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是德国启蒙时期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其在德国古典文学中的地位仅次于歌德。席勒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788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历史著作《尼德兰离叛史》（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很快，在歌德的引荐下，他在耶拿大学获得了历史学教授职位。1789 年5 月26 日，席勒在耶拿大学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同年11 月，这篇演说以《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为题，发表在了维兰德（Wieland）的杂志《德意志水星》（Der Teutsche Merkur）上。这一演讲构成了席勒于1789 年夏季学期开设的“普遍历史导论”课程的序言。1791—1793 年，他撰写了其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s）。

“普遍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所处理的是人类历史的整体过程。本文所讨论的席勒的普遍历史观念，主要是基于他在耶拿大学的这篇演讲。除了“普遍历史”，席勒还使用“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世界史”（Weltgeschichte）、“ 人 类 史”（Menschenge⁃schichte）等概念。早在其第二篇医学博士论文《试论人之动物天性与精神天性之间的关联》（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tierischen Natur des Menschen mit seiner geistigen）中，席勒就详细阐发了普遍历史观。席勒的普遍历史设想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西方史学史上有一个普遍历史的书写传统，希腊化时代的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一般被认为是这个传统的开创者，但真正的普遍历史通常被认为是起始于基督教史学和历史观，分别以优西比乌斯（Eusebius, 约公元263—339）和奥古斯丁（Augustine, 公元354—430）为代表。进入18世纪，康德等启蒙哲人试着以哲学而不是神学的方式来界定普遍历史的框架、内容和目标，并深刻影响了19 世纪的黑格尔及其后的普遍历史家。席勒的普遍历史观念便是这样一种启蒙历史思想的产物。在到耶拿大学之前，他已经阅读了康德的《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和《人类起源臆测》（Mutmaßlicher Anfang der Menschengeschichte）。席勒就职演讲中也有对这两篇文章的一些回响。另外，施勒策尔（Ludwig von Schlözer）、赫尔德等人的普遍历史观念也对席勒有一定影响。①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1789]”,in History and Theory，Vol.11,No.3(1972),p.321,Editor’s Note.另见［德］席勒：《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卢白羽译，载于刘小枫：《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谭立铸等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159 页，注释1；第171 页，注释1；第173 页，注释1；第174 页，注释1 和2；第175 页，注释1。该译文根据Friedrich Schiller，Werke und Briefe in zwölf Bänden，hrsg. Von Otto Dann, Bd. 6: Historische Schriften und Erzählungen I，Frankfurt a. M. 2000，S.411—431译出。

在18、19世纪的普遍历史家中，对于席勒之前的康德和赫尔德，以及之后的黑格尔，国内学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但是对于席勒本人的普遍历史观念，人们尚缺乏系统的了解。其实，席勒的普遍历史观念构成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一个逻辑环节，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另外，自从19 世纪历史学踏上专业化道路之后，历史学家开始关注细节和特殊，而放弃了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追寻，从而导致了普遍历史的式微。20 世纪60 年代之后，美国史家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接续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 J. Toynbee，1889—1975）的工作，以“全球史”的形式开始了复兴普遍历史的事业。进入21 世纪，面对世界历史急剧变化的情势和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趋势，人们更加意识到回归普遍历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②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9（December 2010）；Zoltán Boldizsár Simon, History in Times of Unprecedented Change：A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Bloomsbury Academic,2019.因此，本文试图对席勒的普遍历史概念做一番系统的梳理和探讨，以有助于当今学界有关普遍历史的研究和书写。

一、生计型学者与哲学家

对普遍历史的态度，反映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格局和学术理想。同样的史料，在境界不同的历史学家那里，会呈现出不同的编排风格和价值取向。普遍历史对研究者的智识能力和职业操守有一种特殊的要求。

