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会成

历史犹如法庭证人，只有向它提出问题时，它才开口讲话。主流学界向法国革命经常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英、美通过有限革命（政体革命）实现了现代社会转型，而法国却付出了更大的牺牲，经历了由政治到社会再到文化领域的全面革命？如果暂时不考虑这种设问的倾向性，仅仅把它视作一种研究方法，那就应该承认，三者的比较研究对于阐明法国革命的特性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作为研究方法的三大革命比较

法国革命是由英、美革命倒推甚至倒逼出来的，这构成了三大革命比较研究的基本前提。法国从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起，就被迫把英国这样一个他者纳入自我认同。与英国的关系即法国的外部性，比内部结构更能决定它的历史命运，这就是正在形成中的全球史首先带给文明核心地带的全新逻辑。欧洲曾以数千封建骑士将中东的政治版图冲击得支离破碎，到中世纪晚期却在土耳其常备军的反击下丧失了东地中海，说明曾经赋予欧洲传奇力量的多元组织架构在文明冲突中已经落伍。处于冲突前沿的南欧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发展中央集权和常备军，结果完成环球航海和全球布武。革新者的先发优势刺激竞争者跟进效仿，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的中小型政治体折损过半，法国建成以“旧制度”名之的大君主国。之后，西北欧的新教国家，尤其是英国在集权形态上再度转型，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盟反对王权，权力重心下移到议会及其政府，又将世界史带往另一个方向。在此背景下，英、法以全球为战场的海外竞争自然具有了体制竞争的含义，法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的失败也被解读成体制的失败，仿效英国进行体制改革，成为法国精英阶层的共识。但旧制度受制于自身的历史及其路径，不能完成这样的改革，只能牵强而早熟地走向革命——它是在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都远未成熟的时候就匆匆动手的。

法国与英国的竞争，进而导致与革命美国的结盟，这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围绕美国革命的悖论是，为了更像英国，他们脱离英国。脱离英国的理由是英国在美国践踏了自己的宪政原则——人民未经同意不纳税，按照这一原则，西敏寺的几只秃头碰在一起，就将他们商定的税额强加于千里之外的美国，而美国人民的起义正是对它的回应。对于这样的起义，法国本应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法国正是按照英国统治殖民地的方式统治自己的国家。但是，像大部分全球性国家或自认为全球性的国家一样，法国的外交主导了内政。与美国的结盟不但在财政上投下了压垮旧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带动启蒙理念到北美转了一圈，然后携带着美国革命的形象与经验折返回来影响启蒙运动的大本营。面对美国革命刚刚确立的意义结构，部分法国人不得不承认，在法国“腐败了几个世纪的土壤上”，改革已经死了;“现在就发动一场起义，抵抗是神圣的使命”，从北美战场上归来的拉法耶特终于喊出了那个对于旧制度致命的字眼。

然而，正因为法国革命是由英、美革命倒推甚至倒逼出来的，所以它与英、美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正是法国现代性发轫上的外铄性，决定了它概念先行的特点，它是对英、美革命理论化和理想化的结果。“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追求“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正是在对抽象权利原则，而不是具体权力关系的诉求中，革命者由于以此承担了对共同体整体命运的责任，其结局才不只是改变了个别人或个别阶级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在英国革命中，真正获得解放的主要是大土地所有者;最底层的也是最急需解放的公簙持有农，不但没有获得解放，反而陷入圈地运动更大的漩涡里去（“议会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在革命前是受国王政府限制的，但革命取消了限制，以便于大土地所有者更“自由”地剥夺他们的土地。美国革命的元勋们更是“无情地在奴隶的脊背上签署自己的自由文书”。然而，在英国小农或美国奴隶被剥夺的地方，法国革命却通过雅各宾的土地立法，让小农无偿地获得了自己租种的土地。可见，被洛克标榜为经典自由主义的英国革命，实际上只尊重一种非常狭隘甚或暧昧的“自由”概念：就政治制度而言，把自由作为一种目的，意义是不明确的，在现实性上可能意味着剥夺他人自由的自由。而普适性的“自由”，即面向所有人的自由，则必然呼唤与要求平等：人们只有在拥有同样的权利时，才被允许表现为不一样的人。法国革命的本质不是反自由，而是以平等精神推进普适性的自由。这尤其体现在大革命通过摧毁等级制、贵族制和君主制以及1792年普选、建立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压制地方方言等强有力的国家形式对人民或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与“光荣孤立”的英国相比，处于欧洲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统治双重核心地带的法国与欧洲大陆的“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织在一起”，要想“从社会躯体中摘除与各器官相连的某一部分，需要一场可怕的动乱”。法国革命要成功地发动起来，就不得不同时推翻政治和宗教这两种权力秩序，不得不以一场长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为前奏，不能不同时发动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引擎为其政治革命提供动力。法国如果不能发起一场全面革命，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种革命。同时，法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越出本国边界，成为欧洲大陆革命的发动机，因为欧洲内在于法国之中。法国革命矫枉过正的血色浪漫主义正是世界历史赋予这一代选民的使命。

