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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炜小说中的红色文化基因
——以《你在高原》为中心

2020-03-02张守海王晓杰

关键词:张炜穷人知识分子

张守海,王晓杰

(1.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264005;2.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264005)

红色文化是一种富有象征意味的说法,其核心内容是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理想。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留下了《红岩》《红日》《林海雪原》《保卫延安》《苦菜花》等为代表的大量红色经典,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再是革命文学兴盛的时代,但是红色文化的基因依然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家张炜及其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一、血脉相传:张炜小说红色文化基因的渊源

作为生于1950 年代的胶东作家,张炜从1970 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 年代的《古船》就已经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才能,《柏慧》更是成为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热点话题。2010 年,反映中国近百年社会历史变迁和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450 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问世,并于2011 年以高票获得茅盾文学奖。是什么赋予张炜如此巨大的创造力?又有一种什么精神贯穿和支撑着他的创作?通过研读,我们发现,对中国社会革命与改革的关注贯穿于他30余年的创作中。在当代作家中,像他这样持续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走向,把近100年来的历史与人心作整体把握与描述的并不多。张炜的小说中有红色文化基因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从张炜的作品大体可以看出,他对胶东革命前辈充满敬仰之情。胶东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张炜的笔下,父辈们怀着美好的社会理想加入革命队伍,为革命事业殚精竭虑、出生入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幸的是,在革命胜利后,他的父亲却“蒙受冤案”,不但没有成为受人尊重的英雄,反而经受了数不清的屈辱:在南部山区服苦役,回到村中扫街,被捆绑到各种批斗会上批斗,直至含冤离世。作者的少年时代,也正是父亲惨遭迫害的年代,“他的噩运带来了全家的不幸,让全家人在没有尽头的苦难中一起煎熬”①《游走:从少年到青年——张炜自述》,参见李健健主编:《立传(3)》,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少年的张炜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快些死去,不那么痛苦地离开这个人世”②《游走:从少年到青年——张炜自述》,第5页。。经历困苦长大成人后,随着对父亲身世的逐步了解,他对父辈们的感情就不单单是基于血缘,更是一种精神的认同和敬仰之情。在《你在高原》的一开篇,张炜就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发愤著书的心愿,他要用自己的书写为其父辈和一切蒙受冤屈的革命者讨回公道,在小说中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真正的革命理想不容玷污,真正为人民建立功勋的革命者不容埋没。

其次,就张炜的政治信仰与政治身份而言,其创作自然应符合党的宗旨,反映人民的心声。今天虽然早已不是革命战争年代,但各种斗争依然存在,有时甚至非常尖锐。当有些利益集团背叛了人民时,作家要捍卫党的声誉和人民的权益,这时作家的政治立场与责任担当就不再是简单的个人喜好问题,而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我们看到作为党员作家的张炜同志没有如吹鼓手般歌颂太平盛世,也不像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彻底否定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在小说中对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做了非常深入的揭示和深刻的反省,说这是一部新的红色经典似乎也不为过。

最后,从精神传承看,张炜所认同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新文化主将鲁迅先生。鲁迅见了太多同辈和比他年幼的青年们的血,惨痛的教训让他对待敌人持“不宽容”的态度,这一点常为人诟病。而张炜在《荒漠之爱:夜读鲁迅》中,明确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先生说:对那些主张宽容的家伙,万勿和他接近”“生活和历史将会证明和说明,不是鲁迅太过‘苛刻’,而是敌人逼得太近、太紧和太无耻。在‘鹰犬’们赶尽杀绝的狞厉之下,‘不宽容’又算什么?”③张炜:《冬天的阅读》,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17页。新时期的张炜也选取了精神界战士的立场,他也同样不怕别人指责他不宽容,因为他明确认识到斗争依然存在,可以相信的是:“从血管里流出的总是血。”而红色文化绝不是宣传简单的口号,如果溯源,我们认为鲁迅和瞿秋白的创作都可以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源泉,他们的文化底蕴与真性情担得起文化的称谓。

张炜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山东省委机关从事档案工作,借此他阅读了大量一手的历史资料。在写作《你在高原》的准备过程中,张炜更是走过了故事发生的每一个地方,做了大量实地考察和记录。张炜说自己是“为了遥远的我而写作”,但实际上他的作品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我们或许可以说,他的“遥远的我”所呼唤他的,正是为历史和人民而写作,为理想和正义而写作。当然,张炜的写作基于历史又超越了历史,他的写作本质上是诗性写作,而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写作。

