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津伟

近年来，一些司法裁判依据后果诉求确定法律解释结论。社会需求、价值准则、政策都以后果诉求名义，涌入司法裁判，成为法律解释的重要导向因素，凸显了法律解释的后果取向。学界对司法裁判后果论方法的研究侧重后果论证，集中探讨基于合理后果对裁判结论的正当性证成，对后果取向解释关注不足。解释观察维度的缺失，导致我们把着眼点局限于法律规范与社会后果在形塑裁判结论时的冲突，对规则导向与后果导向做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没有深入系统地考察后果取向怎样规范地融入法律解释。这种二元对立思维阻碍了合理社会效果规范地发挥解释导向功能：一方面，法教义学阵营的学者仍在骨子里认为后果论方法是基于法外合理性探讨，是出现法律漏洞或者法律适用显现合理性不足时，不得已采取的救济方法，限制了后果导向的作用范围。另一方面，我国的司法裁判有实用功能主义传统，法内后果与法外后果的二元区分使后果导向没能规范地纳入法律解释，缺乏有效规制，导致后果导向裁判更为自由恣意，对法律解释造成严重冲击。

后果取向解释以合理社会效果为导向，诉诸合理后果指引法律解释。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后果取向解释体现为后果决定论。该解释方法以目的解释名义，开展后果主义论证，将法律解释问题转换为司法裁判社会效果的合理性论证问题，用法外的合理准则取代法规范评价标准，单纯依据合理社会效果倒推解释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