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长秋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一、湖南建党的直接缘起和长沙文化书社开办

湖南建党的骨干是新民学会会员，发起者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一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人（唯有罗章龙是长郡中学的学生）。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14日，地点在长沙岳麓山下溁湾镇刘家台子的“沩痴寄庐”。那天是星期日，花红柳绿，草木生辉，到处充满生命的律动。“沩痴寄庐”是蔡和森家租住的房子，四周是长势青翠欲滴的菜地。首批会员13人，推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到1920年年底已有78人（包括赴法勤工俭学等外地会员）。

虽然新民学会成立之时不是早期共产党组织，但对湖南建党起了促进作用。一师学人既是新民学会的中坚，又是湖南建党的发起者。湖南建党受中国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两股大潮的推动，也离不开党的实际创始人——“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直接帮助。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人组织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和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活动时，在北京和上海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从他们那里接受了新思想。例如：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临时工作”期间，参与了李大钊、陈独秀组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此后，毛泽东在上海由一师毕业的同班同学李中（上海早期组织的党员）陪同，多次与陈独秀商讨在湖南建党、建团的事宜。因此，湖南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六个地方、海外两个地方之一。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新民学会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实行“中外研究法”，确定了“国外发展”和“国内研究”并重的开放战略。如何进行国外发展呢？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有积极思考：组织一部分会员以及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也有少数会员去南洋（今东南亚）从事华侨教育事业。如何进行国内研究呢？毛泽东、何叔衡认为，应该与一部分会员留在湖南这片热土上，研究和解决湖南与中国的问题，“从事实际的改造”。由于蔡和森一家赴法，岳麓山刘家台子的住房已退租，加上留长沙的会员基本上住在河东城区，湘江当年尚未架桥，会员们过河不方便，以后的活动基本上在城区。

新民学会在国内外的两支劲旅并驾齐驱，相互激励，共同奋斗，最后殊途同归——会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由于一师学子均已毕业离校，湖南建党的重要驻点就选择在城区的文化书社。文化书社设长沙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老校区内。五四时期“湘雅”正往麻园岭新址搬迁，潮宗街老校区处于空置状态。在《湘江评论》遭到军阀封闭以后，毛泽东应湘雅学生会龙伯坚、张维、李振翩的邀请，在“湘雅”老校区主编了六期湘雅学生会的会刊——《新湖南》周刊。毛泽东还把湖南省学联搬迁到了湘雅学生会内（湘雅学生张维担任省学联的主席），继续领导湖南的学生运动。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对“湘雅”创始人颜福庆说，自己除了办报还住在这里，并在学生会门口挂了一块“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的小木牌。可在毛泽东接手主编《新湖南》不久，又遭到《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被军阀封闭了。这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使毛泽东想到租借“湘雅”空置校舍办文化书社，作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筹备湖南建党的阵地。

1920年7月，文化书社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办阶段。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途中，专程到武汉会见在明德大学读书的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原湖南商专学生），动员他休学回湘主持文化书社。接着，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即着手筹备文化书社，邀政界和商界的名流姜济寰（长沙县知事）、贺民范（岳阳县知事）、仇鳌（湖南交涉署外交司司长）、左学谦（湖南商会会长）等人，教育界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朱剑凡（周南女校校长）、易培基（第一师范校长）、方维夏和王季范（均系第一师范教员）、赵运文（湘雅学校秘书）、杨绩荪（《湖南日报》主编）、李抱一（长沙《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和张平子（均系《大公报》编辑）等人参与其事，使文化书社罩上了合法的光环，便于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

8月2日，在何叔衡任教的楚怡小学召开了文化书社的成立会议。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陈子博、陈昌、匡互生、周世钊、陈书农、陶毅、熊瑾玎、熊梦飞、罗宗翰等人与会，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书社经营采取股份制的方式，原始股东只有三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从来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哪有钱办书社，只得向岳母求助，从杨开慧之母向振熙那里得到了一些资助，与合伙人以低租金租赁了湘雅旧校区三间空房，包括传达室（做售书门面用）和两间教室（一间为库房和住宿、做饭等生活用，另一间是读者阅览室，后来也是长沙“俄罗斯研究会”和湖南建党活动的讨论室）。书店起名“文化书社”，租赁手续是8月20日由“湘雅”学校秘书赵运文经办的。

