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试对林语堂经典之作《吾国与吾民》 的无本回译进行研究，通过译本对比，以无本回译的三个评价标准为主线，解析译者针对文本所做出的不同阐释及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译文的产生是语言、文体和文化标准多维度观照下的结果，因而无本回译的终极性范本并不存在。尽管译本各有偏向，但它们为《吾国与吾民》 在文学舞台上大放异彩、确立其翻译文学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2.以《吾国与吾民》汉译本个案为例，不仅深化了对无本回译这一普遍翻译理论的阐释，同时通过剖析语言、文体和文化在无本回译中的具体操作，可用来指导侨民文学的汉译实践；3.《吾国与吾民》 作为异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多方面刻画了中国形象，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而无本回译回应了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价值，促进了文化反哺进程。

关键词： 侨民文学 无本回译 《吾国与吾民》

一、无本回译概念流变

（一） 回译

早在唐朝，玄奘就与回译结缘，他进行的是将中文回译为梵文的工作。贺显斌（2002）认为“对译文进行再次翻译， 把自己或别人的译文翻回原文， 这种翻译方法在英语里被称之为back translation” 。他不仅从语言层面解释了回译对于译文的检验作用和对翻译研究的辅助作用，更认识到“回译就是文化还原”。

然而有一种特殊的回译并无原文可依。吴玲玲和李丹（2004）基于对林语堂英文作品翻译的认识指出：“尽管没有一个完整的中文本在前， 林语堂的英语作品中很大一部分带了翻译的性质。那么再把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时，就涉及有回译的问题了”，因此虽然与回译的定义稍顯不同，但仍将它视为一种“特殊的回译”。王正良（2007）指出，翻译之前一定要分清文本的性质，回译的对象必须是译语文本。他将原语文本称为译底，回译译文称为译心，按照回译目的将回译分为已知译底回译和未知译底回译。在这一系列分析中将回译对象限定在译语文本中，作者却将译底分为已知和未知，既然已经明确译语文本，证明一定是有原文本可以依照的，又何以探讨已知译底和未知译底？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本身就存在一定矛盾，而对于“无本回译”的发现已经呼之欲出。

除了通过探讨在回译概念下这一特殊翻译现象在语言层面的转化，也有学者将文化层面的讨论纳入研究，并试图通过丰富回译概念的内涵来解释这一特殊翻译现象。陈志杰和潘华凌（2008）立足于文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交界处，通过将“复译”和“古本复原”两个概念纳入回译的范畴，将回译定义为“通过回溯拟译文本与目的语文本间内在的语言和文化联系， 把拟译文本中源自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素材或文本重新译回源语的翻译活动”。其中，关于林语堂《风声鹤唳》 翻译的个案探讨已经指出此类回译过程具有特殊性，即在源文本隐而不发的情况下，这种单向的仅从B文本回归到A文本的过程也是一种隐含式的回译活动。这一个案虽已意识到回译不单涉及语言层面，还需考虑到拟译文本和译入语之间的亲缘性文化关系，然而对它的定义还停留于“复译”和“隐含式回译”上。

周红民和程敏（2016）更是直接将回译定义为“将A 国语言书写的B 国文化翻译成B国语言的过程”。这一定义中已经包含了原文本语言能指和文化所指的不对应性，同时也突破了翻译的语言转换层面而直指文化层面。通过分析美国作者所写的中国北魏时期史学文献，指明了回译的“不可逆转性”，借助译者对四字格、古语和长句的处理表明对待此类型的历史文献翻译时应尽量贴近目标读者的取向，使语言与文化达到高度融合。但即使作者的分析已经接近“无根回译”或“无本回译”的概念性认识，最终还是落脚到要关注回译对于文化回归的程度，受叙述角度、篇幅和术语概括的限制，并未实现理论化的认识和表述。

