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走在灰色地带的草根匪侠英雄

常書欣IP小说中的草根主人公骨子里常有兄弟义气、匪侠之气和痞子习性，行动上经常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兄弟义气、匪侠之气与痞气是他们形象的另一面。

（一）现代版的“兄弟义气”

侠义精神在我们民间传统中源远流长，民间从不缺乏侠义之气，从小的方面说，异姓兄弟之间的义气便是侠义精神的一部分；从大的方面说，“大路不平有人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民间正义与侠气并不鲜见。济危扶贫、除暴安良是侠客的精神内核。常书欣IP小说的这些男主人公和他小团体中的兄弟虽然浑身缺点和毛病，但却不乏这样的侠义之气。杨伟带领一群兄弟直捣地下赌场，将搜到的赌资除交给警察外，还私自留下几百万论功行赏全部分给众兄弟们，这简直是现代版的梁山好汉分赃。杨伟为了不让混混兄弟走上邪路，扔下大连的新婚妻子返回并不喜欢的凤城；秦三河将拴马矿私缴回来、本应分给众兄弟的九万元赌输，因利滚利欠下四十万，还被惨加侮辱。木讷的三河抬不起头来，几欲寻死。杨伟对众兄弟有两条要求：一不许赌（博），二不许吸（毒）；为此，杨伟砍掉三河的一截小手指惩戒三河，再拉上众兄弟大闹赌场，逼迫赌场老板交回欠条，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找回三河的自尊。杨伟被制毒罪犯折磨至生命垂危时，是三河牵着他的狼狗冒着一夜风雪与时间赛跑救了杨伟，自己差点虚脱而死。余罪得知杏花分局的兄弟鼠标在押解罪犯路上无故被袭重伤，杏花分局全员被禁，他拍案而起怒斥上级督查不查凶手却查自己，第一个站出来为兄弟找回公道，杏花分局所有警员和协警全部站出来支持余罪。与此案无关的余罪私下彻查此案，查到是区长勾结他人贪污受贿指使人袭击鼠标报私仇。为求证据余罪不惜设局用酒瓶玻璃刺伤自己，为兄弟讨回公道，将罪犯缉拿归案。诈骗案中，余罪在卧底时眼睁睁地看着内线郭少华暴露再被幕后黑手沈嘉文虐残，然后在沈嘉文的逼迫下将郭少华抛入大海；缉毒案中余罪眼睁睁地看着被毒贩残忍敲碎双膝的外勤马鹏悲惨地死去……那都是自己的兄弟啊！为了给兄弟复仇，他与毒贩死磕到底，即便将毒贩逐一捉拿归案，但悲愤至极的复仇心理与无能为力的自责却常常折磨着他的内心。

在小说中那些经常为正人君子不齿的一干草根混混兄弟间的情谊却义薄云天：简凡与费仕青，帅朗与大牛、田园、苹果，单勇与雷大鹏，杨伟与大伍、小伍、秦河、虎子等，余罪与他的大学兄弟、与当“走私犯”时的小弟肥臀，仇敌与耿宝磊、包小三、祁连宝等的兄弟义气和情谊都令人动容。《余罪》中余罪与他那帮同学自创的《兄弟歌》就是兄弟情谊的最好写照：“兄弟呐，我的兄弟，难忘的就是你/聊天，打屁，陪我的总有你/……感激的就是你/……最亲的只有你……”他们是亲人，是知己，是默契无比的合作者，是同富贵共患难的朋友，是彼此坚强的后盾、是两肋插刀的好兄弟，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异姓兄弟间侠义精神的现代版。更重要的是，兄弟义气的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狭义精神的更高层面——“‘义并非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以社会正义为前提基础的大义”a，他们有过私心，也计较得失，但在社会正义面前从未失足过。正因为如此，这群草根兄弟之间的情谊才更令人钦佩。

（二）匪侠之气与痞气

这群兄弟因生存或职业而过早了解社会的一些阴暗面，染上了痞里匪气的习性，有的从小就是问题学生、不良少年。他们抱成一团，干私事打法律规范的擦边球，对付恶人这样的正事则像土匪——无组织无纪律不按常理出牌，还不受世俗道德甚至法律的约束，以恶制恶是他们的惯用之道，像痞子一样耍流氓手段是他们出其不意的法宝。

在《余罪》中，余罪在警校时，因不小心碰了班花安安一下，暗恋安安的谢冰找工业大学的几个同学偷偷地揍了余罪一顿；为报谢冰的一箭之仇，余罪不惜叫上众兄弟去工业大学打群架。刚进监狱他备受欺负，大怒之下与牢头傅国生干架，像亡命徒一样差点扼死这位大佬；为获取贩毒团伙的证据，他自谋出路拉上一支队伍与当地走私队分庭抗礼，然后又像土匪一样干掉绰号“肥鱼”的走私运输团伙，成为海边新垦到万顷一带运输走私物品的龙头老大。《红男绿女》中的“黑窑之战”，当国土资源局与公安局工作组在屡次整治柿树湾黑窑时被朱前锦指使的村民搞得灰头土脸、铩羽而归时，杨伟带领众兄弟先以痞子加流氓的办法多管齐下，引开黑窑防守严密的爪牙：用美人计把主管黑窑的村长请到县城享受美色，再打着文化下乡的旗号用脱衣舞迷住村里的男青年；还请地方剧团表演“蒲剧”迷住老头老太；最后用动作片迷住小孩和小青年，用爱情片和农村生活片迷住大姑娘小媳妇。当夜一片嘈杂声中杨伟一群兄弟开着改装车到山腰煤矿装好并引爆炸药，将黑煤窑夷为平地。《商海谍影》中在贝尔兰草原，在国安队员董淳洁、戴兰君被日本间谍抓住，生命面临威胁、随从人员叛变的情况下，仇笛如同发疯的公牛不要命地驾车闯入现场，终于救得二人，击毙一人。回京后仇笛发现监控器材市场被一家公司垄断，自己新开发的高端监控器材无法进入市场；为与该公司合作，他用堵公司下水道管的痞子方法，迫使对方与自己合作……这样的例子在常书欣的IP小说中比比皆是。

