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五

普实克与夏志清在196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论争，已成为海外汉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这次论争的起因是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引发的。1961年，这部著作出版后，捷克学者普实克1962年在汉学重镇《通报》上发表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夏志清的观点提出质疑。夏志清则发表《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予以回应。学界一般认为，这次文学论争表面上看来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但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新批评两种不同学术理路的分歧。值得肯定的是，这次论争确实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汉学界的影响。对这次文学论争进行详细的梳理后，我们发现，其中所涉及的一位中国学者，却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

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一文中写道：“夏志清对鲁迅自广州至1936年逝世这段时期生活的描述混合着半真半假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歪曲。读者们如能将夏志清的描写同黄松康博士极为客观的论著《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做一比较，将受益无穷。”夏志清在《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中反驳，“作为客观性的范例，普实克提到黄松康的《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书。虽然普实克早些时候曾指责该书为浅陋的文学批评著作，可现在和我的著作比起来，黄松康的著作却成了‘完全客观的了。而这或许只是因为不管是在对鲁迅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的评价上，还是在对新文化运动的阐述中，黄根本就没有稍稍偏离她所参考的中国权威，做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判断吧。所以，所谓‘客观，只不过是指迎合权威观点。偏离这样的观点，就不光会犯‘主观的危险，更是暴露自己的‘自大与‘教条的褊狭。我怀疑恰恰是普实克自己犯有‘教条的褊狭的错误。”两人所提及的黄松康（英文名Huang Sung—Kang）是误译，其真名为黄颂康。这位学者到底是谁？她的《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

黄颂康（1925—2014），祖籍湖南临澧，1957年12月，获荷兰乌特支大学博士学位，是当时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少数女性之一。其博士论文为《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957年由荷兰江巴顿书局出版，1975年由美国海佩雷昂书局再版。1957—1959年，黄颂康在英国剑桥大学教中文并教授鲁迅短篇小说。1963年，黄颂康以华侨身份归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美国史，发表论文有《美国奴隶制史学的发展》、《美国对布克·华盛顿的再评价》、《关于对林肯评价问题的讨论》等，其英文著作还有《李大钊及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1965年由荷兰莫顿书局出版。

黄颂康系出名门，曾祖父乃晚清著名诗人黄道让（1837—1891），咸丰年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著有《雪竹楼诗稿》等。父亲黄右昌（1885—1970），著名法学家，著有《罗马法与现代》，有“黄罗马”之称。黄颂康的同胞兄妹也成绩斐然：黄绍湘（1915—2015）毕业于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黄宏煦（1920—  ）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美国密苏里大学，曾任河北师大副校长，译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选》、《佛洛斯特诗十二首》等;黄宏嘉（1924—）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著名微波与光纤专家，中科院院士，曾任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上海大学名誉校长等职;黄宏荃（1925—2009）毕业于湖南大学，著有《英译宋代词选》等。

黄颂康的父亲黄右昌与鲁迅是同代人，他们都曾留学东洋，受《天演论》、《物种起源》等影响，接受了新式教育和现代思想。黄右昌可谓少年得志，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旧学修养颇深。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还与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林伯渠结下了长久的友谊。军阀混战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激发了黄右昌的爱国情怀。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学后，黄右昌受邀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发表了题为《法律的革命》的演讲。可见他对新文化运动是支持的。离开北大后，黄右昌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大陆解放前夕，他拒绝逃亡，选择留在大陆迎接新政权，为和平解放湖南做出了贡献。父亲的爱国主义情怀对黄颂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认为鲁迅思想的中心就是现实的爱国主义，通过对中西文化与历史的认知，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探寻道路，这是鲁迅与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共性。这种真切的爱国情感贯穿于黄颂康的学术研究之中，正如剑桥大学蒲立本教授在《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序中指出的：“她深爱着她的国家，相信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性，也为它的成功感到骄傲……基于搜集翔实和判断可靠的证据，可知她的著作是全面的。她有時可能会流露出党派偏见，但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出于真诚的信念和对美好事业的热烈追求，而并非严格遵守教条的结果。”

