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钟鸣

张枣关于汉语诗歌对现代性诉求的论文，对诗界，甚至当代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而且，长期思考着母语和今天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篇论文，凝聚了他全部的思考。这无论就今后对张枣的个体研究，还是对汉语现代诗衍变迄今的观察，都是很珍贵的一份材料。正因为如此，关于它，我才觉得十分有必要，而且也有责任和义务，先澄清些事实。因为诗歌界近来有流言，说这篇论文是别人的代笔，越传越走调，有的属不知事由，当闲话摆，还情有可原;而有的，我看有所用心，而且，诗歌界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许多年来，就一直有股“有所用心”的力量，不贵人道、认知，而贵私心、虚名，甚至不惜借谗言离间，浑水摸鱼，一边高唱“历史记忆”，一边却花言巧语地掩饰过去，破坏着诗歌的生态。

就事论事，起因应该是我过去曾有文章，以及去岁公布的一批张枣先生的书信，涉及此事，公布的原委，是想为今后可能的研究，提供当时诗人生存环境真实的材料，其中一封，恰好有张枣吁请我“代笔”的文字。但许多人并未细读，包括我的附言。

这封信写于1990年11月10日，那段时间前后，他的生活，我在《旁观者》第2卷中交代过，又要读书，上班，准备论文，还要挣钱养家，养精蓄锐写诗，一边忙乎《今天》的事，频繁给朋友写信，有点像卡夫卡了，他也的确写过卡夫卡;一边还得和失眠、忧郁症、吸烟酗酒搏斗。疏通知远，书教，诗教，颇费心血。我个人认为，他后来的病灶就是那时积下的，而且，对自己的早逝他也有预感，他的宿命感也忒强，但他却从未丧失幽默感和内在的诗意性，以及对朋友的关心和鼓励，这些，全凝结在了他的诗中。当然，他也焦虑于母语的进化和我们这代人的表述，在和现实的冲突下，有多大的可能，从他诗中大量为幽默掩盖了的讥讽，可以想象他有多悲观。这些消极性，促成了信里的那些话。遗憾的是，还有许多过渡性的信件，我在<旁观者》中曾称之为张枣的“蓝色时期”，不光是因为他受了些海德格尔笔下的荷尔德林的影响，而且，他写信的纸张，都是蓝色的格子纸，因常年习外语，字迹怪怪的，介于两者之间，很难认，作诗，写信，多不落日期。记得，胡适先生晚年特别强调过此问题。关键是，这些信，我还特别集中起来，用袋子装了，放在父母家保存，最后，高堂数次搬迁，也不知怎的，就都遗失了，成为憾事。

再说说那时我们写信，就当时的语境，但凡叙事，议论，涉人涉事，因是朋友私密性的，故都掏心掏肺，嬉笑怒骂，不无夸诞，多此一时彼一时的成分，常宏论而无下文，也包括“善意的指责”，比如，“骂”一下北岛的不争气。但其实，张枣是敬佩他的，虽不大看得起他的诗，这个问题，记得我们信里有过议论。“北朦胧”好以格言警句敷衍，塑造诗的句型和思想，显然是那个时代文学叙述的特征，沿用迄今，难逃旧窠。而在南方，很早开始，就被我们打骨子里给“反叛”鄙弃掉了，无须采用低俗的手法，而是借鉴西方的现代诗，回溯更早些的人文传统。但在做论文时，张先生仍循规蹈矩，公正而不无违心地叙其“朦胧魁首”的价值，其他两篇论文，也都有这些痕迹。在通信时，记得我曾有过“嗔怪”，张枣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些，他的视野不可能不比我更宽。所以，想来有时就真不明白，人为什么不能真实地写自己思考的东西，判断的事实，或即民国文人遵循的“以我心写我口”。那时，书信乱七八糟的玩意颇多，记得还曾有封信，柏桦说他要派人到成都揍欧阳江河，还让我转告他，而下封信却又说不揍了，都不能当真。有时，也不乏“善意的谎言”和“文学的恶作剧”，比如，顾彬和张枣约定相互翻译彼此的作品，并写诗评在两边出诗集，顾彬做了这事，但他并不清楚张枣的语境，也未必弄得懂意象之间的关联，要概述他的风格，怕一时无从下手，那时也没人研究张枣，中国人好讲盖棺而论，活着时，都不当回事。于是，张枣让我言简意赅地先写一篇概述他诗歌的文章，“哄”我说要收入诗集作序言。我想，顾先生的德文翻译，我写什么序言，遂明白是张先生要拿去给顾先生垫背.但为了友谊，还是写了。后来，他给我看过顾彬这篇文章的译文，想刊在《今天》里，通过顾先生的叙述，言国内如何说一类，便知借了口气。文中，他托辞张枣的诗很难，而我倒以为，张枣的诗，浅显易懂，深也可深，但那是针对另类的人而言。有意思的是，张枣从未送他的德文版的诗集给我。他知道，我也不会在乎。

