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鹏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065000）

一般认为，理学限制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尤其是限制了以形式为主的自然美的发展，而理学所倡导的“作文害道”与“存天理、遏人欲”在阻碍审美情感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研究理学，最主要的仍以本体、工夫与境界为路径，或是在“境界”一侧探究理想人格形象中的社会美问题。所以，无论是理学还是“理学美学”都脱离不了现实的功利性内容，无法为美学的研究提供关键性的理论。但是，考察各个气象与精神境界不同的理学家，这一刻板的印象似乎也有可商榷之处。至少，从宋代兴起的美学风尚无可避免地受到了理学思潮的影响，体现在具体的自然美、艺术美的追求上，就是淡雅、自然与天真等美学范畴成为了中国文人的表现主潮，以至于在山水田园中崇尚个性率真、放浪洒脱的独特情怀一直伴随着宋明理学思潮背景下的美学发展。所以，无论是理学家还是理学思想影响下的中国美学思想，亦或是具体的艺术实践，都没有排斥对自然美的追求。故此，考虑美学和理学的关系时必须时刻避免刻板化的倾向，坚持具体分析，以期在美学史和思想史的互动过程中探究二者复杂的关系。

在宋代理学发展中，作为“北宋五子”之一的程颢的美学思想与艺术创作恰好表现了二者之间融合而又彼此促进的关系。具体而言，无论是如风化沐般的性格还是处处以心体仁、追求生动活泼的艺术理念都体现了他崇尚自然、率性天真的美学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自然界或者生活中追求“鸢飞鱼跃”的美学体验与艺术境界，这与其弟程颐的崇尚庄重、严谨与刻板化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正因如此，牟宗三先生曾说：“明道心态具体活泼，富幽默，无呆气。故二先生语中轻松、脱透、有高致、无依傍、直抒胸臆、称理而谈，而又有冲虚浑含之意味者，大体皆明道语也。”①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心体与性体》（中），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7—8页。牟先生是在判定二程语录之归属时提到程颢的气象特点，但是也可以从侧面感受出程颢思想中重情感、重个性表现的倾向。又比如，从“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②（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4页。的说法，可以看出在体悟“天理”的手段上，程颢更偏重通过直接体悟的方式来构建这个世界的本体——“天理”。相对于程颐的“格物”“致知”等以认识论的手段呈现道德理性，程颢更重情感与直觉上的体悟，这就给美学活动留下了必要的阐释空间。而“天理”作为宋明理学家最高的本体，直接存在于现实世界尤其是自然物之中，也就给自然美在理学思想中留了一席之地。所以，在程颢的思想中以“天理”为“本体”，将自然、人事收摄于其中，以“体贴”的方式在直觉中感受到了“鸢飞鱼跃”的山水自然之乐，并呈现在个人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了美学、理学思想相互融合的典范。

一、山水之乐：儒家的美学追求

山水之乐一直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之一，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早在先秦时，儒家的孔子就开始将“仁”与“山水之乐”联系在一起。《论语》中记载：“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③《论语·雍也》，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9页。汉代的韩婴认为“仁者乐山”的含义就在于：“夫山者万民之所以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四方益与取焉。出云道风纵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也。”④（汉）韩婴：《韩诗外传集释》，许维谲注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111页。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仁者”必须有能取悦于山林之乐的美学感受能力，并在享受山林之乐的同时，要有如同山林一样的胸怀。通过体悟山林之乐所带来的美感，“仁者”于此有所感悟，并聚集起不同性格、不同观点的人构成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使得“国家以宁”，这才是“仁者乐山”的实质。事实上，“仁者”本身所居处的环境也导致了他们对身边的山水采取了无功利的审美态度，《论语》中所记载的“三月不违仁”的颜子“在陋巷”的生活和曾点在“暮春之际”的狂放情怀，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仁人志士拥有欣赏山水、乐而忘忧的美学思想与寄情志于此的情怀。正因为此，孔子才提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⑤《十三经注疏》，第2482页。寄情于山水之中，乐而忘忧，以一种纯审美的心态来面对自然，对现实中不正义且功利的社会采取摒弃的态度，这也是理想化的儒者所必须拥有的品格之一。

