以颇具规模的气势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2002年，黄铁池的《玻璃彩球中的蝶线——纳博科夫及其〈洛丽塔〉解读》是继于晓丹之后又一篇重量级论文，成为被研究者争相引用的文献。自2000年始，针对《洛丽塔》的研究论文众多，相关硕博论文大量涌现，还有一些国外研究《洛丽塔》电影脚本及导演、编剧、演员谈论《洛丽塔》的文章被译介过来。李莹的《2000年以后国内外关于〈洛丽塔〉的研究综述》，将学界对《洛丽塔》的研究做了细致、全面的总结和分析。她以表格的形式，多角度地进行了直观、详细的统计，指出目前国内研究的不足之处。到目前为止，学界的研究几乎面面俱到，评论者还将存在主义、权力学说等理论工具运用到研究当中，延展了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纬度。2000年以来，中国对《洛丽塔》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学界对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评价和研究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远远超出八九十年代，摆脱了媚俗化理解，还原了其经典性地位。一方面映射出“中国文学文化界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6]（216-217），另一方面足见文学对人、对社会的透视远远超越社会学和政治学，扩展至伦理、心理、行为、功能、人类文化和哲学等多个领域。

4.结语

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受到现实主义文学观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洛丽塔》被完全拒斥在外。八十年代初，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比较健全的文学环境和文化规范逐渐形成，文学翻译“主要从文学角度选择要翻译的作品。因此，过去长期被排挤在文学翻译系统边缘的外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界特别重视的翻译对象”[7]（1451）。《洛丽塔》在此背景下进入国人视野。然而，由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仍然存在矛盾和冲突，现代派仍然遭到严厉批判，文学界尚存在激烈的斗争[3]（364），对该书不得不采取迂回的译介策略。1989年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功利的市民文化大行其道，价值观出现错位[3]（390-391），该书作为经典名著得到合法出版，又作为色情文本以实现经济利益，评论界失声。既体现了文学接受的多元性，又体现了平庸化和商业化的典型文化现象。2000年后，《洛丽塔》的经典地位得到确认。学界越来越关注，研究和评论风生水起，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维度日渐延伸。《洛丽塔》作为严肃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存在得以还原，反映了学界对现代派、后现代派认识上的逐步成熟。

《洛丽塔》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视野中的形象变迁过程，是中国新时期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自我定位、追求自身发展的努力过程。中国新时期，面对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思潮，历经谨慎接纳、矛盾、抗争、艰难选择和辨别，到完全自主能动地与世界多元文化相衔接，以崭新的现代精神和开放气度与世界文化和文学进行交感和对流，最终培植出超越的理想。这一变迁过程，也反映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翻译文学经典形式库的变迁和重构过程，透射出中国新时期自身文学发展和完善的需要，与中国新时期自身文化语境和文学观念的嬗变相呼应。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工具，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新时期不同时段文学、文化观演变的一种图谱。

参考文献：

[1]张英.50岁《洛丽塔》的11个中国面孔[N].南方周末，2007-06-27.

[2]马守良.飘的出版与出版改革——浙江出版改革初期的回顾[J].中国出版，1999（1）.

[3]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5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08.

[4]李景瑞.引进版图书现状浅析[N].中华读书报，2008-01-26.

[5]李景瑞.翻译出版风雨三十年[N].中华读书报，2008-05-14.

[6]杨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纳博科夫研究[J].人民论坛，2011（06）.

[7]査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