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琦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每当这首铿锵有力、催人奋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响起，都会以排山倒海般的雄壮气势，让无数中国人热血沸腾。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竟出自一位当时年仅24岁的朝鲜青年，他的名字叫郑律成。郑律成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一生共创作360 余首脍炙人口、感染力极强的音乐作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身到了伟大的作曲事业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9年9月14日，郑律成被评选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成为与聂耳、冼星海共同获此殊荣的三位音乐家之一。

投身革命 结缘中国

郑律成，原名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出生在朝鲜南部全罗南道光州一个农民家庭，祖上是两班阶级，属于朝鲜贵族，日本入侵后家道逐渐败落。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署，朝鲜被日本完全殖民地化。郑律成的父亲郑海业为避免家中子女接受奴化教育，把他们都送到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崇一学校”和“新兴中学”，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牢记民族仇恨。

郑律成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仁济都参加过朝鲜“三一运动”，为避开日本人的追杀，先后逃到中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哥郑仁济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和朱德是同学。三哥郑义恩负责为南京朝鲜义烈团军政学校招收学员，秘密号召朝鲜青年入校。郑律成的姐夫朴健雄也曾跟随以金若山为首的义烈团成员进入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国难当头，少年时期的郑律成在兄长们的影响下迅速成长，很快也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

1933年春，满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憧憬和热情，年仅19岁的郑律成从朝鲜木浦登上了“平安丸”轮船，经釜山绕道日本长崎来到中国上海，最后到达南京，进入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学习。该校创办于1932年，由在中朝边境以暗杀手段进行抗日活动出名的义烈团首领金若山创办。郑律成的姐夫朴健雄是教务主任，也是他的第一位革命导师。经过一年左右的学习，郑律成不但掌握了射击、爆破和战术等实战技巧，同时也通过世界史、唯物史观和朝鲜独立运动史的学习提升了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

郑律成的音乐之路自始至终与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抱负相辅相成。郑律成的第一位音乐启蒙人是他的舅舅崔兴宗。崔兴宗是牧师和慈善家，家里有许多西洋名曲唱片，还有台留声机。郑律成天天去舅舅家听，每天唱歌、抄谱，背诵世界名曲。尽管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早已深深融入到了他的血液之中。因此，当1934年郑律成从朝鲜干部学校毕业，被派往南京鼓楼电话局搜集日本人情报时，对音乐的热爱又使他多了一个掩护自己的身份——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能够在如此艰难的岁月中学习自己最喜爱的音乐，这对郑律成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在杜矢甲的介绍下，郑律成有幸拜师于著名外籍教授克利诺娃学习声乐，而他惊人的音乐天赋也让克利诺娃连连称赞，一心想要栽培这位难得的音乐天才。克利诺娃甚至认为，只要郑律成能去意大利学习深造，就定能成为“东方的卡鲁索”（著名意大利歌唱家）。不过，一心向往革命和实现救国理想的郑律成并没有选择意大利，而是像很多中国青年一样，选择把个人的天赋和时代的使命结合起来，奔赴延安，接受革命的洗礼，并最终成为了中国乐坛上明星级的作曲家。

1936年春，郑律成加入抗日救亡组织南京青年文艺团体五月文艺社。在五月文艺社成立大会上，这位远道而来的朝鲜青年一边弹着曼陀铃，一边唱起悲壮激越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朝鲜民歌《阿里郎》，歌声传递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热忱和国际主义精神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位热血青年。郑律成还积极为五月文艺社的社歌谱曲，“五月榴花艳艳天，中华碧血更鲜艳，民族国耻凭谁雪，时代青年勇向前”。

