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兵

1951年，鲁迅七十诞辰，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园里的动物（二）》（1951年7月7日，署名十山），后收入《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署名周遐寿）。这是一篇典型的知堂式冷静风格的文字，看似平铺直叙，不动声色，但细细品味，其实别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深情寄寓在字里行间。这份深情是迟到的怀念，在兄弟失和近三十年后。

文中所谓的“园”，当然是百草园。园中最难忘的事，又怎能不是做孩子时兄弟一起在雪天捕鸟的有趣情景呢？

“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1926年，做大哥的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如是娓娓道来，又说：“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时隔二十五年后，做弟弟的则有了如下回应：“那一回是前清光绪癸巳（1893）年的事，距今已是五十七年了。那年春初特别寒冷，积雪很厚，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所以捕获了许多，在后来便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不全是为的拉绳子的人太性急，实在是天不够冷，雪不够大，这原因是很简单的。”

语调一如既往的平静，但一座百草园、一份共同的记忆，已然把兄弟俩割裂不开的亲情瞬间拉近。在五十七年前的寒冬雪地里，在凝神屏气拉绳子的人当中，性急的也许还有他这个弟弟。读者似乎听到了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声音。这声音里有着一贯的倔强，也依稀还能见着被大哥惯坏的孩子气的任性。1923年的兄弟失和，并非绝对不可调和，但个性的倔强与被大哥宠坏的任性导致了一种永远的遗憾，在大哥去世后他都迟迟不肯说出一句温情的话。温源宁说周作人身上有一种“铁的优雅”，又说他“有一种孤芳自赏的气概——是冷漠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蔑？已足以拒人于一定距离之外”。可谓知人之论！但对于渐入晚境的周作人而言，五十七年前寒冬雪地里的回忆真的就不曾唤起一丝温情的记忆吗？显然并非如此，心硬如铁的二弟其实在文中用一种奇怪而隐秘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大哥的深切怀念。

他说：“还有一种鸟名叫拆书，鸣声好像是这两个字，民间相信听到它的叫声时，远人将有信来了。”这话乍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知堂又在摆他民俗文化的摊子。其实不然。查周作人庚子年（1900）四月初九日记，有“接金陵函”之语，日记上方又补记道：“越中有鸟大于麻雀，名曰拆书。其名自呼，每鸣则必有信至，屡试不爽。今日上午每集墙上大鸣，下午果得金陵来函，颇为奇异。”正是这种叫拆书的鸟，它像电波一样唤醒了五十年间一直都在的亲情，也像密码一样传递着二弟对大哥的哀思。

这种叫拆书的鸟鸣之墙头，对于五十年前的周作人而言是最大的期盼！是最大的惊喜！因为在南京读书的大哥又会有信来了。兄长的信就是弟弟的希望。按照《知堂回想录》的说法，这时的周作人急盼着从家中极其难堪、苦闷、无聊境遇里“脱逃”。至于原由，他在回想录里记之甚详，也颇为生动。而大哥正是那个可以把他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人。查阅该时期的周作人日记，他对大哥的苦盼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1899年底，连着三天，“晨望大哥不至”;“黎明即醒，望大哥不至”;“天气寒冽异常，手竟不能作字，望大哥不至”。满纸都是少年二弟候大哥而不见的失望与惆怅。

1900年周作人生日（腊月初一）那天，“雨，黎明忽闻叩门声，急起视之，是大哥自江南回家，喜出过望”。大哥不期而至，在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专为二弟的生日而来吗？不得而知。但他欢喜雀跃的样子，就如同立在读者的面前。接连数日，他都记着“随大哥往”的字句，几乎天天跟在大哥的后面亦步亦趋，似乎生怕这久违的亲情会像梦一样跑掉。在某种意义上，大哥给予少年二弟的，更像是一种他所缺少的父爱。

1902年初，刚刚追随大哥到南京读书的二弟，获悉大哥要去日本留学的消息，便连日怏怏不乐，“磊块满矣”，“瀹茗当酒以浇磊块”。这时候的周作人还是个多愁善感的少年，他还不懂得如何掩饰自己的真实心情。

事实上，周作人对大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依恋之情，一直到1917年與大哥重聚北京的日子里还能读到。初来北京的二弟已过而立之年，但对大哥的情感一如既往，大哥依然是二弟日记中的主角。整个四月，所记不离“大哥”二字。“同大哥共寓”，“同大哥至西单牌楼益锠饭”，“同大哥往琉璃厂看碑拓”，“同大哥一商”，“同大哥回访铭伯先生”，“同大哥至琉璃厂，在青云阁饮茶吃点心”，“同大哥至广和居午餐”，“同大哥至许季上君寓”，“同大哥往头发胡同戴芦舲宅晚餐”。文字里透着一种久违的亲近感。