在对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评价上，黄颂康认为陈独秀的功绩要高过胡适。她还指出，胡适把文学革命仅限定在语言和风格的革命，而文学革命最重要的是思想和情感的革命，鲁迅是真正扛起文学革命大旗的人。她对鲁迅的认识受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在毛泽东看来，“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黄颂康的鲁迅研究，是与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紧密相连的。她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夏志清是不同的。夏志清对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高度肯定，他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和地点说来，胡适之扬弃古文传统，在历史意义上与华兹华斯之摒绝德莱敦与蒲柏、早期艾略特之非难浪漫诗人和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差堪比拟”。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学者，夏志清则不屑一顾。

1957年，《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关注。西方的鲁迅研究者哈雷特·密尔斯认为：“黄颂康以简洁的散文形式，对1917年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展过程做了精辟、高度浓缩的描述。在此背景下，她以同样简略的篇幅讨论了鲁迅早期思想及其后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想要快速而果断地了解这两方面的简要情况，这是一个方便的选择”。同时，密尔斯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鲁迅晚年的确是接受了某些共产主义思想，并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他唤醒了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专政的罪恶。但是，黄颂康的著作把鲁迅与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几乎等同起来，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西里尔·白之认为，黄颂康的专著是“有用的、受欢迎的”，但是她没有完全解决鲁迅自身以及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悖论性问题，在对鲁迅与其同代人（如陈源）的评价上，黄颂康的观点是偏颇的。白之还认为，黄颂康的研究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研究，对于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只是浅尝辄止，没有做出彻底的回答。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美国学者鲁弗斯·苏特也对黄颂康的著作有所评介。

夏济安、夏志清昆仲也是当时海外学界从事鲁迅研究的华裔学者，他们与黄颂康的学术立场却是针锋相对的，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持敌视的态度。夏氏兄弟从小就浸淫西洋文化，长期主攻英美文学研究，倾近人文主义，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左派文学是相当鄙夷的。对黄颂康著作，他们当然也是不屑的。夏志清在1962年11月5日致夏济安的信中谈道：“我书《鲁迅》一章，小错误不少，原因是我自己以为对鲁迅很熟，没有多记笔记，写文章时手边又没有参考书，所以有几个细节都弄错了。如《呐喊》序中提到的想必是slides，后来看到Huang Sung Kang的书，她把slides译为‘电影，我就跟她改正，造成错误。”这说明夏志清虽然对黄颂康的研究充满鄙夷，但在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过程中，他细读了黄颂康的著作，并受到某种潜在的影响。1963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访问加州大学，陈世骧、夏济安等负责接待，在一场关于“鲁迅的艺术思维”的讲座上，普实克对夏志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却对黄颂康的著作给予赞扬。在场的夏济安当然不赞同普实克，他在给弟弟夏志清的私信中指责黄颂康的著作为“劣书”。此后，夏济安发表了《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鲁迅与“左联”的解散》等研究成果，在海内外的鲁迅研究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研究饱含着同情的批评，不管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学术观点上，都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黄颂康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她接受毛泽东的观点，只是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之了解。但是夏济安对黄颂康的妄加指责，我想是有些意气用事了。普实克在与夏志清的论争中，对黄颂康给予肯定，也可能是出于一种论战的策略。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中曾说：“对于孔乙己，有学者认为鲁迅是在揭示旧的封建科举制度导致的悲惨结局，但我觉得，这些解释都不太令人信服。”他所针对的学者，实际上就是黄颂康。

黄颂康回国后，并没有继续投身鲁迅研究，而是转向了美国史研究。她在晚年撰文再论新文化运动，如《对五四时代孔子批判的再认识》、《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观和传统文化》，致力于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意识进行反省，这都可看作是她对早期观点的修订。黄颂康的《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至今未譯成中文，受到的关注也不多，我想主要是因为她的鲁迅研究，在方法论上与同时期国内学术界是一致的，受政治观念的影响。黄颂康虽然身处海外学术圈，但是在个人情感和精神归属上，她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是认同的。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内鲁迅研究的新观点、新方法、新视野不断涌现，像黄颂康这样的著作已经很难再引起关注了。

作为一个海归博士，黄颂康对自己在海外的这段光辉历程是颇为看重的，她在一份书面材料中提及：“我是1963年由荷兰归国的华侨，时年三十七岁，未婚，在国外侨居十四年，曾获硕士、博士学位，出版过两本用英文写的书，其中《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书，国际上评价甚高，该书1975年在美国再版。我在欧洲汉学界是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可见，这位落寞的学者是多么渴望得到学界的承认，她自称在欧洲汉学界有一定地位，固然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无疑的，她确实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