所以，他在信里“作古正经”让我代笔，也可视为同样的情况，并非说，他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论文，想省些事而已。信里也说得很清楚，主要原因是缺乏资料。记得，后来，学校还曾托他回国顺便购买些相关的书籍，没准，和张枣的论文以及随机引发的某项建议相关。德国大学在图书馆建立“中国现代诗歌书系”是完全可能的，就像汉学家柯雷很早就开始为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建立“地下诗刊档案数据库”。第一批材料，也是我捐赠给他的。何况，张枣自己就有回国前（他很早就想象了自己的“彻底”回国），一网打尽西方毕生所需“诗集雪藏”，他在给我的书信里，谈过此事。他会不会也曾建议过德国大学的图书馆这么做呢，两全其美。记得，20世纪90年代，就曾有德国访客（记不得是不是张枣的学生），建议我给一所大学（或机构）的“四川研究中心”搜集公开的报刊资料，这让我吃惊不小，但觉得此事在我们的语境易遭误解，不无危险，便婉言谢绝了。所以，张枣的论文，之于德国大学怕牵涉颇多，并非完全瞎想。在那边稍搜集了解一下就清楚了。具体说来，他信中吁请我的，也只是“九叶集诗人现代主义的倾向”这个“主题”，篇幅就十来页，应是他整体构想中的一部分。我了解他的状况，想他也常为我和柏桦的拮据，常催讨有一顿没一顿的稿酬，并一直操持我們访问德国。所以，也就“义不容辞”整理了三万字左右的“材料”，用串说的方式连接起来，而且，有头无尾，因为弄了半个月来不起了。现在，正式的论文摆在这里，一眼即可知，整篇论文都是张枣自己亲历所为，我写的东西至多作为素材，除了些许线索、分类或背景提醒，引起某些方面的关联，但没起太大的作用。这在过去，比如胡适和顾颉刚、罗尔纲之间，朋友或学生，为他人或老师搜集材料，加以适当的分类，做做卡片，都属正常。再者，即便从论文的构成，所费时间，包括观念，也都不难看出论文均出自张枣之手，比如，把鲁迅的《野草》提高到新的位置，甚至视为“现代诗”的起点，在我如何都不太可能。而且，文章构句用词行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一生改变都不大，所以，就论文行文的习惯看，也没有任何“钟氏笔法”，由此也可断言，“代笔说”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我就此论文和译文再说说自己的看法。显然，译者忠实地翻译了原文，而且，把握住了张枣先生承袭民国著述风范，求清谈优雅的叙述方式，以及他个人叙述很特别的一种“微妙”的语气，这是了解张枣诗文的朋友都很熟悉的。更何况丰富的内容，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为当代新批评极有价值的案例，同时也是翻译的案例。从阅读习惯看，叙述开始有些拘谨，译文越到后面译得越放开，相较而言，开头部分，因为原文想切入思想纠葛，布下论据，个别地方便语焉不详，内在逻辑不够畅通，自然就给译文带来了困难，这是原文的问题。不过，在翻译时，不宜直译，可通过句型重组，缓解原文结构上的压缩感，在清晰基础上，再求顺畅，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若有什么问题，也在原文本身。我们要知道，这篇文章，是张枣先生的苦命文章，挣扎了十年，在德国回头做中国诗歌的学问，说明问题。之所以说“苦命”，是因为，出国的人一向有种压力，不弄出个名堂，似乎没法跟家人或国内的朋友做交代，虚荣害人。所以，习惯上，都是说漂亮的，避讳说劣境，书信也能一窥。在国外做国内学问，是生活学位所迫，不是内心绝对所需，和他终身做诗人的设计冲突极大，所以也叫苦不迭。他后来返国工作，也能说明生活的窘迫和内心的纠结，不是外人以为的为了回来痛快，要知道，很长时间，他都是失业者。当然，要说论文和他内心的需求丁点关系也没有，也不客观，因为，从他所有遗留文字看，他一边作诗，一边是很深地思考过母语和现代社会关系的，并纳入了写作实践，回过头看，建树颇高。可以说，现代诗歌——即从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跨入传统意义的现代诗，其内在秀美，而隐喻性语言演绎完整的风格，在民国，通过闻一多、吴兴华、穆旦、卞之琳、冯至，甚至梁宗岱等，有过很短而水平很高的表现，而在我们这两代（20世纪50、60年代）只是回光返照了一下，就陷入了碎片化的写作，拼凑，诗歌制造，最后多津津有味地殁于样式主义，这个过程是清楚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此话颇有道理，不光涉及语言的制约，主要还是族群思维的制约。可以说，张枣正是这过程最具代表性的，从某种角度看，他是传统现代诗歌最后的继承者，而这也正是我们看重这篇论文的理由所在。因为支撑他的思维和语言演绎保持完整的动力，正是他论文叙及的诸多元素。不过，论文终归是历史叙述的一种，牵扯到价值判断，故离不开质文递变，知往告来，榷而为论，这是汉语思维的传统。但，很早，孔子也说过，俗人不能为史。诗在旧的文化结构中，属“六经”之一，而“六经”皆史，史叙方式虽分六家，但其叙述都无非关联到事和言。而现代诗的经验框架，则更为复杂，牵涉面颇多，人物也多，而且，风格各个不同，没有长期的准备，是不大可能的。但就我所了解，在作者生前，我也认为，并在最早的纪念文中说过，张先生的长处是写诗，而非著文章，尤其是学究式的文章，枯燥乏味，是件苦差事，非他所长，这是由性格决定的。文章不光需要激情，更需要逻辑、连贯、材料、事实、价值判断、内在线索、话语坐标，再综合而论，全由趣味和情绪支撑，显然是不行的，论述和事实不合，也会出问题。从大家所熟悉的其他两篇论母语和当代诗歌的文章，也能看出相似的问题。轻盈有余，深沉不足，也不无任性、偏颇。