在缴纳租金之前，毛泽东于7月31日就写好了《文化书社缘起》的广告，刊登在湖南《大公报》上。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业，最初资本金500元，经营的书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是街头报童便可以做到的事，只有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一些办法，才能有些利润。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少年中国》《时事新报》等观点新颖的报刊，销路果然很好。销售的书籍主要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动政府与中国》《阶级斗争》《现代教育之趋势》《罗素政治理想》《杜威五大讲演》等等。为了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毛泽东找出版社直接挂钩，与上海泰东图书局、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等11家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用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他们出具信用介绍，使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或者拿到更便宜的书刊。

书店由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另聘陈子博为营业员并负责送报刊到订户家里，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后来股东扩大到17人，包括何叔衡等志同道合者，也有一些社会名流，如姜济寰（后来担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并代理江西省政府主席，参加南昌起义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就拿出300元入股。易礼容、陈子博长期居住书社，自己生火做饭。毛泽东虽有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教职，但经常来书店甚至住在这里，还将文化书社作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永久“通信地址”，以此保持与省内外和海外会员之间的沟通联络。

新民学会的会刊和通信集是由文化书社编辑承印的，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新民学会会友通信集》三册。关于以潮宗街56号做通信处的情况：1920年10月毛泽东对萧三说：“请告诸友，以后通信均书写长沙文化书社。”[1]569又如11月的《新民学会启事》也称：希望会员们向《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投稿，“稿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毛泽东君为荷。”[2]1921年9月他致杨钟健的信写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3]20另外，以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的文物为证：毛泽东写给早期党员彭璜的信，就使用了印有“文化书社（大字）长沙潮宗街（小字）”的信封。

文化书社开长沙新风，尤其受青年学生的欢迎。从1920年夏天起，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以文化书社为阵地，主要参加了下列活动——开办工人夜校，对长沙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增设长沙文化书社下属的平江、浏阳、宁乡、邵阳、武冈、衡阳、溆浦七处分社，扩大进步书刊的发行量。此外，还积极筹建湖南俄罗斯研究会、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介绍苏维埃俄国近况，并发动了长沙最初的工人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及群众反帝爱国运动。1921年12月中旬，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秘密会见，地点也在文化书社。据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回忆：“应该说，文化书社是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的革命精神的继续……当时参加发起的学会会员，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章甫、陶斯咏、方维夏、罗宗翰等不少人。在文化书社成立以前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如蔡和森、罗学瓒、蔡畅、李维汉、向警予、熊季光等也赞成文化书社的宗旨。可以说，新民学会的得力人物，就是文化书社的得力人物。”[4]文化书社存在了六年半，据《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页注释：“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长沙创办的进步书店，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

二、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和新民学会长沙新年会议

新民学会在法国的会员耳染目濡到国外新思潮，思想认识有了新飞跃。蔡和森于1920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是现世界唯一制胜的方法。”[5]50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此“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5]51蔡和森“猛看猛译”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不但最早提出要在国内“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且比较系统地阐述列宁的党建思想，这些主张早于党在上海发起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在长沙的毛泽东支持蔡和森提出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的主张，认为此“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不仅赞成在国内成立共产党的组织，更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回信：“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3]6

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行动起来，投入了建党的准备工作。自从《新湖南》周刊被军阀封杀以后，毛泽东仍然住在潮宗街56号（有时也住修业学校，直至1921年冬才搬到清水塘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新址）。毛泽东还在文化书社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和“俄罗斯研究会”。为什么要成立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过程中，对俄国革命给予了特殊关注，希冀“以俄为师”。1920年8月22日，他与姜济寰、贺民范、仇鳌、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彭璜、陈昌、包遵平、易寅村、郭开第等10多人在姜济寰公馆（府后街县衙门的小花园）召开了筹备会议。会议指定毛泽东、彭璜、包遵平为筹备员，当即在长沙《大公报》刊登启事，彭璜也在《大公报》发表了《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简章规定：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所开展的活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组织青年赴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

9月15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内召开了成立大会，推举姜济寰为总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易寅村为总务干事。会议决定派张丕宗赴北京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并与赴俄团体及俄国代表接洽；派郭开第开设俄文班，地址设在船山学社（又称曾国藩祠），为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做准备。研究会还规定：会员们每逢星期日下午都要定期自愿地聚集在文化书社阅览室，以书社贩卖的进步书刊为学习资料，开展时事研讨和学习心得交流。据会员回忆，他们学习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并撰写文章介绍俄国情况。研究会宣传了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对湖南建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待湖南建党任务完成以后，研究会于1921年停止了活动。