也正是在五月文艺社时期，郑律成广泛结识了一批国内一流的进步文艺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在全国一片抗战呼声中，郑律成的老战友罗青获得释放，两人约好在南京中央饭店见面。罗青此行还带了一个人准备介绍给郑律成，他就是大音乐家冼星海。此时由冼星海谱曲的救亡歌曲《到敌人后方去》和《路是我们开》已经唱遍全中国，早已成为郑律成心目中的偶像和知音。两人相见恨晚，见面后双方都很兴奋。郑律成唱起了冼星海谱曲的《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冼星海为郑律成浑厚高亢的嗓音所震撼，主动提出要送眼前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去上海继续深造学习。尽管最后由于上海抗战形势激烈，冼星海的演出队提前离开前往江浙一带去做抗战宣传工作，两人未能如约见面，但这段未了的师生之情很快就在革命圣地延安再续。

响应号召 奔赴延安

在上海期间，郑律成结识了时任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领导人、“左联”成员杜君慧。在杜君慧的鼓舞和帮助下，郑律成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参加了上海大众电影读者会第五队和战地服务团，开始源源不断地把他对革命的理解和热情转化成跳跃在五线谱上的音符。他对革命的向往正如在他谱曲的《发动游击战》中所唱的那样：“不怕敌人炮轰猛烈。我们的大刀锋利，发动游击战争，深入敌人的腹地，破坏敌人的工事，削弱敌人的兵力，等到目的达到，马上一溜烟去。”而杜君慧也很喜欢眼前这个有抱负的青年，向他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介绍红军走过两万五千里的艰难路程已经到达陕北，延安已经成了抗日救亡的心脏。

当时的延安除抗日军政大学外，中共中央已经筹资建立了一所陕北公学，专门吸收国统区知识分子培养革命新生力量，正在招收学生，将于1937年9月开始上课。当郑律成从杜君慧那里得知这些情况后，就更加迫切地希望到延安去。他说：“杜君慧对我的政治教育是很大的。告诉我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情况和延安情况。当时我的年龄也不大想念书，也信仰共产主义，又想去前方抗日，因此和姐夫、杜君慧商量了我去延安学习的问题。”与此同时，浦东的战火开始蔓延，局势越来越紧迫，郑律成必须离开上海。尽管身在异乡，青年郑律成的延安之行却得到了诸多革命同志的支持和鼓励。当时担任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的著名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慷慨拿出30 银元作为资助解决了路费问题，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潘汉年以及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也先后为他开了介绍信。23岁的郑律成，就像战士背着武器一样，怀抱着心爱的小提琴和曼陀铃，带着日文版金边装饰的《世界艺术歌曲选》和《世界著名歌剧选》，怀揣着对革命真理的无限期待，毅然开启了奔赴延安的征途。延安之行，成为了郑律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正是在延安，郑律成的音乐和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1937年10月，郑律成抵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第一期七队。为培养革命文艺人才，陕北公学设有音乐组、美术组，聚集了一大批国统区来的艺术人才和文艺青年，大有“艺术之校”的势头。11月1日，五百多名学生就在陕北公学大院里举行开学典礼，郑律成正式开启了他在延安的音乐求学之路。

然而，相比较于南京和上海，延安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供给制下，大麦粉、油都是定量供应，学员人均津贴只有一元，而当时一升的大麦就要八毛。吃穿住都需要自己动手，学员们挖窑洞，开荒种菜，捕猎山中野味解决伙食问题。郑律成说：“当时，延安还很荒凉，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大家住窑洞，吃小米饭，生活很艰苦。”同样，陕北公学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讲堂，没有饭堂，没有自习室。学生除了睡觉在窑洞里，整天都在露天活动。即使是在寒冬，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度，大家还在露天上课、读书、吃饭”。

不过让郑律成十分敬佩的是，尽管物质生活艰苦，延安的官兵津贴却差别很小。也正是这种政治生活上的高度平等，才吸引了数以千计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奔向延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是一片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很多从国统区来的人，都谈到过他们到达延安以后，所获得的那种“解放感”、“自由感”。

“解放了的主体需要情感宣泄”，而这种情感宣泄在延安的表现形式就是迅猛展开的“歌咏运动”。学校里、部队里、工厂里、机关里都在唱歌，在艰苦的斗争生活中，音乐可以给人以振奋的力量，人们在这种集体大规模的歌唱中，更是容易宣泄难以抑制的激情和冲动。“随时随地集体地、大声地歌唱”在延安成为一种盛极一时的风气。上万人的合唱，使得延安这座依山傍水的小山城成了音乐之城、歌咏之城，也在郑律成心中点亮了理想之光。