从以上学者对于回译的研究可以看出，学界一开始对于回译的概念理解和定义过于宽泛，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引入其他翻译概念或重新定义来将其细化，虽然对其的认识已经不止局限于文字间的相互转换和将其应用于译文质量检验和语言对比上，但对于文学翻译这一大领域却少有涉及。

（二） 从无根回译到无本回译

国内最先对这一翻译现象进行定义的是王宏印教授。他在著作《文学翻译批评概论》中将“在语言上不存在以原作为根据的回译”现象定义为“无根回译”（rootlessback translation）：如果我们把用一种语言描写本族文化内容的书写称为“原语书写”，那么用另一种外语描写本族文学场景的则可称为“异语书写”，由此产生翻译上的回译，就是“异语回译”。如果把朝向原文的回译称为“有根回译”，那么我们把这种非典型的并无同一语言原本的回译姑且称为“无根回译”。其典型作品便是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小说Moment in Peking（常译为《京华烟云》）及其汉语翻译。随后基于该个案的分析，王宏印和江慧敏（2012）进一步给出解释：“ 《京华烟云》的汉语翻译属于‘无根回译，即运用外文进行中国文化题材的文学创作，但又用汉语翻译回来，呈现为汉语文学形态，返销给中国读者或汉语读者。这种翻译成汉语的返回只是文化上的返回，而不是语言的返回，所以称为‘无根回译，即在语言上不存在以原文为根据的回译。”随后，王宏印深化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并将其修改为“无本回译”。王宏印（2015）认为，“所谓‘无本回译，充其量是缺乏文本根据的回译，但仍然有文化之根（ 这里是中国文化，而不是泛泛的人类文化） 作为根基，而不是完全失去其根”。至此，无本回译有了其确切的定义，即“以原文本的原始缺失为基础，也即以异语创作为基础，作为不得已的第二位的文本依据，即翻译的始发文本进行有文化依据或依归的翻译或回译； 在这里，本土或本体文化作为潜在的基质，或假设的参照架构，始终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还随之讨论了无本回译中有关原文复现和文本删节与合并处理问题。然而要想使无本回译朝向一种普遍翻译理论发展，离不开对理想译者和评价标准的讨论。王宏印（2016）将研究目光从《京华烟云》部分转向《大唐狄公案》，试图通过这两例个案的讨论将研究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文中指出，无本回译的译者“需要特殊的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和对于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而评价标准需从语言、文体和文化三方面入手。通过论述其概括的对象和理论论述范畴证实了无本回译是一个普遍性理论，它不止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还适用于其他文化中的人用异语写作并返回到本族语和本族文化。

二、林语堂及《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以“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座右铭。《吾国与吾民》是他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实乃向西方世界客观全面介绍中国及中国人民的佳作。因其是由林氏在异国英文写成，因而可以算得上侨民文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称其“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该书英文原版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写成于1935年，现有两版在市场上流传甚广，其一为1936年黄嘉德首译版本，译名为《吾国与吾民》，其二为1988年郝志东、沈益洪合译版本，又称全译本，译为《中国人》。

三、无本回译评价标准的具体运用

王宏印指出，无本回译的评价标准需从语言、文体、文化三方面入手。本文将以无本回译为基础，以《吾国与吾民》的两个汉译本为例，拟从上述三方面来阐述两位译者在无本回译时对于各种翻译技巧的运用及翻译难点的处理，比较不同译本的精彩译笔与美中不足。

（一） 语言标准

1.四字格 中文表达中最具特点的当属四字格。无本回译不仅要将用异语创作所展现的文化回归本源，也应贴合目标读者，使属于同一语境的文本和读者高度融合，因此在翻譯时，对于四字格的处理显得尤为重要。而译者在目录处理的方式上可清晰体现这一点。原著中用八个词语作为小标题串联起第二章The Chinese Character， 分别是mellowness， patience， indifference， old rough， pacifism， contentment， humor和conservatism.黄译本处理为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和平、知足、幽默及保守性。笔者认为，这一翻译非但没有观照到原文用一到两词的精炼，更没有兼顾译入语在格式和表达上实现风格统一。反观郝沈译本，译者将这八个单词处理为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和因循守旧，不仅展现译者深谙母语之道，同时长于语言转换，具有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下按照翻译标准指导操作的能力。

2.信息增删 考虑到无本回译语言能指和文化所指的不一致性，翻译时信息的增删应以读者接受为导向，避免添加冗余信息。请看下列翻译：

例1：The fundamental dualistic outlook，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yang（male） and the yin（female）principles， went back to the Book of Changes， which was later formulated by Confucius.

