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得到消息，林场的老邻居高大爷死了，我们无比惊讶。

电话那头传来这样的细节：前一天下午，高大爷失踪了。“失踪”这个词对林场人来说一定无比陌生，巴掌大的山沟沟里，一个六十多岁、身子骨尚且硬朗的老头，能失踪到哪儿去？说不定他心血来潮去了八公里外他曾经耕种过的田地里，再或者是去河里抓鱼摸虾了……谁会当回事呢！想必他的老伴心里有数，就叫了几个还在林场居住的乡亲帮忙寻找。大家伙从下午一直找到半夜，无果，却仍乐观地劝高大娘放宽心，或许是心情不好，跑到别人家炕上睡去了呢？林场里久无人居住的空房子那么多，他要是真那么干，再找多少个小时都够找的。高大娘沉默着，她能预料到结果。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发现高大爷将自己吊死在了大坝旁的一棵歪脖子树上。

七嘴八舌间，一定有人很自责，昨天怎么没发现呢，另外的人应该会说，他那时还没上吊呢，他那时八成是躲在山上的林子里去了，或者，躲在哪个角落里窥探着大家忙忙叨叨地找寻。在选择死亡之前，他会犹豫、挣扎、惧怕吗？无从知晓。人们只知道，结果看起来是那么决绝。

死亡的迫切直教人缓不过神来，我确信我们去年回乡时还见过他，他拿着锄头在院子里铲草，隔三岔五给我们送点食材，傍晚时，他蹲坐在路口笼起的蚊烟旁跟大家说说笑笑，然后接过身边人散的卷烟……他仍是多年前我们在林场生活时的那个高大爷，除了刻得越来越深的皱纹，耳旁愈发稀疏的白发。在林场里，他的两个女儿最早在城市里安家落户，第三代也已开始茁壮成长，按理说，是到了人们口中该“享福”的时候了，还能活几年呢？他却迫不及待去寻死。

我妈说，听说他前几年也自杀过，没死成。我妈接着说，他前几年生过一场大病，不是绝症，也没什么事，但是病治好后他就不想活了。他——他——可能是有——抑郁症……

我大惊！在我的观念里，抑郁症这么高级的病属于城市白领、属于明星大腕，却着实难以与整天跟大山打交道的林场人画上等号，他们手握电锯或锄头，经年累月地将汗水播种到黑土里。他们的腰是累弯的，手是累麻的，哪有时间去抑郁呢？可仔细一想，除了这个，没人能找出高大爷一心寻死的第二个原因。

于是，我们开始分析导致高大爷抑郁的元凶，高大娘就成了众矢之的。两口子一生节俭，是没文化的山里人，供养两个孩子念书不容易，父辈们都节俭，可高大娘的节俭在整个林场都出了名，她对自己和高大爷已经小气到了苛刻的程度。他们家除了买米买面买油，几乎没有其他开销，从不买肉，常年不见荤腥，吃菜只吃自家地里种的菜，一棵葱也得掰成两天吃，人体对盐分的需求来自用自己种的黄豆下的大酱，高大爷更是被高大娘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他烟酒不沾，家里从来不买烟酒，馋了就去别人家蹭几口，衣服更是从没见他们穿新的……我们还在林场生活时，大家就经常劝高大娘，想开点吧，两个姑娘都成家立业了，现在条件好了，什么也不缺，没必要如此克扣自己。高大娘笑着否定说话的人，哪有克扣，家里什么都有，什么也不缺，从来也没省着。她嘴上这么说，却从未真的那样做。大家都说，她是节俭惯了，成了恶习，反而变得不会生活了。

我突然想到，高大娘也是可怜的。她或许也是一种病，像人们说的，她得了“不会生活”的病。她按她自己的方式活了几十年，形成了惯性，这种惯性持续影响着她。是她先病了，然后传染给了高大爷。我们还在林场生活时，大家还开高大爷的玩笑，给他竖起大拇指，你真行！这日子没几个人能过得了。谁能想到，高大爷并非不是俗人，也并未修炼到达多么高的境界，他只是一味忍着罢了。一场身体的疾病改变了他，或者说那场疾病产生的病毒换了一种形式的存在，开始荼毒他的精神。他出院后的几年时间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抗，他开始和高大娘无休止地争吵，直到“失踪”的那个下午。

这是一种暗疾，它比肉体因劳累而导致的病痛更加折磨人，也更来势汹汹。现在，退耕还林，林场人口骤减。林场人和林场一样，悄无声息地躲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不起眼，卑微，苟延残喘。在林场里，命如草芥，死亡轻如鸿毛，不会有人长久当回事。甚至于那些早已迁居外地的人，没有几个会第一时间知道林场的这类事件，当他们在很久之后得知林场里又少了一个人时，死亡的悲伤早已淡去，只剩下惋惜地叹几口气，仅此而已。

