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良

《五經正義》的整理、撰作參考了中秘所藏諸多抄本。以《禮記正義》爲例，大致有定本、正本、南本、北本及俗本等名目，其中“定本”尤爲引人矚目。

清代學者對《禮記正義》參校諸本的性質做出過種種推測。段玉裁力主定本即顔師古撰定本，這一説法藉阮元鼓吹發揚光大，顧廣圻、臧庸等人均贊同此説。而此後劉文淇卻别出心裁，提出“唐前定本”的觀點，影響頗爲深遠。然其推論實有不合理之處。今細繹劉氏論據，惟與《禮記正義》有關諸條頗切中肯綮，在逐條廓清其疑惑的基礎上，“定本”《禮記》的性質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值得注意的是，《五經正義》書成一時，各經校勘條例及書本名目大致可通。因此，本文結論或可以爲釐清諸經“定本”性質提供依據。然即便如此，五部《正義》所據經文底本及參校諸本的選定還是存在一些細小差别，校勘體例也有不盡統一之處。五經之外，其他幾種《正義》或成於異代，或出自他手，校理的條例、方法與孔穎達更是頗異其趣，如《公羊正義》多引據“正本”，其性質便與《禮記正義》中所見“正本”迥然不同。本文受限於篇幅，謹就《禮記》一經拋磚引玉，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 辨劉文淇“六朝定本”説

隋朝立國之後搜書不輟，亦多命官整理記籍。然而在國家層面，卻没有全面校覈正經之舉(詳見下文)。在《五經正義》以前，整理典籍並著爲定本，顔師古可以説是一時無二。《貞觀政要》記載，師古校訂五經始於貞觀四年(630)。時“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説，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1)吴兢《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謝保成集校本，中華書局，2003年，384頁。此事並載《舊唐書·儒學傳上》《册府元龜·學校部》及《封氏聞見記·石經》，唯所記詳略不同，實本出一源。今諸書均作“晉宋古本”，惟《舊唐書》師古本傳“古本”作“古今本”，而《新唐書》本傳則改作“晉宋舊文”，揆諸文意，其所據舊書亦當作“晉宋古本”，故本文從《貞觀政要》之説。至貞觀七年(633)十一月頒下(2)《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43頁。。“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師古)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3)吴兢《貞觀政要》卷七，384頁。

顔師古校勘經籍的工作包含兩個層次。其一爲整理諸本異文，以定是非；通過《五經正義》所載異文可窺其梗概。其二爲訂正六朝以來蜂出的異體字，以求得一律。《舊唐書》本傳稱：“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4)《舊唐書》卷七三《顔籕傳》，2595頁。顔元孫《干禄字書序》云：“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録字體數紙，以示讐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顔氏字樣》。”(5)王昶《金石粹編》卷九九，《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年刻同治錢寶傳等補修本，889册，葉156下。倪其心評價師古校勘原則時稱：“在涉及文字異同的校勘問題上，顔師古的處理原則是劃一歸真，删除繁濫。文字上要求遵循古字，而予以解釋；古今字、方言詞、通假字之類，則求其本字。”“結果便是從疏解出發，而把異文幾乎蕩滌無遺。其中保存少數異文歧解，也大致從訓詁義疏上予以分析判斷。”(6)倪其心《校勘學大綱》，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32頁。小顔此舉反映了唐帝國劃一經義文字的現實需要，堪稱太和、開成年間豎立石經之先聲。

清代學者多將小顔校定本視作《禮記正義》徵引的“定本”。段玉裁較早持此觀點(7)段玉裁《十三經注疏并釋文校勘記序》：“顔師古奉敕考定五經，凡《正義》中所云‘今定本’者是也。”《經韻樓集》卷一。《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一云：“考顔師古爲太宗定五經，謂之‘定本’，非孔穎達等作《正義》之本也。俗本謂當時通行之本，亦非即作《正義》者，兼不專指一本……定本出於顔師古，見舊、新二《唐書·太宗紀》、《顔籕傳》，《封氏聞見記》，《貞觀政要》等書。段玉裁所考得也。”有關段玉裁和阮校的關係，參見水上雅晴《〈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以及段玉裁的參與》，《中國經學》第6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143—162頁。，其説藉由阮校發揚光大(8)如阮校《凡例》稱：“經、注之傳於唐者，自孔穎達、賈公彦義疏本外，一曰陸德明本，《經典釋文》所載大字是也；一曰顔師古本，義疏中所載‘定本’是也。《記》中凡遇二本，并爲載入。”又《毛詩注疏校勘記序》云：“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顔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參見潘銘基《〈毛詩正義〉所引“定本”研究》，《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3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184—185頁。；顧廣圻(9)顧廣圻曾協助阮元校訂《毛詩》，《毛詩注疏校勘記序》稱“因以臣〔元〕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則小顔定本之所亦爲千里襄贊。、臧庸(10)臧庸《拜經日記》卷一“反予來赫”條：“崔靈恩《集注》誤從肅改之傳，後陸德明《釋文》、顔師古定本俱襲其謬，幸孔氏《正義》以通行俗本爲據，學識出崔、陸等上矣。其言傳意或然云云，蓋難遽斥定本爲非耳。”《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大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四年武進臧氏拜經堂刻本，1158册，葉59下。曾協助阮元校勘經籍，也都讚同這一説法。其後許宗彦(11)許宗彦《鑒止水齋集》卷一四：“經學自東晉後分爲南北，自唐以後則有南學，而無北學。……所謂定本者，蓋出於顔師古。〔見本傳〕師古之學，本之之推，之推《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師古爲定本時，輒引晉宋以來之本折服諸儒，則據南本爲定可知已。”《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四年德清許氏家刻本，第1492册，葉445下。梁玉繩《瞥記》卷二引許宗彦文；《清史列傳》卷六八《儒林·梁玉繩傳》誤將此説附於梁氏名下。參見陳鴻森《〈清史列傳·儒林傳〉考證》，《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3輯，2007年，555—557頁。、皮錫瑞(12)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207頁。、吴承仕(13)吴承仕《經籍舊音辨證》卷一，中華書局，1986年，239頁。及王重民(14)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中華書局，2010年，42—43頁。等人輾轉承襲，日人島田翰(15)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二《毛詩正義》解題，明治三十八年(清光緒三十一年)東京民友社鉛印本，葉20—21。、鈴木虎雄(16)鈴木虎雄《五經正義撰定答問》，童嶺疏證，參見童嶺編《秦漢魏晉南北朝經籍考》，中西書局，2017年，303—304頁。、福島吉彦(17)島吉彦《唐五經正義撰定考： 毛詩正義研究之一》：“孔穎達等所撰定《五經正義》中稱引‘定本’‘今定本’，即顔師古校定之五經經文，此固學人所周知者。”刁小龍、姚去兵譯，《中國經學》第8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92頁。亦以此説爲是。然劉文淇卻自出機杼，别著《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並撰《自序》另立新説，影響极爲深遠。有關孟瞻生平及《舊疏考正》一書的撰作、義例，前人研究甚多，兹不具述(18)參見喬秀岩《評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1期，2000年；林慶彰《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研究》，《清代經學研究論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463—488頁；同時收入楊晉龍主編《清代揚州學術》，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下册，597—614頁；劉建臻《清代揚州學派經學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里仁書局，2007年；郭院林《清代儀徵劉氏〈左傳〉家學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曾聖益《儀徵劉氏春秋左傳學研究》，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蔡雅如《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研究》，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年。其他單篇專論甚多，兹不一一。。謹將其《自序》中討論“定本”的部分摘録如次：