席勒区分了两类在研究计划上迥然有别的学者：生计型学者（bread-and-butter schol⁃ar）和哲学家。二者之间的对比颇具画面感。所谓生计型学者，顾名思义，就是混饭吃或为稻粱谋的学者，他所追求的是名利的最大化。这类学者“唯一关切的就是满足其职务所需要的资格条件，并享受职位所带来的报酬；他动用他的智识能力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地位，满足自己能够被认可的卑微欲望”③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2.。为此，生计型学者需要有一个用以赚取名利的“专业”。他苦心经营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挖空心思地将其与所有那些纯学术性的领域尽可能区分开来。在最终熬成了自己领域的“专家”或权威之后，就开始坚守阵地，不思进取了。“如今他的头等要务就是炫耀他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学识珍宝，并想方设法确保它们不会贬值。”④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2.他墨守成规，反对革新，抵制创新，任何学科的新进展都会令他心神不定，惊恐不安。当然，他拼命捍卫自己的学术体系，也是为其生计而战，保住饭碗。当学术本身无法令其满意时，他就想方设法从外部获得回报。“他巴望着酬劳，却不是从思想的宝藏上，而是从名誉、晋升和聘任上。”①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3.在他看来，假如真理不能兑换成黄金、名声和君王的垂爱，追求真理也是徒劳。

在席勒所处的时代，科学和艺术已经取代了教会和神学，成为负责探求和传达真理的两种高贵的文化形式。席勒认为科学和艺术是值得追求的崇高事业，也是自己乐此不疲的创作领域，而生计型学者则与之背道而驰。“用科学和艺术这样最高贵的工具，需求和制造的却不过是散工用最普通的工具所需求和制造的东西，这样的人何其可怜！身处完全自由的王国，却有着一颗奴隶的灵魂！”②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2.而且，更可悲的是，一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本应有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却也受到生计型学者的蛊惑和毒害，走上了一条凄凉偏狭的学术歧途。他很快就会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大失所望，鸡零狗碎的工作也同他的欲望和天赋格格不入。“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碎片；他的活动看不到目的，而他又无法忍受没有目的的状态。他被工作中令人厌烦的琐碎压垮，因为他无法以决断力去应对琐碎，而决断力需要清晰的理解和对成功的预期。他感到自己被隔绝、从事物的相互依赖中被剥离，因为他无法将其工作与作为整体的世界相关联。”③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3.

哲学家处理问题的方式与生计型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同生计型学者仔细地使自己的学科与所有外部的东西脱离关系，哲学家则极力拓展他的领域，尽力恢复它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在生计型学者作区分的地方，哲学家则加以联结。他很早就相信，在理解力的领域，就像在感官领域那样，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他那汲汲追求连贯性的冲动不可能满足于碎片。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完善他的知识；直到将所有的观点都组织成一个融贯的整体，直到他使自己置身于他的科学和艺术的中心，从这个有利的视角出发志得意满地环视他的整个疆域，他那神圣的不满才会停息。”④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4.而且，那些让生计型的学者沮丧万分的新发现，却令哲学头脑欣喜若狂。因为，在哲学家看来，这些新发现或许会弥补其思想总体性的不足，成为其思想大厦所缺的最后一块砖石。即便它们摧毁了他的思想大厦，损毁了他的学科结构，他也更爱真理甚于他的体系，他会乐于在废墟上建起更合意的新大厦。实际上，即使没有外来的攻击撼动他的思想大厦，他自己也会主动拆散大厦，精益求精，以便将它建造得更加完美。这样，“通过越来越新、越来越令人满意的思想形式，哲学精神迈向更高的卓越，而生计型的学者，他的精神处于永远的停滞状态，抱守着那点儿贫乏的学术概念”⑤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4.。

哲学家目光远大、胸怀宽广，较之生计型学者，他能够公正合理地评判他人的功过是非，也具有点石成金的能力。他独出心裁、明察秋毫，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贡献，也能够予以恰当的评价和认可。所有其他头脑的工作都能够在他的知识图谱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他知道如何把他周围所发生并被思考过的一切都转变为他自己的东西。“在其富有创造性的手中，哪怕毫末之事也能上升到一定高度，而在生计型学者的眼中，即便在大事中也都是琐事。”⑥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5.哲学头脑彼此心照不宣，共享一切精神财富。在真理王国中，具有反思的心灵，不论专业，一人所得，众人受益。“哲学头脑所研对象纵令他与同侪相隔天涯，也会因彼此心有灵犀而宛若比邻……生计型学者则竖起栅栏阻挡所有邻居，嫉妒得连阳光也不给他们，还忧心忡忡地看护着他那破旧的栅栏。”①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4.