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虽然“仁”的观念不断发展，但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仁者”在“山水之乐”的美学追求上并未发生改变，且赋予了其更为抽象而丰富的内涵。三国魏时期的何晏就认为：“仁者乐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动，而万物生焉。”⑥《十三经注疏》，第2479页。他将仁者境界与“山水之乐”的美学追求进一步打通，认为仁者之境界如同自然之山一样，可以在万物的变化之中发动与存养生机，让四时合序，保证了万事万物的不断轮回变化，这实际上就是将仁者之胸怀与自然物生长变化的动力结合在了一起。从美学上而言，欣赏山水的美不仅是仁者所必要的品格之一，而且是体悟个人道德品质的必要途径。这样，美学成为了确定个体人格存在的手段，想要成圣或者学圣的儒者必须以美学的手段感悟山水，以此体验儒家所倡导的坚毅、阔大的胸襟等必备品格。这样，审美感悟成了成圣的必要手段，而对审美体验的感悟能力与对美学境界的追求也成为后来儒学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到了程颢这里，这种“自然山水”之乐随着追求终极本体“天理”思想的兴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论述“仁”的过程中，程颢以自然界的“生”为“仁”，而人能够在意识中产生“为仁”的道德理想，在此基础之上，万物则是一体的。所以，“山水之乐”存在的背后实际上也就是因为人所具备的“为仁”的本性，二者共同享有“生”这一本体，故对山水之乐的审美体悟同时也观照到了万事万物的本体层面，使得审美体验与“体贴”天理本体联系到了一起。对此，蒙培元先生认为：“在自然界的山水中感受到美，体验到乐，不仅需要主体的审美意识，而且需要主体的道德意识，二者不可截然分开……（自然界的山水之乐）是在自然界的山水体会到人生的意义和乐趣，而不是发验某种原理、认识到某种规律的乐趣。”①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同样，程颢所提供的“山水之乐”也绝对不是热爱自然这样简单，它实际上包含了宋明理学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于个体圣境的追求，它超越了单纯对自然景观的追求，而走向对“仁”之本体追求的理念。从思想史的发展路径来看，这不但是程颢的理学思想影响其美学思想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程颢本人的性格所致。

二、“吟风弄月”：程颢“体贴”审美体验的方式

从历史来讲，程颢本人钟情山水，热爱诗歌，《二程文集》中还保存有不少程颢所作的诗歌，在他的语录中也保存着山水诗歌审美特征与儒学“山水之乐”关联的线索：“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②（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59页。“吾与点也”兼有对自然亲切的审美体验与“万物一体”之境界两个层面，在此体现为程颢与周敦颐同游后对自然之景物产生的心摇目断的尽性之感，以及感受出来的对大自然勃勃生机的喜悦之情，由此才“吟风弄月以归”。更为重要的是，“吾与点也”实际上设置了能让人流连于此的、充满了勃勃生机的世界。“诗可以兴”在原意上虽然是读《诗》可以起到的兴起情感的力量，但是此时却是指人可以在自然的景物中体会到诗意一样的审美体验。这是一种从大自然中感发出来的美学境界，也是“吾与点也”所揭示出来的体贴自然之美的境界。所以，实现个体理想境界之前提就在于“吟风弄月”，即懂得在自然中感受到、体悟到自然中所具备的那种生机勃勃、变化多端的美的现象，以此作为“体贴”天理的方式，这样如同体验《诗经》中“兴”的写作手法一样，以直觉、联想的方式感受到自然界带给人的审美经验与情感体验，以此来构建最高的本体——天理。这一点从他理解“吾与点也”的方式来看，最有说服力。《论语》中强调：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③《论语·先进》，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00页。

《论语》中的这段话表明了孔子对超然于世俗的生活与审美人生的向往。“吾与点也”作为孔子的理想，毫无疑问成为了宋明理学家“圣人境界”的终极追求，可以说是儒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格理想之一。应该说，在宋明理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吾与点也”之乐不可能只沉醉于纯粹的自然之中，他们更为看重在自然之外的追求，更为重视自然美背后的“天理”即道德与形而上思想层面的追求，并认为在“自然”背后的真理探求乃是“求仁”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只要领会到了自然之“山水之乐”的美感，就可以明确地了解到“乐”背后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品质。于是，程颢的“山水之乐”以“吟风弄月”的体验方式构造了自然美，但是审美体验的效果并不仅仅限于对自然的情感，同时也是功利化的道德理性构建的重要方式。以非功利的形式体悟“天理”，以此作为干预功利社会的道德原则，这是宋明理学家的创造，也是对理学与美学彼此龃龉的观点的有力反驳。