或又謂：“疏中每引‘定本’，([原注]《易·繫辭》引“定本”二條，《書》《禮》各數條，《毛詩》《左傳》所引最夥。)‘定本’出於顔師古，則疏爲唐人之筆可知。”近世諸儒咸同斯論。

按，【一】 顔師古本傳云：“帝嘗歎五經去聖久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師古原有定本。【二】 然漢、魏以來校定書籍者正復不少，即如北齊郎茂于秘書省刊定載籍，隋蕭該開皇初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又《劉焯傳》云：“焯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是齊隋以前皆有定本。([原注]《詩·關睢》序：“故正得失。”疏云：“今定本皆作正字。”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杜注：“傅摰，申鮮虞之子。”疏云：“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傅摰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三】 “皆”之云者，非一本之詞也。)疏中所云“今定本”者，當係舊疏，指齊、隋以前而言，必知非師古定本者。其驗有十焉：

【四】 《禮器》：“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疏云：“盧、王禮本並作‘匹’字，今定本及諸本并作‘正’字，熊氏依此而爲‘正’字，恐誤也。”據此，是定本乃在熊氏前。【五】 《檀弓》：“弁絰葛而葬。”注：“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云：“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宫、貴室。”疏云：“此貴宫、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宫者，定本有貴宫。”據此，是定本亦在皇氏前。其驗一也。

【六】 襄二十七年《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疏云：“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言諸侯。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不重是也。’”劉炫豈及見師古定本。而以定本爲非，其驗二也。

【七】 《詩》疏多引定本、《集注》，《集注》乃梁代崔靈恩所作。若唐人引師古定本，不應定本、《集注》並列，而定本反在《集注》之前。其驗三也。

【八】 師古但定五經，未聞更校《公》《穀》。宣十七年《左傳》疏引《穀梁》定本作“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公羊》疏云：“舊本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下，未知自誰始也。”則是《公》《穀》皆有定本，其驗四也。

【九】 《孔穎達傳》：“與師古同受詔撰《五經正義》。”今疏中有以定本爲非者，夫豈師古自駁其説。其驗五也。

【十】 顔之推《家訓》云：“齊侯痎，遂痁。”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説也。今《左傳》疏云：“今定本作疥。”若謂師古所定，則是數典忘祖。其驗六也。

【十一】 《匡謬正俗》云：“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此與庚午不相類，固宜依本字讀爲王夫。”此書亦師古所作，其定本應與之同。今《左傳》疏作“壬夫”，不云“定本作王夫”。其驗七也。

又師古本傳云：“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既成，悉詔諸儒議，各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十二】 定本既已奉敕頒布，《正義》豈能復議其非。其驗八也。

【十三】 《舊唐書》云： 貞觀七年，頒新定五經於天下。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是則二書並行，不聞以師古定本載入《正義》。其驗九也。

【十四】 陸德明卒於高祖末年。貞觀四年，師古始受詔考定五經。《詩·兔爰》箋云：“有所操戚也。”《釋文》云：“操，七刀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釋文》云：“定本芟作操，七刀反。”陸氏不見師古定本，《釋文》乃兩引之，且爲之作音。其驗十也。

凡此證驗易爲討覈。定本既非師古書，則疏安見盡皆唐人筆耶。(19)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序》，《左傳舊疏考正》卷首，清道光十八年揚州劉氏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索書號： X /095.174 /7201 /C2；清光緒三年湖北崇文書局刻本；《皇清經解續編》本，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刻本。並參見《清溪舊屋文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九年刻本。《清儒學案》卷一五二《孟瞻學案》亦有收録。

劉文淇否定“‘定本’出於顔師古”之説，卻走向了一個極端，主張唐修《五經正義》全據“唐前定本”，而顔師古校定本則爲《正義》編修者棄之如敝屣。實際上，當下有關“定本”的研究均無法否認孔穎達參考了師古定本(20)喬秀岩《評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1期，2000年，169頁。。即便是劉文淇本人，其《左傳舊注疏證》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條亦有“疏執唐所定本以駁”之語(21)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科學出版社，1959年，152頁。，如此看來，毋寧悖亂其《自序》之説？故後來學者多參酌折中，在劉氏推論基礎上提出“定本二源”説，在不否認唐人參考小顔“定本”的前提下，認爲《五經正義》在撰作過程中亦參考了所謂唐前“定本”。此説實際上是對劉文淇論斷的進一步發展(22)參見王利器《〈經典釋文〉考》，見《曉傳書齋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38—40頁；野間文史《五經正義の研究： その成立と展開》，研文出版社，1998年，111—112頁；張寶三《五經正義研究》，450—457頁；陳鴻森《皮錫瑞〈經學历史〉周注补正》，《中國經學》第1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37—38頁；申屠爐明《孔穎達顔師古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36頁；郭院林《清代儀徵劉氏〈左傳〉家學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216—217頁；李霖《宋刊群經義疏的校刻與編印》，19頁；並《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中華書局，2019年，6—7頁；程蘇東《〈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2輯，鳳凰出版社，2010年，24—44頁。。

然而劉氏論斷漏洞頗多，謹逐條辨析：

【一】

“考定”絶非考按定本之意。劉氏實據《新唐書》立論(23)《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顔師古傳》，5641—5642頁。，然而此段實本之《舊唐書》：“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24)《舊唐書》卷七三《顔籕傳》，2594頁。含義曉然，絶無歧解。

【二】

野間文史、陳鴻森均從劉文淇説，認爲《五經正義》所引“定本”當爲隋初何妥、二劉考定之本(25)參見野間文史《五經正義の研究： その成立と展開》第一篇·第一章《五經正義所引定本考》，92頁；陳鴻森《皮錫瑞〈經學历史〉周注补正》，38頁。。事實上，蕭該、何妥在開皇初均擔任國子博士(26)《隋書》卷七五《儒林·何妥傳》：“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又同卷《蕭該傳》：“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1710、1715頁。，且同時領有校書之任，然最終卻没有纂成定著。《隋書·蕭該傳》稱：“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27)《隋書》卷七五《儒林·蕭該傳》，1715—1716頁。而劉焯校書也是半途中輟，未畢其功。按《隋書·劉焯傳》，“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28)《隋書》卷七五《儒林·劉焯傳》，1718頁。其後是否纂成定本於史無徵。至於郎茂，《隋書》本傳僅稱“後奉詔於秘書省刊定載籍”(29)《隋書》卷六六《郎茂傳》，1554頁。，其成就如何亦缺少文獻依據。