黄译：阴阳二元的基本观念，始出于《易经》，此书为中国上古典籍之一，后经孔子为之润饰而流传于后世者。

合译：中国人由阴阳构成的二元世界观，可以追溯到《易经》。孔子曾经对此书作过详细的阐述。

黄译本补充了关于《易经》 性质的信息，而对于无本回译来说，其面向的是了解熟知中国本土文化的读者群，这一信息补充略显冗余拖沓。合译本与原文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言简意赅地传达了原文信息。

然而并非所有的增加信息的翻译都会起到反作用，英文是简约化的语言，而汉语常常要通过重复来保持句子的平衡性，在回译时就需要将必要的成分补充出来，以消除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的语言使用差异。

例2：Whether ordinary people drink ale or Liptons tea is entirely a matter of social accident， and can make no difference because they are ordinary men.

黄译：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呷立顿茶也好，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毫无特色可言，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合译：普通人是喝淡色啤酒还是喝李普顿茶，这仅仅是一个不同的社会行为方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区别，因为他们是平凡的人。

原文中drink作为动词只出现了一次，但两版本的译者不约而同都补充了动词，且黄译本中的“呷”字尤为传神，作为动词与茶及茶文化匹配度高，是更为地道的中式表达。而合译版本也将动词补充出来使得句子工整，虽少一分神韵，但也不影响阅读效果。由于前文林氏立足的是约翰逊时代的伦敦人，再加上ale一词本身也是麦芽酒的意思，因此淡色啤酒要比烧酒贴切些。从这个例子足见翻译时不仅要考虑译入本族语文化是否恰当，还应将上下文一致连贯纳入考察范畴，不可只照顾译入语文化而忽视了原文本表述。因而笔者认为，合译本译者既有补充信息的意识，又尊重原文本传达的信息，更胜一筹。

3.被动句 汉语和英语在使用被动句的频率上有所差别，汉语使用频率低，且侧重使用无标志被动句，在语义方面多包含消极意义，而与之相比英语的使用频率高，表义也更为宽泛和客观。但并非所有英译汉都要试图将被动转换为主动，因为翻译离不开具体语境的考察。

例3：Even as late as the Manchu times chaste widowhood was expected of the wife of a scholar with official titles.

黄译：直至清朝时代，守节的妇德盖尤为仅所期望于绅士之家。

合译：甚至到清代，也仅仅是有官职的文人死后，妻子才会被认为应该守寡。

例4：Worship of chastity， which they so highly prized...， and women were henceforth to be responsible for social morals.

黄译：妇女因此须负社会道德上的责任。

合译：妇女被认为要为社会道德负起责任。

第一例原文表述即是被动语态，黄译本将其转换成了有标志的被动句，即N1+被（为、叫、给、让）+N2+所（给）+Vp的形式，这也是被动句的一种固定形式，也就是妇德为绅士之家所期望，后经过句式调整增加了“于”这一被动句标志词，完成了最终的翻译。而合译本采取了更为直接的被动句N1+被（为、叫、给、让）+N2+Vp形式。两个版本无一例外选择将翻译处理为被动句，不仅将妇女的地位放在主语位置凸显，同时也带有作者和译者共同的情感倾向，认为男性信仰者崇尚恭顺忠诚的女性品德，倡导三从四德是一种自私的印证。而第4例原句是主动语态，虽然黄译本翻译中规中矩，但合译本则更体现了被动句在表达消极情感色彩上的功能，因为这里仍旧讨论的是社会对于妇女贞洁的重视即地位忽视的对比，这一转换不仅体现了译者灵活处理句式的能力，更承接了上文的情感，展现了译者作为原本的第一读者所必要的理解能力。