这种暗疾，连当事人也察觉不到。抑郁症，不过是死亡发生后人们的猜测罢了，在他生前，所有人，包括他至亲的妻子、女儿，都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关注到这样的暗疾。山里人淳朴，高大爷和我的父母，以及所有我熟识的乡亲一样，他们不会将自己的不适对儿女公开，他们不愿给为之付出了一辈子的子女添麻烦。他们或许能预感到自己精神的微妙变化，但抑郁症三个字想必是难以启齿的，他们或许连自己都想不明白那些精神上的痛苦為什么偏偏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他们表面跟邻居街坊谈笑风生、谈天说地，说庄稼长势，说子女的出息，但绝不会说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些暗疾，敏感、疑虑、压力、痛苦……这些貌似矫情的字眼，不该是属于山里人的标签。

并非所有的暗疾都带来死亡的严重后果，被我称呼为于奶的人就相对幸运。我们在林场居住的那些年，一开始和于奶家最亲近，大概源于我母亲和她性格比较契合。于奶比我母亲大了二十多岁，论辈分，我母亲喊她于婶。她中年丧夫，常年一个人生活，做事雷厉风行，很多劳作比男人还在行，她六十多岁时都还是采山的“领队”，能带着我母亲和其他人满山跑，而且不迷山，且对待多数突发状况都有极强的反应和对策。但我们万万没想到，这样一个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性格竟然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于奶终于到了不能往深山里跑的年纪，她待在家里久了，开始嫌这嫌那，对所处环境各种看不惯。一种被冷落、被忽视、遭遇不公的感觉在她心里开始萌芽。那时候，我们邻居间经常晚饭后挨家挨户搞聚会，今天去你家，明天去他家，结果，去于奶家聚的次数少了，她就不高兴了。大家习惯礼尚往来，有好东西互相分享、赠送，给别人多了，给她少了，她也不高兴。别人跟她说话多了，她不高兴，说得少了，她还不高兴。最重要的是，大家在做这些时，始终是顺其自然，从未针对过她，她却变得越来越多疑和敏感。她甚至经常跟她远在外地的大女儿打电话诉苦，她的大女儿是我母亲的小学同学，用现在的话讲，算是闺蜜，自然清楚其中缘由，说她妈年纪大了，让我母亲多担待些。话虽如此，多担待自然也没问题，但长此以往，就没人乐意多跟于奶交往了。她似乎在心里也恨上了我们，比如我们晚饭后打算去于奶家里玩，她却在推开大门的一刹那，将屋内的灯熄了，佯装入睡，我们碰了一鼻子灰。

于奶开始了属于她自己的深居简出的生活，说难听点，有点神出鬼没：每晚七点关灯睡觉，凌晨下田干活，白天则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她也不看电视，不参与大家的娱乐，一个人过着在我们看来无聊至极的生活。后来，林场的人陆续迁走，她却始终坚守在那里。按理说，她不爱跟儿子进城生活，跟着大女儿是顺理成章的。他的大女婿常年在国外劳务输出，外孙又早已成家立业，在外人看来，跟着大女儿一起生活再合适不过，可偏偏呢，她和她大女儿，两个独居女人，各过各的，做女儿的整天在城里跳广场舞，当妈的像个幽灵一样在林场飘来飘去。听说有一年冬天，于奶的儿子将她接去城里过冬了，她却憋在楼里不下楼，好不容易被动员出去一次，结果还跟人吵起架来，说有人要害她，以至于后来干脆不出屋了。

我想，于奶的心也被暗疾病毒侵蚀了，让她变得与众不同。不过好在她没有走高大爷的路，否则年逾九十的她必定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试想，一个活了快一个世纪的人，在人生的结尾被晚辈说三道四，挺悲哀的。这时，身体的疾病来拯救她了。在她的精神之弦还没断裂之前，她的肉体先出了问题，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来讲，这似乎是值得庆幸的。有一天，她老得糊涂了，竟然迷了路，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应该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天，她也不知出去干什么，之后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越走越远，走到了林场西边的林子，半夜三更，很多人找了很久才将她找回。

阿尔茨海默病，抑或被叫成老年痴呆，终归要比那些精神类疾病好得多，精神上的病看不见、摸不着，在人们心中似乎是莫须有的。尤其是早年间，在林场生机勃勃的岁月里，与这种暗疾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相伴随的，是人们言辞间的各种不理解，甚至成为一件轶事和笑料。

我突然想到十岁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一户姓石的人家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我好奇地扒开人群，议论声不绝于耳，原来那家的男人跟媳妇吵架后负气出走，最终在北山被人发现，一个敌敌畏的瓶子倒在身旁。混乱中，男人的身体被人抬着往火车站赶，大家需要去铁路要点，看看有没有火车能临时停靠，载着他进城去洗胃。最终，火车是到了，他却没能抢救成功，留下一双襁褓中的儿女，撒手人寰。

