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樓

唐武宗會昌四年(844)下詔毁棄佛寺，並推行一系列滅佛政策，史稱“會昌法難”。會昌六年，武宗崩，宣宗即位，復置佛寺，佛教逐漸得以恢復。隴右地區爲佛教傳入中土的要道，佛教興盛，古跡衆多，但是“會昌法難”前後的文史資料卻極爲匱乏(1)關於“會昌法難”期間，各地佛寺損毁情況，前人已有較爲詳細的統計，參黄運喜《會昌法難研究——以佛教爲中心》第四章第二節《各地區佛寺經像的破壞》，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61—83頁。黄運喜先生對兩京、江浙、江西、福建等地區毁廢佛寺情況有詳細的統計，但限於材料，涇原、朔方、夏綏、鄜坊等京西北地區没有論及。。民國張維所撰《隴右金石録》卷二載甘肅省涇川縣高峰寺舊有唐宣宗大中二年所立高公佛堂碣，並據拓片存其録文。此碣是記録“會昌法難”前後隴右東部地區佛寺廢置動向的珍稀材料，彌足珍貴。然而，《隴右金石録》收録時原石已佚，由於歲月侵蝕，拓片磨泐嚴重，文字多有缺損，難以準確釋讀。2019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誌》新公佈一方《段嘉貞墓誌》，立墓誌者段歸文，後任涇原監軍，即是《高公佛堂碣》的立碑者。這使得《高公佛堂碣》中許多重要信息可以得到更爲深入的闡釋。有鑒於此，本文擬結合新出墓誌，對《高公佛堂碣》創立的背景、内容、影響等略書己見，以期對推進武、宣之際涇州宗教、政治局勢等相關問題研究有所裨益。

一、 《高公佛堂碣》録文

嵩顯禪寺，位於今涇川縣城南麓高峰寺，北魏宣武帝元恪永平二年(509)敕建。北魏孝文帝時，渤海大族高颺與其弟高乘信率宗族自高麗來投。孝文帝納高颺女爲文昭皇后，文昭生宣武帝元恪。宣武帝即位後，重用高颺之子高肇等舅族。涇州爲高氏族居地，宣武感舅氏之恩，敕建嵩顯寺，並賜碑額，《敕賜嵩顯禪寺碑記》拓片現存甘肅省博物館。嵩顯寺爲高氏所建，後世又叫高公寺、高峰寺。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云：“高峰寺，在州南五里筆峰山頂，魏永平年涇、平二州刺史高乘造，唐開國伯段歸文重修。”(2)(清) 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五五三《職方典·平涼府部·平涼府祠廟考寺觀附》，中華書局1934年影印本，第一〇五册之三〇葉。以“高公”爲涇、平二州刺史高乘(3)《魏書》卷八三下《高肇傳》：“父颺，字法修。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内、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高乘信無傳，官歷不可考，《圖書集成》所記之高乘或即高乘信。。民國張維《隴右金石録》則以“高公”爲高颺之孫高猛(4)(民國) 張維《隴右金石録》“嵩顯寺碑”條，收於《歷代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1册，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15968—15969頁。。但也有人認爲“高公”是北魏名臣高允之孫、涇州刺史高綽(5)秦明智《北魏涇州二碑考》，《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收於李紅雄、宋文玉主編《北石窟寺》，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155—158頁。。

武宗會昌五年詔令天下毁佛。會昌六年，武宗崩，宣宗立，次年，宣宗改元大中，詔令除廢佛之敕，復置佛寺。《高公佛堂碣》即當年涇州新修高公佛堂所留下的碑碣，原石民國時已佚，今人唯可借《隴右金石録》所録碑文，睹其大觀。其文云(6)張維《隴右金石録》“高公佛堂碣”條，16006—16007頁。：

