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 李奇志

内容摘要：加拿大苏格兰后裔作家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逃离》立足于日常空间、女性性别空间叙事，将日常与国家叠加、性别与民族糅合，以其独特的叙事重建了加拿大的民族性。《逃离》集通过日常生活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居住空间叙事隐喻加拿大的民族生存之道;通过性别空间叙事着眼于女性情感空间，隐喻加拿大的民族身份认同。

关键词：《逃离》 空间叙事 加拿大民族性

在加拿大文学中，追求民族生存以及民族身份的构建是其一直以来的使命。而苏格兰后裔作为加拿大主体民族中的一支，在加拿大的国家发展史以及文学发展史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继承了欧洲的历史想象，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建构。他们的作品包含着浓浓的苏格兰情怀，且在对历史的追忆中结合新的文化环境构建出新的民族想象。与诸多苏格兰后裔作家所不同的是，爱丽丝·门罗善于将日常与国家叠加、性别与民族糅合，叙述加拿大的民族国家故事，重塑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建构。本文将对门罗的代表作品集《逃离》进行研究，分别从日常空间与加拿大的民族性、性别空间与加拿大的民族性这两方面剖析，将其与加拿大的生存主题和身份建构相结合，从而展现文学拟构中的加拿大民族想象。

传统意义上，国家的民族性属于形而上的考量，常常被放置在宏大的文化框架内思考，“在想象的领域内用各种考量标准加以验证，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经历等”[1]。萨拉·珍妮特·邓肯的《帝制支持者》，鲁迪·韦伯的《焦木民族》、《大熊的诱惑》等都是通过宏大叙事再现加拿大的民族性。不同于上述作家的浪漫主义手法或宏大叙事来追求加拿大的民族性，门罗的民族想象另辟蹊径：她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关注日常生活空间，从而引发对加拿大民族性的思考。

自然空间与民族想象。“这是个雨下得没完没了的夏天……小路上泥泞很深……即使此时天上没有真的在下雨，阴云也仿佛正在飘散。”[2]这就是《逃离》中卡拉和丈夫克拉克所居住的小镇的七月景观。加拿大地处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寒冷黑暗的冬季无比漫长;如果夏季也没有艳阳高照，那么生活该是多么地压抑与冷清。对于生活在小镇的人们而言，这种连绵的暴雨还会给他们带来诸多困扰：“一刻钟以内，暴风雨就过去了，可是路上落满了树枝，高压电线断了，环形跑道顶上有一大片塑料屋顶给扯松脱落了。”小镇不仅要受自然环境的折磨，同时镇上的人们也面临着正常生活没有保障的压力。尽管门罗竭尽全力地在创作过程中再现现实，但她并没有囿于琐事，而是通过叙事映照民族书写和家国历史：这些看似对小镇自然环境的描写实则隐喻着当时的加拿大生存状况------彼时的加拿大人为了存活下来，不仅要战胜来自地理环境的威胁，同时也要在英国和法国的殖民统治下苦苦煎熬。

在加拿大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小说人物往往把崎岖的地势和严酷的气候看成是上帝冷漠无情的意志的表达，而人类对于外在生存环境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耐。加拿大恶劣的气候使人们感到恐惧，如早来的寒雪能毁掉半年的丰硕成果，在暴风雪中人们很容易被冻死，人们感到无力跟大自然、跟社会抗争。门罗娓娓道来的小镇环境正是对当时加拿大生存环境的隐喻，自然空间的描述是对其当时的文化生存主题的遥相呼应。

社会空间与民族想象。卡拉所处的社会空间一直冷漠、狭窄;一方面，她是社会空间压抑、鄙视的对象;另一方面，她也反感、厌恶所处的社会空间。在学校，她是“中学里所谓的差等生，是姑娘们众口一词的恶言取笑对象”;在家里，她“看不起自己的父母，烦透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后院，他们的相册，他们的度假方式……”;母亲和继父“不喜欢卡拉。他们连她是死是活都不想知道”;婚后，在自己的家里，卡拉忍受不了窒息的氛围，只想“逃离”。总之，卡拉是一个被隔绝在亲情、爱情、友情和邻里关系之外的边缘化人物。卡拉的边缘化身份正是加拿大人夹缝求生的隐喻;其女性的弱势身份也契合着加拿大民族的边缘化身份。边缘生存是加拿大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加拿大文学中的许多文学人物都具备被边缘化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恰恰代表着加拿大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纵观加拿大的殖民历史，可以看到英语加拿大和法语加拿大之间一直存在巨大的隔阂，这导致加拿大人感受到的是互相竞争的两种对立力量。再从民族构成看，加拿大是一个至少有两种欧洲文化和两种欧洲语言的国家，同时还有着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及其文化;加之外国移民的涌入，在使加拿大成为一个名副其實的多民族国家的同时，也给加拿大人带来了民族和文化身份建构上的迷茫。正是这种复杂性和包容性才使得加拿大文学没有主流，呈现复杂零碎的状态。随着美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力量的迅速发展，加拿大在摆脱了英属殖民地身份后，又很快沦为美国的附庸，加拿大文化更是处于英美文化的跟随者地位。早期对英国这个宗主国的留恋转变成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依附，因此加拿大文学作品总是表现为远离一切重要的世界文化中心的边缘风貌。[3]《逃离》中卡拉的边缘化象征着那个时候加拿大民族在各种夹缝中生存却依然属于边缘空间的民族性特质。