俄罗斯研究会的成员，主要以新民学会会员和第一师范学人为基础。随着蔡和森等一批会员赴法国，毛泽东需要在长沙吸收新的革命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要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的初衷。萧劲光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是俄罗斯研究会的书记干事，我们是通过在船山中学学习的伍岳找到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关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的……我们在俄罗斯研究会听了几次课，初步知道了俄国革命是建立工农当家作主、没有压迫剥削的社会。要想（在中国）实现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革命。”[6]112不久，第一批湖南学子任弼时、任作民、萧劲光等6人办理了去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手续，接着彭述之、张学琅于10月初，刘少奇等7人在10月底赴上海学习，然后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上海外国语学社最多的时候约50个学员，湖南占22人。

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定期举行座谈，1920年7月5日至10日，15名会员（还有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共20多人），在距离巴黎以南100公里的水城蒙达尔纪（Mon-targis）一所公学一连讨论了5天，一致通过了蔡和森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新方针，以替代以前“革新学术，砥厉品行”的旧宗旨。对学会新的方针，远在长沙的毛泽东等国内会员均表示接受。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还致信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罗章龙。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集合、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7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1920年下半年的来往信件中，多次讨论过湖南建党的问题。这些信件收集在新民学会的3本会员通讯录中，由会员钟国陶完整保存下来，解放以后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记叙：1921年元旦头三天，大雪满城，景象簇新。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每天与会者18至21人不等）顶风踏雪，去文化书社召开新年会议。据与会者回忆，他们每日上午9时准时赴约，走进“湘雅”老校区，没有在传达室“文化书社”的门店停留，直接穿过方砖铺就的空坪，进入北面阅览室兼讨论室，推开挂有“文化书社”牌子的木房小门，在厅堂围着一张长方桌讨论。会议由毛泽东发出邀请函，何叔衡担任了本次年会的主席。议题主要讨论法国会员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新宗旨，也涉及湖南建党、建团等问题。

第一天（1月1日）的会议，毛泽东报告了开会理由及学会近况，并将蔡和森、萧子升等旅法会友此前讨论的结果告诉大家。鉴于蔡和森、萧子升两派意见分歧，何叔衡要求大家重点讨论三个问题：新民学会以什么做共同目标？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应该如何着手？因为这三个问题具有连带关系，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关于以什么做共同目标？讨论了一上午未得出结论，延至第二天“以起立方式”表决。主张“改造中国及世界”而起立者有毛泽东、易礼容、周世钊、陶毅、任培道、钟国陶等10人；以“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而起立者有何叔衡、熊瑾玎、刘继庄等5人；主张用“促社会进化”为目的而起立者有李承德、周世钊2人，周世钊并声明“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者都赞成”。此外，邹蕴真、张超2人声明不作表决。

第二天（1月2日），在“讨论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的问题之前，毛泽东列举了数种方法：1.社会改良主义；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4.温和共产主义（罗素主义）；5.无政府主义。何叔衡发言，称自己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说：“……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陶毅称：“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一起吃过午饭（每人交币2角），下午2点进行表决。当日与会会员18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而起立者12人，占比达三分之二。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陈子博、陈昌、陈书农、陶毅（女）、易阅灰、贺延祜（女）、张超、钟国陶。另外三分之一（6人）：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为任培道、邹蕴真；赞成温和方法为李承德；而周世钊、熊瑾玎、刘继庄“未决定”不做表决。

第三天（1月3日），讨论“方法进行应该如何着手？”仍各抒己见。何叔衡说：“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系。”彭璜、熊瑾玎等人提出：“有组党之必要”，毛泽东赞成这种看法并补充：“我们必须做的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讨论得最多的是：在“组党”之前应“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寻找“一个真同志，抵得若干泛人”；还议论办好文化书社，于宣传方面“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1]27-28

