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贤铭 吾文泉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通 226000）

《村庄》（The Village）作为克莱布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发表于1783年，正值圈地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750-1850），18世纪后半叶英国议会颁布《公有地围圈法》，圈地行为（圈占公地、林地、草地、湿地和沼泽地等，赶走农民，用树篱、篱笆和石墙等圈围，实施封闭式管理，建立农场、园林和娱乐场等）在国会通过后大规模展开，史称“议会圈地”。克莱布的《村庄》虽然不直接指涉圈地运动，但诗中种种意象，无不映射着圈地运动的影响。《村庄》一反传统诗人讴歌乡村风光的做法，也不同于哥尔德斯密斯的名作《荒村》怀念旧时乡村共同体，而是揭示了乡村一向破败的现状，并暗示在“圈地”下情况更糟。诗歌描绘了圈地运动开展下农村的蛮荒，圈地者的狰狞，以及走投无路男盗女娼的农民，难得的是克莱布在诗歌第二卷给出了自己的救赎方案：宗教的福音。全诗没有太多的情感滥觞，近乎自然主义的诗艺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反田园叙事”风格，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代罅隙中，呈现出一副独特的艺术画卷。

一、蛮荒的乡村，苦难的生活

克莱布在《村庄》开篇便阐明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态度，在他眼里，古代诗人所赞美的田园牧歌时代早已过去，而现在，牧童、仙女、恋人、牧笛等等都没有了，只有贫穷、痛苦和疾病，现在的乡村诗人吹嘘和美化乡村生活，全然不顾现实：

“是啊，缪斯们唱幸福农民的赞歌，

因为缪斯们从来不知农民们的苦痛，

他们吹嘘农民有笛子，可是农民们

如今收起笛子，在犁铧后举步维艰。”[1](P30)

克莱布尖锐地指出当代乡村诗人们的无病呻吟和夸大其词，批评这种脱离实际、凭空想象的书斋式写作模式，强调应联系实际，从现实中寻找诗歌的创作素材。所谓赞歌、牧笛等等，不是农村生活的现实，诗人们不甚了解农民的疾苦就随意遐想，捏造出世外桃源来哄读者高兴，他们不能为农民们挣得一片面包，减轻一份痛苦。

克莱布生活的18、19世纪正值英国工业革命高潮，圈地运动达到顶峰。工业革命开始后，城市人口剧增，对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贵族地主为了生产更多的肉类和粮食供应城市，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便加速进行圈地，出现圈地建立大农场的热潮。18 世纪时期，英国议会颁布《公有地围圈法》，如此一来圈地运动在“法律”的庇护下得以肆无忌惮地开展起来。通过这种土地私有化，大量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被强行剥夺，农民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失去生存保障，被迫成为廉价劳动力，他们失去了自留土地，每天起早贪黑，却是“帮让人作嫁衣裳”。

农民们劳动环境十分恶劣，太阳如此炽热，如流火般晒得大地龟裂，皮肉之躯的农民在烈日烘烤中，两腿发抖疲软，头脑天晕地旋，几近中暑，而且没完没了的农活（在农场主的土地，帮地主耕种、做雇工），使得农民们怨气冲天，虚弱、劳累、羞辱、痛苦和愤懑积累在心中，积劳成疾。这个村庄的人们哪里拥有健康的体魄和愉悦的心灵？哪里还有山楂树下长凳上谈情说爱的闲情逸致？田里劳作的人们姑且如此的心情悲愤和劳累苦痛，全然没有哥尔德斯密斯《荒村》中田间劳作的欢快和愉悦。