新修高公佛堂碣并序

朝議郎前議太子通事舍人上柱國鄭弘裕撰

皇唐十六天子建號大中，應乾嗣統，□歷二載。□□□□□□□□□□缺夾輔華夷，□□□會昌五年，當武宗皇帝省天下佛署。□海内僧徒缺前□納言程公與缺威□□□捧詔布令像□□□□□近郊郡東缺賴碑之□矣。其額曰嵩顯，有西魏此郡守高公餘烈名爵歲時，碑亦存也。圖經所纂，耆舊所傳，里□昔缺公缺可輔天惠能□下信乎哉？暨宣皇猷，横□□□獨缺警□之暇，單騎延覽，□□缺守釋子之□，憤善績斯冺，戒□鑿堙填，搜□□竇克□神功竟缺抉□碑於阝缺繇是主缺成散□□□，控架棟梁，敲鐫柱石，度工料功，時十吉。獻後缺聖□忄覈終應，甫及浹缺鴻恩忽降，親識將年□□□材缺爰薦高之旨復創缺飾赭壁，纔分繚垣，亠餘垣聳仞半應宀平□北砌含嶢缺於徒中不啻分□寧託付缺清缺附地高而鷲雀躍依，曉日乍遥晴空□揭□□夫梵宇狀出水，辶宫慶祚，永踐福階，故期福缺時阝慶偶於缺壽□之節順，惟願塞今後切就式遵大敬□務廣彳明缺景長運清，我缺朝嫉□之路，闡吾道□□之玄化，實不□人□所尚□□拂祥□□囑勝概雲開京觀，其聽薦款虫蠢何缺不一而出月自遷。況山水好尚，聖人之深品題也；登臨燕狎，□□之思永歎也。弘裕□秋重□□□、納言□導納言禮賢之榻缺珥貂愛士之顔，□恭詔旨，共贊朝章，胡□不塵，邊□不烟。雖□□□而人缺迤極目亦智者之所。皇帝缺東神□大將軍左路康□代。命既缺苹衍回閲精舍，謂闢憇□立製□亭，□不先器識而後信之上者。君之與親，臣之與子，莫不先忠孝而後恩義著，不形萬靈所□次剖貪與□，□真與僞，代所宗則。珥貂□上次之道，懷奢儉之規，□攫輕月，不掊蓄聚，但拱臣心於北極，獻聖□於南山。若貫白日□□洪休誓國事無窮，忄制垂不朽，以□扌序。日月值秋，殘□蔚□茂清霜動威文囿。恥名不掛籍，惡□有遺□。陋巷屑居，俯當□請。幸採謡贄碣，跽□而刊辭曰：

造物誰宰 匠石斯營 神化自合 玄功連成

高公積善 珥貂發明缺□泰階平

三光□照 五缺翊贊□□ 中外肅清

大昌聖祚 深□皇情 珥貂伊何 警護在涇

馳心缺遥 峰黛點缺顥氣混混 非烟亭亭

天凝晴漢 霞□青冥 勒載盛德 偕稱太寧

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涇州諸軍事兼涇州刺史、□□大夫、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康；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監軍使、銀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令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武威縣開國□、食邑七百户、賜紫魚袋缺歸；京西步驛使、正議大夫、行内侍省□□□令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袋黨□弁；判官、監臨涇騎兵馬、朝散郎、行内侍省缺丞缺同正員、上柱國楊□□；判官、監平涼鎮□□、朝散郎、□内侍省校□□宫教博□員外置同正、上柱國吕緒；當道時服使、承務郎、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員外；判官、監平涼鎮兵馬、承務郎、行内侍省置同正員、上柱國陳宗詧；小判官潘。

《隴右金石録》在録文之後，還有張維的小字注文：

《新通志稿》： 新修高公佛堂碣在涇川縣，原石由嵩山高峰寺移至孔廟，題作正書，三行，行三字，曰：“大唐新修高公佛堂碣”，邊刻唐草碑，文録二十八行，首行云“新修高公佛堂碣并序”，次行云“朝議郎前議太子通事舍人上柱國鄭弘裕撰”，至文多磨泐，雖無原石，字僅見近人著《涇川石刻》校釋及考證。

《隴右金石録》給我們提供了盡可能多的信息。如碑碣正文爲草書，計二十八行。但是碑石磨泐損壞嚴重，無法判斷字數和缺損處，皆注“缺”字。今人無法準確判斷其换行情況，此爲缺憾。

碑文撰者鄭弘裕，生平事蹟無考，碑文題銜爲“朝議郎前議(疑衍字)太子通事舍人上柱國”，碑中有云“弘裕□秋重□□□納言□導納言禮賢之榻缺珥貂愛士之顔”。知其當爲涇原節度使幕府裏的文士。碑文又云“神□大將軍左路康□代命”，碑碣末首行題節度使名有“康”字，推知康季榮爲此程公的繼任者。蓋“納言程公”與監軍使等實際新修高公佛堂，竣工立碑之時，程公遷轉他鎮，新任節度使康季榮得以署名其上。鄭弘裕並非康季榮的幕僚，而是受聘於前任涇原節度使“納言程公”，尚未離鎮，遂得撰寫碑碣。