另外，在工作动力和精神状态上，哲学家和生计型学者也全然有别。“生计型学者做任何事都必须借助于外部的激励和支持，而哲学头脑在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自己的努力中就能够找到激励和回报。”②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4.出于对纯学术的敬畏，以及对真理本身的热爱，哲学头脑一着手工作，就会精神倍增、热情高涨、行动持久而坚定。而生计型学者，则由于执念于名利，往往患得患失、滋生妒忌、平添愤懑、信念暧昧而犹疑。

总之，席勒描绘了一幅生计型学者和哲学型学者截然对照的生动图画。在精神境界上，前者追名逐利、坐井观天、抱残守缺，而后者追求真理、高瞻远瞩、开放进取。在治学风格上，前者满足于鸡零狗碎的饾饤之学，后者致力于面向整体的贯通之道。这当然是一幅理想化的画面，现实学术界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境。但这幅图画的确很典型地指明了两种真实的学术路径。

“区分出其哲学头脑的，不是他所做的事而是他做事的方式。”③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5.具体到历史领域，针对同样的研究对象，选择上述两种路径中的哪一种，将决定历史学家的研究特色和格局，也决定了其研究成果的价值。正如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样，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造就了两种风格迥异的历史学家：生计型的历史学家和哲学的历史学家。前者作为职业研究者，“以其枯燥无味的态度面对形同枯骨的赤裸裸的历史事实，其雄心壮志就是要成为一位尽可能精细的专家，不断对越来越少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多”，而后者则“将全部的历史作为研究领域，其任务就是发现事实之间的联系，并探测历史过程的大尺度节奏”。④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n van der Duss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05.也就是说，哲学的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和书写普遍历史，这正是席勒所倾心的工作。

二、什么是普遍历史？

真正普遍历史观念的形成是以世界历史的实际经验为前提的。中世纪的普世历史不过是基督徒从有限的地理视野出发，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先验想象和信仰。15 和16 世纪的一系列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西方人的眼界。1487 年迪亚斯绕过好望角，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 年达·伽马绕过非洲抵达印度，1519—1522 年麦哲伦进行了环球航行。通过这些航海活动，西方人才真正发现了地球，从而形成了作为整体的人类意识，并使得统一的世界历史成为可能。

通过施勒策尔、赫尔德和康德等人的著作，也根据当时流行的航海传说，席勒大致了解到欧洲之外其他民族的文化状况。当然，他对这些民族及其文化的态度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在席勒的观念中，其他民族仍处于不同程度的野蛮状态，它们存在的价值似乎就是为了帮助欧洲人回忆和重构自己过去的历史。“这些社会排列在我们周围，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如同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围绕在一个成年人的身旁，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例子，让这个成年人回忆起自己过去曾经的模样和走过的历程。”⑤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5.在这些野蛮人中，有的民族茹毛饮血，如同野兽，愚昧无知，相互残杀。有的民族虽然达到了文明的较高阶段，但是，“它们的奴役和专制仍然呈现出可怕的画面”⑥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6.。它们仍然单纯幼稚，设置荒诞的偶像或可怕的怪物，让自己为之跪倒膜拜。在席勒看来，这就是欧洲人曾经的样子，也是过去恺撒和塔西佗眼中欧洲人的模样。

然而，18 世纪的欧洲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在法律和契约的庇护下，人类重新获得了在进入社会后所失去的那种原始的平等，也获得了更高贵的自由（在这里，席勒似乎是在追随着卢梭）。正因为拥有了自由自决的权利，人们才得以创造出无数的艺术珍品和工业奇迹，也使得所有知识领域焕发了光明。尽管仍然有古代和中世纪的野蛮残余，理性的时代却不会让它们原样持续下去，而是会赋予它们以合理性和秩序，达成凤凰涅槃般的转变。世界上不同地域的人们和平共处，互通有无，共享文明果实。与此同时，人们特别是智识精英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公民或大同政治意识。“国家和民族之间以敌意和利己主义而人为设置的藩篱已被打破。所有反思的头脑如今都彼此连为一体，成为了世界公民，世纪之光照亮了当代伽利略和伊拉斯谟（Erasmus）的心灵。”①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7.促使各个国家彼此和睦相处的，已经不再是庄严的盟约，反倒是竞相备战和追逐利益所形成的相互制衡（在这里，席勒似乎是在重复着康德的“非社会的社会性”）。“欧洲诸国群体似乎成了一个大家庭，各个成员之间虽仍有争斗，但已不再相互撕咬。”②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7.