又过了很多年，我在南方读书时，一个小学男同学效仿了老石家的男人。他在新婚后不久，在北山自己家的地头，用一瓶农药给自己二十几岁的生命画上了句号。我中学开始在外住校，因此小学毕业后几乎就没再与这个同学联络，他留在我记忆里始终是一个特别顽皮、爱打架的男孩子形象，身上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读书时曾“打败学校无敌手”。然而，他最终败给了生活，败给了自己的内心。后来我得知，自杀的原因是婚后生活不愉快，娶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

无独有偶，这类死亡不只发生在老家林场，还发生在那些偏僻农村。两年前，在我姐姐嫁去的鲁西南，她夫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一个三十多岁，在外人看来工作还说得过去，家庭也十分美满的中年男人，某次参加完一场婚礼后，借着酒劲，将自己吊死在了自家仓房的房梁上，而他的双胞胎儿子刚刚升入初中。

这几个都是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他们处在一个人生刚刚被开启也刚刚被定型的阶段。精神之暗疾却侵入他们的肌体，使之命入膏肓。暗疾将他们推向死亡，向世间宣告他们是失败者，败给了生活。现实的无力——从体力的劳累、养家的艰辛、生活的不顺开始，艰难日复一日转化为精神困境，由表及里，那粒病毒由皮肤一层层深入骨髓，弄得他们体无完肤，遍体鳞伤。简言之，生活太艰难了。与那些城市里的脑力工作者相比，他们的抑郁更多是源于现实的艰难处境，它们最终转化成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他们。

对于这些年纪尚轻却被生活压垮的人，他们的选择是不可能被接受和认可的，只会被戳脊梁骨。生活，从不会对任何人温柔以待。

他们是迫切需要救助的，这些不起眼的人，这些躲在角落里的生命，看似粗枝大叶，看似野蛮肆意生长，却并不健康，他们心里聚集着那么多的暗疾，随时就使他们长歪、长出正常生活的轨道之外，但却没人为他们修剪。他们或许也渴望被修剪，被指引，被关怀，他们外表粗犷，却不像人们所看到的那般无畏。

每每这时，我总会想起自己很喜欢听一首叫作《父亲写的散文诗》的歌，这首好歌不论是哪一个演唱者的版本，都使我潸然泪下。“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闹着要吃饼干”“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但愿他们不要活得如此艰难”……这些歌词总是像子弹，直接打到我的泪腺上，呈现出一种“痛往心里钻”的力量。后来我发现，它感动我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歌曲主题唱的是父亲，歌颂的是父爱，更在于它写的是一个充满压力的父亲，一个对生活稍显无力的父亲，一个从世俗层面看并不伟大的父亲。相反，他让人看到了他弱的那一部分，看到了一個中年男人的亏欠和愧疚。生活亘古不变的定律始终是佼佼者是少数，大多平凡。就像歌中所唱：“这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那几场风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迹，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它埋葬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

我想，在快节奏的城市，一个生命的消失带来的悲伤不会持续太久，它会迅速地被迭出不穷的精彩新闻所取代。在时间似乎停滞的林场呢？一个生命的消失带来的悲伤同样不会持续太久，林场太小了，装不下那么多悲伤，悲伤只会迅速变成往事，被风埋葬。林场也病了，经过了20世纪的滥砍滥伐之后，它的血液被抽干，像一个佝偻着身躯的老头、老父亲，心里承载不了太多的悲伤。

现在，林场跟林场人一样，悄无声息地躲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一列列火车掠过，新修的高速公路也抛弃了它。它独自蜗居在深山里，跟那些早亡的生命一样，一切终将被遗忘，一切终将远去。

又是一个秋天。秋风像农药，呼啦啦吹过，草木枯黄，山林了无生气。一场场秋风过后，剔骨刀一样将林场的身体剜得血肉模糊，露出营养不良的骨骼。

这个秋天，风特别大，风从北方吹来，将故乡吹进了我的脑海。我的大脑里时常出现一只山羊，一只貌似生了病的山羊，它伏在林场大坝旁的枯草地上，站不起来。我走近它，它咩咩直叫，它试图站起来靠近我，它尝试了很多次，用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放弃了，不再尝试，也不再抱有希望。

那一刻，我看见，世界在它的眼中，孤独地流下泪来。

王明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6年生于黑龙江小兴安岭，迄今已在《花城》《山花》《青年文学》《长江文艺》《芙蓉》《百花洲》《散文选刊》等刊发表作品六十余万字，出版有小说集《舞翩翩》（“锐力文学江西”丛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