此程公諸史不載，《唐方鎮年表》失考。按納言，隋官名，即侍中。《後漢書·輿服志下》：“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故“納言”也可指代尚書。檢《方鎮年表》，文宗開成年間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即李商隱岳父。會昌初，節度使楊鎮，由仇士良擢用。仇士良敗，李德裕以史憲忠代楊鎮，《新唐書·史憲忠傳》稱其“積緡錢十萬，粟百萬斛，戍人宜之”。會昌六年，武宗崩，宣宗即位，以“党項内寇”爲由，徙鎮朔方。大中二年康季榮代爲涇原節帥。史憲忠爲魏博節度使史憲誠之弟，鎮涇原頗有政績，會昌中朝廷加其官爲“檢校工部尚書”，鄭弘裕以“納言”稱之，本也可通。疑此“程公”所指即史憲忠。但是碑碣中史憲忠何以稱“程公”，是録文訛誤，還是另有隱情，今不可知。爲表述方便，本文仍以“程公”稱之。

《高公佛堂碣》立於涇原鎮發生節帥輪替之時。通常而言，新舊節度使輪替時，千頭萬緒，往往還有各種宦官使職充斥其間。碑碣題名中，除首行康季榮外，餘下監軍使、京西步驛使、時服使等數人皆爲宦官。碑碣題名部分内容相對完整，是探討涇原鎮監軍使體制的絶佳材料。

二、 《高公佛堂碣》監軍使“歸”名諱及家世考辨

《高公佛堂碣》的重修者爲監軍使，但是此人名諱，《隴右金石録》録文僅有一“歸”字。唐代碑碣中長官署名往往僅稱其中一字，以爲敬稱。碑文中節度使康季榮即單書“康”字，我們可以據兩《唐書》、《唐方鎮年表》等查知是大中二年涇原節度使爲康季榮。監軍使傳世文獻歷來缺乏記載，難以核驗此“歸”字所指何人。《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所云：“高峰寺，在州南五里筆峰山頂，魏永平年涇平二州刺史高乘造，唐開國伯段歸文重修。”“唐開國伯段歸文”與碑中“歸”字吻合，可推知時涇原監軍爲段歸文。《古今圖書集成》成書於康熙年間，此僅存一句，史源不詳。一種可能是《古今圖書集成》另有所據，録其姓名爲段歸文，唯不知其身份爲監軍使。另一種可能是《古今圖書集成》所據即《高公佛堂碣》，當時字跡尚可辨識。民國時張維撰《隴右金石録》時，所見拓本品質大不如前，“段”字、“文”字已磨漶不可識，僅録得一“歸”字。

《古今圖書集成》謂此寺唐代爲段歸文重修，尚屬孤證，是否實有其人，還需有更進一步的驗證。幸運的是，地不愛寶，2019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公佈一方文宗開成年間的宦官墓誌，誌主段嘉貞，立墓誌者正是其養子段歸文。據此墓誌，段歸文家世及其在文宗以前的人生履歷奇跡般地得到揭示。爲討論方便，現將《段嘉貞墓誌》主要内容節録如下：

……公諱嘉貞，字從方，父明秀，倜儻奇才。當乾元、大曆之際，封豕噴毒，長蛇吐威，煙塵蔽天，戈甲滿地，數以秘計潛滋代宗，所以破滅凶渠，實賴謀劃。積功累德，至於常侍，貂蟬弈葉，貴盛當時。公即其長子也。……歷鷹坊而經於雞局，總西内而使於華清。……敬宗知其才略，遷於天德，惠霑部伍，威壓戎夷，塞門之人，靡不愛悦，歲滿赴闕，自内坊復護戎於福建。……廉使敬憚，不敢爲非者，乃畏公之清浄不擾故也。……開成間懇請致仕，然徇其志，琴酒自娱，詩書自樂。……以七月十八日遘疾，薨於大寧里之私第。夫人吴氏，尋乃即世。軒冕華族，有令弟兄，名籍馨香，縻於要位。嗣子歸文，瓊林副使，正議大夫，上柱國、武威縣開國男，賜緋魚袋，封邑承家，弓裘益振，功名怛赫，衆所具瞻。一昨監水運之日，適當獯虜犯塞，盜發并州。佈置軍儲，無毫髮之闕，凡所謀劃，皆正議之心。其功不爲細矣，因拜瓊林。且此二司皆鞅掌膏腴之地，而能目不睹非道之金玉，門不容非道之珠玕，卓然自高，身不污染。雖古之垂名峻節之士，亦不及矣。……紀德敘勳，百無一闕，識者歎賞： 段氏有孝行賢良之胤矣。次子歸德，武藝絶倫，忠謹克著，官至翊衛中郎將。幼子歸信，累拜常侍，道合千年之聖，名膺五百之賢。……不幸短命，物故下泉……(7)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誌》一〇九《段嘉貞墓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298頁。