在几千年间，人类历史发生了如此沧海桑田的变化，完成了从穴居人到文明人的蜕变，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人类又何以会发展出如此丰富的经验和技能，创造出如此之多的艺术作品和丰功伟绩呢？另外，人们还发现，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处于同一个时代但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种族，彼此之间在风俗习惯、政治结构和伦理道德上的差异也显而易见（在这里，我们似乎能看到赫尔德人类学的痕迹）。即便在小小的欧洲大陆上，黑暗和光明、混乱和秩序、繁荣和贫穷之间也是瞬息万变。远隔重洋的两个民族可以通过工业和政治联系而成为近邻，而共饮一江水的两岸居民却因礼仪不同而老死不相往来。这些现象都是何以可能的呢？在席勒看来，这些都是普遍历史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席勒还认为，他自己时代的民族文化水平，包括语言、习俗和良心自由等，“或许都是世界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结果，至少需要用整个的世界史来予以解释”③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8.。比如，他作为新教徒的身份，都是从犹太教到罗马基督教再到宗教改革等一系列变革和机缘巧合的必然结局。只是在经过了长期的血腥征战之后，各民族才最终达成一种力量均势，人们才得以享受当下的安宁与闲适。而唯有在这种和平的政治环境中，公民和国家才有条件专注于自己的兴趣，集中力量于理性的事业。“科学和艺术这些新生但稚嫩的种子要得以发芽生长，得需要多少创新、发现以及政治的或教会的革命共同促成！”④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9.精神要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学问要获得触动心灵的力量，都需要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哲学和艺术中汲取营养。“而假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没有达到那种政清人和的鼎盛状态，一句话，假如它们之前的整个历史不是那个样子，古希腊会诞生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罗马会诞生贺拉斯、西塞罗、维吉尔和李维吗？”⑤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9.即便就当下的日常生活来说，人们也有负于过往。人类不同时期的历史都对当时的文明有所贡献，正如世界其他遥远地方的物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因此，普遍历史的任务就是从当下出发，回溯并解释人类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然而，对于有生有死的人类个体来说，书写这样一部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无疑会面临一系列无法避免的现实困难。“在眼下与人类起源之间，延伸着一条长长的而又环环相扣的事件因果链。只有无限的智力才能完全地纵观这些事件，个别的人们都会受制于狭窄的界限。”①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0.席勒将这些困难列为四点：第一，人类诞生之前以及符号和语言发明之前的历史事件，无论它们对于世界的意义有多么重大，终因无法被记载下来而付之阙如；第二，即便语言被发明出来，但在人类使用书写文字之前，那些只能通过一代代口口相传的事件也不可靠，因而对世界历史来说也几乎是无迹可寻的；第三，在进入印刷时代之前，由于书写文字本身并非永固不朽，其古代遗存也不过是一些断简残篇，大部分文献也已荡然无存；第四，最后，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少数幸存下来的文献，其中大部分也被激情、无知甚至天赋所扭曲而变得面目全非。我们不仅对最古老的文献心存疑虑，而且对我们自己时代的编年史也难以信任。一件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件，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尚且要大费周章，更何况是研究那些年代久远、奇风异俗的民族和时代呢？去除上述这些或匮缺或虚妄的内容之后，剩余的少量事件便是宽泛意义上的历史素材了。然而，即便是这些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史料，也并非全部进入普遍历史的视野。“从这些事件总和中，普遍历史家还要挑选出那些对当今世界现状、对现在生活着的这一代的状况，有着毋庸置疑的、清晰可辨的本质影响的事件。在搜集世界历史的材料时，必须关注的是历史事实与当今世界现状的相关性。”②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1.

正是普遍历史家对过去事件的这种当下视角，决定了普遍历史的书写原则必定是回溯性的或倒放电影式的。“世界历史所奉行的原则恰好与世界顺序相反。事件的真正顺序是从事物的起源往下至最近的状态，而普遍历史家则反向行之，从世界的最近状态向上至事物的起源。他的思想从今年或本世纪向上升至去年或上个世纪，并记录下那些能够阐明后续事件的事件，他就这样一步步往上推进到开端——并不是世界的开端，因为没有任何路标能够把他引向那里，而是历史遗迹的开端——然后，他再按原路返回，在其原先标记出的事实的指引下，轻车熟路，从记载的开端一直下行至最近的时代。这便是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历史，也是我将要向诸君呈现的世界历史。”③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1.