4.段落分合 译文段落的调整并非不“信”，相反，如果译者可以充分破解句子结构，明晰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话，便可跳出原文框架，通过段落调整的方式进行积极的改动，这是具有开放性的文本所赋予每位译者自由地诠释文本的权利。第一章中林氏指出，分析研究一个国家时不能也不应忽视普通人，并举了索福克勒斯的儿子和阿里斯托芬戏剧中的人物来说明普通人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影响。之后作者用一句话将目光转回对中国人的分析上：But who is the common man， and what is he？ The Chinaman exists only as a general abstraction in our minds. 该句在原文中作为新一段的开始，而合译本并未分段。也许是句首的But一词使人用惯性判断这句话与前文粘连性较强，但笔者认为该句引导的后文意在对比中西方发展轨迹的不同，通过解释中国人独有的历史传统和相同的文化来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文明，两段论述重心存在较大差异。且作者以两个问句开头，意在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兴趣，突出下文论述的重点，此时顺应原文的格式和逻辑处理更佳，合译本段落合并的方式既模糊了论述重点，使得前后两部分内容差异无从体现，也让原本简明清晰的段落变得冗长。然而并非所有用转折词、连接词开启新段落的部分都不可在翻译时更改，当新一段与前文关系密切时，译者可以通过合并段落强调递进或转折的关系。如原文Home and Marriage一节中，作者提出一个问题：Have women really been suppressed in China， I often wonder？ 然后通过论述尽管女性受到不公平待遇，仍有权管理家庭，且官吏的小妾们也能控制老爷。随后作者用一个连接词and+评述性状语开启下一段： And what is still more important， women have been deprived of every right， but they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e right to marry. 这既是对作者提出问题的回答，又是对前文论述的补充，因而与前文在逻辑上都紧密相连。据此，两版本译文均合并为一段，黄译本处理为“更需注意者 ……”，合译本译为“更重要的是……”，充分说明了后文的递进关系。

至此，笔者以语言风格标准入手，从四字格、信息增删、被动句及段落分合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黄译本存在语言形式不统一、增添冗余信息、忽视原本文化语境和情感色彩的缺点，但也考虑到增补动词、合理处理被动句、重视语篇衔接的问题。相比而言合译本虽有功有过，但整体暴露的语言问题较少。

（二） 文体标准

关于文体标准，王宏印（2016）曾提出翻译中的文类或文体处理的基本原则：“一个是保留原文本的文体类型和品位并与之对应，一个是改变原文本的文体类型，或者使其上升，以提高品位，但又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或者使其下降以助普及，并可减少翻译的难度。当然，这里的文本类型变异是相对的，其依据是诗剧高于诗，诗高于散文，散文高于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无本回译的文体标准，也可以参照执行。”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作为一部侨民所著的向西方世界介绍古今中国的小说，其中含有大量反映中国文学、艺术和政治生活的诗歌及古文，这类型的回译属于一定程度上的“有本回译”，只需回溯其原文，将其原封不动呈现给对本族文化耳熟能详的读者即可。两版本都充分尊重本族文化之根，做到了对文本准确充分的还原。其次，黄译本在翻译时多采用四字词语，夹有部分生僻字或由富有文化底蕴的表达，如描述雅典人时，称其：“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辩狡猾，唯利是图”，指出爱护女性的特性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付之阙如”，且多用衔接词遂、盖、虽、仍等。与之相比，合译本对这两处的处理分别是“喝醉酒，贪吃，爱吵架，贪污受贿，喜怒无常”以及“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上，却看不到这种对妇女的感情”，而连接词也采用更通俗的表达，包括于是，所以，因此等。可以看出，黄译本对文字的处理在复古中夹在着一些晦涩，多用衔接词使得句子短小凝練，这是由于其所处时代虽已发起白话文运动，但也免不了文白夹杂的使用。而合译本时期已处于20世纪后半期，其行文简洁流畅，易于理解，对句子的衔接和整合处理拿捏到位，因而也更适合当代读者掌握原文全貌。合译本也曾在译后记中说道：“为了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译文采用现今通用的语体文，力求明白晓畅而又生动活泼。”作者精准定位目标读者的能力及谨慎选择语言风格的态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文体方面两版本译者都较好地保留了原文本的类型和品味，只是限于时代特征，黄译本偏向于文白夹杂，而合译本更为通俗，易为大众所接受。