北周明帝崇尚文學。《周書·明帝紀》稱：“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敘爲《世譜》，凡五百卷云。”(30)《周書》卷四《明帝紀》，60頁。其學者八十人中，姓名可考者有韋叔裕、元偉、蕭撝、蕭大圜、宗懍、王襃、姚最及楊寬、鮑宏、明克讓諸人。蕭撝“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預焉”(31)《周書》卷四二《蕭撝傳》，752頁。。蕭大圜本傳云：“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32)《周書》卷四二《蕭大圜傳》，756頁。韋叔裕(字孝寬)“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直至保定初年“授勳州刺史”，方不與其事(33)《周書》卷三一《韋叔裕傳》，535、538頁。并《北史》卷六四亦有傳，所記與此全同，2259、2262頁。。元偉“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尋除隴右總管府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二年(562)，遷成州刺史”(34)《周書》卷三八《元偉傳》，688頁。。《周書·宗懍傳》云：“世宗即位，又與王襃等在麟趾殿刊定群書。”(35)《周書》卷四二《宗懍傳》，760頁。《姚最傳》稱：“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36)《周書》卷四七《藝術·姚最傳》，844頁。楊寬、鮑宏校書事跡不見《周書》記載，按《北史·楊寬傳》，“武成二年(560)，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37)《北史》卷四一《楊寬傳》，1526頁。又《隋書·鮑宏傳》：“江陵既平，歸於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38)《隋書》卷六六《鮑宏傳》，1547頁。同書《明克讓傳》稱：“梁滅，歸於長安，周明帝引爲麟趾殿學士。”(39)《隋書》卷五八《明克讓傳》，1415頁。可見北周校書始於明帝武成年間，至武帝保定初年即告終止，前後不過一年左右，成效如何不難窺知。

【三】

“定本”成書後，必不以一本行世。《舊唐書》師古本傳稱，令其“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其後諸儒得以群起非議，則小顔定本必有多個副本。孔疏既稱“今定本”，則絶無可能是唐前定本(見下文)；而所謂“今定本皆無”，實就顔氏定本的不同副本而言。其時書籍複製全憑傳抄，同一書本系統的不同副本允有相互牴牾之處，故修訂《五經正義》時參考同屬“定本”系統的不同抄本，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當時“本”“書”概念存在細小差異，王利器先生敏鋭地指出，“本者猶今言底本，書者猶今言副本”(40)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卷六《書證》篇，460—470頁。，誠爲確論。在唐人校語當中，諸“本”冠以不同方位，其名目所繫，更有可能是同一來源若干抄本所構成的書本系統；同一系統中，不同抄本文字允有差異。

【四】

不言而喻的是，“定本”的産生必然與官方校書活動密切相關。熊安生未曾任職中秘，似乎没有比勘異本的條件(41)《周書》卷四五《儒林·熊安生傳》，812—813頁。。按《郊特牲》：“束帛加璧，往德也。”疏云：“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爲‘任德’，熊氏云‘任用德’，恐非也。”熊氏所謂“任用德”，或許就是依據了“北本”經文“任德”而加以推衍。故其所據抄本應屬見於《正義》的“北本”系統。

從文辭來看，這一句疏文顯然屬於後人校語，其時間必然在熊氏之後，大約不出隋唐兩代。隋朝雖有校書之舉，然而成效如何尚存疑問，未見有纂定之本傳世的記載。因此，這條校勘記更有可能出自唐人手筆。另外，《隋志》並未著録熊安生《禮記義疏》。其所載佚名“《禮記義疏》三十八卷”(42)《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922頁。或爲熊安生所作。《隋志》著録書籍實際反映了唐貞觀年間中秘的實藏情況，很顯然貞觀館臣尚不清楚此書作者(43)有關《隋書·經籍志》著録書的性質，參見馬楠《〈新唐書藝文志〉增補修訂〈舊唐書經籍志〉的三種文獻來源》，《中國典籍與文化》2018年第1期，4—21頁。。因此，在纂修《五經正義》以前，館臣既無由辨識熊氏著作，也就不會以其書校訂經文。故上述《正義》文字顯然屬於貞觀之後館臣的校語，而其所謂“今定本”，毫無疑問就是顔師古校定本了。《舊唐志》則著録有“《禮記義疏》四十卷”。注云：“熊安生撰。”(44)《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1973頁。這説明在開元以前，熊氏著作的面目已爲館臣所識。可見種種牴牾均由唐人造成。

《正義》以“盧、王禮本”與“今定本及諸本”并熊安生所據本對舉，如果説盧植、王肅禮本代表了漢魏舊文的面貌，那麽“諸本”則包含了除“定本”之外唐人能够見到的南本、北本、正本、俗本。而“熊氏依此而爲‘正’字”實爲泛泛而論，僅能够表明熊安生所據禮本與孔穎達所見“定本及諸本”存在相同異文，且與更早的盧植、王肅本存在差異，而其間的文本傳遞關係實屬唐人臆測。退一步説，既然“今定本及諸本”指代多本，是否與“此”本對應尚存疑竇，其上下文對應關係並不明確，中間或有脱文(45)程蘇東對劉文淇此例亦有駁正，可備一説。參見《〈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42—43頁。。實際上，孔疏文字往往有時空關係錯亂的情況，考慮到其引書多門，文成衆手，纂著亦非成於一時，出現上述情況也就不難理解了。

【五】

這一條疏文是支持孟瞻“六朝定本説”的重要證據，既然“皇侃舊文”中提到了“定本”，則必定有唐前定本存在，且可爲皇氏依憑。後世學者多確信其爲顛撲不破的證據。程蘇東便認爲，所謂“皇侃云”當爲“唐人徵引皇氏舊文，其定本乃是六朝定本”(46)程蘇東《〈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43頁。。

首先，“皇氏云《檀弓》定本”一句尚有異文。今覈《禮記》八行本、嘉靖閩刻本、萬曆北監本、毛氏汲古閣本、武英殿本均作“定本”。阮本據後刻十行本校改爲“足本”(47)阮校云：“《檀弓》定本，閩、監、毛本作‘定’，此本‘定’作‘足’。”。野間文史認爲“定本”不通，故猜測阮本近實(48)野間文史《五經正義の研究： その成立と展開》，94—96頁。，然而這一推測並没有堅實的版本依據。(49)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王天然老師提示，源出於宋刻十行本的和珅覆刻本亦作“皇氏云《檀弓》定本”，與阮氏所據元刻明修本不同。且皇侃解經，從無彙校諸本異同的情況(50)這一現象蒙北京師範大學華喆老師提示。皇侃舊疏可通過《禮記子本疏義》殘本及《論語義疏》略窺概貌；相關研究參見華喆《孔穎達〈禮記正義〉取捨皇侃疏研究》，《文史》2014年第3期，105—122頁。焦桂美《南北朝經學史》第二章·第四節《庾蔚之的〈禮記略解〉》認爲“至南北朝，諸經注在輾轉傳抄中訛誤甚多，重視文字校勘是南北朝經學家的共同特點”，並舉庾蔚之、皇侃之例爲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36—237頁)。然考查其所據例證，均係標點誤施，以至産生誤讀。。按《梁書》本傳，皇侃起家國子助教，後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未曾入值秘閣，因此没有機會稽考衆本。

實際上，劉文淇對這一疏文的句讀極有可能存在失誤。“皇氏云《檀弓》定本”一句，或應斷爲“皇氏云、《檀弓》定本”，二者應屬於並列關係。或許因爲皇侃所云與《檀弓》定本並無牴牾，故後人彙訂文字時徑將皇侃之説删去，從而避免了文辭重複。“皇氏云或俗本”亦是“皇氏云”與“俗本”並列(51)程蘇東認爲，“皇氏云”前面的疏文都是其舊疏的内容，自“皇氏云”而下則是唐人補注。參見《〈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43頁。。此類並列徵引尚有例可循，《禮記·郊特牲》疏“南本云及定本皆然”同樣屬於這種情況。

