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说不能孤立地产生，必须与特定的时代、社会、文化相关联，唐传奇豪侠小说中就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结合社会性别学来看唐传奇豪侠小说，便能窥探出其背后所蕴藏的唐代文人特别的女性观。虽然特殊时代风气的浸染使得唐传奇豪侠小说中有一定的女性意识的萌芽，但男权话语的控制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女性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

关键词：唐传奇;豪侠;女性观;男权

中国文言小说行至唐代形成了一个高峰，正如鲁迅所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之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被视为中国小说的真正开端，历来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而“豪侠”正是唐传奇三大表现题材之一。中国侠文化亘古绵长，早在秦汉之际就已经出现了大量游侠儿，文人自古以来多有一个侠客梦，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豪侠世界。侠客的世界刀光剑影、打斗杀伐，似乎只能以男性为主导，与男性的阳刚勇猛之气相辅相成，而女性历来被人们定义为阴柔温顺，理应被娇柔地深藏于闺阁之中，远离血气江湖，与侠根本绝缘。但唐代豪侠传奇中却塑造了大量的女性角色，她们性格各异、姿态万千，有的甚至走出深闺仗剑天涯自己做了侠客，相比于爱情婚恋传奇中的女性，这类侠女显然更加耀眼夺目，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魅力。相较于仅仅从纯文学角度来对文本进行阐释所带来的单一视角和狭窄视野，从“文学——文化”的多维视角出发进行综合考察将克服这些弊端，带来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唐代豪侠传奇的生成与演进也必然与其时的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制度、文人心态紧密联系，男性作家位于男性主义立场却塑造了大量女性形象，反映了唐代文人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心理。本文将立足于唐传奇豪侠小说，探究其背后所蕴藏的唐代文人特殊的女性观。

一、女性意识的萌芽

唐代政治统治宽松，没有此后几朝对思想的严密管控，“唐时禁网宽弛，无文字忌讳之祸”，文人生存环境较为自由。唐代奉道教为国教，道教崇阴，一直以来都有女性崇拜的传统。再加上唐代文化深受“胡风”濡染，贵族妇女贞节观淡薄，整个社会风气开放。而武则天临朝称帝则使更多人开始正视女性的社会价值，所谓牝鸡司晨、乾坤倒转国家却仍海晏河清，这给了女性极大的鼓舞，太平公主、韦后、上官婉儿等女性登上政治舞台，“阿武子尚为天子，天子女有何不可乎”，武则天给予女性的榜样力量已经深入人心，女性政治权力上升。在种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唐代女性地位相对于其他朝代要略高一些，站在男性作家的立场，无论有意无意，他们在创作时都不可能不受这种时代风尚的影响，“唐传奇中非现实、现实、侠义题材的出现清晰的显示着男性带动女性走向解放的步伐。”若高谈女性解放着实言过其实，但唐豪侠传奇中涌动着女性意识的萌芽却是不争的事实。

唐传奇豪侠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萌芽主要体现在侠女身上。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女性一直是被要求和被塑造的，贤妻良母成为成年女性唯一需要扮演的角色，“女人除了生育和主持家务劳动以外，参与公共领域的权力都一一丧失”，而这些侠女却勇敢突破了家庭私领域的禁锢与限制，进入了以男性为主的公领域中，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侠女们能力出众，聂隐娘身手了得，能够“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红线有超人之力，“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她们比男性更加出色。她们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有的作为幕僚帮助藩镇主进行政治斗争，红线和聂隐娘都如男性下属一般为主效力解忧，有的甚至拥有确切的官职，如红线，“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乃俾掌其笺表，号曰‘内记室’”，有的以身救主为主雪冤，窦参最后能洗刷冤屈是仰仗其奴上清向圣上辩白求情。男性作家在塑造侠女形象时通常忽略其外貌，他们或多或少意识到了女性身上的其他闪光点，女性不再是以色侍人，而是以能力见长。这类小说中男性角色反而相对弱势，成为了被保护、被挑选、被劝诫的对象，原本属于男性的责任却由女性来承担，封疆大吏刘昌裔完全仰仗聂隐娘的保护，否则就有性命之忧;本应由薛嵩完成的“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的职责是由红线来代替他完成，红线奔走在台前，薛嵩反而隐匿在幕后;磨镜少年在婚姻关系中失去了主动权，是被挑选的对象;红拂女主动择偶，离开了日渐式微的杨素而选择李靖，遇到虬髯客时，李靖并未识出其人气度非凡，反而对他的举动感到愤怒异常，而红拂女慧眼识英雄，“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对虬髯客恭敬有加，这才有了李靖后来的发迹，可以说红拂女的胆识才见都在李靖之上，李靖最后能够成事，红拂女的帮扶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男权话语的控制

中国文学的话语权长期被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是被书写的对象，男性总是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塑造最合乎己意的女性形象。唐传奇豪侠小说虽然有些许女性意识微显，但并不能就此认为女性崛起的时代即将到来，唐代并不具备变更性别意识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尚未变更，儒家社会伦理仍处于强权地位，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秩序仍然存在，豪侠小说的作者全部为男性，这些身处其时的唐代文人们的思想仍是以男权主义为主导，男性话语在文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女性形象被打上了深深的男权文化的烙印。

不同于侠女能力非凡能走出闺阁掌握一定主动权，豪侠传奇中还有不少弃妇形象，她们在家庭中位置低下，仍为男性之附庸，为其所操控。《柳毅传》中龙女的丈夫放浪不羁，厌薄龙女，公婆也偏袒自己的儿子，竟因此毁黜龙女，让她“牧羊于野，风环雨鬓”，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段婚姻关系中龙女一直被压迫被虐待，但她除了哭泣却也无力反抗。在中国古代，女性通常被视为男性的私人物品，为了保证自己对物品的绝对所有权，男性对女性的贞节格外看重。《柳氏传》中柳氏为了保全自己的贞节，舍弃美貌，剪发毁形出家。谢小娥完成了为父报仇的壮举之后返回家乡，“里中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嫁”，为表其志削发为尼，李公佐在赞美她时不单言其义，还言其贞，“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不同于男性侠客，唐代文人显然对女性侠客有着更高的要求，侠士之侠与节妇之贞，二者需要兼备。男性文人骨子里的男尊女卑思想让他们仍对女性怀有鄙夷之意，红线前世做郎中时治死了人，方才被惩罚这世做女人，可见唐代文人认为女性地位天然就比男性低贱。聂隐娘功成身退之后不要其他，只给丈夫求一虚职，回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轨道。男性文人通常还会忽视女性的情感，以自我为中心，为了塑造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有时会使这些女性出现不合理地畸变。《贾人妻》中那位妻子平时温柔可人、勤劳贤惠，但一旦大仇得报就忽然转性，残忍杀死尚在襁褓之中的自己的亲身骨肉，男性文人为了使女侠的形象更显其奇，泯灭其母性，体现出了男权话语对女性的绝对操控。

唐传奇豪侠小说均出自男性之手，女性仍然处于被塑造被描繪的地位，虽然有部分女性可以进入公领域，但是数量有限、介入不深，男性文人仍按照己愿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强化贞节观念、轻视女性、忽视女性情感，女性意识的光芒只是微微闪动，男权话语的阴影挥之不去。唐代文人的女性观终究还是未能跳出封建社会的藩篱，女性在唐豪侠传奇中仍然位于边缘地带，男性文人所给予的些许目光与权力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在他们笔下，女性不可能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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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牟洪枢（1998—），女，汉族，四川阆中人，学生，硕士在读，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