新民学会公开讨论政治问题，这在学会前期是不曾具有的。在新年会议上，多数会员赞成布尔什维主义，主张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以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其中，“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因为“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1]17-18。此后，新民学会在1921年1月16日和2月20日还召开过第二次和第三次常会，后来就停止活动了。这是因为毛泽东等人热心于更加进步的团体——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思想信仰的分化导致组织上的分裂，日益加深了会员之间的政治分野。纵观新民学会的所有会员没有出现“坏人”，这是与其他团体相区别的。分道扬镳者后来主要从事教育、科学或文化工作，而且成就显著。而多数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主张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来“改造中国与世界”，成为第一师范一代学人的初心和理想。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对这次年会写下评语：“新民学会经过三年的发展，至1921年长沙新年大会时，已起了某种质的飞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特别是在湖南建党方面，做了思想和组织的两方面的最好准备。”[7]

三、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毛泽东在长沙从事建党活动，其实早有筹划。资料显示，早在1920年11月，毛泽东收到陈独秀的信，接受了在湖南筹建党组织的委托。上海方面还把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上海机器工会（由毛泽东在一师第8班同学李中主持）以及《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等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可是，陈独秀因乘坐海轮赴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途经长沙。已在上海入党的李中住在渔阳里2号替陈独秀看家，与毛泽东经常保持联系，“将上海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的情况告诉毛泽东，还寄来上海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8]由此，毛泽东写信告诉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党的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补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3]15至于湖南是否建党？毛泽东对这位推心置腹的朋友没有提及——估计此时尚未建立。

毛泽东从事湖南建团的工作比建党要早：1920年8月底，陈独秀从上海发出信件，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寄给毛泽东，要求根据团章尽快发展团组织，毛泽东立即在新民学会成员、文化书社读者以及第一师范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中寻觅“真同志”。据当时在第一师范读书且接受了建团任务的学生张文亮所写日记（1920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反复叮嘱他：找政治上可靠的“真同志”，步骤“只宜从缓，不可急进”。1921年1月13日，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开始只有团员16人，由毛泽东担任支部书记。湖南建团虽然在1921年1月13日，实际上1920年10月就开始筹划。经毛泽东个别发展，何叔衡首先入团，接着陆续发展了彭璜、陈子博、彭平之、刘少奇、唐鉴、郭亮、夏曦、柳直荀、肖述凡、张文亮等先进青年。毛泽东最早发展的这些团员，许多人经过五四运动考验，是新民学会会员以及进步学生、青年工人。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39名团员。

毛泽东在建团的过程中根据青年的特点，倡议举办星期同乐会，或者组织团员和进步青年到湘江游泳，或者带领他们到天心阁、开福寺、碧浪湖、望湘亭等名胜古迹游览，还在都正街办了一个青年图书馆。通过这些活动，使大家既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也交流了对政治时事问题的看法。湖南建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从工人中发展团员。1920年到1921年，长沙有一些青年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例如，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和庞人铨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帮助，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入团以后更加积极地从事工人运动，不幸于1922年1月17日被军阀杀害。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文称赞他们是“好团员”，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

湖南建团有准确的日期，而何时建党至今模糊不清。1974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委第九招待所（专门接待中央领导人的宾馆）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建立党组织。”既然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1年1月13日成立的，那么湖南建党应该在1921年上半年。也就是说，湖南建党应该是1月13日以后至6月29日毛泽东、何叔衡动身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之前。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代理书记李达的邀请信寄到了长沙文化书社，随同寄路费200元（两个代表，每人100银元），邀请湖南的共产主义者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29日傍晚，毛泽东、何叔衡从文化书社整理行装出门，在潮宗街通向小西门的湘江轮渡码头下船，趁暮色登上了开往武汉的小火轮。没有让人送行，知情者谢觉哉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们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谢觉哉还在日记中写道：“6月29日，阴。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即毛泽东——注），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9]这五个圈隐掉了“共产主义者”五个字，因为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是秘密之行。非常凑巧的是，在从长沙至武汉的船上，毛泽东、何叔衡正好与萧子升同舱。作为朋友，他们沿途聊了很多话题，有时争议到深夜。