段歸文宦官家族示意圖(段歸德並非宦官，故用淺色方塊標識)

墓誌誌主爲段嘉貞，卻用大量筆墨記敘其子段歸文的仕宦經歷。推其緣由，蓋葬禮由段歸文主持，撰誌者曲意奉承之故。中晚唐時期，宦官可以娶妻養子，並模擬門第士族，互相聯姻，形成綿亘數十年的宦官世家(8)參陳仲安《唐代後期的宦官世家》，《唐史學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95—224頁；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78—85頁。。據墓誌，段歸文出自一個中上層宦官世家，其祖段明秀爲代宗心腹宦官，在平定安史叛亂過程中屢有建言，頗得委任，由此發跡。其父段嘉貞躋身中高級宦官階層，歷任鷹坊使、天德軍監軍、福建監軍等職，文宗開成初致仕。段嘉貞與吴氏宦官世家聯姻，進一步鞏固了段氏在宦官集團中的地位。段歸文有兄弟二人，一弟段歸德，隸於禁軍，並非宦官；另一弟段歸信，官拜常侍，仕途比段歸文更爲暢達，不幸短命早亡。段歸文精明强幹，借祖、父之蔭，先後歷瓊林副使、瓊林使等職。瓊林使，又稱瓊林庫使，瓊林庫是宦官主掌的内庫，故墓誌稱“鞅掌膏腴之地”。在任瓊林副使時，段歸文妥善處理了回鶻犯塞時河東軍財帛水路轉運問題，因功拜爲正使。

《段嘉貞墓誌》立於文宗開成年間，這一時期正是“甘露之變”之後宦官勢力最爲猖獗的階段。段歸文此時春風得意，主掌瓊林庫，應屬於仇士良勢力，或得到仇士良的信賴。文宗崩，仇士良殺陳王等，以兵迎立武宗。武宗性剛毅，雖爲宦官所立，内實惡之。仇士良死後，武宗查抄其家，與仇氏宦官集團交惡。會昌六年，武宗疾篤，仇氏家族等發動宫廷政變，擁立光王李沈，是爲宣宗。我們目前尚不清楚段歸文是否因仇士良牽連，由肥缺瓊林使出爲涇原監軍。但是宣宗即位，對段歸文來説，確實是一個仕進的良機。段歸文殫思竭慮地修建高公佛堂，是其親近宣宗的重要表現，這也預示着其在宣宗朝會有更加光明的仕宦前景。

三、 《高公佛堂碣》題名所見藩鎮宦官使職

段歸文曾任瓊林庫使，富於財力，從其爲養父段嘉貞製作的精美墓誌來看，此人還非常留意刻石紀功等形式。《高公佛堂碣》同樣體現出《段嘉貞墓誌》一貫的風格，明爲紀功新修佛堂，實則通篇吹捧自己。誌中用於指代自己的“貂珥”一詞，前後竟反復出現五次。而碑碣末尾的題名，除去節度使康季榮外，餘下數人皆爲宦官。這在唐代有題名的碑碣中是非常獨特的。由於文字漫漶缺失，下面對題名諸位宦官使職略作考釋。

監軍使段歸文位列諸宦官之首，題銜作：“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監軍使、銀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令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武威縣開國□、食邑七百户、賜紫魚袋”，涇原節度最初爲李嗣業、白孝德、馬璘等所率入内地勤王的安西四鎮行營兵。“安史之亂”平息之後，在宰相元載的安排下，此部將士没有西歸，而是在涇、原等州就地駐扎，成爲新的藩鎮，故其軍仍帶有“四鎮、北庭行軍”之號。内侍省下注“缺”，所缺當爲掖庭局等局名。“武威縣開國”下缺一字，《古今圖書集成》作“伯”字，疑是。據《段嘉貞墓誌》，段嘉貞封“武威縣開國子”，段歸文襲父爵，例降一等，爲“武威縣開國男”。新修高公佛堂時段歸文由子爵遷爲伯爵，蓋累勳遷封。

段歸文之下爲“京西步驛使、正議大夫、行内侍省□□□令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袋黨□弁”。京西步驛使，爲獨立使職，但其品階、地位皆在監軍之下。爲抵禦吐蕃、拱衛京畿，唐代京西藩鎮之中，還嵌有若干直隸神策中尉的神策城鎮。神策城鎮的指揮權歸宦官集團，爲協調神策城鎮之間以及城鎮與藩鎮之間的信息溝通，中晚唐出現專門主掌驛傳的京西步驛使。京西步驛使例由宦官充任，最早的京西步驛使見於《孫子成墓誌》(9)趙君平、趙文成《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七二九《孫子成墓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1001頁。另參杜文玉《唐代宦官〈孫子成墓誌銘〉考釋——以文直省、步驛使的考釋爲中心》，《唐史論叢》第18輯，2014年，237—249頁。。墓誌略云：