二、永远与人民站在一起:红色文化基因的文本呈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根本上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所以红色文化在党性与人民性上是可以统一的。我们的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为人民服务是党领导革命和执政的宗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与人民站在一起也就是在捍卫党的存在根基。当然,如果有些人讲的党性背离了人性、背离了良知信义、背叛了人民,那绝对是对党性的扭曲。真正讲党性的人永远会与人民站在一起,绝不会把党放在人民的对立面,绝不会背叛人民,张炜在《你在高原》中不断申明了这一价值立场。

(一)不能忘记对穷人的承诺

谈红色文化与革命历史,就不能不谈到穷人。张炜在小说中一直追问一个问题:穷人因何而穷?过去我们说是因为存在压迫与剥削,所以要翻身、要革命,那么现在呢?革命胜利后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穷人?作者借小说中一位老革命、“老红军”的口吻说道:“说来说去,是真心实意帮咱穷人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哩!”①张炜:《你在高原》第十部《无边的游荡》,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如果原本从穷人堆里走出来掌握了权力的人也忘记并背叛了穷人,穷人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在《你在高原》之六《我的田园》中作者写到了一个农村打工妹“鼓额”和她的家人,“鼓额”是四哥从附近村庄雇来的一个小姑娘,年满17 岁的她看上去不到15 岁的样子:瘦小的身躯、黑亮的眼睛、鼓鼓的额头,因此被叫做“小鼓额”。鼓额出生在传说中富裕的登州海角,可她的家中却一贫如洗,情况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问题是,小说中农民生活艰难、贫病交加并非因为自然条件恶劣,更不是因为劳动者的懒惰。鼓额的父母和村里人终年都在地里辛勤劳作。然而,即使是在肥沃的土地上、在烈日下“晒得冒烟”仍不辞辛苦地劳动,劳动者还是无法避免地过着艰难的生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作品多次写到这是一个不让劳动者安生的时代,鼓额的父母们眼中常常流露出惊惧的光,因为村头以及联防队员可以经常惊扰他们,而城里的决策者们又似乎早已把他们遗忘:税费很多,福利很少。在各种原因造成的巨大的社会不平衡面前,他们的贫穷也就不足为奇了。阴险的“鹰眼”欺凌鼓额并最终得逞,更是鼓额的巨大不幸,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恶势力的嚣张和司法领域存在的腐败。欺凌弱小更易逃避惩罚,所以犯罪分子才更愿意以鼓额这样的穷孩子作为侵害对象。张炜凭借他对底层生活的了解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更早地把握并艺术地表现了这种现实,这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创作中自觉为底层发声、与人民共鸣的自我期许。

穷人并不具有先天的道德优越性和政治先进性,但背叛穷人绝对是一种政治伦理的缺失。如果胜利后就忘记了对穷人的承诺和责任,那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什么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呢?张炜在小说中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说到底,就是他这一辈子越往上坡走,越记挂下边的人,对人对物什么时候都有一股好心眼儿,对人什么时候也不能‘用人往前,不用人往后’。尤其是对穷人,不能这样——谁要这样,就把谁看成自己的死对头,这就叫‘革命者’!”②张炜:《你在高原》第十部《无边的游荡》,第238页。当我们说我们的先进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时,并不是说要放弃对穷人的责任。绝不能革命流血牺牲时是穷人的政党,执政后就变成权贵的政党。不忘初心、执政为民,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永远不会切断。