湖南的党组织秘而不宣，可能当时只有两名党员（连密友蔡和森、萧子升也不知道湖南已经建党，甚至“湖南的第三名党员”易礼容一口咬定湖南在中共一大以前没有建党）。对于湖南的早期党组织，国内权威的党史机构和大部分学者是肯定的。当事人李达的回忆前后不一，因此被人各执一端。据王炯华著的《李达评传》记叙：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讲课，说毛泽东接到邀请信以后，便与何叔衡到了上海。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回答：“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的会吧，会后回湖南再组织C.P.。”[10]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李达只知道湖南有社会主义青年团，而认定毛泽东、何叔衡是参加中共一大才转为党员的。湖南的党组织，则是毛泽东、何叔衡回长沙以后成立的。可是，李达的其他回忆，还是承认在中共一大以前湖南有党的早期组织，只是没有给出具体成立时间而已。毛泽东1956年出席中共八大亲笔写自己1920年入党，毕竟这是回忆，不是史料。现存唯一能够反映湖南建党的史料是《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说明1921年新年会议尚在讨论建党，可能不久之后即1921年上半年毛泽东、何叔衡两人已在秘密筹划。不管怎样，只要他们应邀参加了中共一大，就是事实上的中共早期党员。

毛泽东、何叔衡提前到了上海，而各地代表尚未到齐，于是他们邀请因事逗留上海的萧子升一道去南京、苏州游览了一周，会见了在东南大学读书的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陶毅等人，又在第一师范毕业的同学李中的陪同下，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工厂。中共一大于7月23日在上海开幕，会议开到30日晚上被法租界的侦探干扰，不得不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直至闭幕。从博文女校到南湖红船，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早期组织的状态，宣告了一个新型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正式诞生。这里需要补充毛泽东散会以后的行程——萧子升当时准备取道上海去法国，他应邀与毛泽东同乘火车抵达嘉兴，同住一个旅社的同一个房间。毛泽东会后没有随代表们返回上海，而与萧子升一起游杭州西湖。在旅馆里，毛泽东用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子升说：“代表们大多都不错……其中一些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还能读日文或英文。”毛泽东还预见：“我们决定必须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战斗到底！”[11]他们在杭州住了一夜返回上海，毛泽东不久回长沙，担任了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支部的书记。

四、湖南早期党组织及其党员的考证和湖南省支部的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支部正式建立以前，作为早期党组织——湖南何时何地建党，至今还是一个“谜”。我们经过考证，基本认定1921年元旦之后在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成立。从各省保存的五四时期史料看，以湖南最丰富。但是，至今未发现任何有关湖南在一大以前建党的史料。张太雷1921年6月10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列出：“截止今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这七个地方是上海、北京、汉口、广州、天津、南京、香港，没有把长沙和济南包括在内。可是，现有的党史书籍都称湖南在1920年下半年就已建党。例如，有学者列举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我同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1]131请注意文中的“于两年内”建党，说明建党还是计划中的事。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163可见，湖南知道上海建党了，但湖南自身是否有组织，毛泽东对这位推心置腹的朋友无一字相告。至于毛泽东信中所写“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从全文理解是说将来如果我们建立共产党，必须以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不指此时已经有党。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召开年会，还在讨论要不要建党，而且会员意见尚不一致。这次会议的结果，湖南的“第三名党员”易礼容说得最清楚：“开会时还没有党，就只有新民学会。”

毛泽东在上海时，曾与陈独秀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和组织“湖南改造同盟”的计划。1920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也确实接到过陈独秀委托建党、建团的信以及党纲草案、青年团章程等材料。其时，毛泽东一直忙于湖南自治运动，而把其他事情搁置下来。筹备湖南建党的事，直到1921年新民学会长沙新年大会才提上议事日程。至于湖南何时建党，目前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1920年下半年（大概11月至12月），二是1921年上半年（没有具体日期），三是1921年下半年（具体日期为10月10日）。

持第一种说法，以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为代表（经逐级上报，被中央采纳，已载入各种教科书）。他们根据毛泽东的回忆：“那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看全文，毛泽东讲的“那年”是1921年。考察毛泽东1920年11月至12月的活动可知：他从10月起就忙于中外名人学术演讲会，听名人讲演，并担任记录员。11月上中旬又忙于文化书社事务，起草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和《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11月下旬又用一周时间，在醴陵、萍乡考察教育，途中连续给国外会友蔡和森、向警予、欧阳泽、罗学瓒等写信。之后，毛泽东1921年2月上旬回韶山过春节，到14日回长沙。下旬与自北京归来的萧子升朝夕论辩“主义问题”；3月14日筹备长沙的中韩互助社，之后忙于“湖南自治”及制宪运动。从现存张文亮日记等原始材料可知，此期毛泽东对建团问题时有提及，却未见有关建党的记载。