大曆末，遂拜京西步驛使，尋加内府局丞。……屬李懷光違背國恩，作亂蒲阪，遂兼京東步驛使。復戎羌獷俗，人面獸心，負恃羶腥，背棄盟約；乘聖朝偃兵之日，驅絶域假息之徒，逞其狡謀，伺我邊隙。公密告連帥，潛發諸軍。有征而左祍就擒，無戰而穹廬遁跡。德澤咸布，捷狀無虧，遂賜緋魚袋，使務如故。自守此職，歲逾二紀。

安史亂後，西北邊防寡弱，不僅河隴諸州被吐蕃蠶食，甚至連長安也時常面臨吐蕃入寇的威脅。代宗大曆中，神策軍第一次出屯京西，防備吐蕃。孫子成出任京西步驛使，或與神策軍出鎮有關。德宗興元初，因李懷光之亂，孫子成又兼任京東步驛使，京東步驛使隨叛亂的平定而罷廢，京西步驛使卻隨着神策諸城鎮的創置而成爲常置之使。《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四九《魏文紹墓誌》稱：“至咸通四年十月廿五日，蒙恩改授京西步驛使。蒞職累歲，士卒歡康。”(10)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四九《魏文紹墓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071頁。可見直至懿宗朝，京西步驛使依然存在。

京西步驛使下爲“判官、監臨涇騎兵馬、朝散郎、行内侍省缺丞缺同正員、上柱國楊□□；判官、監平涼鎮□□、朝散郎、□内侍省校□□宫教博□員外置同正、上柱國吕緒”。案《楊居實墓誌》稱：“會昌五年敕授涇原副監，兼護臨涇鎮□監。”(11)《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〇九《楊居實墓誌》，1039頁。此楊□□或即楊居實。楊□□題銜丞下注缺，所磨泐之字當爲“員外置”三字。吕緒題銜“朝散郎”後所缺一字當爲“行”，“内侍省”下《隴右金石録》録文作“校□□宫教博□員外置同正”，“校”字爲“掖”的誤讀。此處補足應爲“掖庭局宫教博士員外置同正”。録文無法體現此兩判官的位置是否降格、字體大小等信息，我們無法準確判斷兩判官是京西步驛使的判官，還是涇原節度使的判官。“楊□□”監臨涇騎兵馬，吕緒監平涼兵馬。平涼、臨涇都曾爲神策城鎮，此時掛職京西步驛使或涇原監軍使的判官，反映了唐朝整合西北藩鎮軍事監護權力的努力。

兩位判官名後爲“當道時服使、承務郎、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員外”，此處文意未盡，“員外”下當有“置同正”等字，且時服使名諱没有出現，録文應有脱誤，或漏注一“缺”字。唐代軍服多藩鎮自辦，春季青黄不接時軍費緊張，爲籠絡藩鎮，朝廷常令度支出絹布賜藩鎮作春衣。春衣使是代表皇帝向藩鎮士兵頒賜作春衣絹布的宦官使者。幽州節度使朱克融、楊志誠曾扣押過春衣使。可考的春衣使有楊文端、魏寶義等。西北藩鎮經濟上多仰仗中央財政，此處時服使所謂“時服”，未必爲春衣，也可能爲夏服等。

時服使下爲“判官、監平涼鎮兵馬、承務郎、行内侍省置同正員、上柱國陳宗詧”，陳宗詧身份也是判官，且監平涼鎮兵馬，平涼鎮不止一個宦官監護。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各位宦官的文散官，就會發現，時服使的文散官承務郎爲從八品下，而位在其下的判官陳宗詧的文散官承奉郎爲從八品上，比時服使高一階，這似乎證明碑碣題名並非是按實際官階排序，而是按照僚佐與使主的關係。若推測無誤，則陳宗詧當爲時服使判官，前面楊□□、吕緒二人則屬京西步驛使名下判官，三人同爲判官，但題名位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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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詧名下爲“小判官潘”。《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中〇三五《孟秀榮墓誌》記宦官孟秀榮“元和三年正月六日授鳳翔府仇將軍小判官”。《西安碑林博物館新獲墓誌彙編》三四四《周孟瑶墓誌》記周孟瑶次子宦官周魯晦爲“鳳翔監軍使小判官”。新出《柏玄楚墓誌》記誌主柏玄楚大和七年被嶺南都監齊某奏爲“小判官”，開成中又被荆南監軍吕某(吕令琮)奏爲“小判官”(12)杜文玉《唐代宦官柏玄楚墓誌考釋》，《唐史論叢》第28輯，2019年，312—319頁。。“小判官”應是監軍使奏請的，比較低等的判官。因其品秩較低，往往在題名的最後。《高公佛堂碣》題名中段歸文小判官品秩全無，唯知其姓潘而已。