普遍历史离不开史料。不过，就像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过去流传下来的史料存在很多空白，因此，普遍历史也必定存在不少罅隙。“世界上的变化都是相互发展而来的，无论这些变化的发展方式是如何统一、必然和确定，然而，在普遍历史中，它们却是以一种分离的和偶然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因此，在世界进程本身和普遍历史进程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我们可以把世界进程比作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而人们在世界历史中看到的不过是河面上这里那里的几朵浪花。”④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1.

因此，在席勒看来，他那个时代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根据有限而零散的历史资料，从当时的现实状况和时代关切出发，回溯和解释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所有历史事件。而要书写这样一部系统的普遍历史，生计型历史学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不难想象，在生计型历史学家的手中，普遍历史不过是零散碎片的聚合体，而称不上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然而这时，哲学理解力（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过来施以援手，通过人为的链环（artificial links）把这些碎片连缀起来，从而将其转换为一个体系，一个合理连贯的整体。”①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1.只有哲学的历史学家笔下的普遍历史，才有可能成为一种体系或科学，也才是真正的普遍历史。

那么，面对干枯如土的历史事实，哲学头脑的点金要诀是什么呢？首先，他需要通过“人为的链环”将散乱的事实连缀起来。“之所以能这样做，在于自然和人性的规律都具有一致性和不可改变的统一性，正是因为这种统一性，只要具备了外部情形相似的条件，哪怕最为久远的古代事件也会在最近的时代重复发生。因此，我们可以从观察范围内的现象出发，倒着对那些已经遗失在史前时代的现象进行推断，从而对之有所阐明。”②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2.通过普遍规律或一般概括对过去的某个现象进行类比推断，这是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经常使用的方法。在席勒看来，这种实证主义方法也同样是历史领域的有力工具，只是在运用时需特别谨慎。至此，哲学理解力仅仅是通过类比推断而将看似零散的事件串联为一条因果链。接下来，在力求和谐的冲动之下，哲学头脑便迈出更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将其周遭的一切同化为自己的合理性，并将其经验内的所有现象转化成他所认识到的最高实在，亦即思想。他越是经常地和成功地尝试将过去和当下联系起来，他就越是倾向于把被他视为因果相关性的东西转变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③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2.。这样，席勒通过引入康德式的目的论原则，最终绘制完成了他的普遍历史的宏伟蓝图。

三、为什么要学习普遍历史？

对于上述有关普遍历史的构想，席勒并不是完全自信或彻底放心的。他除了对类比推断表达谨慎之外，也对目的论原则的不足有清醒的认识。在席勒看来，普遍历史家首先在头脑中想象出一种合目的性的“和谐整体”，然后，“他将出自其本身的这种和谐移植到事物的性质中，也就是说，他把一种合理的目的输入世界进程中，把一种目的论原则输入世界历史中”④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2.。当他带着这种目的论原则回到世界历史舞台上去加以检验时，他发现，“这个原则被与之相符合的成千事实所证实，也被其他同样多的事实所反驳”⑤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2.。然而，这并不能说明目的论原则是虚妄无用的。“只要在历史变化的序列中仍有重要的环节缺失，只要命运不让我们对如此多的事件给出最终的理解，普遍历史家就可以宣称这个问题是悬而未决的，而无论何种意见，只要它能够让理解力得到更好的满足，带给心灵更多的福乐，那么，它就会胜出。”⑥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2.也就是说，只要世界没有终结，人类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就永远在路上。在世界历史真相彻底大白于天下之前，只要某种目的论历史阐释具有相对的认知、伦理甚或审美的合理性，人们就没有简单摈弃它的理由。

另外，席勒的确认为，由于这种世界历史是一种朝向未来目标的宏大尺度，人们在使用它时要小心谨慎，不可操之过急，以免扭曲历史事件，欲速则不达。然而，席勒并没有因噎废食，他拒绝把对未来的展望视为虚无缥缈的东西而轻易打发掉。相反，在他看来，它们恰恰是历史学家工作的精神动力和意义源泉。“对世界历史之这些极具启发性却备受冷落的方面，我们再多么早地关注都不为过，因为世界历史就是借助于这些方面而同一切人类奋斗的至高目标联系起来。哪怕只是想一下这样一个仅可能是潜在的目标，也会激励、鞭策研究者，使其生机勃勃、神清气爽。当他看到自己行走在路上，或者甚至只是引导晚辈行走在路上，朝着解决世界构成方式的问题以及邂逅最佳理智的最美成果的方向迈进，哪怕是最小的辛劳，对他来说也是重要的。”①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p.332—333.