(二)红色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担当

《你在高原》不但写到了普通民众和穷人的命运,对于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也着墨颇多。小说中写到一些当权者蔑视法治,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正直的知识分子,甚至抓捕囚禁、私设刑堂。当知识分子以公平正义的理想标准来审视社会时,对于剥削、压迫的存在就具有了更清醒的认知和反抗意识。小说第九部《荒原纪事》中出现了底层百姓的“暴力抗争”,也写到了面对底层苦难时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事实上,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必然心在底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弱肉强食的情况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站在穷人和弱者一边,但是当知识分子秉持良知为弱者利益而呐喊的时候,他也就自然成了弱者。这不只是一种心理感觉,而且也是一种必然的现实。既得利益集团也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前提是知识分子与他们合作。如果知识分子站在了弱者一边,为弱者的利益呐喊,那么利益集团就会视知识分子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在《荒原纪事》中,“我”和小白为失地农民的权益奔走,主张农民采取和平的手段捍卫自己生存的土地,但是遭到了黑恶势力的残酷镇压。在镇压的过程中,“我”和小白分别被视为“二军师”和主谋,遭到通缉。小白逃亡,“我”则身陷黑狱,受尽酷刑折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底层的苦难在当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身上的演绎。小说中不止一次上演追求真理、坚守良知、捍卫正义的知识分子被侮辱、被迫害的悲剧。“我”的导师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朱亚,因为反对不顾生态承载力的野蛮的半岛大开发,遭到所长“瓷眼”及其打手黄湘的打击报复,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人世,而第五部《忆阿雅》中“口吃老教授”的命运则更加悲惨。正如小说中的一位“老红军”所说:“我们以前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可是比起后来的斗争,无论是残酷性还是复杂性,还是其他,都显得简单多了。”①张炜:《你在高原》第十部《无边的游荡》,第197页。反对权力腐败和官僚主义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有时其尖锐程度甚至不亚于革命斗争。

近年来,有些作家的作品中存在否定革命合法性的倾向,张炜的作品则为我们展现了革命的必然性与合法性,抗日战争自不待言,就是国内战争也有其难以避免的内在成因,关键是革命者的血不能白流。主人公宁伽看到了今天一些背叛了人民的既得利益者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也看到了底层人民遭遇的种种不幸。无论是进城后老干部的背叛与堕落,还是新贵们的剥削与享乐,无论是被绑架到海岛上娱乐城里从事色情表演的乡村少女,还是在隔壁的监号里遭受“一碗盐面”虐待的小伙子,这些都让“我”充分认识了现实中存在的人民的苦难,也更坚定了“我”为人民写作的理想和信念。在《你在高原》的写作过程中,张炜曾在2009 年的一场报告会中指出,那些成名的作家,大都经历过痛苦的人生阶段,而痛苦也是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但是他们成名之后,有的人却忘却了苦难的历史,并背叛了自己原来所属的阶层,竭力讨好市场与权贵。②乐梦融:《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成名后有作家背叛了自己》,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4—26/1664060.shtml.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对背叛的蔑视,以及对忠诚于大地和底层的自我期许。

(三)站在人民的立场算一笔账

张炜的心中似乎总是装着很多账本,20世纪80年代《古船》中的隋抱朴半辈子都在算粉丝大厂的账,在《你在高原》第七部《人的杂志》中,算账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且算的都是一些大账!如其所言,国势的强盛,财富的积累,这些没有任何人会反对,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都有强大和富裕的要求。在这不间断的不倦追求中,往往也就用尽了各种办法。任何办法都要作出努力,任何努力都要付出代价,任何代价都要最终偿还。偿还份额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最后的目标究竟有多大价值。如果是得不偿失,那就索性一开始就不干好了。问题是这并非一眼就能看得穿的小账目,而是一种历时几十年上百年、投入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亿人口的历史大运算,不仅是加减乘除,连更复杂的函数开方之类都用上了,谁又能一眼看得透呢?于是只好向着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奔下去了,不再小心翼翼地约束着自己的每一步了。③张炜:《芳心似火》,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小说中有个“傻子市长”算账的方法就是只算赚了多少“生产总值”,而不算环境成本和道德人心的毁坏。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都有如“傻子市长”这样混入组织中的流氓无产者、投机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如果他们取得了领导权,就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无论是革命事业还是建设事业都不能不计成本与得失。特别是在改革中,谁失了什么?谁得了什么?必须要搞清楚。因为得失是否合理、分配是否公平,都决定着改革与发展的合法性,也决定了未来社会的长治久安。

(四)“人民当家做主”的梦想

要做到不背叛人民,很重要的一点是取得权力后的革命者能够抵制住各种诱惑。用小说中“老红军”的话说:“人这一辈子诱惑太多了,钱的诱惑,女人的诱惑,它们都不是坏东西——可就是这些‘好东西’,我还是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人哪,对这些要狠心,狠到什么程度呢?就狠到像用刀子杀反革命那时候一样!诱惑啊,它毁掉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一想,想想那些工事前边的石头上,像水一样流的血,就会拿出狠心来对付这些诱惑。这根弦不能松,一松,人就过得像狗一样了……”①张炜:《你在高原》第十部《无边的游荡》,第233页。所以自觉筑牢道德的堤坝,对于拒腐防变是非常重要的。