克莱布是最早揭露英国济贫院惨状的作家之一。他关于蒸汽机的描述具有明显的象征含义，这里映射了英国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是圈地运动的助推器。蒸汽机这一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意象在诗人眼里“弥漫着腐臭的气味”、是“沉闷”的，体现出作者犀利的批判视角。济贫院的破败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圈地者们所谓的慈善事业徒有其名。诗中的这部分是典型的政府建造的乡村济贫院，肮脏邋遢，腐朽破败，贫穷与疾病并存，痛苦与泪水交织。孤儿、弃妇、寡妇、未婚孕儿者、老人、病人、跛子、瞎子和疯子等，统统被抓进了所谓济贫院内。他们在里面不是接受救济，而是成天在织布的“沉闷的轮子”旁受压迫劳动干活。济贫院就像一张遮羞布一样掩盖了贫穷落后的成分，将穷人和老弱病残等一并如垃圾渣滓般清扫进座座人间地狱之中。济贫院是圈地运动下社会贫富悬殊的一大象征，克莱布对济贫院的揭露也为他赢得了赞誉，“诗歌处处体现了少有的冲击力和细腻感，具有明显的特性，标志性的、突出的特色出现在边缘区间的描述，尤其是对教区济贫院的描写，难怪这位新星立刻被称呼为毫无半点造作的天才诗人。”[2](P40)

诗人以深刻的同情心和高度的人文关怀来描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农民，“他的目的是唤起人们对农村罪恶和悲恸的同情心，他自己已经感同身受，这种同情感源自乡村共同体内部的体验，而非变着法子从外围进行批评。”[3](P57)

二、野蛮的圈地者，残酷的盘剥

克莱布在描写圈地运动时，也尽量避免直面圈地运动本身，而是隐藏于表述背后，用真实事例再现圈地者和圈地运动给农村带来的深重灾难：

“分不到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财富的是埋头挖矿石的农民，

身边的财富使他们更加贫穷：

他们的报酬能怎能维持生计？

劳动的奴隶啊，只能随着财富而憔悴。”[1](P10)

圈地运动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眼睁睁看着财富的埋头挖矿石的农民”这一意象是对此最好的注解。圈地者独占社会财富，而广大农民只能为其充当苦力，他们往往没日没夜地工作，头顶烈日，脚踩荒地，然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富人瓜分财产，自己得到尚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报酬，所以才会有“身边的财富使他们更加贫穷”一说。

诗人着重描写一位命途多舛的老人，圈地者们催促他拼命干活，他只得偷偷哭泣，拿枯树枝作拐杖，面对刺骨寒风像枯叶飘零暗自发问：

“我如今像枯萎的树叶，仍留在树上，

冰霜中冻彻骨髓，寒风中战栗、摇荡；

我像枯叶—样，同辈农民都早已离开，

我却仍赖着不走，要等新芽茁长出来，

然后，却受到新生一代的推挤、顶冲，

像枯叶—样，在无人注意时落入土中。”[1](P14-15)

面对圈地者残酷的盘剥，年轻的佃农只得背井离乡，留守的更多是弱势群体：没有父母的孤儿，空巢的老人，被丈夫抛弃的妻子，整天哭泣的寡妇，充满恐惧的残疾人……如前文所述，他们大都进了济贫院，但也有人不愿忍受济贫院内“准监狱”般的生活，可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却不得不在圈地者的蔑视下工作：

“现在，指挥奴隶的主人常常换上新人

督促他衰弱的双手，不断地拼死耕耘，

无奈年老体弱，想要干好而力不从心，

就无情无义、悍然骂他是懒情的穷人。”[1](P13-14)

年老体衰的老者留守村庄，本应与家人在一起，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但他形单影只，孑然一身，弯弯扭扭，衣衫褴褛，不仅富人瞧不起，连同年轻力壮的穷人也不愿正眼看他。从“主人常常换上新人”之说而言，诗人暗示圈地运动之频繁，因为圈地运动期间，英国土地价格不断上扬，购置土地、倒卖土地、出租土地、圈围土地、新建农场等事宜正是圈地运动的特征，在旁人看来，就有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之感。诗歌里面的老人现在的主人（新的农场主）完全有可能是他年轻时的同村儿童（可能是富裕自耕农的后代，积攒了钱后置地的），说起话来更加粗暴凶狠，待人更加心狠手辣，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诗人在描述老者的行为时，表现出细致而深邃的洞察力，他“深究人性特征，特别是人性的局限性和绝望感，叙述模式简洁，背景宏大而多样。”[4](P385)

