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青在上海文坛获得文名，与张爱玲并称“苏张”，成为“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她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为写作的切入点，描写小市民所熟知的日常生活，贴近现实，表现生活的真实，她关心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对都市男女关系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她的作品除结集以外，还有不少文章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章杂志。笔者搜集整理苏青佚文数十篇，并略做考释。

关键词：苏青 写作 佚文

苏青本名冯和仪，字允庄，笔名有苏青、鱼月等。20世纪40年代，苏青以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风行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海派著名作家之一，与张爱玲并称“苏张”。苏青的一生颇具传奇性，大学肄业选择结婚生子，结婚十年后离婚，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并创办了天地出版社及《天地》《小天地》杂志。她写作非常勤奋，长期为多家小报、期刊撰稿。她的文章除已收录文集出版外，还有不少篇什散见于民国时期报章杂志。笔者平时查阅民国报刊时，发现苏青的散佚之作数十篇，均未收录《苏青文集》（共6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及其他作品集。为了裨助于苏青研究，现将这批佚文披露介绍于此，以她文章署名苏青、鱼月，冯和仪为序，并结合相关资料，略加梳理与考述，以供学界参考。

一

苏青在上海沦陷区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除结集出版的《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还有不少散文、杂文尚未收录任何文集。此类文字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介绍自己新书的文章，如《我的新书》（载上海《东方日报》1944年12月17日第2版）和《关于<朦胧月）》（载上海《东方日报》1944年12月18日第2版）。在《我的新书》中，她说“《涛》是描写民十六国民革命军入浙后之学生及一般民众的热闹状态的，写至九一八为止，恰为我在中学时耳闻目睹的一段。因为篇幅不够多，故又加些论文，杂感及回忆录之类，有些发表过，有些还未经发表。《涛》是其中一篇，我自己认为比较材料还不至太无意义，昔曾在《天地》上发表过两节，接下去故事还多得很呢”，而“《朦胧月》本想题名为《荡妇心》，后来恐怕又会给人家误会到有什么‘卖弄色情上头去，故而从‘正名出发把它改得怪‘文艺腔的了。然而内容仍是一样的”。《关于<朦胧月>》介绍小说《朦胧月》是写一个不幸的女人，在与男人的结合与分散中“渐渐的对于男人的经验丰富了，要想找到合意的男人也愈难了”，“这类女人在现在社会中大概就是被称为‘荡妇的，但是她有一颗‘合理的‘正常的心，我相信到了将来就是最普通的了”，并告知“《朦胧月》决定于明年二月起在《天地》上连续登载了，看‘她有没有知己，会不会再给人家骂‘科学的性史吧！”