二、作为研究策略的三大革命比较

为什么英、美不需要付出那么大代价就可以实现的社会转型，在法国却如此艰难？在我们探讨大革命的時候，这样的设问或许揭示了一些东西，但遮蔽的也多。同样的问题，显然还可以这样设问：法国人在革命中表现出的彻底性，为什么在英国或美国没有出现？在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之间，以哪一方作为标准来反诘另一方，这不是简单的提问方式的问题。先在地以英、美革命为right（右翼的，正确的），而假定法国革命为left（左翼的，偏离正道的），这种提问方式其实处于一个更大的叙述结构中，那就是把法国革命放置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这三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末端，同时又把它放置在法国革命—苏俄革命—中国革命这三大社会性革命的开端。而正是它在后一个不在场的革命谱系中的源头地位决定了它在前一个革命谱系中偏流的性质。在这种提问方式中，我们看到的是内在于这个时代的对所谓“英美现代性”的强势认同，它的背后是一个强势的政治经济事实：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和接替它的美利坚新帝国。而当英、美的现代性意识控制了大革命史的研究，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走近的就不是法国革命本身，而是法国革命与英、美革命之间的差异和距离。

传统和保守主义之所以成为英国的文化骄傲，是因为它的历史可以成为政治学的论证方式：历史上的“确有其事”比任何逻辑证明都更有力。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可以仅靠历史开拓未来。分析英、法两国封建贵族的情形，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封建贵族既是传统的载体，又是传统本身。贵族在起源上是非国家或前国家的，他的自由不是在国家中的自由，而是相对于国家的自由，因此近代国家首先是在否定封建贵族及其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过程在英国采取了玫瑰战争的形式：战争对旧贵族造成了自相残杀且残杀殆尽的结果，从等级偏见和军事义务中同时摆脱出来的新贵族（旧贵族的远亲，时代的儿子）批量转向农地经营，将封建领地改造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他们在王室改宗背景下启动的圈地狂欢，即与国家暴力相结合的土地资本化运动，真正夯实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基础。王室在革命后的重新确立，正植根于（新）贵族在现代社会转型中所扮演的建设性的角色。但在英国贵族以有利于王室的方式自相残杀的时候，法国王室正在遭受新一轮的贵族围殴（1648—1653年的投石党运动），在海外又与英国恶斗犹酣，王室选择从贵族那里购买国内和平，换言之，法国对封建贵族的否定，采取了制度性贿赂的方式，通过在宫廷和军队中为他们提供荣誉性职位和年金，换取他们从领地政治的退出，从而也退出了当地的社会及其历史。这个宫廷化了的贵族既不像英国同行那样成为新兴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也不像德意志容克地主那样成为与资本主义市场发生关系的部分，而是徹底多余了，沦为凡尔赛权力展厅里华而不实的政治摆件。因此，在英国“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或者获准继续留在历史中的时候，法国贵族的现实性完全蚀空了，清除它好像清除历史河道上的淤泥。因此，大革命对法国贵族制的强力摧毁，是不可以根据英国相反的情形来加以指责的。无论天佑还是遗弃——英国在一个小岛上，美国在一个大岛上——英、美都是一种偶然性的定在，正当的知识方式是将英、美现代性地方化，而不能把偶然上升为普遍，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

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之间几乎隔着整整一个世纪，而正是在这个世纪里，启蒙理性取代宗教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科学”，这也刷新了对于革命的知识想象：革命不再是传统宗教战争的样子，而是人类通过理性自我启蒙和自我推动的社会改造运动。试图将世俗哲学转化为政治意识形态进而完成社会革命，或者把革命想象成革命观念的载体及其历时性展开，这与其说是法国神秘的民族性使然（像托克维尔所认为的），不如说是现代革命的通用语法。是启蒙理念为大革命设定了基本词汇，以此作为它的正当性基础，也是这些词汇把旧制度推进了太平间。进一步地，更是这些词汇创世纪地把世界史带入十九世纪的革命时代。至少就普世性而言，法国现代性比英、美现代性处在更高的阶段上，这也是不可以倒过来批判的，即以英、美现代性为标准去批判法国革命及其现代性。