因此，席勒相信，“世界历史的研究是一项既有益又有趣的职业”②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3.。它借助其认知、伦理和审美的火花，可以点燃理解力的光亮，激发人们心中乐善好施的热忱。它通过展现各时代、各民族的壮丽画卷，能够纠正人们一时的草率决定，避免自私自利的狭隘判断。它使人们把自己与整个过去联系起来，并满怀信心地向着遥远的未来进发。它让人们忘记生与死的边界，将其短暂的存在延伸进无限的空间，将其孤立的个体提升到人类的层面。

人类历史是一个永久的舞台。个人生生死死如过客，观念变幻无常像云烟，唯有普遍历史，它是历史舞台上不死的常客，是一切民族和时代不朽的公民。“如同荷马笔下的宙斯，历史平静如一地俯视着战争的血腥以及那些天真地吮吸着牧群乳汁的平和的人们。无论人类的自由看起来是如何毫无章法地支配着世界的进程，历史都会冷眼观望着混乱的景象；因为她的高瞻远瞩已经遥望到，这种无法无天的散漫自由正在必然性的操纵下前行。历史对格里高利或克伦威尔那愧疚的内心所隐藏的东西，它却迫不及待地展示给人类：‘自私自利的人的确是在追逐着低下的目的，却在不经意间推进了卓越的目标。’③这句话很可能是强调而非引用，席勒经常用引号表示强调。参见［德］席勒《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第177页，注释2。”④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3.显然，这便是后来由黑格尔提炼为“理性的狡计”的思想，而它很可能来自康德。这个思想也可以在席勒的《尼德兰离叛史》中找到。⑤［德］席勒：《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第177页，注释2。

席勒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普遍历史是世界法庭（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它已经取代上帝，拥有道德评判的力量和权利。它使人类心灵摆脱了在道德事务上的粗俗寻常之见。普遍历史站得高看得远，见识过万事万物的最终命运，因而，任何虚假的闪光都不会迷乱她的慧眼，任何时代的偏见都不会动摇她的定见。“（普遍）历史领域硕果累累而又包罗万象，它囊括了整个的道德世界。（普遍）历史陪伴着人类历经它所经历过的一切，历经千变万化的思想，以及人类的愚蠢和智慧、邪恶与荣光；它必须对人类的一切给予和获取作出解释。”⑥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2.它既能让实至名归的橄榄花环光鲜如初，也会无情地击碎由虚荣所树立的方尖碑。从开天辟地之日起，自然那无言的双手就通过一套微妙的机制、按照计划发展出人类的各种能力。普遍历史能够分析出这个机制的各个环节，了解这个计划在每个时代的各种进展。“这样，她就恢复了幸福和功绩的真正标准，而每个世纪的主流谬见都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个标准有所歪曲。她矫正了我们过分的崇古倾向，以及对过去时代的幼稚乡愁。她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财富，从而使我们不至于渴望回到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那备受称颂的黄金时代。”⑦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3.

席勒还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强调了学习普遍历史的意义。在他看来，自己所处的启蒙时代是人性光芒四射的时代，它享有人类在悠悠岁月中所积攒下来的所有财富。过去所有的时代都在不知不觉中为这个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这些财富上也浸透着杰出人物的鲜血，以及普通劳动者的汗水。只有学习普遍历史，才能认识到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从而倍加珍惜和感恩过去时代的伟大贡献，进而激发人们对未来时代的崇高责任感，增强他们在当下建功立业的意义感。“我们心中燃起高贵的热望，我们从过去时代继承的这份真理、道德和自由的丰厚遗产，一定要在我们手中发扬光大，再传给下一代，我们还要用我们的资源为这份遗产添砖加瓦，将我们转瞬即逝的存在固定在这贯穿世世代代的不朽链条上。”①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34.