【六·七】

第(六)條針對行文的邏輯順序，未免過分拘泥(52)郭院林認爲，唐人所作《正義》乃廣列衆説的述古之作，非必連貫。而以文理作爲判斷依據，實難服衆。見《清代儀徵劉氏〈左傳〉家學研究》，216—217頁。。第(七)條則是未窺全豹，《正義》引書，《集注》在定本之前的例子同樣還有不少(53)參程蘇東《〈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43頁。。

【八】

《公羊疏》引證“定本”的例子尚多，似乎不宜拘泥於五經。且《公羊》《穀梁正義》均不在“五經”之列，故《五經正義》所據“定本”或許並非《公》《穀》引據之“定本”(54)參程蘇東《〈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43—44頁。。《公羊正義》多有引據“正本”之例，文字與今本多大異其趣，其性質與《禮記正義》所引“正本”並不相同。因此劉文淇所舉《公》《穀》“定本”，極有可能就是“正本”之訛。

【九·十二】

顔師古爲之推孫輩，出身於南朝世家，從學術傳承角度看，其“定本”當接近南朝系統。許宗彦對此有精彩解説：“師古之學本之之推，之推《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55)許宗彦《鑒止水齋集》卷一四，葉445下。這一點可以在今本《顔氏家訓》中得到印證。有關顔師古的學術傳承，還可參見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第四部分《顔氏研究》，王啓發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0年。又《貞觀政要》稱：“時諸儒傳習師説，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56)吴兢《貞觀政要》卷七，384頁。其“定本”亦當本之於晉宋古本。而孔穎達則出自北朝世家，其學術旨趣或與師古有異。許宗彦稱：“孔仲達本兼涉南北學，本傳稱其習鄭氏《尚書》、王氏《易》。”然而他又説《正義》專據師古定本，則與實際情況不盡相符(57)許宗彦《鑒止水齋集》卷一四，葉445下—446上。。

劉文淇又云“定本既已奉敕頒布，《正義》豈能復議其非”，可謂不諳時事。實際上，定本命運的升降與太宗諸子儲位之争密切相關。師古向與廢太子承乾親近，承乾曾命其校理《漢書》(58)《舊唐書》卷七三《顔籕傳》：“時承乾在東宫，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其事在貞觀十一年(637)之後。2595頁。。五經定本頒於太宗貞觀七年，此時承乾尚爲太子；其後十六年(642)太子謀反，次年事敗身死，定本地位或因此急轉直下。而孔穎達與承乾的關係並不十分密切，《舊唐書》本傳稱，“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又云：“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顔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59)《舊唐書》卷七三《孔穎達傳》，2602頁。孔穎達殁於貞觀二十二年(648)，本傳當屬身後追記，從中亦可窺見廢太子失勢之後，衆人急於與其“劃清界限”的炎涼世態。

今本《五經正義》絶非孔穎達釐定之舊貌。孔氏於貞觀十七年(643)致仕，貞觀本《正義》最早纂定必早於該年。又《唐會要》稱：“永徽二年(651)三月十四日，詔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及中書門下及國子三館博士、弘文學士：‘故國子祭酒孔穎達所撰《五經正義》，事有遺謬，仰即刊正。’至四年(653)三月一日，太尉無忌、左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及國子監官，先受詔修改《五經正義》，至是功畢，進之。詔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60)《唐會要》卷七七《貢舉下》“論經義”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662頁。故今本事實上是永徽改定後的面貌。劉文淇亦指出：“剿襲舊疏斷非沖遠之意，而出於永徽諸臣之增損也。”(61)劉文淇《清溪舊屋文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九年刻本。永徽間修訂者刻意與師古定本立異，從情理上不難理解。

回頭再看師古本傳，定本問世時尚無法取信於衆人，諸儒起初“皆共非之”，經師古“隨言曉答”之後“莫不歎服”，然而這不過是立傳者令言虚譽。今《五經正義》言及“定本”大多作爲反面例證。學術失去權勢加持之後，這一情況便不可避免。

【十】

王利器先生指出：“《説文繫傳》十四痎下引此，痎作疥，《左傳》昭公二十年本作疥，改疥爲痎，見《釋文》引梁元帝，及《正義》引袁狎説。之推從梁元帝甚久，此即用其説，《繫傳》改《家訓》爲疥，失其本真。顔之推乃改動經文依從梁元帝之説，與晉宋以來通行本有異。”(62)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卷六《書證》篇，中華書局，1993年，427頁。至若小顔，此類“數典忘祖”之跡尚多。如顔之推曾據蕭該説改《王制》鄭注(63)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卷六《書證》篇，442頁。，而覈之今本《禮記》，並没有證據表明其説爲師古依從。師古定本所據是通行於晉宋間的抄本。其父祖文意纖細之處於大義無乖，本不必然着意字字遵從。且官修“定本”自有條貫，與個人著述本不必一律。劉氏所論殊爲拘執。

【十一】

此處未免强求古人。《匡謬正俗》在師古生前尚未完稿，由其子續成並奏進；而據王引之考察，“王夫”“壬夫”之訛實非小顔之失(64)參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三，虞思徵、馬濤、徐煒君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404—1405頁；並申屠爐明《孔穎達、顔師古評傳》第四章·第三節《〈五經正義〉中的定本問題》，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36頁；劉曉東《匡謬正俗平議》，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108—109頁。。

【十三】

師古定本實爲經注本之一種，《正義》則單疏别行。二者體例迥然有别，斷非一書，自當並行。劉氏稱“不聞以師古定本載入《正義》”，不知是什麽道理。

按《舊唐書》顔師古本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65)《舊唐書》卷七三《顔籕傳》，2594頁。福島吉彦認同顔師古定本説，卻不加考辨，徑稱小顔僅僅是校訂了經文(66)福島吉彦《唐五經正義撰定考： 毛詩正義研究之一》，92頁。，顯然忽視了《正義》所載“定本”異文亦包羅注文的現實。洪湛侯先生實際上也持這一觀點(67)洪湛侯《詩經學史》，中華書局，2002年，244頁。。李慧玲則進一步否認“定本”注文爲師古校定成果(68)李慧玲《孔穎達〈五經正義〉中的“定本”辨析——以〈毛詩正義〉爲例》，《歷史文獻研究》2015年第2期，11—25頁。，徑從經、注之間别分兩系，以襄讚劉文淇説。福島氏或許是因襲前説而未加檢討，而李慧玲僅據師古本傳“五經”二字便遽下按斷，亦有不妥之处。所謂“五經”“五典”至六朝中後期已經定型，其經主一家，尊崇地位不容置疑，乃至於注文地位頗有超越經文之勢，是注非經，依箋改經往往有之。故自成一系的單經本並無影響，只能逐漸走向消亡。就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來看，六朝以降行世的《五經》抄本以經注合編本爲主(69)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上：“監本九經雖依唐石經文字，然唐石經專刊經文，監本則兼經、注。考六朝以後行世者，只有經注本，無單經本。唐石經雖單刊經文，其所據亦經注本。”參見《王國維先生全集(續編)》，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7頁。，而單經本多標明注家來歷，以示其傳敘之正。如開成石經皇皇巨典，即在卷首題注者姓名，其以太和本爲底本刊刻經文，由此可一窺崖略。又如敦煌所藏《毛詩》殘卷(斯789)雖爲單經抄寫，亦在題名之下標“鄭氏箋”三字(70)原本藏大英圖書館，編號： 斯789。圖版見《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65—169頁。。此種實例頗多(參見表1)。而流行隋唐民間的類書《兔園策府》卷二撮録《毛詩》正文，起首赫然題有“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並“毛詩國風”字樣，顯然傳抄自經注本(71)參見英藏敦煌文獻斯1722。圖版見《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3册，120頁。。然存世文獻中亦有題名注者殘泐的情況，惟其字畫醜惡，不忍卒讀(如表1-10)，或可歸之於兔園册或童蒙習字之列，而絶不應以正典目之。事實上不僅是甲部文獻，當時流行的《漢書》《史記》抄本亦多爲文注合編本。