三、《九三年》：大革命暴力批判的迷思

当学界主流把英、美现代性预设为世界历史的先验目的，大革命就注定丧失了自我叙述的可能和自身的意义，剩下的只是它对英、美现代性的价值，它需要在这个巨大的目的论他者面前言说和证明自己。而当大革命进而证明对英、美现代性的目标毫无价值，即大革命未能满足英、美建制派的预期，没能推出英国《权利法案》或美国《1787年宪法》这样的制度产品时，大革命死了多少人或损失了多少法郎这样的“成本”问题就突显出来了，《九三年》由此成为一个顽固的视角：复杂的大革命史被归结为一种暴力及其后果，然后用批判暴力的姿态来敷衍历史的复杂性。而从攻陷巴士底狱到占领杜伊勒里宫再到成立共和国和颁布《人权宣言》，法国人民筚路蓝缕、上下求索的革命历程及其启示则被不经意地抹去了。

革命当然不能逃脱道德的追问，暴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得已的恶”。所以，我们不能轻佻地在大革命的伤口上涂抹历史目的论的紫药水，或者用“明天更美好”的允诺来化解历史的苦难。但是，如果仅凭暴力这一点就把大革命的历史否定，那么我们借以进行暴力批判的同样也是一种暴力——思维的暴力。革命作为社会学手术，病理修复的前提是对社会病体的切割重组，而且不能排除死在手术台上的可能。对手术进行风险评估的核心问题从来都是：手术是必要的吗？如果是必要的，对病体的修复性伤害甚至死在手术台上的风险就不能成为否定它的理由。在这个问题上，每个研究者可能都有自己的判断，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大革命不是职业革命家人为策划的暴动，它是旧制度走到财政危机那里走不过去了，所以只好改弦易辙，重建政治沟通机制，结果导致社会压力大释放、大爆炸，在医学隐喻上相当于体内大出血，小手术（改革）变成了大手术（革命）。大手术虽然未能成功保住旧制度的母体，旧制度因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但至少从死去的母体中分娩出了一个新的社会，为这场手术的必要性背书。

托克维尔不赞成革命，但他理解革命，坚持认为旧制度的体现者没有权力谴责革命的暴力，因为对暴力负责的首先是旧制度本身。鉴于此前分析的制度性贿赂贵族的原因，旧制度以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并没有导致后者的消失，而是造成权力与地位的分裂：贵族继续“拥有地位、财富和敬重”，他们“簇拥着国王，组成宫廷”，并“统帅舰队，指挥陆军”;官僚体系只能在“保留了那些旧政权机构的古老名称和荣誉”的前提下，“一点一滴地减去其权力，它并未将它们从原有的领域中逐出，只是把它们引开”。这一方面意味着官僚体系无法植入传统的法权结构中去，它的“权利均未经正式确认，也未牢固确立”，所以它看起来“如此地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退出权力—责任体系的宫廷贵族已然成了赘疣，法国社会不可能在负载着它、承受着它的情况下正常地前行，而又不在全球竞争中落伍。“他们的特权显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无怪乎法国人一看见他们心中便燃起民主的愿望”。新的官僚制度建立了，但无法获得社会认同;旧的贵族统治已经丧失了历史的必然性，但又显赫而招摇地存在着。大革命的观念正是由这个“陷在河中央”的制度现实自然诞下的，“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把每个哲学家的头脑同时推向，或不如说抛向人的社会地位天生平等这种思想”;“从往昔的时代沿袭下来的凌乱古怪的制度”，“虽已丧失效力，却仿佛还要垂诸万世，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必须指出，单是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并不足以产生这些观念，观念并不是物质现象的自然流溢——一个贵族会认为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它体现的更多是第三等级对既存社会的看法和情绪。这就可以解释，尽管法国革命有着英国革命的动力和源头，主旨却由“自由”转向“平等”;也可以解释，尽管法国启蒙深受苏格兰启蒙的影响，气质却迥然相异：苏格兰启蒙肯定的是现实存在，质疑的是过度的理性崇拜，这定下了英伦保守主义的基调。这种保守主义坚持历史对于哲学的优先性，历史的权利，即因时效而成立的权利比抽象的权利更重要。但法兰西的现实已很难被肯定，只能转而依赖理性的指引，法国近世理性至上的先验主义和激进主义政治伦理其实肇端于此。旧制度整体性的权利——义务失衡所招致的蔓延全社会的怨恨，成为引爆大革命的“愤怒资本”。托克维尔这样表述他阅读“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的感受：“当我把所有这些个别要求汇集在一起时，我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刻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