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是歌咏运动的主力。每逢集会，各个连队排着队伍，举着旗子，进入会场后，就开始互相“拉歌”，千人万人被歌声团结到了一起，听着统一的号令，一唱再唱，尽兴尽情。郑律成自然是延安歌咏活动的积极分子，还经常在成千人的群众集会上指挥大家歌唱。每逢星期天，他还带着小洋琴（即曼陀铃），来到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为群众弹奏和演唱狄盖特的《国际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以及他自己在南京时的习作《战斗妇女颂》等，无时不刻地想着把革命和抗战的歌声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

这种充实而亢奋的精神生活使得郑律成在延安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朝鲜独立的信心，促使他拿起笔，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经典的革命歌曲，成为在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作曲家。在郑律成的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人们怀着对革命的向往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又从这里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四面八方”。1938年3月3日，在陕北公学第一期毕业典礼上，郑律成在延安创作的第一个作品《陕公毕业同学歌》（程浩飞词）被唱响：“坚决地走向前线，同志们，别迟延，别留恋。……同志们已都是坚强的铁汉。为了坚决抗战，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先去吧，同志们，很快的我们追随在后面。”

歌颂延安 拥抱鲁艺

戏剧、音乐、美术和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当时，抗日军政大学主要是培养军事干部，而陕北公学以培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高级干部为主，筹建一所专门培养抗战所需的文艺干部的学校在延安已经刻不容缓。由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联名发起，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1938年3月7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公布了行政和教学机构后，第一批学员直接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中录取。因此很快3月14日就开始上课，4月10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最初的鲁迅艺术学院只设有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系。郑律成是音乐系第一届15 名学员中的一员，在校学习时间是1938年3月14日至7月24日。自从在上海中断了与克利诺娃的声乐学习后，郑律成一直想继续学习音乐。而这次的时间虽仅为三个多月，却是郑律成一生中仅有的专业音乐学习，奠定了他一生音乐创作的基础。

鲁艺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专修科”，必修课有列宁主义、中国革命、辩证法、中国文艺运动、艺术论、苏联文艺、共产党、军事八门功课，专修科由各专业自行制定。音乐系的专修科课程分四组：作曲、声乐、器乐、指挥。然而初创阶段，物质条件极差，学校工作没有走上正轨，音乐系最初的教师只有吕骥、向隅、唐荣枚三人，但这并没有消减师生们的教学热情。“缺乏教员，就发动集体的讨论和研究；学员水平参差不齐，就让强的帮弱的；没有乐器，破烂的乐器、胡琴、笛子，简单的打击乐器如竹板都被利用上了。没有作曲教材也没有合适的参考书，新的诗歌、旧的歌谣、宗教作品、儿童歌曲全是研究对象。”

郑律成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第一届学员中的佼佼者，“不但作曲好，唱歌和器乐也很好”。为了把梦想变为现实，他在这里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读书、听课，刻苦自学。为了练习自己的演奏和歌唱基本功力，即便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总是拿着小洋琴，或依靠在窑洞门口，或坐在山坡上，边弹奏边放声歌唱，“畅快地抒发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革命圣地延安的感情”。不过，郑律成刚到延安时，和周围的环境并不是很合拍，大家都觉得他有些“散漫”：“比如大家在延安都热心学习马列主义，唱歌也唱抗日救亡歌曲。他却随身带来日本出版的两本精装世界歌曲集。有时用原文，有时用日文一人独自吟唱贝多芬、舒伯特、普契尼的名曲，大家都觉得他特别，与周围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郑律成刚入学时的延安，会唱外国歌的人很少，因此弹唱外国歌的郑律成显得有些异常。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学校的艺术气氛越来越浓，来找郑律成借《世界艺术歌曲选》《世界著名歌剧选》的同学也随之多了起来。当时鲁艺图书馆虽然不乏中外名著，却唯独没有世界音乐经典这方面的资料，因此他这两本曲谱就显得十分珍贵，很快也被采纳为音乐系的教科书。不过真正让大家对郑律成刮目相看的，是他进入鲁艺不到一个月，即1938年4月下旬就创作了歌曲《延安颂》，由此在延安一炮打响。