（三） 文化标准

侨民文学作品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回译时要做到本土文化的落脚与回归。

例5：Starting out with the dualistic notion of yin（female）and yang（male） principles， already current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Kingdoms…

黄译：道家的阴阳二元意识，在战国时代已流行。

合译：阴阳二元说早在战国时期就很流行。

作者为了这一概念更好地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在括号中用female和male作为补充，深入浅出地向读者展示了其基本内涵。而考虑到阴阳概念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表达中，两版本译者都没有处理原文括号中的内容。原文与译文差异的展现既迎合了读者的审美和阅读需求，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强调侨民文学中文化回归的必要性。

四、结语

侨民文学的无本回译是依托语言、文体及文化标准指导下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要求译者在观照语言文化差异的前提下统筹好各个翻译要素。《吾国与吾民》的汉译作为个案，有助于人们在认识无本回译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侨民文学汉译的过程，完善理论应用的框架。通过两个译本对比，笔者认为译者们都紧紧围绕原作向西方世界构建中国形象的初衷，力图还原原作风貌。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不同译者对译文的处理方式也各有千秋。黄译本文白夹杂，语言复古凝练，行文逻辑严谨，但在细节的处理如语言结构平衡及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关注度上不够。合译本兼顾原文风貌和当代人的阅读习惯，使得读者基于这一文本得以审视自我，这对于文本本身创作意义和译本带来的文化反哺价值都是一次积极的印证。两版译本各有得失，因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终极范本之说。自原作1935年写成至今，广为流传的翻译版本只有黄嘉德译本和合译本，二者相隔时间较久，说明学界对《吾国与吾民》翻译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原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非议，而译作作为翻译文学的地位须得在比较之中确立。尽管翻译很难做到十全十美，但笔者认为若有更多的学者汲取前人的经验参与这一经典作品的翻译当中，既可丰富无本回译理论的应用，又可在学术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上更上一个新台阶，敦促当代读者以崭新的眼光解读文本，使其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 陈志杰，潘华凌. 回译——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汇处[J]. 上海翻译，2008（3）.

[2] 黄嘉德. 吾国与吾民[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3] 贺显斌. 回译的类型、特点与运用方法[J]. 中国科技翻译， 2002（4）.

[4] 郝志东，沈益洪. 中国人[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5] 林语堂.M 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6] 王晨爽. 读者接受理论关照下的华裔美国文学翻译——以《喜福会》的无根回译为例[N].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7]王 宏印，江慧敏. 京华旧事，译坛烟云——Moment in Peking 的异语创作与无根回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2）.

[8] 王宏印. 從“异语写作”到“无本回译”——关于创作与翻译的理论思考[J]. 上海翻译， 2015（3）.

[9]王 宏印. 朝向一种普遍翻译理论的“无本回译”再论——以《大唐狄公案》等为例[J].上海翻译， 2016（1）.

[10]吴 玲玲，李丹. 林语堂英文作品翻译之特点[N].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2）.

[11] 王正良. 回译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2006.

[12]晓 禅. 无本回译视角下《花鼓歌》汉译研究[D]. 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18.

[13]周 红民，程敏. 回译： 语言回归亦是真—— 一篇历史文献回译中的汉语体验[J].上海翻译，2016（5）.

作 者： 王宇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编 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