王佐良先生对克莱布的诗风评价道：“他坚持以写实的笔触，准确生动地写出赤贫的土地和赤贫的人，开辟了揭露丑恶的诗风。”[5](P187)甚至有学者认为，他的诗风影响了连华兹华斯，尤其是“语言题材的简洁性和单纯性，以及普通人生活和想象力等方面的诗歌创作元素”[4]138。

三、刁蛮的农民，堕落的人性

圈地前农村已经相当困苦，普通农民过着艰难贫穷的生活，加之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以及落后的耕作方式，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侵害，连年饥荒，农民更是苦不堪言，民不聊生。人穷则反本，反本则为盗。圈地运动更加加深这样的灾难，普通农民被逼上梁山无奈，既可怜又卑微。

克莱布诗歌中没有盖伊的乡村娱乐活动，也没有哥尔德斯密斯《荒村》以前的奥本村的欢歌乐舞和娱乐比赛（青年参赛老人裁判），而是远离文明的罪恶——农民可能在白天务农，夜晚做海盗！圈地运动初衷是为了将零零碎碎的土地整合起来，改农耕为畜牧或大农场，以提高生产率，向物质发达的文明社会进步，而在克莱布眼中这反而是文明的倒退，安分守己的农民沦为海盗。两栖人（amphibious race）的意象一语双关，一方面克莱布创作《村庄》时在家乡奥尔德堡镇任乡村牧师，小镇位于海边，即渔村，这里的人早上在农场主的田里务农，晚上出海抢劫；另一方面这一意象暗示了文明开化的人类跟两栖动物无异，讽刺了圈地的开展使文明倒退的“功绩”。

诗人漫步田野，搜寻自然朴实的生活迹象，但见人们巧取豪夺、违法乱纪，他们胆大妄为，诡诈如云，粗暴乖戾，野蛮之极。克莱布细致描述了村民为匪后的犯法行径，这里的人为匪的历史悠久，到处可遇见农民匪徒，海里到岸上像接龙游戏一般，手法轻松，目标明确。或者有时，这些农民也会坐等恶劣天气和巨浪来临，这样必定有海运船只出事或前来避风，正好成为他们的猎物（这一现象在笛福的《大不列颠游全岛记》中也有记载）。

奥尔德堡上演着这样一幕幕违法乱纪、自甘堕落的闹剧，克莱布敏锐地捕捉到圈地运动的荼毒已经蔓延至人的精神和道德层面，进而他将《荒村》中的村妓主题又进行了深入探讨，令人唏嘘不已：

“天仙般的少女不再是农村气质，

也不像月亮女神那般纯洁与貌美，

这些少女负担得起城市时尚美容，

乡村的妓女们投入老爷们的怀抱，

从这些老爷那里，她们染上疾病，

她们再将这种疾病传播到各农家。”[1](P28-29)

这一幕可怕的情景，是贫穷惹的祸？还是圈地运动带来的恶果？诗人不予讨论而直抒其胸，白描式的叙述表达了对乡村的担忧，妓女、性病和卖淫嫖娼等都是人类由金钱引起的顽疾，目前已经传染到了农村各个角落。偷盗和卖淫已经成为农村的风气，在诗人看来，乡村美德只存在于人们的臆想之中，它本就是空中楼阁，世外桃源，现在乡村在圈地运动和城市恶习的袭击之下，变得更加刁蛮与淫荡、下贱与堕落，且不可救药。

克莱布的《村庄》近乎自然主义文学的写作风格，将奥尔德堡村庄按照其原来的风貌（尤其是阴暗面和肮脏交易）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事无巨细地记录下载镜子里看见的东西，没有怀疑自己是否在试图描绘镜子本身”[6](P111)，以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同时代人对农民生活的理想化的梦境和田园诗的图像，猛烈抨击了以《荒村》为代表的“快乐英格兰”和淳朴乡村美德的观念。