这里，恕我直言。其一，论文在设计“诗歌现代主义”的问题时，未能概全西方在做同类文章时涉及的问题，即所涉前提非充足性。比如，一般涉现代文学叙述，语言也好，内在价值判断也罢，既然关联社会的进程或现实，就必然要区别现代性，现代化，现时代，现代主义，至少得有所交代，否则，后面展开的许多问题，都会陷入条件不充足叙述的局面。而张先生在展开时，把现代性孤立而单独地全压在了“自我”的问题上，那么，唐代的“自我”是什么？清代的“自我”是什么？你不能说，民国以前，汉语诗人没有“自我”。西方的批评叙述，就这个语境，通常会设计在“疏离”“浓缩的城市经验”“陌生化”“异化”“人格分裂”“电子媒介效应”诸如此类的参照上，遂才又生成“传统和现代”“公众和大众”“精英和其他阶级”“人伦道德和政治”等次一级的问题。而张先生主要立足的是用“自我”贯通到社会政治的层面，或新旧个性的反应方面，用夏志清、李欧梵二先生在同样语境产生的观点看，其中，便颇多主观感受性的东西。比如“颓废”，作为个体主观感受、行为，或作为风格化，就极不明朗，何况在东西方语境，区别也很大，甚至恰好相悖。比如，“颓废”在张枣特别推崇的柏桦的作品中，作为一种风格特征，就很明显，这种主观性的表现，恰好多由传统塑造，而绝非现代性。再如，现代主义一开始就表现出的蔑视权威，而在柏桦，甚至更多诗人，包括张枣自己，则多潜移默化为威权社会互为补充的“精英意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却一直为批评误讀，因为张枣骨子里也有这些传统，所以，在对时代价值方面多有混淆、误判。这应该说是对文学现代性最大的考验，包含了我们对现实语境的认知，而中国现代性关联最大的现实，就是1949年迄今，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已过渡为现代性的社会。而且，张枣自己，在其他的闲话中，也提出这个致命的问题：在没有现代化的国家，有没有现代诗？我们的回答当然是有，但，是怎样的一个有法？怎样的一种反应、表现，或局限，这才是关键所在。在论文中，张先生却并没有这么叙述，许多地方，仍然按部就班，而真正的现代主义，却要求我们打破陈规陋习，化腐朽为神奇。就他个人的写作而言，现代意识拯救张枣的恰好是他未谈及的“阶级的疏离感”。所以，我说，张枣的诗比他的行为和文章，更具现代视角。