居住空间与民族想象。加拿大文学的一般叙事着眼于对宏伟的事物进行描述，实际上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习常和平凡景观”往往吸收了“民族”成分。[4]在门罗的作品中，平常生活成为叙事主体，她在描写日常家居装饰，以及熟得不能再熟悉的事物时都能引人入胜。因为这些空间“都可以被看作地域和民族共时性的积累和表现，是人们对他们所熟悉和居住其间的地方的共同的知识和集体演绎”[5]，朱丽叶（《不久》）在房中跳舞，把屋子想象成一个舞台，而观众却只有“一些破损废弃的家具，几只旧箱子、一件沉重的巨大无比的野牛皮上衣和一个紫燕鸟屋”，旁边的墙上还挂着“一顶德国士兵的钢盔”和一幅“很不专业的滑稽可笑的油画，画面上是爱尔兰女王号在圣劳伦斯湾沉没的景象”。这里门罗把日常生活中居所空间的习惯性的平常事物转变成了文化地理学符号体系，屋内的简单陈设在此成为演绎加拿大性的道具，既是本土地方特色的展现，又把加拿大的历史民族性呈现在读者眼前。“野牛皮和紫燕鸟屋”成为代表加拿大的标志性意象;而“德国士兵的钢盔”则把我们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期;“爱尔兰女王号”[6]沉没的油画传达出历史和空间涵义。很明显，这些象征着时间空间含义的代表符号正是门罗立足于日常生活，但又精心设置的。她把加拿大现实和苏格兰后裔的探险生活同加拿大历史糅合在一起巧妙地呈现给读者，尽管这些文化符号看似不起眼，但它们的社会意义都是民族性“日常平凡能指”的表现形式。[7]正如作者所说，在故事的房子中，“我并不是随便拿起一个故事就顺着走下去，让下面的道路来引导我，边走边看风景”[8]，而是在故事的空间和现实空间来回穿梭，因此个人空间、家庭空间、以及习以为常和平凡的景观都构成了门罗小说中的“民族的空间”[9]。

性别空间与民族想象。门罗对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想象描写也体现在性别空间叙事上。一提到民族国家，诸如历史书写之类的严肃性话语便浮现出来，很多作家也都借此关联进行创作，而门罗却反其道而行之：她以轻松的日常话语来反映现实生活，在书写女性生活空间的同时也书写着某种民族性;而女性作为门罗小说中的主人公角色，更是她为了表达出一个国家民族性的象征性利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属性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10]这一观念在《侵犯》有鲜明的体现： 小说通过对三个女性被侵犯的书写象征加拿大当时被殖民的身份;进而通过被侮辱的女性不懈寻求独立身份的故事，表明加拿大在当时被殖民的命运中也在努力寻求独立的民族精神。

劳莲的存在只是对死婴的替代和延续。从被起了这个名字开始，劳莲就失去了独立的身份。为逃离对她不友好的同学和经常吵架的父母去酒吧时，德尔芬告诉了她的身世，她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份。艾琳一方面在父权制社会的“侵犯”中精心打扮自己，这种精心打扮并非悦己，而是迎合男性审美;另一方面她又知道独立，在与哈里发生激烈的争吵中，她并非盲目地依附于哈里而懂得反抗，争取摆脱被男性支配的命运，摆脱家庭的束缚，寻找自我独立的身份。社会底层的德尔芬，在协助男友运毒被捕、多次堕胎、“卖”掉自己的亲骨肉等一系列事件中，她不自觉地把自己“他者”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忏悔了，努力追寻作为母亲的身份。

劳莲、艾琳、德尔芬都面临着身份的确证，当时还是殖民地的加拿大也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努力追寻独立国家的身份。自欧洲殖民开始，加拿大先后处于法英的殖民统治之下长达三百多年，建国后又受到来自强邻美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入侵，加拿大人在心理上始终无法摆脱受害者的烙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界就长期有人将加拿大和女性相联系，认为加拿大的地理和心理位置与女性在男权传统主宰的社会中的位置十分相似，具有其身份模糊性的一面。在一些加拿大女作家的笔下，男女关系和美加关系往往互为隐喻。她们往往把加拿大特有的为追寻独立身份所做的斗争融入女人为自身解放和独立而做的努力之中，门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

门罗的《逃离》集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点滴描写以及对女性自我身份追寻的描写，展现了苏格兰移民后裔的民族想象。著名评论家乔纳森认为：“在写作时从不刻意描绘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情节或追求史诗般壮观的场景，而是以明晰、简洁的笔触写出普通人的生活。她创作的题材大都是小镇或乡村的平凡女性和日常生活，很多故事表面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思量之下却意蕴无穷。门罗的可贵之处在于以简单的故事揭示事物的多面性和人性的深度”。[11]这是对门罗及其作品颇为恰当的点评和总结。

参考文献

[1]CUBITTG.Imagining nations[M].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8.

[2][加]爱丽丝·门罗著，李文俊译.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以下所引用的小说原文均出自该作品集，不再标注.

[3]徐明宇.从门罗的《逃离》看加拿大的生存主题.北京第二外國语学院，2008.

[4]MARTIN W R.Alice Munro.paradox and parallel[M].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1989：205.

[5][7][9]EDENSOR T.National identity，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51.

[6]“爱尔兰女王号”于1906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建造，1914年“爱尔兰女王号”与挪威运煤船“斯托斯达德号”相撞而最终沉船，导致上千人死亡。此次事故是加拿大航海史上平和时期最严重的船难，只因当年随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悲剧相比泰坦尼克号而言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8]MUNRO A.What is real[M]∥Geddes E.The art of short fiction：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Toronto：Harper Collins Canada，1993：820—825.

[10]〔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像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

[11]Jonathan Franzen.Alices Wonderland.The New York Times，2004：14.

（作者介绍：高迪，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级研究生;李奇志，本文通讯作者，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