因此，就五經而言，經注合本毫無疑問是當時最爲權威且流行的本子。顔師古自撰《匡謬正俗》尚兼論經注，其勘定五經既屬一代鉅典，爲國之重事，專取經文考定自然毫無道理。

表1 敦煌遺書所見《五經》單經本殘葉(72)殘葉綴合參見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2册，中華書局，2008年。

【十四】

今本《經典釋文》絶非陸德明之舊。許宗彦稱“《釋文》亦間引定本，當是後人羼入，非其原文”(73)許宗彦《鑒止水齋集》卷一四，葉445下。，其説誠爲確論(74)程蘇東認爲《經典釋文》所引“定本”當爲六朝定本，實因全據阮本立説，而未及參稽宋刻元修本《釋文》及足利學校藏十行本《毛詩注疏》。參《〈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29—30、44頁。。梁玉繩《瞥記》引許氏文，其按語稱：“《釋文》中亦間引定本，是師古所定，元朗猶及見之。”(75)梁玉繩《瞥記》卷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刻《清白士集》本，第1157册，葉20上。這一按語不見於今本《鑒止水齋集》。按，《瞥記》的刊刻時間要早於許宗彦《鑒止水齋集》，其中多引許宗彦説，然不盡見於今本許集。或許是因爲梁、許二人耳目相接，《瞥記》中“許周生云”當援據稿本或口傳。故此段按語不必然爲梁氏所加，或本之周生舊稿，後收入文集時又酌加删定。又其子梁學昌輯録父執續説，《庭立紀聞》補《瞥記》云：“《釋文》中間引顔師古定本，則元朗書成之後亦有增加也。”(76)梁學昌《庭立紀聞》卷一，《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刻《清白士集》本，第1157册，葉95下。

唐代即有改撰音義之舉(77)王應麟《玉海》卷四二“校定《釋文》”條引《集賢注記》：“有敕，依文字音義改撰《春秋》《毛詩》《莊子音》。張九齡奏校理官吕證撰《春秋音義》，鄭欽説撰《毛詩音義》，甘暉、衛包撰《莊子音義》。”影印台灣、日本藏元刻本，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2册，葉843下—844上。。後周顯德年間，詔命田敏、尹拙、聶崇義等重加校勘《經典釋文》，至宋初方畢其功(78)其删削之跡，參見馬楠《周秦兩漢書經考》第三章·第六節《〈古文尚書傳〉及〈尚書音義〉研究： 伯3315所見“古文”考》，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549—561頁。。大略言之，今存諸刻本及附經注本《釋文》均爲這次校勘的産物。其《詩·兔爰》一條，《釋文》出“操”字，則其所據本或爲“操”；而下稱“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79)《經典釋文》卷五，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3年。，與元朗所據有别，後人補苴之跡十分明顯。對此吴承仕已有論斷(80)吴承仕《經籍舊音辨證》卷一：“《釋文》本作操，《正義》本作躁，其云本亦作懆，沈七感反者，則字從參聲矣。《釋文》今作躁以下十一字乃後人所加，非德明之舊。”中華書局，1986年，239頁。。今考宋刻元修本《釋文》卷五，自“今作躁”以下注文字數恰好中分，其補校之跡不難想見。十行本與《釋文》同(81)《毛詩注疏》卷四之一《國風·兔爰》，日本足利學校藏十行本，汲古書院影印，1974年。；然而自明嘉靖閩刻本以降，合刻本徑將《釋文》部分改作“躁，七刀反”以配合後文(參見圖1)(82)明萬曆北監本、毛晉汲古閣本及阮本均同。。除劉文淇依據的兩條之外，今本《釋文》引“定本”的情況尚見於《毛詩·常棣》：“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云：“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釋文》云：“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此條僅著録異文，並無音注。然陸元朗《釋文》原本旨在正定書音，《序録》云：“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釆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按其體例，則“舊音皆録經文全句，徒煩翰墨，今則各標篇章於上，摘字爲音，慮有相亂，方復具録”。這一條純爲校勘文本異同，不加音注，應屬後人補入(83)《釋文》校勘部分大致出自兩個系統，其一爲陸氏目驗〔凡“一本作某”“某氏本作某”“古本作某”“古作某”“古文作某”之類〕，其二爲後人補苴〔如“定本作某”之類，或僅列異文不加音注者〕。。

值得注意的是，以顔師古《漢書注》與《五經正義》所舉異文對勘，可見《正義》所載“定本”異文有不少與顔氏引文相合的情況，然而齟齬之處亦復不少。有學者徑以《漢書注》所據《五經》爲顔師古定本，進一步判定《五經正義》所據“定本”並不完全是師古所定本(84)參見野間文史《五經正義の研究： その成立と展開》，115—117頁；潘銘基《〈毛詩正義〉所引“定本”研究》，185—202頁。。這種看法有悖於常識。實際上，師古注《漢書》多取資前修，注文所採《五經》異文多有輾轉因襲，不必然出自定本(85)蕭穆《敬孚類稿》卷五《跋顔師古漢書注》，《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三十三年刻本，第1561册，葉5上、下；並參考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漢書注”條，第82頁；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顔師古的〈漢書〉之學》，274—323頁。。《舊唐書·顔籕傳》云：“師古叔父遊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

《經典釋文》宋刻元修本

《毛詩注疏》卷四南宋十行本

《毛詩注疏》卷四明嘉靖閩刻本

《毛詩注疏》卷四明萬曆北監本

《毛詩注疏》卷四毛氏汲古閣刻本

《毛詩注疏》卷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毛詩注疏》卷四清嘉慶阮刻本

圖1 《毛詩·兔爰》經注疏合刻本與《釋文》單行本異同

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86)《舊唐書》卷七三《顔籕傳》，2596頁。王利器先生指出：“大顔、小顔之精通《漢書》，或多或少都受了《家訓》的影響。”(87)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敘録》第8頁。且師古爲承乾校注《漢書》當在貞觀十一年(637)之後，手邊固然有七年頒下的定本；然其時五經抄本尚多，觸手翻檢、就近取則應是常態，不必盡據定本爲説。

綜上可以得出如下推論：

(一) 唐以前歷代雖間或有校勘經籍之舉，然而没有證據表明，在顔師古之前曾有所謂“定本”著成。

(二) “定本”的産生必然與官方校書密切相關。然而皇侃、熊安生未曾入值中秘，即便當時確有“定本”存在，皇氏、熊氏能否親眼得見尚存疑竇。且皇侃解經從無彙校諸本異同的情況。實際上，劉氏所據幾處“皇氏云”“熊氏云”實屬唐人校語所列綱目，其本意並非是要引據熊、皇二人原文。只是因爲《正義》書成衆手，輾轉因襲，歷次修訂導致文本疊壓、訛變，而後人對其中的文本層次認識不清，因而産生歧見。