第二类是叙写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的文字，这一部分篇目颇多。苏青善于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明朗清晰地记录下来，所写的材料不外是饮食男女、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坐电车，看电影，买平价米，献花，看小报，医院挂号，游公园，选举，等等。她用市民的眼光、情感真切地写出了纷繁复杂的市民生活景象，不免琐琐碎碎，但贴近人生，正如她所说的“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①。如《轧电车问题》（载上海《全面》1943年8月10日第1卷第2期）和《电车上下》（载无锡《导报》1947年4月16日第4版），前者记载她上班途中乘坐廿路无轨电车时如何在拥挤的车上寻找到立足之地的经验，即在乘车时涂口红并大喊“当心口红”便可获一些空间，却不料自己衣服沾上别人的口红，透露出小市民的狡黠;后者说的是她乘坐电车时被卖票员讹去一百元票价后最后要回的经历。《观<天外笙歌>》（载《东方日报》1944年11月1日第2版）写观看电影《天外笙歌》后的感想，指出歌词的俚俗、人物服装的不搭等问题，本抱着了解电影情节而购买的说明书上面所写却与电影事实相反。《我与“平价米”》（载《海报》1945年3月10日第3版）则是解释自己被误认为“代客领米”一事②，“自问并无与人特出之处，只不过心直口快在第一次开会时多问了一句（其实我倒也并无恶意），因此引起有些人误会，而多生是非罢了”。《献花》（载上海《香海画报》1946年4月1日第3期）是针对当时流行由年轻女子向政府大员献花的现象，苏青为她们鸣不平，“愿女人们，此后能接受人家向我们献花，不要一趟趟跑机场火车站，以及轮船码头，专门向人家献花”。《看报谈》（载上海《远风》1947年5月1日第2期）主要谈论上海小报，她说“我觉得小报作品的好处在于‘文如其人及‘注重现实;编辑的好处则在于‘五花八门”，“取材尤多着重于现实方面”，相比较大报上的官样文章，“小报却是给人看的。人们一面瞧不起它，一面乃天天热心买”。小报销量大，却很难“当作教育民众的工具”，再“因其识见多平凡，气度多偏狭，故文章价值未免逊色”。《中山陵上拆烂污记》（载无锡《导报》1947年4月24日第4版）记述与友人围绕“拆烂污”的讨论。《挂号处的舞弊》（载无锡《导报》1947年4月27日第4版）记录她带孩子去看病时遭遇挂号处人员的舞弊一事。《谁是选民？》（载上海《小日报》1947年11月23日第2版）则是对上海选民投票发表的感慨，在上海居住十三年两次选举都没有拿到选举票，质问“究竟谁是选民呢？”《市立图书馆见闻》（载上海《小日报》1947年11月24日第2版）则讲述她周日带孩子到市立图书馆看书时被管理员搜身的经历。《出身所在》（载上海《小日报》1947年11月27日第3版）是苏青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写乘坐轮船时，一睡在下铺的男子因股票蚀了本便认为睡在他上铺的女子不吉利，她犀利地指出：“世有識女子为不洁者，皆恶其出身所在者也。”《开门七件事》（载上海《七日谈》1949年1月8日第2期）是作者分享自己在米荒时期储备米粮的经验，提醒市民在乱世要“居安思危”，做好开门七件事。这些文章大都为不足干字的短文，苏青将小市民所熟知的日常生活起居袒露在我们面前，贴近现实，富有人情味，可见其直率的性格。她怀着一颗平常的心穿梭于日常生活，追求实用和经济，她的思想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常识的，然而也正是如此，她的创作才更鲜明地显示出现代市民所独有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气息。

此类文字还包括1945年5月9日至6月8日，苏青在《光化日报》“读者信箱”栏做“主答”，回答了读者提出的66个问题，大都是关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男女之事。如面对“失恋的痛苦，将以何法治疗？”的提问时她回答道：“爱情是不能勉强的，对方既另外有了爱人，还是让他（或她）去吧，自己暂且做些别的喜欢做的事。不要以为他（或她）不爱我了，我定要找个比他更阔绰，或比她更漂亮的人，爱情不能够轻率赌气。你或许很年青，以为失掉对方便会痛苦死了，其实过了些时候自然会淡忘的。我们在生命历程中不知陆续要失掉几许亲人，如父母子女配偶之类，当初自然是痛不欲生，但毕竟还是活下去了。请你看穿些吧！”在表达自己的恋爱观时，直言“我不大相信所谓纯粹精神上的爱情”。而对于读者希望她“在光化信箱里写《我看张爱玲》的意见”时说：“张爱玲小姐在《天地》十九期上写《我看苏青》，我读时几乎下泪。大概她是很了解我的心境的，虽然有些地方未免说得太客气了。我不大会观察人，而张小姐又是内敛的，不大容易被理解（至少在我是这样想的）。尤其是，她已经写了我，我再写她，岂不是有互相标榜的嫌疑吗？”关于“散文技巧”的提问，她坦言：“我写文章常没有想到技巧，散文只是‘言必由衷而已，不怕挨骂。”不难发现，苏青的回答直白坦率，绝无忌讳，看似平实寻常，实则人情人理，清晰透彻，三言两语点中要害，既不苦口婆心，也不高高在上，只是娓娓道来，渗入人心。她以切身的经验与读者分享，显得真实、深刻。