然对读周氏兄弟1923年日记，一些微妙的变化在悄悄发生着。4月8日，兄弟所记犹如出一辙。

“八日晴。星期休息。上午丸山、细井二君来，摄一景而去。下午伏园、携惠迪来，因并同二弟及丰一往公园，又遇李小峰、章矛尘，同饮茗良久，傍晚归。”

“八日晴。上午信子为理发，丸山、细井二君来，饭后去。下午伏园、惠迪来，同大哥、丰一共往公园，矛尘、小峰二君亦在，六时返。”

4月30日至5月14日，周家的三弟周建人从上海来北平探亲。5月10日周氏兄弟所记已然不一。据大哥记，“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二弟对此则记得简略，“伏园来，晚饭后去”，对兄弟共饮一事只字不提，还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芳子赤儿发热，池上来诊。”大哥对三弟的到来是大欢喜的，二哥对三弟的到来却似乎有难言之隐。这时候三弟和芳子的婚姻出了状况，芳子是信子的妹妹，作为二哥和姐夫的周作人夹在中间难免左右不是。然在周建人返沪的头一天，兄弟所记又趋近同步。

“十三日晴。星期休息。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下午至中央公园会三弟及丰丸同饮茶。晚伏园来。夜重装《颜氏家训》二本。”

“十三日晴。下午同大哥赴春光社之会，又至公园赴文学会后，同乔风、丰一饮茶，遇季茀略谈。买包子回，伏园父子来。”

看上去，周氏兄弟关系融洽，与会，逛园，饮茶，同出同归。但归家之后，鲁迅重装《颜氏家训》，此举颇不寻常。这是兄弟共爱之物，周作人自称“《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但在这个时候，他们想温习的恐怕该是其中的《兄弟篇》，句句均足以击中他们的心坎。所谓“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又所谓“二亲既殁，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失和前的周氏兄弟都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堪称楷模。正如鲁迅1925年所作小说《弟兄》所言，“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然1923年，手足之情遇到了严峻考验，他们亟待温习如下一段话：“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周氏兄弟虽友悌深至，最终还是为旁人所移。据鲁迅6月26日记，“往禄米仓访凤举、曜辰，并见士远、尹默，二弟已先到，同饭，谈至傍晚始出”;6月29日又记，“与小峰、伏园及二弟往第二院食堂午餐”。大哥的日记里还有“二弟”，而二弟这两天的日记里对“大哥”已经只字不提。芥蒂之生难道已有先兆？两人最后一次在日记中以兄弟相称，是1923年的7月3日。

鲁迅记曰：“三日昙。休假。寄三弟信。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

周作人记曰：“三日阴。上午寄凤举函。同大哥至市场，得古本丨ㄝㄌㄛㄅㄨㄎ（笔者按：指The Yellow Book，即1894年至1897年英国著名的文艺杂志《黄面志》，也译《黄皮书》）一本，又在吉台厂买书一本。午返，食冰酪。”

然7月19日鲁迅记曰：“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周作人记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二弟”变成了“启孟”，“大哥”则被L这样冰冷的符号取代。关于周氏兄弟失和，有各种版本的诠释，有的过度解释已失之荒唐。其实，还是《颜氏家训》总结得当：“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八道湾十一号，自1919年的大团聚，到三弟和大哥两个大男人先后负气不归，其中的是非曲直不言自喻。而如果从长兄如父的角度加以理解，1923年事件又更像稍显严苛的父亲与倔强任性的孩子间常起的冲突。正如周作人在晚年尤记得1908年在日本，“大概我那时候很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赶来劝开了”。那时的二弟对于大哥的“责之严”还是能体谅的，但1923年的周作人已不能忍了，决意分道扬镳，似乎又应了《颜氏家训》中“望深则易怨”这句话，令人感慨唏嘘。

1951年，在大哥的七十诞辰，周作人《园里的动物》一文重提“拆书”这种鸟，相信不是无意为之。周作人有阅读、整理自己日记的习惯，他的《知堂回想录》就基本是依赖日记写成的。他应该重读过庚子年（1900）四月初九日记，以及日记上方补记的“拆书”神奇，这才有了看似不经意间的一笔。百草园里的鸟已然唤醒属于兄弟俩的共同记忆，所以他要将光绪癸巳年的往事重提。而“拆书”的记忆又尤为特殊，它藏着庚子年四月初九这一天暗自得意的秘密。所谓“拆书”灵验奇迹，它所承载着的其实是大哥曾经带给他的惊喜与希冀，也就是大哥曾经赋予他的那种长兄如父的爱。同样，他也必定重读过他亲手所记诸如“随大哥往”、“同大哥至”之类失和前的温情文字。只是，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决裂之后，周作人早已过了多愁善感的年龄，不可能再像少年时期那样直抒胸怀，用温源宁的话说，他“事事都经过深思熟虑，从不犹豫不决、大惊小怪，永远沉着冷静”。所以，他在重温庚子年以来日记时心中纵有电波掠过，也只是用一种不为人知的隐秘方式加以表达，就像他作文中常见的闲笔，貌似不经意，实则别有寄托。