(三) 今《經典釋文》所引“定本”實屬後人羼入，不能據此證明隋唐以前已存在經籍定本。

因此，劉文淇之説難成定論。在缺乏出土材料佐證的情況下，不能斷定唐以前即存在“定本”。《禮記正義》所據“定本”，當以顔師古定本爲主。退一步説，所謂“定本”必不能擺脱一時語境，在同一文本系統當中，“定本”含義應有所準的，而不致引發淆亂。《五經正義》所據異本衆多，衆本之間需判然可分，“定本”之外，尚有“南本”“北本”“正本”“俗本”之説，均代表某一種流傳唐初的六朝書本；若以“定本”漫歸於隋朝之前，而對其含義不加約束，難免徒增聚訟。小顔考定書本不過在撰作《正義》數年之前，若捨近而求遠，以六朝某本爲“定本”，則頗不近情理。從這個角度推斷，孔穎達諸人没有理由引據所謂“唐前定本”以自亂體例。

實際上，劉文淇提出“唐前定本”説，是服務於《左傳舊疏考正》一書的宗旨，其《自序》云“定本既非師古書，則疏安見盡皆唐人筆耶”，實際上是通過否認“定本”爲師古所作，推衍《五經正義》蹈襲前代舊疏之跡，使得“六朝舊疏稍還舊觀”(88)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序》，《左傳舊疏考正》卷首，清道光十八年揚州劉氏刻本。。而在此背後，實出於一時學人追慕舊疏、否定唐修《正義》去取的學術旨趣。正如道光四年(1824)沈欽韓爲劉氏《疏正》所作序稱：

義疏之學，六朝尚矣。百川並流，盡以唐人《正義》爲壑谷。……然揜其菁華，訾某糟粕，弃若弁髦，淪於朽蠧，豈不甚可惋惜哉。初唐之世，碩儒凋盡，詞藝盛行。故瀛洲觴詠彌覺風流，容臺講論便成鄙倍。孔冲遠等奉敕撰定《五經正義》，以昏髦之年，膺删述之任。觀其尚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書》《易》則屏鄭家，《春秋》復廢服義，尤專護前非，自阿私好，攻擊鄭、服不遺餘力，而杜氏之學顯然窮屈者不容置喙。於是崔靈恩、衛冀隆、劉光伯等讜言新義，或不挂於齒頰，或顯肆其雌黄。加之坐縻官廪，愧少發明，且吹毛求疵，剜肉爲創，掇其所駁之短以誣彼短，襲其所解之長以矜己長，篇幅之内，割裂顛倒，剽竊搏揜，豈惟范氏襲華嶠之書，實同師古攘《漢書》之解。至馬嘉運等所糾擿，永徽中所增損，不過因疵謬難掩，稍用文飾，何能有加於貞觀，何嘗有諍於冲遠。遂乃靦然居其名，爲絶智之學，以眯天下之目，錮學者之聰，豈非儒林之恨事哉。(89)見劉文淇《左傳舊疏考正》卷首，清道光十八年揚州劉氏刻本；並沈欽韓《幼學堂詩文稿》卷六，清嘉慶十八年刻道光八年增修本。此外，還可以參閲沈欽韓道光元年所作《左傳補注序》，《功順堂叢書》本。

值得注意的是，《五經正義》中所謂“定本”乃至“南本”“北本”多屬唐人校語，而非前代舊疏遺文(90)張良《南北二分與正俗有别——〈禮記正義〉讎校諸本蠡測》第二部分《從“五經義贊”到“五經正義”》，《唐研究》第2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275—284頁。。若孔穎達既以六朝舊疏爲鄙陋，又何以尊六朝書本爲“定本”呢？此又是持“唐前定本”説者自亂體例之處。

二、 顔師古“定本”性質考略

那麽，顔師古“定本”的性質應當如何界定，其在《禮記正義》所引諸本中又居於什麽地位呢？今見《禮記正義》引“定本”凡三十三條，謹逐條比照，釐清其與他本之間的關係(91)野間文史《五經正義の研究： その成立と展開》第一篇·第二章《五經正義所引定本考—資料篇》收集了三十一條《禮記》“定本”異文，概不出上文所舉之範圍；又將“正本”一律視作“定本”。132—135頁。。

表2 《禮記正義》所引“定本”

(續表)

(續表)

(續表)

通過對比可知，《禮記正義》所引“定本”有别於《正義》校訂意見，又與今通行本分屬不同系統(92)程蘇東《〈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將《毛詩正義》徵引“定本”的情況分爲三類： (1) 《正義》所用本與定本存在異文或體例差異，因此引用定本以標示；(2) 《正義》本與别本有異文，遂引定本以爲據，證明《正義》本之可信，俗本之誤；(3) 舉出定本之誤。這些錯誤或《正義》本亦有之，或《正義》本是而定本誤。(27—28頁)而《禮記正義》所見“定本”的情況大體不出此三端。；而在有限的例證中，卻無不與所謂“南本”文字相合。總體而言，《禮記正義》所據“定本”與“南本”關係密切，屬於同一文本系統(93)有關《禮記正義》所引“南本”的性質，參見張良《南北二分與正俗有别——〈禮記正義〉讎校諸本蠡測》，284—287頁。。馬宗霍稱，“師古承其家學，故新定五經，亦斷從南本”(94)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上海書店，1984年，94頁。，誠爲確論。還有學者認爲孔穎達編訂《義讃》以“定本”爲據，專主南學。如許宗彦稱“師古首董其事，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此廢矣”(95)許宗彦《鑒止水齋集》卷一四，葉445下—446上。梁玉繩《瞥記》卷二引許氏説，略有增補：“時已有顔氏考定本在前，且師古首董其事。(仲達)[沖遠]亦不能自主，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此竟廢。近乃有治鄭氏《易》《書》，服氏《左傳》者，紹北學於千載之下，不亦難乎。”葉20上。。沈欽韓亦云：“孔冲遠等奉敕撰定《五經正義》，以昏髦之年膺删述之任，觀其尚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書》《易》則屏鄭家，《春秋》復廢服義，尤專護前非，自阿私好，攻擊鄭、服，不遺餘力。”(96)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六《劉文淇〈左傳疏〉考證序》，《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八年刻道光八年增修本，第1499册，葉255上。然而上述校例已明確無誤地指出，孔穎達《正義》所據本與師古“定本”多有差異，稱其“專用南學”絶非事實。此外，程蘇東還指出“今定本”與“定本”不能作爲區分兩種不同傳本的依據(97)同樣的情況亦可參考程蘇東《〈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28頁。，這一準則同樣適用於《禮記正義》。

今通行本《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漢書·韋玄成傳》引之云“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注云：“瀆，煩汙也。”(98)《漢書》卷七三《韋賢傳》，3120—3121頁。則師古所據本必與班書同，而與今本異。今按《三國志·吴書·吴主五子傳》：“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99)《三國志》卷五九《吴書·吴主五子傳》，1371頁。《宋書·禮志三》及《建康實録》並引其成文。是陳壽所見本與師古同。《後漢書·陳王列傳》：“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100)《後漢書》卷六六《陳王列傳》，2160頁。則范曄所見本與師古同。《宋書·禮志四》云：“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爲煩。”(101)《宋書》卷一七《禮志四》，463頁。則沈約所據亦與師古同。則“數則瀆，瀆則不敬”當爲六朝通行的説法。縱然《魏書》引高閭、李韶、高遵等人奏議中有“其禘祫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之語(102)《魏書》卷一百八之一《禮志四》，2742頁。，然此則異文在南朝流行脈絡班班可見，稱其流行於南朝大致没有問題。