四、 《高公佛堂碣》所見大中“復佛”事

武宗“會昌滅佛”雖僅持續一年多，但是對中國佛教的影響極大。毁佛期間，“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收充兩税户。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税户十五萬人”(13)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三《拆寺制》(會昌五年八月)，中華書局，2008年，591頁。。正在中國求法巡禮的日本僧圓仁記其親耳聞聽云：“三四年已來，天下州縣准敕條流僧尼，還俗已盡；又天下毁拆佛堂蘭若寺舍已盡；又天下焚燒經像僧服罄盡；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畢；天下打碎銅鐵佛，稱斤兩，收檢訖。天下州縣收納寺家錢物、莊園，收家人奴婢，已訖。唯黄河已北鎮、幽、魏、路(潞)等四節度元來敬重佛法，不拆舍，不條流僧尼。”(14)圓仁撰，小野勝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訂《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 496頁。宣宗即位後，以繼統憲宗自居，務反會昌之政，下令兩京添置佛寺，次年正式下詔廢除滅佛之詔。《舊唐書·宣宗紀》載大中元年閏三月敕：“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15)《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中華書局，1975年，617頁。《高公佛堂碣》重建於宣宗大中復佛期間，雖然現存録文漫漶嚴重，仍可給提供許多極具價值的信息。

碣云：

皇唐十六天子建號大中，應乾嗣統，□曆二載。□□□□□□□□□□缺夾輔華夷，□□□會昌五年，當武宗皇帝省天下佛署。□海内僧徒缺前□納言程公與缺威□□□捧詔布令像□□□□□近郊郡東缺賴碑之□矣。其額曰嵩顯，有西魏此郡守高公餘烈名爵歲時，碑亦存也。圖經所纂，耆舊所傳，里□昔缺

碣中明確記載立碣時間爲大中二年，文末復有“日月值秋”云，可知此碣立於大中二年秋，距大中元年閏三月宣宗頒復佛寺詔，僅一年有餘。段歸文等僅用一年時間，便完成了高公佛堂的修建，可謂雷厲風行地執行了宣宗復置佛寺的詔書。

碣文中提及“會昌五年，當武宗皇帝省天下佛署，□海内僧徒”，似乎高公佛堂毁於會昌年間。但其下節度使納言程公“捧詔布令”，所奉詔書實爲宣宗復佛之詔。此程公與監軍同爲高公佛堂的修建者。儘管這裏有文字殘缺，我們很難直接判斷高公佛堂就毁於“會昌法難”。高公佛堂存物，僅一前朝所賜“嵩顯寺”寺額，以及朝廷所賜碑，不似一年前剛被拆毁者。文中稱此寺“圖經所纂，耆舊所傳”，從字裏行間來看，應是很早以前就遭荒廢，長期只留存在圖經和“耆舊”的口耳相傳中，甚至把北魏訛成西魏。從常理來看，高肇一族備受北魏宣武帝恩寵，但宣武帝死後，北魏陷入内亂，高肇等被視爲禍亂朝政的罪魁禍首。東西魏分裂之後，此寺很難説不受到影響。此寺毁於西魏、北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武宗毁佛，主旨是同佛教争奪人口和田産。涇州經濟貧瘠落後，未必是毁佛的重點地區。今臨涇縣保持下來的北魏以來佛教古跡尚多，僅北魏時期便有北佛窟寺、南佛窟寺、西王母寺等，有些還是重點文物保護古跡。涇州其他佛窟寺都没遭到嚴重破壞，獨毁嵩顯寺也不合情理。

碣又云：

暨宣皇猷，□□□獨缺警□之暇，單騎延覽，□□缺守釋子之□，憤善績斯冺，戒□鑿堙填，搜□□竇克□神功竟缺抉□碑於阝缺由是主缺成散□□□，控架棟樑，敲鐫柱石，度工料功，時十吉。獻後缺聖□忄覈終應，甫及浹缺鴻恩忽降，親識將年□□□材缺爰薦高之旨復創缺飾赭壁，纔分繚垣，亠餘垣聳仞半應宀平□北砌含嶢缺於徒中不啻分□寧託付缺