除此之外，程颢曾在游历西湖中“吟风弄月”，以闲情逸致的方式体会到天地升降的道理：“一日游许之西湖，在石垣上坐，少顷脚踏处便湿，举起云：‘此便是天地升降的道理。’”①（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60页。他在面对西湖风致颇佳的景观时如同艺术家一样开展审美活动，在对自然的审美体验中“体贴”天地升降的道理，这样，他能够在悠游自得之际欣赏自然的美景，同时能在其中体悟出“天理”在世俗平淡的生活中的呈现，这实际上就是以诗意化的美学方式来表现抽象的自然规律，并代之以活泼泼的体验方式与活生生的例子。于此，我们分明可以看出程颢在体悟天理背后的自得而欢快的审美心态。在程颢的文集中，也有一首游览西湖后动情不已而作的诗歌，体现了他通过“吟风弄月”而呈现出来的自然之生机与运动发展的规律，同时也展现了他欣喜的心情：

湖水桥边鸭子陂，楼台只在郡城西。烟波乍见心先快，岛屿将寻路欲迷。近日无风横舴艋，有时经雨饮霓虹。如何咫尺尘埃地，能使游人意不齐。②（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487页。

读这首诗，可以感受到湖边的烟水、岛屿的小路、碧波荡漾下的悠悠小舟与迎面而来的阵阵惹人醉的暖风，把诗人带入到了畅快而又自足的美学境地之中。在此时，诗人一定如同春风拂面一样充满了对万物勃勃生机的欣喜以及对自然给予人无限风光的种种遐想。这种畅快的心态是在体验自然之美与天地之境界后的活泼泼的、具有生意的心态，非常充分地表现了程颢以“吟风弄月”、不离具体形象的“体贴”来展现抽象道理的思想风格，也是他思想中以审美体验“体贴”天理这一重要方式的展现。

三、“鸢飞鱼跃”：程颢“山水之乐”的美学世界

在程颢眼中，“吟风弄月”可以说是对自然美的向往与追求，也可以说是他在观照自然物以获得情感愉悦时所运用的审美方式。最终，自然美在“吟风弄月”中展现出了“鸢飞鱼跃”的活泼泼、具有生意的世界，也是“山水之乐”所呈现出来的充满风致的美学世界。

在二程的语录中记载：“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与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观驴鸣，亦为如此。”③（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60页。可以看出，程颢的老师濂溪先生也非常重视审美感受所带来的契入生命的体验，而所谓观自然，也就是在欣赏自然物外在美的形式的同时，充分领会到天地万物所具有的活泼泼的生意与沉浸于自然美感中的那种自由。而万物的生生不已、循环往复的春意不仅体现在窗前，也体现在人的身上，因此才会“与自家意思一般”。于是，在“吟风弄月”的观照下，无论是人还是充满生机的自然物，都存在于同一个现实中，而这个现实中处处充满了深情与热爱。濂溪先生将这个世界与对其饱满的深情作为眼中所构建出来的美学世界。它是宋代理学家所理解的自然美的至乐，也是许多宋明理学家共同关注的重点。对此，程颢通过“观鸡雏”与“切脉”等日常活动，将审美体验与个体境界的提升联系到了一起，他强调：

切脉最可体仁。④（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59页。

观鸡雏，可以观仁。⑤（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59页。

如同上文周敦颐不除去窗前草与张载爱听驴鸣一样，程颢也对表现自然生生不已的事物十分感兴趣。这里他明确指出了自然事物的不息的生长过程是使他内心感到快适的原因，而观物之生意并不只是为了获得审美感受，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生生”之“天理”，能够提升自己与万物休戚相关的心态。我们也可以说，借助形象的自然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切脉”与“鸡雏”本身也如同窗前草一样，虽然其本质在于个体境界的提升，但在自然之中体会此境，实际上就是用美学的方式感受义理，体现出活泼泼的美学世界。对此，程颢以“鸢飞鱼跃”作为自己最理想的美学世界：

“鸢飞戾天，鱼越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①（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59页。

以上，程颢引用《中庸》中的“鸢飞戾天，鱼越于渊，言其上下察也”说明成为圣人的方法不在于普遍而抽象的道理，而在于身边自然万物所呈现出来的生意以及个体在体会到这种状态时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感受。而如何感受到它？他认为应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要随心所安，勿忘勿助长，也就是要顺其自然，不要刻意地用抽象的概念认识自然，更不要抱着一种一定会从自然中体验到什么的心态。事实上，表现“鸢飞鱼跃”的过程，是一个体验自然万物生生不已、充满生机的过程，而不是呈现出一个死气沉沉的概念性质的世界，更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社会目的硬去感受的过程。审美的感受需要自由，而在这个“鸢飞鱼跃”的世界中，个体的情感得以快速地生发，而个人的自由之感也在自由中呈现，所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万物之中总有一种“情”在其中，阳光朝夕间变冷变暖，北雁南飞，旧时新燕回归，无时无刻不在揭示自然于其中的循环不已、春去秋来的天地之情。因此可以说，人处于其间，能够体悟到在这个有情世界中的幸福，能够领略到在循环不已的生命活动中存有的生命真情，这实在是一个极富生命力并将这种生命力上升到宇宙本体的“大我”世界。在这个基础上，“鸢飞鱼跃”不仅是一种个体修养的道德境界，同时也是对万物变化的喜悦与欣慰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天地万物休戚共生有所感的仁爱之情。人以实现感悟天地之“仁”而因此热爱、喜欢到了自然之活泼不已的世界，这个充满勃勃生机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美学世界。所以，谁说宋明理学家没有美学？在程颢所呈现出来的“鸢飞鱼跃”的世界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自然之至美！