唐代文獻敘述師古校書始末，稱其“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103)吴兢《貞觀政要》卷七，384頁。已經透露出其校定本與“晉宋古本”之間的密切關係。又左氏《正義》中尚有證據支持這一推斷。前文已辨明，《左傳》《禮記正義》所據“定本”應該是性質相同的本子。今按《春秋經傳集解序》正義：

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

前文所云“南人”當是陳人沈文阿輩。陸德明《釋文》所據本作“春秋序”，注云：“本或題爲‘春秋左傳序’者，沈文阿以爲‘釋例序’。今不用。”(104)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可見顔師古“定本”與“晉宋古本”關係密切。綜上所述，師古定本所援據的抄本必然是南朝舊藏，且極有可能就他每每引以爲據的晉宋舊本。

有趣的是，《禮記正義》多次稱引“南本”，卻無一言及“晉宋古本”；與此相反的是，《左傳正義》並不見援據“南本”的情況。“南本”性質自然應從其字面理解，即江南本。至於“晉宋古本”，《左傳》桓二年《正義》云：“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則其並非一個規律而系統的概念。在“晉宋古本”的名目下存在多種傳本，且不同傳本之間亦有差别。

三、 顔師古“定本”溯源

隋唐校書頗尚晉宋古本，本質上反映了一時的文化好尚。隋煬帝傾慕南朝風流，進一步助長了這種習氣。當時王劭、二劉校勘經籍，屢次援據所謂“晉宋古本”。而其流風餘韻由來有自，顔之推《家訓》表彰晉宋時書本“楷正可觀”，稱“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105)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卷七《雜藝》篇，574頁。。並且其風尚亦不限於一時，入唐之後，顔師古校書亦多以“晉宋古本”爲正，而以他本爲非。

《楊文公談苑》就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經尚多訛謬，俾學官重加刊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630)敕：“以經籍訛舛，蓋由五胡之亂天下，學士率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之致也。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正。”持之詰維，維不能對。王師平金陵，得書十餘萬卷，分配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讎校精當，編帙全具，與諸國書不類。(106)楊億《楊文公談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7頁。此條輯自《類苑》卷三〇。

據杜鎬所引貞觀敕書，可以窺見貞觀年間尊崇六朝舊本的情況。流風所及，即便宋代也不能免俗。乃至於清人校書亦多以“六朝本”遺文爲正。阮校《凡例》稱：“經、注之傳於唐者，自孔穎達、賈公彦義疏本外，一曰陸德明本，《經典釋文》所載大字是也；一曰顔師古本，義疏中所載‘定本’是也。”(107)劉玉才主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册，4頁。殿本《十三經》即多據《釋文》改注疏本反切(108)杜澤遜《〈尚書注疏〉校議》，《文史》2017年第2輯，43頁。。如果説殿本的做法尚屬審慎，那麽時人用元朗所見異文乙正通行經注，未免失之武斷了。又臧琳《經義雜記》評價《顔氏家訓·書證》篇所列南北異本時稱：“顔氏述江南、(江)[河]北書本，(江)[河]北者往往爲人所改，江南者多善本。”(109)臧琳《經義雜記》卷二八“將其來施”條，《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四年臧氏拜經堂刻本，第172册，葉264上。原本“河北”作“江北”，不特與《家訓》原文不符，亦與注文(亦作“河北”)相齟齬。據《家訓·書證》篇改正。

那麽，隋唐以來備受尊崇的“晉宋古本”究竟是什麽性質的本子呢？

伴隨着隋朝的統一，分儲南北的各類書籍紛紛萃聚京城。在當時偃武修文、異本紛出的背景下，“古本”一詞也就有了獨特的内涵。隋滅陳時，曾收其圖籍，著爲“古本”(110)《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908頁。。其後陸續收得陳以前晉宋圖籍，均存爲“古本”；然而陳氏藏書多爲後世補抄，質量遠遜於前代舊本。故南來諸書中，陳前本又以“晉宋古本”的名目加以標舉。因此在當時語境中，“古本”代指江南本大概是没有問題的，而其中“晉宋古本”因時代較早，尤其被視作珍善之本。

然而“晉宋古本”並非從一開始就被視作善本。小顔校書，多見“奇書難字”不可通曉的情況(111)《舊唐書》卷七三《顔籕傳》：“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2595頁。。這是因爲兩晉之際經籍流散江左，洛下正本遺失無算。南朝轉相搜稽，重加部次抄録，其間文字多有變異失真、曲從俗本之處。故晉宋時期，江左人還頗以洛下珍本爲尚。東晉梅賾獻僞古文，時人稱其流傳江北之跡作爲誇飾(112)《尚書正義》引《晉書》：“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爲豫章内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按，此條唐修《晉書》不載。其稱“前晉”者，或爲謝靈運所修《晉書》。按《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據《南史》補。)”(1772頁)然《隋志》《舊唐志》均著録有謝靈運書，則貞觀、開元間，唐人尚得見其書。。梁鄱陽國還有《漢書》真本之獻，稱“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113)《梁書》卷二六《蕭琛傳》，397頁。並參見同書卷四〇《劉之遴傳》，573頁。，亦將其標舉爲三輔舊老目驗之書，從而增重身價。而劉裕北伐入關，曾親見北朝載籍概貌。據牛弘奏議稱：“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114)《隋書》卷四九《牛弘傳》，1299頁；並同書卷三二《經籍志一》，907頁。另參見《封氏聞見記·典籍》，趙貞信校注，中華書局，2005年，10頁。《隋志》小序最初來源當爲牛弘奏議，並參稽其他來源的文獻編寫而成；《聞見記》則是抄撮《隋志》文本而成。揆諸上下文意，顯然是爲凸顯北方文籍殘缺的面貌，即便是堪稱“僭僞之盛”的二秦，也不過如此寒酸。然而前人多不及從材質角度細究“赤軸青紙”的内涵，徑將其與“纔四千卷”“文字古拙”之類的描述視作一體。事實上，晉代詔書正本多以青紙繕寫，白紙録副(115)馬楠《劉向〈别録〉“一人持本”考述》，《文史哲》待刊。有關青紙在當時的地位，還可參考富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第一章《小結——由青絲、青囊到青帙、青紙》，劉恒武、孔李波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20—24頁；丁春梅《中國古代公文用紙等級的主要標識》，《檔案學通訊》2004年第2期，43—44頁；何莊、嚴婧《中國古代詔令文書用紙與用印的文化探源》，《中國檔案研究》2017年第1期，22—23頁。；從材質來看，所謂“赤軸青紙”，實際極有可能昭示其規格之高(116)以上看法獲益於清華大學歷史系馬楠老師。。牛弘奏議中出現這一形制描述，若非異想天開，則必有所本，極有可能得自前代圖籍或傳聞，而“赤軸青紙”的形制最初並不是爲了凸顯圖籍規制之陋。隋唐時期，詔旨正本多書於黄、白麻紙之上，青紙地位已遠非晉朝之舊(117)參見丁春梅《唐代官府公文用紙制度研究》，《檔案學通訊》2005年第4期，94—96頁；何莊、嚴婧《中國古代詔令文書用紙與用印的文化探源》，《中國檔案研究》2017年第1期，23頁。。牛弘惑於現實經驗，在奏議中蹈襲成説，卻極有可能誤解了舊文背後隱含的價值取向。