个人能够自觉抵制住诱惑难能可贵,而如果能够有一种拒腐防变的制度设计会更加可靠。既可以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可以保护掌权者个人。张炜在《你在高原》中用相当的笔墨探讨了防止革命者执政后背叛人民的办法,“对于掌权者来说,也许背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怎样防止这种背叛?也就是当年那个老知识分子所提出来的,怎么打破这种‘周期律’?大概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事情真正地、不折不扣地交给‘人民’!那时也许会引起混乱,这混乱是必然的——但要看这种混乱是否动摇了我们的根……。根是什么?根就是理想,就是信仰!”②张炜:《你在高原》第十部《无边的游荡》,第197页。从伦理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是向上、向真、向善的心。在张炜看来,为了彻底走出历史治乱的“周期律”,真正走上长治久安之路,经历一些短期的混乱也是值得的。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好任何事情,归根到底还是要交给‘人民’,也就是说,要让‘人民’接手干下去”③张炜:《你在高原》第十部《无边的游荡》,第197页。。要想长治久安,就要拒腐防变,只有拒腐防变,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革命党执政后应努力建立民主法治社会的道理。

在对革命历史的回顾中,作者写到了一些出身上层社会的革命者。他们接受了现代教育,同情底层的命运,立志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的孩子,如“老红军”的儿子,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贪赃枉法、逃亡国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建设民主法治的必要性。权乃公器,把权力关进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于党于国,善莫大焉。

三、记忆与坚守:张炜小说中红色文化基因的价值

红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变革的颜色,在这个意义上,红色文化贯穿着改革。有人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新的革命,也有人认为和平方式的变革应该叫改良。无论称谓如何,实质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们的民族获得自由与解放,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正义,让我们的国家走上持久繁荣之路。红色文化是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创造的充满革命理想和变革精神的文化。在充满革新诉求的和平年代,红色文化的基因依然渗透在表现社会变革主题的文艺作品中。

作为一名学养深厚的当代作家,张炜对于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都非常熟悉,而他的政治出身和人民立场也让红色文化基因成为其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精神因子。《你在高原》深入细致地描摹着时代的风云与人们的心灵世界,将残酷的斗争、复杂的人性、纯洁的理想、高贵的人格、美好的爱情等融为一体,读之动人心魄、荡气回肠,具有历史写作所无法取代的价值。如陈占敏先生所言,作家要“不知疲倦地阐释真理”。前些年,在“小人横行,君子潜伏”的大环境下,作为文学家,张炜更多是立足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改良文化土壤,强调要以爱力对抗黑色的力、邪恶的力,来挣得一个知书达理的社会。从近几年反腐败取得的巨大成就不难看出作家敏锐的感受力和深刻的洞察力,特别是红色文化基因所赋予作家的责任担当和批判精神。怎么样能够红旗不倒?怎么样能够长治久安?暴力机器是需要的,而文化的力量、人心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国平先生所言,伟大的爱国者往往都是自己民族深刻的批判者,他们以自己的文章警醒世人。在张炜的创作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爱国者的精神品质。正如他深深喜爱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一样,张炜也由衷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的写作不是为了个人名利去迎合市场和权力,而是为我们民族的复兴大业做了严肃的思考和担当。革命年代过去了,革命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但革命者的理想信仰不能丢,革命时对人民的承诺更不能忘,因为丢掉信仰、遗忘承诺就意味着背叛人民,这是非常危险的。记忆历史、传承信仰有多重形式,文学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张炜小说中红色文化基因传承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以鲜活的记忆对抗背叛,以革命的理想烛照现实、指引未来。自觉抵制和反对一些掌权者背离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就是对党和国家最大的爱护。当然,一个作家所能做的除了为执政者建言,更多的还是立足文学创作,坚持批判与反思,发挥文学潜移默化影响人心的力量。因为“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度,精神的堕落都是毁灭的根源”①张炜:《你在高原》第十部《无边的游荡》,第162页。。如果没有精神根基,再多的物质财富都无法避免最终贫穷的下场。或许可以说,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政党,不遗忘、不背叛就是最大的善。这是张炜对文学理想价值的坚守,也是红色文化基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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