“鸢飞鱼跃”之美不仅体现在讲学的语录之中，还大量出现在程颢的作品中，成为其创作实践的内容。在《颜乐亭铭》中他就通过描写颜乐亭的景物来表现对山水自然之乐的喜爱：“巷治以辟，井渫而深；清泉泽物，佳木成荫。载基载落，亭曰颜乐；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载之上，颜惟孔学；百世之下，颜居孔作。圣德弥光，风流日长；道之无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废，地不忍荒。呜呼正学，其何可忘！”②（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472页。颜子陋居之破旧并未引起作者对于这位没能实现孔子“仁”之抱负的年轻人的哀叹，他反而对颜子之居的自然风光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庭前的荒草可以被写成是“佳木成荫”，深巷角落可以被认为是安详而恬静的幽僻之处，就算因无人而失修的深井也变得娴静而美好。这一切都会因为颜子的箪瓢屡空、安其乐而“圣德弥光，风流日长”。景物的美好显示出仁人志士的审美品位，表现出他们能够在窘困之中欣赏美好自然风光、体验大自然勃勃生机的那份闲适而又安乐的心情。颜子这种在安贫乐道的心态中享受自然之美好，是程颢一贯的和气而又安详态度的体现。他在《秋日偶成二首》中就极力推崇这种急流勇退、在山林陋巷中享受自然之生机的心态：

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众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悠游。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③（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482页。

颜子本是在陋巷中安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且不为小人所动的君子形象。但在此，程颢明显将其看成了在贫贱之中能够欣赏自然、在困难之中还能保持身心安乐的具有道家品格的隐士。他指出，客居京华的李白整日以翰林待诏的身份为政治家所利用，也没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还有损清高君子的身份，颜子则整日能够在尘世中享尽平日里和平而燕居的清闲，能够在鄙人眼中、简陋的生活环境中体验高秋、从容而又懒起，体验生活所赋予人的“偷得半日闲”的美好。一方面满足了自然生生不息的状态与将此生与自然万物各自静观的从容心态，另一方面，则冷眼旁观尘世间种种变化，感受“道通天地”的生生变化并以此为圣。至此，才是尽了程颢的“圣人”之心，达到了程颢心目中的圣人境界。同样地，实现尘世间的功利似乎不如在自然中陶醉、享受和平美好的生活要好，程颢提到：

太山为高矣，然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①为“太山”而非“泰山”，《二程集》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如此，特此说明。见（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61页。

尧舜之事可以说是儒家历代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其境界之高，总被儒学者以泰山相比。但是，程颢在此却认为在道德上足以为人敬仰的尧舜“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可见，现实的功利并不在其欣赏的范围之内，其境界也与自然静观的带有美学意味的态度差了一些，而追求生命自由与独立人格、享受在日常生活中所体会到的自然美景与闲适才是程颢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不仅是程颢作为一名儒学者所毕生力图实现的圣人境界，同时也是他自己在经历过无数的党争与政治忧患后所体悟到的“至乐”之境界。的确，现实的功利并不能安享吾身，一时的成功也不可能带来永久的荣华富贵，享乐的人生更不能以持续不断的物质追求为基础。看透了这一点，将自己的情怀寄托在山水之中，就足以体会到天地之“至乐”了。或许，与二程的亲眷邵雍一样，选择在“鸢飞鱼跃”中体会宇宙生化之理，在平常之景物中树立起道德境界的大旗是不得已而筑成“安乐窝”的无奈之举，但是，程颢实际上在这种“山水之乐”中很享受、很满足，这就是他在面对人生时所体悟到的所谓“至乐”的美学境界了吧。

所以，理学与美学绝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领域，而个体成圣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美学化的方式来进行。程颢为我们证明了，当理学要契入到生命体验中、感受其内在律动并以此作为理想化的境界的时候，作为人的个体需要的美感就一定会呈现在个体的理想境界中。在他展现的“鸢飞鱼跃”的境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先贤对自然美的热爱以及对心目中的美学世界孜孜不倦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