或正因为上述问题，也就引来了他论文的第二个问题，即鲁迅《野草》在现代诗中的地位，我个人认为，虽然，其观念新颖，文学史也不是不可重写，但很明显，张先生的说法，总还是觉得有违史实的一种伪陈述，以后识附会前学，诗学和史学最忌，有强辞的嫌疑。其原委，我想和他喜欢法国诗人夏尔是分不开的。因为夏尔的诗就多散文写法。记得，张枣曾寄给过我他作品的复印件，并十分推崇。关键是他在论述过程中，多以主观性认知和技术标准，混淆了其他问题。先与后，重要不重要，都要有我们主观认知之外的坐标。从客观性看，胡适为新诗第一人，作为标志，有三个方面的不可违：其一，时间的客观性。过去废名的《论新诗及其他》、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以及还有其他许多著述，都交代得很清楚，此毋庸赘言。其二，内心深刻与否，表现技术完整与否，作为后人的评价，都是主观性的，要有充足的前述条件，方可进行。就像我说，胡适先生濡染杜威人文主义和进化论化入他《尝试集》中的“蝴蝶”，较之鲁迅愤懑的“野草”，反更见现代性些，那我们又依据什么来判断此说法的客观性呢？相反不亦如此。而且，作为语境，胡适所倡开放“尝试”的精神，作为现代主义的基本戒律和标准，在波德莱尔、T.S.艾略特、批评家弗莱那里，或所有现代文学代表性的作家那里，都有标志性的事件、人物、信件，或作品，作为客观载体，载入史册。其三，就个人语境看，胡适和鲁迅后来都没有再写诗，所以抒不抒情和诗作多寡不能算数，而胡适架构的广义的文学和行为，包括身体力行的教育和扶持青年一代，以及反省精神，此精神恰好是西方人文主义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今天也越加明显得关键了，甚至包括1949年民族命运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胡先生建议实施的部颁教授挪移台湾，故宫博物馆和史语所及其所藏悉数转运台湾，都是现代化人伦之最。相较鲁迅大先生，这和我们个人喜不喜欢他，受不受他精神或风格的影响，没有任何的关系，跟急躁颓废的柏桦先生也招人怜惜一样，显然，大先生的精神构架更传统、更宿命，消耗也最烈，即日本学人所谓的“入神鬼”间，或“末世论”;而且，台湾学人研究现代文学的材料更丰富，显然，内山完造的军阀背景和关于鲁迅的谋略，于左翼和中国文化的格局，有更深远阴暗的考虑，鲁迅先生固然有自己的操守，化解法，也多从另外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命运，但这些，却又是这边同领域学者所欠缺的。更何况做苦命文章的张枣先生，就更考虑不到了。

最后，这篇论文，余以为，有颇多他成长那个年代做学问的残痕，对于有海外语境的张枣，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其中叙“四川五君”全受了梁宗岱的影响，我看，这不是一个事实，柏桦也就那么一点，而且也是翻译，不是梁先生本人的诗，这种以点代全、以一概十的叙述，不合专业的规范，倒也证明了苦命文章的缺陷。另外，在为说明其主旨列举的作品或诗家，或“种群思维”方面，就诗的现代性而言，恰恰张先生本人或比他们都更具说服力，但张枣先生这方面是君子，自己写论文不能说自己，这和某些人一有机会叙“种群思维”便列自己在灿烂的位置，实际上又不是那么回事。而且，有的还亵渎了张先生的错爱、看高，甚至特别用心在背后诋毁、离间张先生，想起来也为他难过。类似的问题颇多，就不一一举例了。所以，如果张先生活着，我或许会劝他，对付一下文凭即可，未必刊行于世，而张枣自己生前，也似乎并没急于刊布这篇论文，这点是值得注意的，想他也知某些方面的勉为其难。但，恰恰又正是这点，这篇论文，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来.即它代表着这两代人的趣味，意识，水平，朝着未来过渡，记忆现代诗歌的艰难历程，为大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样式和诗学文本，所以，也非同小可。

作者：钟鸣，当代诗人、随笔作家。现为“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著有诗集《垓下诵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