《延安颂》的词作者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女诗人莫耶。莫耶(1912-1986)出生在福建省安溪县，抗战爆发后，加入以左翼戏剧家左明为队长的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剧，从事抗日救亡演出活动，1937年到达延安，进入抗大第三期学习。鲁艺成立后，莫耶进戏剧系第一期学习，后又转入文学系第一期。莫耶曾深情地回忆当时创作歌词的情景：“一次延安城里开大会。散会时已是下午5时左右，我们走出北门外，爬上鲁艺所在的半山坡，放眼望着眼前一队队从城里出来走向山野田间的战友，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延安沸腾了。这时，郑律成同志和我们几位同学站在一起，眺望着动人的场面。律成同志对我说：‘给我写首歌词吧！’他要我写歌词，已经说过几次，但我总想不出写什么好。这时他一说，引发了我的满怀激情。眼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清澈的延河水哗哗地歌唱着，接着月亮也升起来了，这一切美丽动人的景色，使人心情激动，思绪联翩。于是，就眼前的情景，我急急抽出笔来，把满腔的激情和感受，倾泻在小本子上。歌词写好，加上题目《歌颂延安》，交给了律成同志。他接过看了后高兴地拿走了。”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

作为一个作曲家，郑律成坦言自己对歌词创作很挑剔，但莫耶《歌颂延安》的歌词一拿到手，他就被吸引住了。“夕阳塔影”“月色流萤”，这种诗情画意让作曲者浮想联翩。延安是一个符号，郑律成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远离故乡数千里的延安。音乐创作就是把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爱与恨、悲与喜引发出来，但单靠空洞口号是不能感染人的。

拿到歌词后不到几天的时间，郑律成就谱好了曲。曲子写完后，郑律成立即去找上海克利诺娃声乐学习时的同窗、现在的音乐系老师唐荣枚。因为歌声优美动听，在延安人们都亲切地称唐荣枚为“夜莺”。她听了郑律成作曲的歌曲非常激动，二人每天登上山顶练习二重唱。几天后，在延安大礼堂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音乐会，全场座无虚席。第一个节目就是郑律成和唐荣枚的男女声二重唱《歌颂延安》。歌一唱完，参加晚会的毛泽东便带头鼓起了掌。第二天，中央宣传部就要走了《歌颂延安》的词曲。又过了几天，鲁艺秘书处处长魏克多告诉莫耶，中宣部将此曲改名为《延安颂》。

从此，《延安颂》就像长了翅膀，很快在延安传开，并广泛流传到各抗日根据地，甚至流传到当时的国统区。《延安颂》成了一种标志，革命青年唱着它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对他们来说，将抒情性和战斗性完美结合的《延安颂》既是延安的象征，又是一首青春、自由、希望与爱国之歌。《延安颂》还流传到了南洋和东南亚以及美国等国。在纽约，每当为抗战中的八路军募捐时，总要演奏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郑律成的《延安颂》。美国人马海德是第一位到延安的外国人，任边区卫生部顾问，他虽然叫不出郑律成的名字，却称他为“啊，延安！”