而在提及“拆书”这种鸟之前，周作人也说到了“性子很急的白颊的张飞鸟”，还说它是传说中的清水鸟。这应该是他的张冠李戴。他在《民间童话故事六则·蛇郎》中也讲过，“女死，怨气不消，化为清水鸟（多就清水茅坑取虫蛆为食，故名）”。照此描述，他说的清水鸟，其实应该是“拆书”。笔者对鸟类并不熟悉，只能抄书为证。

据《墨客挥犀》（宋彭乘撰）卷二记载：“南中多有信鹊者，类鹊而小，能为百禽声。春时，其声极可爱，忽飞鸣而过庭檐间者，则其占为有喜。”明闵文振《（嘉靖）宁德县志》卷一载：“信鸟，似鹊而小，飞鸣必有佳信。”清隆庆《（道光）永州府志》卷七上也言：“鹊之小者，足尾俱短，俗呼四喜。其鸣曰：书接接。人闻之以占远信。”清周杰《（同治）景宁县志》卷十二记：“四喜，俗呼喜叫叫。”由此可知，所谓信鹊、信鸟或四喜，应该就是周作人笔下的“拆书”。其学名为鹊鸲（Copsychus saularis），雀形目，鸫科，别名四喜、进鸟。清曾曰瑛《汀州府志》卷之八称，信鸟又名进鸟。

又，鹊鸲常在猪圈、牛栏、茅坑等处觅食，喜吃蝇蛆，故民间多称其为“屎坑雀”或“猪屎渣”。这与周作人《蛇郎》文中所称清水鸟“多就清水茅坑取虫蛆为食”之习性相符。所以，《园里的动物》认“张飞鸟”为传说中的“清水鸟”，这是个错误。“清水鸟”应该是“飞鸣必有佳信”的“拆书”。周作人好谈人情物理，喜读《草木鸟兽虫鱼疏》，连他也会把鸟名弄错并不足怪，因为中国的生物学向来缺乏科学的分类，仅靠目视或书载是不足为凭的。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其实在民间是常有的事。周作人对此心知肚明：“现在只就知识方面来说，如关于生物一部分的，古来传说几乎无一不是错误。”“中国博物学向来又原是文人的余技，除了《诗经》、《離骚》、《尔雅》、《本草》的注疏以外没有什么动植物的学问。”所以他自己在《园里的动物》中也承认，“这些鸟都不知道在书上叫什么名字”。

即便如此，周作人错认“张飞鸟”还是令笔者略感遗憾。遗憾的不是错认这件事本身，而是他迎面错过了他和大哥之间另一段与鸟有关的故事。因为“张飞鸟”不是别的鸟，而是雀形目鹡鸰科的白鹡鸰（Motacilla alba）。鹡鸰，原作脊令，民间称白颤儿。清李亨特《（乾隆）绍兴府志》卷之十八“脊令”条下记载：“《嘉泰志》释鸟曰：脊鸰，雝渠，盖雀之属。飞则鸣，行则摇，大如安鸟鴳，长脚，尾腹下白，颈下黑，如连钱，故杜阳人谓之连钱。会稽人呼为雪姑，其色苍白似雪，鸣则天当大雪，极验”。

大哥在1925年所作小说《弟兄》中，引用过《诗经》里“脊令在原”的典故，以示对过去“兄弟怡怡”之情的怀念。其实，早在1901年，鲁迅在《别诸弟三首》中就曾有过“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之语。而在1902年的日记中，周作人也曾引用鹡鸰之典故，作文痛悼早夭的四弟：“嗟乎！兄弟无故，人生一乐。鸰原起难，庭荆忽摧。悲愤之哀，莫可告语。”足见周氏兄弟间的情深意切。读兄弟失和之前的日记，可谓“飞鸣行摇，得在原之趣”，“逼之不惧，翔集自若”（唐玄宗《鹡鸰颂》）。若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1926年）与《园里的动物》（1951年）一并阅读，清光绪癸巳（1893）年兄弟在园中雪地捕鸟的情形，又堪堪一幅“急雪脊令相并影”（黄庭坚《和答元明黔南赠别》）的传神写照。奇怪的是，兄弟俩双双错过对张飞鸟即白鹡鸰的相认。冥冥之中，这种失认又似乎变成了失和事件的象征。

在大哥七十周年诞辰，二弟关于“拆书”的记忆蕴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情。若就早年间的“兄弟怡怡”而论，周作人大可不必如此内敛含蓄，他完全可以像1925年的译诗《伤逝》一样望哭哀恸：“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献给你一些祭品，作最后的供献;……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幽明，兄弟，只嘱咐一声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