碣文主要描述修建高公佛堂的過程。節度使程公宣傳復興佛寺的詔書後，“警□之暇，單騎延覽”，選定了重修高公佛堂的地址。然後便“控架棟樑，敲鐫柱石”，開始動工營建佛堂。“甫及浹”後有缺文，疑“浹”後當接一“年”字，即修建將近一年的時間，已接近完工。這時“鴻恩忽降”，此“鴻恩”未有明言，但下文筆鋒一轉，描述佛堂的富麗堂皇。應該是得到朝廷的嘉獎，並派遣宦官提供財帛支持。京西步驛使、時服使等得以題名碑碣之上，絶非偶爾巧合。

碣續又云：

弘裕□秋重□□□、納言□導納言禮賢之榻缺珥貂愛士之顔，□恭詔旨，共贊朝章，胡□不塵，邊□不煙。雖□□□而人缺迤極目亦智者之所。皇帝缺東神□大將軍左路康□代。命既缺苹衍回閲精舍，謂闢憇□立制□亭，□不先器識而後信之上者。

此部分是碑碣撰者鄭弘裕介紹自己身份。不僅承認自己是“納言程公”的僚佐，提及程公被左神策大將軍康公(即康季榮)所代的事實。從本段開始，鄭弘裕開始用大量的筆墨稱頌監軍使段歸文，反復提及“珥貂”的功勞和貢獻。如下文稱“珥貂□上次之道，懷奢儉之規，□攫輕月不掊蓄聚，但拱臣心於北極，獻聖□於南山”云云。

段歸文出自財政内諸司使，擔任過瓊林庫使，精明强幹，但此人張揚跋扈，恐怕並非守廉之人。大中中段歸文在荆南監軍時，索取無節，與荆南節度使楊漢公交惡(下文有論述，此不贅)，《高公佛堂碣》極力稱頌其廉潔奉公，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實，十分令人懷疑。就《高公佛堂碣》的章法結構看，前半部分與普通碑文無異，敘述對象爲當道節度使程公，但行文至後半部分，忽又濃墨重彩地轉至頌揚宦官，特别是監軍使段歸文。這與新出土的《段嘉貞墓誌》極爲類似。《段嘉貞墓誌》前半敘誌主生平，後半部分轉用大量文字稱頌其子段歸文。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讚美段歸文的文字都是段歸文强行要求的，鄭弘裕只能强作阿諛吹捧。

碣文中反復强調段歸文等新修高公佛堂是奉詔行事，但我們仔細推敲，二者相去甚遠。大中元年詔云所廢寺廟是“有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修復佛寺的主體爲寺院僧衆，地方官府只是默許，不得阻止而已。這在當時的僧傳中我們可以找出大量的例子，如《宋高僧傳》卷七《唐五臺山華嚴寺元堪傳》：“及武宗澄汰之際，禀師先旨，哀慟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秘之屋壁。及宣宗再闡釋門，重茸舊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時經行儼若。前製《法華妙經》積歲傳唱，《摩訶止觀》久而敷揚。”《高公佛堂碣》洋洋灑灑數百字，卻無一字涉及舊寺僧侣信衆。此次修建佛寺更没有恢復“嵩顯寺”的舊額。由此看來，重建高公佛堂並非舊日僧衆的强烈請求，而是節度使程公、監軍使段歸文接到開禁佛寺的敕旨後，敏鋭地嗅出政局即將大變，自行重建的。

涇州佛寺較多，有南北佛窟寺、西王母寺等，爲什麽段歸文等選中荒廢的嵩顯寺？從當時的政治局勢來看，以下幾點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其一，嵩顯寺當早已荒廢，在涇州各寺窟中，要找到一個可以“復佛寺”典型，而涇州本地南北佛窟寺等没有遭到嚴重的毁壞，唯有嵩顯寺有舊額舊碑尚存，比較符合復興佛寺的要求。從此意義上説，重修高公佛堂實際上是一件具有政治象徵的工程。

其二，嵩顯寺曾是皇帝敕建，足以成爲重要的政治景觀。北魏《嵩顯寺碑》充分彰顯皇權，其中有云“仰唯皇帝陛下，纂統重光，紹隆繼聖，德洽三才，道均五緯”。宣宗叔奪侄位，以繼統憲宗自居，將穆宗以下四帝視爲弑君的僞朝，“纂統重光，紹隆繼聖”之語，非常契合宣宗的政治需求。