《延安颂》在解放后几乎成了延安的代名词。1993年，它被评为20世纪全世界华人音乐经典作品之一。

《延安颂》是郑律成在中国首次创作出的“抒情颂歌”，这是一种全新的音乐题材，将抒情性和战斗性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头采用的是七声音阶、大调式的唱法，曲调优美，将大众对延安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完美地表现出来。第二部分使用的是行军曲形式的二拍，铿锵有力，气势昂扬。结尾再现赞颂性音乐，全曲达到高潮。在旋律上则吸收了朝鲜民歌（特别是像《落花岩》等民歌）的音调特点，并参考了西洋抒情曲调的音乐风格。评论认为，郑律成在创作初期就已达到了革命歌曲创作的巅峰。音乐评论家王蔼林指出：“朝鲜人写出了这样的歌，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从汉族的角度讲，这是外民族文化的渗透，因为这样的渗透使得音乐形象更加广大，更加持久，让更多的人理解。”“《延安颂》使得延安成为一个浪漫的、理想的、美丽的、令人向往的地方。”“如果不是郑律成的‘延安颂’，而是其他作曲家的‘延安颂’，那么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

《延安颂》成为了郑律成音乐生涯的丰碑，这是一个奇迹。一个24岁的朝鲜年轻人，到延安不到半年，就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郑律成借助音乐这个通向自由王国的通道走近中华民族，以其感性与独特的语言，把对延安深沉的爱，以音乐的形势表现出来。

永远的战歌

1938年5月12日，毛泽东来到鲁迅艺术学院给师生们讲话，郑律成就端着小凳坐在毛泽东身边，听毛泽东介绍八路军在前线的战斗生活，谈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自那之后，郑律成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创作出表现八路军战斗生活的歌曲。

延安鲁艺合唱队在桥儿沟教堂前演出

1938年8月，郑律成从鲁艺毕业，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抗大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在陕西瓦窑堡成立，培养的是抗日军事干部。郑律成来到抗日军政大学时，四期的五千六百多名学生正在此学习。他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和这些不久将奔赴前线的革命战士一起学习、操练，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抗大几个大队之间巡回教唱歌曲，培训歌咏骨干。”业余时间，他还经常来到学员们中间，讲述日本侵略军在朝鲜、东北等地所犯的罪行，激发学员的抗日斗志。

也就在这年冬季，郑律成的挚友和老师冼星海来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出任音乐系系主任。再次遇到神交已久的知音，郑律成十分激动。两人在南京曾约定要在革命音乐创作道路上相互合作，却因上海的战火无法实现。而这次在革命圣地延安，终于有了充裕的时间向冼星海求教。郑律成一面兴致勃勃地向冼星海介绍延安的情况，同时也把自己准备创作歌唱八路军战斗生活歌曲的想法告诉了冼星海，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

1939年延安，冼星海指挥鲁艺师生排练《黄河大合唱》

1939年1月，郑律成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939年7月，郑律成调回鲁艺当声乐教员，是鲁艺音乐系第三届（1939年1月至1940年5月）助理教员，后在鲁艺音乐系下设的音乐团工作，参与解放区的音乐普及等工作，同时仍旧担任抗大的音乐指导，在两个学校教唱歌曲。在如火如荼的延安歌咏运动当中，郑律成无疑是最有力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而除了合唱教学外，郑律成还积极投身到大合唱的创作中。

自1939年初开始，冼星海的几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生产运动大合唱》（塞克词）和《九一八大合唱》（天蓝词）在延安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冼星海的“大合唱”创作，在延安掀起了一个合唱创作的热潮，形成了一种“大合唱”的普遍气氛，而这给了郑律成以极大的刺激和鼓励。

“大合唱”创作热潮下，再加上一直以来心心念念地要创作一首表现八路军战士的歌曲，急切的郑律成找到了在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的诗人公木，说：“我们来写一部大合唱吧！写一部《八路军大合唱》，要有军歌、进行曲、骑兵歌、炮兵歌，再加上一篇官兵颂！”

