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发友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教学部 安徽·马鞍山 243041）

在1936 年之前的两个相互竞争的生物学研究传统中，遗传学家所叙述的语言、选择的问题、采用的方法与博物学家几乎完全迥异。 但是， 在1936_1947 年短短的12 年中，这两个原本相互隔离的生物学阵营却突然实现了全面和解， 达成广泛共识。 由此，一个简单的“新达尔文主义范式”得以建构，达尔文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如自然选择、变异、遗传、渐进进化等得到新的解释。[1]朱利安·赫胥黎将这一范式表述为“综合进化论”。[2]恩斯特·迈尔也认为在1940 年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结构已经基本完成。[3]然而，综合进化论在当代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例如，2008 年7 月，16 个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在奥地利阿尔滕贝格举行了主题为“进化与认知研究”的学术会议。 他们依据大量来自不同领域的新信息，达成如下共识：为建构一个扩展的综合进化论，需要在综合进化论的传统框架内添加上进化认识的新成果。[4]艾伦·洛夫，美国研究进化论和动植物学的科学哲学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他从科学哲学的维度对综合进化论的扩展方案贡献了关于结构的讨论。 本文旨在对艾伦·洛夫的“问题议程”思想进行一些探讨，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一、探寻满足结构的“渴望之物”

艾伦·洛夫认为科学的认识论分析需要区分科学理论的结构和内容。 他指出，关于进化论内容的争论成为扩展综合进化论的主要障碍，因而他主张理应同样关注进化论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