其三，嵩顯寺是魏帝追感舅氏高氏而敕建。《嵩顯寺碑》云：“内光椒掖，外允九臣，帝思渭陽，嘉爵交臻”云云。宣宗庶出，生母鄭氏，本姓爾朱，爲浙西叛臣李琦侍妾，李琦伏誅後，爾朱氏没入掖庭，初爲郭后侍兒，被憲宗臨幸，始生宣宗。宣宗外家極爲卑賤，唯有一舅鄭光。鄭光目不識丁，言語鄙俗，蓋多有翊戴陪護之功，宣宗即位後，尤爲崇渥，竟接連委其天平等大鎮。重修嵩顯寺也能迎合宣宗心態。

段歸文等出自宫内，故能揣摩宣宗心思，大張旗鼓重修高公佛堂，是向其宣誓效忠的重要政治表態。京西步驛使、時服使等一衆宦官題名碑碣之上，也充分説明重建此寺得到内廷的支持。從出土墓誌來看，段歸文後來果然飛黄騰達，備受信賴。宣宗大中中曾轉任荆南監軍使，任上自恃恩寵，恣意專斷，與節度使楊漢公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楊漢公墓誌》云：

入拜給事中，遷户部侍郎，出爲荆南節度。……監軍使段歸文小使取索無節，公悉禁絶之，其後歸，毁於宣宗皇帝。雖不之信，猶罷鎮，徵入爲工部尚書。未幾，除秘書監，又改檢校工部尚書、國子祭酒。閑秩七載，恬澹安逸，未嘗以退落介意。復授同州刺史。(16)《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咸通〇〇八《楊漢公墓誌》，1037頁。

《東觀奏記》卷中云：

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秘書監。制曰：“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嘲，人言未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至大中十三年，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輿、裔綽三駁還制書。上自即位，但聞諫官論執，左曹駁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惑於左右，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17)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中，中華書局，1994年，112頁。

楊漢公屬牛黨成員，貪婪之名盛傳朝野，且多得宦官奥援。蓋其後人懼留惡名，墓誌中故爲隱瞞開脱，將其在荆南時的惡名全歸於段歸文的誣奏。即便如此，楊氏猶不敢直斥監軍，而是歸罪於“段歸文小使”。段、楊二人，在各自所立碑誌中都自詡爲廉潔之臣，實際上並皆貪財納賂，聲名狼藉。以碑誌研究歷史者，能不爲誡歟？

五、 結論

甘肅省涇川縣(唐爲涇州臨涇縣)高峰寺《高公佛堂碣》過去被認爲是涉及“會昌法難”的重要石刻材料。該碑碣不僅立於宣宗復佛的敏感歷史時期，同時也立於新舊節度使除代之際。碣末題名中，除節度使康季榮外，其餘題名者皆爲宦官，這在唐代碑碣中頗爲特殊。《高公佛堂碣》爲我們探討西北藩鎮宦官監軍體制，考察中央與藩鎮政治互動提供了絶佳的石刻史料。《隴右金石録》所存録文漫漶嚴重，結合《段嘉貞墓誌》等新史料，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一、 監軍使僅存一“歸”字。據《古今圖書集成》、新出《段嘉貞墓誌》等，可考知時涇原監軍爲段歸文。段歸文出自一個中層宦官世家，文宗朝歷瓊林副使、瓊林使等職，是一個較爲跋扈的宦官。其所參與的石刻活動中均有大段阿諛奉承之辭。

二、 高公佛堂的前身是北魏敕建的嵩顯寺，久已荒廢，宣宗大中初僅存寺碑。涇州尚有南、北石窟寺等衆多佛寺皆未遭到衝擊，從殘存的《高公佛堂碣》，我們很難得出嵩顯寺毁於“會昌法難”的結論。

三、 唐代新修高公佛堂的實際主事者爲涇原節度使“納言程公”和涇原監軍使段歸文，建成時“納言程公”爲康季榮所代，故得以題名其上。此“納言程公”的仕途與傳世文獻中的史憲忠大體吻合，疑爲一人。

四、 段歸文等新修高公佛堂，並非出於宗教因素。宣宗因繼位不正，繼位後務反會昌之政，用改題寺額、恢復佛寺等方式證明自己繼統憲宗的合法性。段歸文等高調興修高公佛堂，主要是向宣宗表示效忠。此外，宣宗初年對其舅氏鄭光極爲感恩。高公佛堂乃北魏宣武帝爲舅舅高氏所創，新修高公佛堂多少也有逢迎聖意的色彩。

五、 《高公佛堂碣》題名中的宦官使職有監軍使、京西步驛使、時服使，以及監押臨涇、平涼等鎮的宦官僚佐等。不僅表明當時内廷對重修高公佛堂非常重視，也可證明宦官集團對西北藩鎮的滲入和控制尤爲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