普遍历史能够给旨趣各异的人带来不同的启发或教益。“普遍历史这一伟大领域能够向善于反思的观察者们提供大量研究题材，能够向练达的实干者展示优秀的楷模去加以效仿，能够为哲学家揭示重要的结论，也能够为所有人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尚的愉悦。”②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1.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普遍历史的内容和目的是一种教养（Bildung）。如同赫尔德等其他启蒙哲人一样，席勒认为，人并非天生是人，其本质或“人道”是后天通过历史和文化培育而成的。“诸君没有人不会从（普遍）历史中受益匪浅。你们未来的职业道路千条万条，它们总会在某处交汇于（普遍）历史。然而，有一项天职，为你们所共享，它随诸君的降生而来到世间：将自己培养成人——（普遍）历史正是对着这样的人言说。”③Friedrich Schiller,“The Natur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p.322.总之，普遍历史是一种有价值的真理馈赠，席勒感到有责任将其传授给时代的青年才俊们。

四、余 论

在《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曾向人们勾勒了一份人类理性和自由精神自我发展的普遍历史规划。在康德看来，实现这份规划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敏锐的哲学头脑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二者缺一不可。④Patrick Gardiner ed.,Theories of History，The Free Press,1959,p.33.康德认为自己对历史所知甚少，没有资格探讨普遍历史。这当然是谦虚，却也是事实。康德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虽然席勒认为康德的确是在用哲学头脑书写历史。⑤［德］席勒：《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第160页，注释3。在普遍历史看法上，席勒是康德的直接追随者。席勒同样提倡研究普遍历史，也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有历史的学识，更要有哲学的头脑。席勒认为，普遍历史是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个人自私自利的目的促成了超越性目标。这些思想也明显是来自康德。另外，在这篇演讲中，我们还看到了施勒策尔、赫尔德甚至卢梭的思想痕迹。

然而，这并不能暗淡席勒对普遍历史的独特贡献。席勒在哲学方面虽不像康德那样坚韧而执着，却也称得上是一位敏锐而有才华的思想家。而且，他具有康德所不具备的优势：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专业历史学家，有过一段担任历史学教授的经历。席勒具有研究普遍历史的两个必备条件。“他由于把历史学家工作的经验带入康德的历史哲学而重新阐释了康德的历史哲学。”⑥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p.104.席勒作为历史学家的经验弥补了康德的历史哲学⑦依据研究对象和旨趣的不同，沃尔什将历史哲学分为两种：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这里所说的历史哲学指的是前者。参见［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普遍历史与历史哲学密切关联，它有时是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的一种结合，有时就是一种历史哲学。肖特就认为，普遍历史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形式。参见Michael Oakeshott,Experience and Its Modes,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3,pp.154—155.过于空泛的不足。他把源自康德的普遍历史原则自觉贯彻到其历史研究中，同时用经验史实去验证这种普遍历史构想。较之康德，席勒更加注重具体史实。正是由于担心扭曲历史事实，席勒才把考察普遍历史的出发点放置在当下，并对普遍历史的未来维度保持警惕。因此，柯林武德说，“席勒显然对康德有所改进，这无疑是由于其历史工作的实际经验，它向他表明了，历史并没有照亮未来，历史的序列也不能被推测到当下之外。”①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p.105.从反对历史学面向未来的一贯立场出发，柯林武德将席勒的当下视角看作是对康德未来视域的一种“改进”。不过，这个说法值得商榷。的确，在席勒看来，普遍历史就是基于当下对过去事件的一种回溯或解释。但同时我们已经看到，席勒不仅没有回避对未来的展望，而且还认为，未来目标是历史学家有意义地工作和普通人有意义地生活的必要条件。任何哲学头脑都有面向未来的筹划，任何真正的普遍历史都不可能没有未来的向度。历史可能无法照亮未来，但未来的确可以照亮历史。

在历史学专业领域，对史料作尽可能细致的爬梳和考证，无可厚非，在某个阶段进行碎片化研究，亦不无价值。但仅仅满足于此却远不足取。风物长宜放眼量，除了精确扎实的探究，历史学家也需要纵览全局的大胸怀和贯通古今的大尺度。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仅需要在碎片的历史中发思古幽情、满足好奇心，而且也需要在整体的历史中寻求意义、安顿灵魂。无论对专业史家还是普通百姓，席勒的普遍历史观念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这既是一种尊重事实、探求规律的实证精神，也是一种注重整体、追求连贯的哲学精神，同时也是一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人文精神，这种普遍历史的精神，不仅直接有助于提升专业史家的理论水平，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而且间接有助于培养普罗大众的人文素质，增强他们的生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