第三类是叙述生动、描写逼真、感情细腻的抒情散文，如《午夜独思》《失窃记》《黄昏怨》等，均是苏青的内心独白。《午夜独思》（载上海《沪风》1946年5月10日第6期）写作者雨天躺在床上，想起白天阅报时，读到《时代日报》妇女专刊上的一篇文章将她视为“出卖灵魂和肉体的妇女”之流，“当作耻辱的象征”，百思不得其解。再忆及一年前被《前进妇女》上刊登的《严惩“文妓”》一文将她“以前所写文章中的话断章取义的引证了一番”，斥骂她为“文妓”而遭遇的误解，她自称是“一个靠卖文养活自己及儿女及老母的女人”，“目前并没有丈夫，用不着对任何人负贞操的责任”，只会作“文”，“妓”则只好奉璧。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人，苏青常常为生活而劳作，为生计而奔波。1946年7月19日，苏青在上海寓所遭遇小偷，被窃去全部积蓄，她认为“这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而写下了《失窃记》《百合汤》《黄昏怨》等文。《失窃记》（载上海《香雪海》1946年7月31日第1期）详细记述苏青失窃当天的全部经过及心境变化，她称“这是我唯一的保障，在一切不可靠的社会里，我只有这些可靠的积蓄，那是我心血换来的钱，是我千辛万苦省下来的钱，为了它，我曾对任何人，斤斤较量过，得罪了许多人，招来了种种咒诅与诽谤，然而…..然而它竟常辞我而去了”，“我默默坐在沙发上，从钱的来源想起，想到以后如何过活为止，心中觉得一阵阵寒凉，有说不出的凄惨的感觉”。幸运的是“我”的笔还在写字台上，“我将伤心地继续写作下去”。《百合汤》（载上海《青年生活》1946年8月16日第4期，署名“鱼月”）一文对内心的刻画更加细致，“我仿佛处身深渊中，又像在古墓里，总之就是没有人气，整夜的失眠，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全浸在心头，我只默默忍受着，不能挣扎，也不想挣扎”，甚至想到了自杀，虽然感慨“生活原来是如此艰难而且没有保障的呵！”但最终还是挺了过来。《失窃记》和《百合汤》中的情节与《续结婚十年》第31章“最后的安慰”对失窃情节的记载有不少相似之处，如果说《续结婚十年》是小说，还含有虚构的成分，这两篇文章则更多的是写实，失去全部积蓄后的“我”怕穷，甚至想过屈膝于男人脚下，变得“胆怯和没廉耻”，最终明白“我还存在着”，这就意味着还有生机，继续以写作谋生。苏青更懂得生活的真实与不易，离婚后再失业，还要赡养老母，失去了全部积蓄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因此她才写下这些文字，在情绪释放的同时得到些许心理慰藉。《黄昏怨》（载上海《香雪海》1946年8月14日第3期，又载上海《青年生活》1946年10月1日第6/7期，署名“鱼月”）主要记述了“我”的母亲辛酸而不幸的人生，她默默度过的“一个个阴暗的凄凄凉凉的黄昏”从童年起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苏青的母亲施竹青，自幼跟随父亲读书写字，后考入女子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师，在当时也是位新女性。文中，在“我”的眼中，母親是“沉静的，但内心意志却相当坚决”，婚后支持丈夫远赴美国留学，侍奉翁婆以及姊姊去世后坚决不肯替女儿收下赠送的首饰，这些她都表现得十分“大义”。“我”生平似乎只见过她一次粲然微笑，便是父亲学成归来那天。不久父亲在上海一家银行任职，交际频频，与上海交际花有染。母亲得知父亲有外遇那天，父亲离开家门，她一直呜咽着，对于“我”来说那是“如此寂寞的一个黄昏”，“是如此凄凉而悲伤的黄昏”。几次争吵后，母亲带着儿女回乡。父亲患肺痨死后，母亲在忍受祖母憎恨的同时独力支撑着，辛苦养育孩子们。“我常看见她在黄昏时分，屋子里已经黑暗模糊了，她还躞蹀着一面以手抓发，一面口中喃喃念《吊古战场文》”，她的内心隐藏着深深的悲哀、压抑和无奈。在叙述母亲的生平遭际之后，作者笔锋一转，现在“我已经嫁人，嫁后十年又离婚，拖儿带女的天天为生活忙碌，一再受打击，什么也不如意”，“我知道只看她以后如何的热心赞成我读书自立，便可知道她自己所受家庭压迫痛苦之深了”，她曾以自己的经验殷切告诫女儿：“我心中却有一个希望，便是希望你们能趁早觉悟，莫再拿嫁人养孩子当作终身职业便好。无论做啥事总比这个好受一些，我已恨透油盐柴米的家庭杂务了。”③“我”在经历结婚、离婚后，更加懂得母亲的不易，“在茫茫人海中，她不过是不幸女人的一个，她为希望而活着，但是希望都骗了她，最后她感到空虚了，在无可奈何之中，她皈依了我佛，希望解脱，希望来生……结果仍是不免于希望。我怕想起，在这些阴暗寂寞的黄昏，她是如何辛酸地回忆着，青春消逝了，机会错过了，情情节节，说也说不完，人生究竟为着什么呢？”那“凄厉可怖的故乡黄昏”成为作者心头的梦魇，她把饱含的情感倾注于平实的笔端，在感慨母亲、姨母、祖母、外婆这些家族女性命运的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