四、宗教的福音，慈善的光芒

如何拯救这个奥尔德堡的村庄？诗人给出了答案，即宗教信仰。首先在乡村牧师身上体现了最突出的人性。克莱布同意《荒村》里的那个完美人格和乡村美德的典型人物，同样的形象化身于他自己的诗歌中：

“他只是‘满足于年薪四十英镑’？

啊！不，他是不同牛羊群的牧者，

还远不止于此，哺育者群群牛羊；

一个快乐的青年，考虑礼拜的事

胜于上帝或人能合理布置给他的，

……

他悲伤地端坐在病人的病榻之前，

尽量运用言语提起他们的希望，

抑或生活的热情，与恐惧斗争。”[1](P27-28)

有这样敬业的乡村牧师，人们在悲痛中获得安慰，老弱病残去世的人们安静地撒手人寰，葬礼简洁而郑重。牧师和宗教让人们重新拾起已失去的生活希望，与痛苦和恐惧作斗争。诗人称之为“甜蜜的安息”的状态便来自乡村教堂，每逢周日做礼拜（也称安息日、主日，人们一律停止工作，休息），就像逢年过节一般喜气吉祥。

诗人在诗歌最后呼唤伟人的出现，只有伟人才能解救这些充满罪恶的芸芸众生。

“啊！假如生活中出现一位伟人，

以天下人之快乐而高兴，

以天下人之痛苦而悲伤，

放弃人们不能享受之快乐，

忍受人们难得承受的苦痛。”[1](P30)

诗人心中的这位伟大人物一定是耶稣基督，或与基督类似的乡村牧师，为人师表，起到榜样的引领作用。乡村牧师这个完美形象最早源于中世纪晚期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兰格伦《农夫皮尔斯》等诗作，业已成为英国文学的传统完美人物。整个第二卷的大半是诗人的强烈愿望，即伟人前来拯救奥尔德堡村，甚至整个堕落的农村，给乡村带来福音，带来秩序，带来礼仪，带来美德。同时，这部分内容有些空洞、冗长，没有具体的人物与事件，多为说教的成分。

克莱布没有像哥尔德斯密斯那样，将农民的落后归结于圈地运动后的奢侈时尚，也不认为村庄有什么传统的乡村美德，更没可能出现将这种乡村美德整体迁徙至新大陆的情形，转而坚信宗教信仰的拯救作用，以及某完美的伟大人物来造访乡村，用慈善和仁爱的思想将乡村拯救。他的救赎方案有一定局限性，没有涉及制度的改良，但在当时也不啻为晨钟暮鼓，当头棒喝。

结语

《英国文学通史》（第一卷）评价克莱布的诗歌是“人性冲破禁锢、呼出心声的表现，其中还掺入了到现实主义阶段，甚至现代主义阶段才显现出来的悲观情绪和宿命倾向”[7]620。克莱布的《村庄》真实地反映了英国农村的沧桑巨变，透射出诗人对农民的款款同情和对圈地运动辛辣批评。在《村庄》中，各个场景和人物故事都被摆放在松散的构架之上，诗人将景色结合人物，信手拈来，死亡、疾苦、劳累等等构建了一个悲伤阴沉的世界。从内容上看，诗歌揭橥蛮荒的乡村以及野蛮的圈地者，农民耕地被剥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背井离乡，四处漂泊；或留守原籍，进济贫院；或落草为寇，男盗女娼，在这背后是圈地运动带来的人口迁徙、财富不均、道德堕落的深层次社会问题，诗人给出了自己的救赎方案，呼唤宗教信仰，呼吁圣人降临，虽不完善但初心可见。从表现手法上看，克莱布的《村庄》近乎自然主义文学的写作风格，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多白描式的自然书写，少情感及议论的介入，是对感伤派诗人的反拨，呈现出独特的“反田园叙事”风格，勾勒出英国18世纪末圈地运动下农村的真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