因此在這一背景下，江左好事者往往通過變造僞古以自我標舉，其中尤以上述梅氏古文《尚書》及鄱陽王所獻真本《漢書》堪稱大端。《尚書》《漢書》時屬顯學，傳習既廣，自然爲人矚目。方孝岳先生指出，《尚書》本爲“今文讀”，其含義包含字體、文義兩個方面，字體是漢代人的分隸，文義是漢代人的譯讀；文義自然會有家法之别，而字體卻不能是當時“閭里書師”所不識之字(118)方孝岳《跋唐寫本〈經典釋文〉殘卷》，《中山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2頁。。然而梅賾作僞實反其道而行，其變古之跡，馬楠《周秦兩漢書經考》已備列詳明(119)參考馬楠《周秦兩漢書經考》第三章·第六節《〈古文尚書傳〉及〈尚書音義〉研究： 伯3315所見“古文”考》，552—561頁。，謹在此基礎上酌加推衍。梅氏古文作僞之跡實分爲兩端。其一爲經義層面，去鄭注而改用僞孔傳；其二爲文字層面，據《説文》改寫文字(120)《魏書》卷九一《江式傳》載其延昌三年(514)上表云：“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説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於是撰成《古今文字》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説文》爲本，上篆下隸。”(1964、1965頁)。既以僞古文《尚書》文字補許書未備，可略見其與許氏《説文》之淵源。。這一做法取媚於當時泥古的文化風氣，卻大大增加了經典的辨識難度。至於所謂真本《漢書》，據梁代劉之遴比勘，不過變異篇章次第，删削部分文字，内容其實並没有溢出通行本之外(121)《梁書》卷四〇《劉之遴傳》，573頁。。時稱“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122)《梁書》卷二六《蕭琛傳》，397頁。，則其作僞的内在邏輯與梅氏古文或許如出一轍。

然而陸德明卻認爲，“《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而文字淆亂，實因“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其立論的依據，則是目下所見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123)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條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然陸德明生活在六朝之末，所見未必近實。劉勰《文心雕龍》稱述用字“四忌”云：“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 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這其中“詭異”的含義，劉勰解釋爲“字體瓌怪”(124)劉勰《文心雕龍》卷八《練字》篇，1463頁。。“瓌”字爲“瑰”之異體(125)今《玉篇·玉部》“瓌”“瑰”字意均同；《隸辨》引《繁陽令楊君碑》有“瓌”字，注云：“《玉篇》‘瓌’同‘瑰’。”户田浩曉同此説，參見《文心雕龍研究》，曹旭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7頁。，而漢代以來，“瑰”“詭”多可互訓(126)慧琳《一切經音義》釋“瑰異”云：“又作傀、，同，古迴反。”《淮南·本經訓》：“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摇蕩精神。”又《詮言訓》：“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宋書·五行志》稱桓玄“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又《魏書·世祖紀》稱拓跋燾“體貌瓌異，太祖奇而悦之”。《北齊書·路去病傳》稱其“風神疎朗，儀表瓌異”。凡如此類，不勝枚舉。，正與本篇訓釋相合。劉勰向來反對用字奇詭的做法，上文即譏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127)劉勰《文心雕龍》卷八《練字》篇：“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1456頁。周振甫解釋稱：“從晉代以來，所用文字，大都要求簡單平易；當時都用容易識的字，誰再去用難字呢？”“只要後代人所都識的，即使是難字也成爲容易；當時所不用的字，即使是容易的也成爲難字。”參見《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2013年，349頁。又《宗經》篇稱文章應“情深而不詭”，《聲律》篇指斥“吃文爲患，生於好詭”，均包含了推重用字平實之意(128)户田浩曉《文心雕龍研究》第四章·第三節《字形論的四忌説》，87頁。。反對濫用奇異難字的看法在當時也是一種較爲普遍的觀念，至少符合了晉以來用字“率從簡易”的風氣。除劉勰以外，《顔氏家訓》引沈約語：“文章當從三易： 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129)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卷四《文章》篇，272頁。可以從側面想見當時變古成風的面貌。

《文心雕龍》所謂“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130)劉勰《文心雕龍》卷八《練字》篇，1456頁。，無疑是對當時變古之風的反動。如范甯曾將梅本《尚書》中的“古文”回改爲通行文字(131)王天然、馬楠《“今字石經”辨》，《中國經學》第20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38頁。。這一做法應該是比較普遍的，《隋志》所載“今字《尚書》”大概就是這一類回改的本子(132)《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今字《尚書》十四卷”，注云：“孔安國傳。”913頁。。考慮到六朝“變古”之風極大增加了文字辨識的難度，而所謂“隸古”之體又完全不合實用，范武子的做法在當時背景下也是自然而然之舉。陸德明所謂“今(《尚書》)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已是經後人回改的結果。“變古”“從易”實爲南朝文字發展的一體兩面，兩者並行不悖。然而後人的改訂並不見得徹底，經典文本繁化簡化，數次改易，反而進一步增加了字體的蕪雜程度。因此六朝異體字雜錯綜出，除南本分裂、人心好尚及結體演變的客觀規律之外(133)《顔氏家訓·雜藝》備述字體紛雜之狀，其言南朝梁“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若北朝，則稱：“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王利器集解，574—575頁)並參考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二《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顧炎武全集》，徐德明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册，257頁)；黄侃《文心雕龍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91—192頁)；趙超《論漢唐間的異體字及〈干禄字書〉》(原載《出土文獻研究續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225—235頁；後收入《鍥而不捨——中國古代石刻研究》，三晉出版社，2015年，287—300頁)。，還與這一背景密切相關。

齊梁以來，江左文學大興，南學亦成爲一時正統。而在這一過程中，晉宋諸本亦完成了自身“經典化”的過程，而北傳諸本的地位則隨之降低。顔之推稱：“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134)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卷四《文章》篇，272頁。然而顔氏生於梁末，親眼見證了南朝文治最爲繁榮的時代；《家訓》“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凸顯了重南輕北的文化觀念。此時顔之推又怎能想到，江南諸本的來源並不盡善，甚至還要下三輔、洛下真本一等，而所謂“北本”當中或許保留了當年的蘭臺孑遺。正可謂六朝古本未必盡可據信，而北本亦未必毫無可取之處(135)即便就顔之推親眼目見而言，河北本優於江南本之處也不乏其例。如《顔氏家訓·書證》篇：“《漢書》：‘田肎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肎。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黄改“宵”爲“肎”。’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肎’。”陳直云：“按： 東魏《武定六年邑主造像銘》云：‘方琢是肻，樹此福堂。’‘肻’字，六朝人寫法，極與‘宵’字相似，故易致誤。”又同篇：“《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並爲提挈之意，恐爲誤也。”“《後漢書》：‘酷吏樊曄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諸如此類甚多，以上見王利器集解，443—444、460、466頁。。

四、 結論

《禮記正義》中多援據“定本”當屬顔師古貞觀四年至七年，依據秘書省所藏諸本校訂而成的本子，其主體部分依據了當時地位崇高的晉宋古本，且與中秘所藏“南本”同屬一源。至於劉文淇所謂“唐前定本”説，其論據既缺乏足够的史實依據，又昧於文獻纂修體例，實不足憑信。

附識： 本文寫作過程中，蒙史睿、馬楠、王天然、華喆、南江濤諸位老師批評指正，謹致以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