余罪上学时就是典型的“问题学生”：小学时就勒索同学，初中时敢拿刀子动武，高中时几进派出所，大学时组织打群架事后却总是置身事外，大学回家连路费也是免的——想办法让省上访办出车送他回家。滨海生存训练，他一人敢抢几个飞车贼的赃物，简直堪比土匪；当派出所所长为村民谋致富路时不忘拉关系走镇政府的后门；办案不忘顺便吃卡拿要，兄弟一起从不忘打扑克赌上一把，见了美女不忘调戏意淫一番；帅朗既想追小师妹又想着警花姐，在找到十亿欧元的债券下落时他顺手牵羊拿出一百万据为己有；单勇在罢灶事件中顺便利用自己爱慕的左师姐当自己的挡箭牌，更不惜挑拨贪官陈宦海父子与陶老板鹬蚌相争自己得利……他们都一身毛病，时痞时匪、痞里匪气、满脑私欲、时有邪气，既不纯洁也不高大，与正人君子无缘，实在有损英雄的光辉形象。他们即便立功，也时常受道德的谴责、受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指责以及督查的审查、体制的约束，轻则背处分重则接受法院的审判，但他们却无怨无悔，在社会正义面前从未缺席。

他们道德品质虽有瑕疵，办案方法有时亦让人不敢苟同，但把他们放在制止罪大恶极的犯罪立场，他们比优秀的警察更优秀、比杰出的国安人员更杰出。他们是游走于灰色地带、行走在危险的钢丝上的草根英雄，是带有匪侠之气的草根英雄。他们的观念里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的界限不那么泾渭分明，但不可否认，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责任范围，他们对大奸大坏都做到了除恶务尽，对沈嘉文、郎家兄弟、朱前锦、赵宏伟、日本间谍等这些穷凶极恶、罪恶滔天之徒，他们也许有害怕但从未退缩，危急关头不惜舍生取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b，这是他们人性中最为出彩之处。无论人品和手段多么痞里匪气，但在黑与白的灰色地带、在正义与非正义的模糊地带，他们却永远以社会正义为先，永远将国家利益、百姓利益、草根利益与个人利益、个人私欲、特权利益分辨得清清楚楚，面向正义的方向绝不出错。正是这些让草根主人公看到了比女人、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兄弟之情、信仰、正义和对警察荣誉的强烈归属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三）草根匪侠英雄的人性光辉

从兄弟义气到为草根阶层谋福利再到为国为民，常书欣IP小说中的这些草根匪侠英雄的形象，不但真实、鲜活，也高大了起来。他们浑身的缺点和痞气使他们的英雄形象更接地气，但使他们的形象更感人的却是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自我的认识和反思，并在反思中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不至于在游走于灰色地带时滑入黑色的泥淖并始终坚持社会正义和公正，这恰恰体现出他们人性的光辉。

《余罪》 中的缉毒作案，当最后的抓捕行动拉开帷幕，傅国生还把余罪当作自己的小弟，真诚地对他说后悔领他入（贩毒）行，临行前嘱咐他“一路小心”，当被捕后的傅国生拒绝交代、余罪劝他赴死时，余罪并不觉得自己比这个人渣更高尚；看着端木良平覆灭后的帅朗黯然不已；当杨伟面对铺天盖地的污蔑，林涵静兄妹抽出农场百万资金、切断与杨伟的一切联系，差点使农场破产，这时杨伟平静地写信给林涵静：

我当过黑保安，这不假。生活所迫的时候，小偷小摸敲诈勒索这些事我没少干，但我自认为没有达到黑社会的水平，伤天害理的事，我没干过；我和我的兄弟們就是一群混混而已，我被部队、被社会所不容，只有他们不嫌弃我，那么，我也没有理由嫌弃他们，即使我们有什么过火地方，曾经都是为了赢得在那所城市里的生存权利而做的事，我们做过的，我们敢担当……

我记得我们曾经谈起过雪原上长眠的战友，我曾经也像他们一样，我的名字就叫“为国”。我为我的理想流过血负过伤。我不后悔……c

每当这时，道德与法律、善与恶、责任与自我、合情与合理时常作为一对对矛盾折磨着主人公的内心。他们承受的不仅仅是单纯的道德谴责，还有痛苦的心理煎熬、情感挣扎和对人性、社会的深刻反思。他们在黑白之间、是非之间、黑暗与光明之间、正义与非正义之间那些灰色的模糊地带行走，身上充满市井之气的世俗、庸俗、私欲、爱恨和挣扎，但他们的人文情怀、自省意识和正义之心也使他们在行走中更加艰难、加痛苦。他们是不纯洁不高大、有点痞气、带有侠义精神和土匪气息，但真实、鲜活，是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另类草根匪侠英雄。

a 吴匀：《中国武侠电视剧空间研究》，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

b金庸：《神雕侠侣》第20回“侠之大者”。

c 常书欣：《红男绿女》第7卷，《 恶之救赎》第73章“且歌且行前路远”。

作 者： 李茂叶，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学院传媒与影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视批评、文艺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