除杂文、散文外，笔者还发现两篇短篇小说《一个梦》（载《海报》1945年7月3日、4日、5日、6日、7日第3版）和《梨园梦》（载上海《艺文画报》1947年12月第2卷第5期），均讲述女主人公梦想的幻灭。《一个梦》中的女主人公淑菱幻想遇见一位态度潇洒而儒雅的男人，但现实生活中她却是给一个白白胖胖的男人当情妇，虽然内心厌恶这个男人却贪慕他的金钱和权势，她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贪恋物质，因此她的幻想只能是“一个美丽而缥缈的梦”。《梨园梦》则讲述玉青与秀生结婚后不久便貌合神离，玉青曾梦想做一个女明星，却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消耗，最终梦想破灭。

二

“鱼月”是“苏青”之外作者使用颇多的一个笔名，笔者发现了4篇署名“鱼月”的文章，即《女人的话》《百合汤》《黄昏怨》《十个女人九个娼妓心》。陈子善曾断言：“1946年5月13日，她在潘柳黛主编的上海《新夜报·夜明珠》以‘鱼月笔名发表随感《月下独白》，是为苏青使用这个新笔名之始。”④《女人的话》载1946年5月《万宝》创刊号，该刊由上海文化出版公司总发行，《万宝》月刊社编辑。虽然创刊具体日期不确，但这与陈子善的判断基本一致。创刊号上还刊登了苏少卿的《忆梅记》、席洛夫的《职业暗杀者之恋》、俞振飞的《怎样成功红角儿》、常勋的《伪满建“国”丑史》、郑过宜的《盗魂铃之今昔》和《薛仁贵深于经术》、冯蘅（冯元祥）的《五月江南》、公孙树的《飞来鸿》、吴仞之的《忆邱玺》、姚苏凤的《闲情集》、朱曾汶的《爱的原子》等，设有“新闻”“妇女与家庭”“戏剧”“老上海”“小说”等栏目。《女人的话》刊登在“妇女与家庭”栏，这篇随感分为两则，第一则《从“娼妓姊妹”说起》，从三八节的“改善娼妓姊妹们的生活！”这条标语谈起，描写男人和女人在感情面前的微妙心理，她说“在目下‘唯利是图的时代，只要有钱便可赢得别人的尊敬与羡慕。别说与娼妓称姊道妹不足为我们女界之耻辱，就是自命为‘堂堂男子汉的，何尝不奴颜婢膝，口口声声喊某种女人（大都是不纳税的或包身的娼妓）为‘干妈的呢？”撕下他们的虚伪面具，将市民的泼辣之风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二则《绝代佳人》，从钱锺书小说《猫》中“绝代佳人”李太太和萧伯纳评论印度节制生育的建议谈起，她认为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在生育方面是比男性“吃亏”的，接着便论及在报上看到的延安实行的《婚姻暂行条例》，虽是以“儿童本位的”，目的在于使青年男女“知道做父母的严肃责任”，但依靠法律制裁来使其履行责任总有些麻烦。《百合汤》和《黄昏怨》上文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在《十个女人九个娼妓心》（载上海《香雪海：综合性周报》1949年第1卷第5期）一文中，苏青认为“现在，差不多每一个女子，都怀有一颗娼妓的心”，她们对爱情进行估价，“以爱情来换取物质”，而男人只想得到女人的肉体。在她看来“性的快乐是彼此均等的”，强调男女在两性关系上的平等，存心从物质上依赖男人，并非自由独立的女性所追求的。