郑律成之所以找到公木是有原因的。公木来到延安之前，曾在晋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任过县、专区干训班的主任和指导员，做过敌后游击队的宣传股长，对抗日前线的战地生活非常熟悉。因此当郑律成找到公木时，公木就被郑律成的热情所点燃，二人精诚合作写出《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八支歌。公木的填词是按照郑律成的谱曲来写的，比如《八路军进行曲》要长短相间、节奏响亮，《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这就是1939年年底在延安诞生的《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即《八路军大合唱》），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八路军进行曲》，曲调刚强有力，气魄雄伟，表现了八路军战士坚强的革命品质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八路军进行曲》首先在抗大唱响，很快，中央大礼堂组织了一次晚会，由郑律成兼任指挥，进行专场演奏。从此，这首歌传遍了八路军所有部队，展现了八路军战士坚强的革命品质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1940年5月，《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刊载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表明中央军委已经正式认定它们是八路军的军歌和军队进行曲。同年，《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在“五四”中国青年节奖金征文比赛中获得“音乐类甲等奖”，得奖金40 元。得知征文比赛的奖金都是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领导同志捐助的，郑律成久久不能平复心中的感激之情。这首歌在我军建军史中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评论家指出，它的出现在当时延安的歌坛中风格独具，在军歌借鉴西洋音乐元素完成民族化改造的过程中，是一个了不起的典范。

1946年9月3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此，《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对原来抗战内容有所修改，如将“我们是善战的健儿”改成“我们是工农的子弟”，将“直到日寇逐出国境”换成“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将“自由的旗帜”换成“毛泽东的旗帜”，将“抗日歌声多嘹亮”换成“革命歌声多嘹亮”等，但曲调没变。伴随着摧枯拉朽的音乐气势，人民战士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向全国进军。1988年7月25日，此曲由邓小平批准并发布命令，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成为伴随着人民军队永远胜利前进的传统战歌！

深入敌后，参加战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从《延安颂》到《八路军进行曲》的创作成功，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郑律成就从一位不太合群的青年音乐工作者步入延安著名音乐家行列。1939年，郑律成还创作了《延水谣》（熊复词），可以说是《延安颂》的姐妹篇，但风格完全不同。“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一篇是具有西洋风味的颂歌，一篇是有着浓郁陕北民族风味的抒情曲。

1939年年底，陕甘宁边区音乐协会召开代表大会，有抗大、鲁艺、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烽火剧团、八路军总后政治部等音乐歌咏组织代表参加会议。大会一致选举郑律成、冼星海、李焕之、杜矢甲等十余人为陕甘宁边区音乐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次会议之后，陕甘宁边区音乐协会的工作大大加强。郑律成是执委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大家都称赞他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头和蓬勃的朝气。

1941年7月8日，朝鲜青年联合会在延安成立，郑律成担任支会会长。1942年5月，郑律成应邀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对照自己的音乐创作实践道路，郑律成坚决拥护党的革命文艺思想，就在这年秋天，郑律成背着行装，缠着裹腿，像一个八路军战士一样，经晋绥抗日根据地，前往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最先下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之一。

抵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后，他又被调至太行山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教育长。工作任务繁重，郑律成有时就会用音乐教育的方式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学习、战斗、生产间隙讲解一些世界名曲，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1943年4月中旬，郑律成在太行区朝鲜义勇军中发起组织朝鲜文艺协会，利用斗争间隙进行文艺活动，还奔赴炮火连天的前线战场，同英勇的八路军战士、敌后军民并肩作战，深入敌后作瓦解敌军工作。直到1944年2月，郑律成才跟随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迁回延安。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朝鲜义勇军根据朱总司令指示进军东北，郑律成也于9月离开延安，服从党的决定回朝鲜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定居北京，并在1950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郑律成在延安的4年时间里，创作了近50 首歌曲，几乎囊括了他所有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在颂歌、进行曲和抒情民歌三个方面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延安时期，无疑是郑律成一生创作的最高峰。郑律成后来在总结他的歌曲创作经验时，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延安生活所获得的感情以及在鲁艺和抗大的学习和工作：“有些同志看了作曲法，马上跟着学，歌曲是写出来了，但是没有生命力。要创作任何一个艺术作品，首先应该从内容出发，而不是从形式出发，人家的作曲经验，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生搬硬套，形式上是这样，感情上更是这样。”正是对延安的那份真挚的爱，对人民军队的真切的爱，才使得乐曲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因为唯有爱才能传递，唯有爱才能延续到永久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