三

此外，笔者还发现了几篇署名“冯和仪”的文章。1930年至1933年，苏青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读书期间，曾以本名“冯和仪”在校刊《四中季刊》《四中学生》上发表不少“少作”，如《享乐主义》《破除迷信》《异端思想》《荣归》和《识字运动与民众教育》等，其中后两篇尚未被披露，属于佚文。这些文章虽笔致稚嫩，但仍旧可看出她早熟的才华。小说《荣归》（载浙江《四中季刊》1930年12月18日第7期）讲述从军六年的武牧在战争胜利后满心喜悦地回家，他想象着家人欢迎他荣归的场景，不料刚到家中妻子便向他索钱，他称“为革命而从军，是谈不到钱的”，连母亲也责备他的“傻”。这篇小说故事虽然很简单，诚如《编者之言》所说的“冯和仪君的《荣归》真是意味深长”。苏青早期的议论文谈论范围颇广，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她的人生观，对她后来的行文风格起了奠定作用。《识字运动与民众教育》（载浙江《四中季刊》1931年6月10日第8期）先介绍了识字运动与民众教育实施的背景和必要性，接着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她认为“识字是应该的，识字而有运动，大可不必”，识字不是教育的全部，与其发起识字运动，不如增加民众教育的效率。还有杂感《法西斯蒂理想中的群众》（载上海《小评论》1939年6月5日第1期）以及译文《英国入学习省吃俭用》（HelenCumming原作，载上海《天下事》1941年12月第3卷第2期）。笔者在南通《平铎月刊》发现署名冯和仪的两首古体诗《晚菊》（1943年11月20日第4卷第1期）和《秦淮杂诗》（载南通《平铎月刊》1943年12月20日第4卷第2期），不知是否为苏青所作，求教于方家。现照录如下：

憔悴秋光独损神，惜花心事几人真。渊明去后知音绝，寂寞东籬对野人。遁世甘为冷淡妆，寄身三径殿秋光。拟心应哭蹁跹蝶，犹欲穿篱挹晚香。

（《秦淮杂诗》）

青楼何处尚高歌，月夜秦淮客感多。万古长江天堑在，未应挥泪对宫娥。金碧楼台敞帝畿，杂花生树早莺飞，当时春夜秦淮月，照见深宫玉女扉。

（《晚菊》）

在沦陷区黑暗的政治环境下，苏青选择写恋爱婚姻、日常生活琐事，避开政治敏感问题，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她巧妙地将柴米油盐、家长里短、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的琐碎繁杂嵌入写作中，以她独有的都市女性视角挖掘都市女性日常生活的有限题材，呈现出生活的真实，坦白直率，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相信这些集外遗珠，会得到读者与学界的珍视，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与研究苏青其人其文。值得注意的是，苏青佚文尚有可发掘的空间，市面上出版的所谓《苏青全集》（中国妇女出版社2010年版）实则不全，仅是其小说和散文选集。希望在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下，一套编排合理、收文齐全的《苏青全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刊印面世。

①苏青：《自己的文章》，《风雨谈》（上海）1943年10月第6期。

②无名氏：《杂志界之平价米纠纷》，上海《力报》1945年3月9日第2版。文中对苏青代领“平价米”提出质疑，称“我的主张，请杂志界把苏青女士上次‘代客领米的名单及数量，详细公布，以昭大信，兼亦可为苏青女士辩白，她不是冒领”，“她要涮清这‘冒领平价米的名誉，势非请她自己写一篇太平公蘸式的‘明心榜，以释群疑”。

③苏青：《母亲的希望》，《宇宙风·乙刊》（上海）1941年1月1日第36期。

④陈子善：《“女人圈”.<不变的腿>.张爱玲》，《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页。

作者：戚慧，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