持第二种说法为一家之言，以中南大学教授曾长秋为代表[12]，主要依据史料是《新民学会通讯集》。1921年元旦期间，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召开新年大会，围绕“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与会者表决，18人中有12人赞成蔡和森的建议——以布尔什维主义为达到目的的方法。其中，彭璜、易阅灰正式提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陈启民、陈子博正式提出组织共产党。大会执行主席何叔衡归纳多数人的意见，立即“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起立的方式表决”获得通过。很显然，新年大会主要讨论蒙达尼会议精神，并且决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毛泽东在1月21日复蔡和森信，只答以“党一层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一句，未涉及湖南建党情况。有关湖南建党的直接史料，尽管多年来各方苦苦寻觅，至今仍未找到。目前，湖南建党的时间和地址，除了曾长秋所持“1921年元旦之后”在“潮宗街56号”一说之外，已查不到其他证据。

持第三种说法的人，主要是湖南建党的当事人易礼容和萧三，但党史学界碍于因此会否定毛泽东早期党员的身份，基本上不予采纳。易礼容说：“毛参加了一大后，大约（1921年）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不久到潮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共产党。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我们三个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1]281-283从已有文字材料看，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即1921年10月10日。例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引用了毛泽东的口述：“那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我是委员之一。”毛泽东说的“那年10月”是1921年10月，与萧三在《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一书的记载相同：“就在三十节（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13]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即1921年10月10日。

“三十节”成立的“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有别于湖南早期组织，因此“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讲的是另外的话题。当时，按照中共一大的要求和斗争形势的需要，毛泽东由上海返回长沙着手成立了湖南省党支部。具体说，那年10月10日，在长沙小吴门外晚清新军练兵的地方——协操坪（地点在今湖南体育局对面，新军的“协”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小丛林里，毛泽东、何叔衡主持建立了“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萧三说：“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讨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旁边，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共产党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的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易礼容是“三十节”湖南支部成立的亲历者，他回忆在清水塘后面协操坪旁的坟坪里，我们正式成立了支部，由毛主席任书记，何叔衡也是支部负责人之一。

中共湖南省支部成立以后，1921年冬从陶姓商人那里租下了清水塘22号一栋房屋，作为秘密办公和联络地点，同时用作支部书记毛泽东一家住宿。清水塘在城郊小吴门外，当年一片荒凉，环境很幽静，便于做隐蔽机关。1922年5月1日，中共湘区委员会正式成立，继续由毛泽东担任书记。毛泽东一家仍然住此，他与杨开慧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清水塘出生。毛泽东的岳母也住在这里，帮他们看管小孩。毛泽东还多次约请黄爱、庞人铨来清水塘恳谈，与他们商议改组湖南劳工会等事宜。

白驹过隙，时间一晃过去了半个世纪。1974年秋在中共湖南省委的第九招待所，毛泽东回顾湖南建党、建团的历史时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建立党组织，1921年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湖南建团是1921年1月13日，至于何时建立党组织，毛泽东没有说，应该在“1921年1月13日”以后到上海开会以前。湖南最早的党员有多少人？开始可能只有两人，到湖南省支部成立时，按毛泽东的说法有6人。这6名党员究竟是谁呢？毛泽东和何叔衡毋庸置疑，此外人们提到的彭璜、陈子博、彭平之、贺民范、夏曦、郭亮等，他们不可能比“湖南的第三名党员”易礼容更早。易礼容说自己是1921年8月入党的，那么其他人即在8月至10月10日之间。易礼容、萧三咬定“湖南建党在三十节”，说明他们个人在中共一大以前没有参加过湖南的建党活动，不知道中共一大之前湖南已经有个别人入党——毛泽东和何叔衡。

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最初“在党的纲领上签字的，有六个人”。这六个人——毛泽东（湘潭人）、何叔衡（宁乡人）代表湖南早期党组织参加了中共一大，他们的身份比较确定。夏曦（桃江人）、郭亮（望城人）入团较早，入党稍晚。其他人如易礼容（湘乡人）、彭璜（湘乡人）、陈子博（湘乡人）争议也不大，6人剩下一位，究竟是彭平之（双峰人）还是贺民范（邵东人），则有待考证。贺民范当过岳阳县知事和湖南省临时议会秘书长，此时已55岁，比“何胡子”还大10岁。在上海开会时，张国焘说何叔衡年龄大，要中止其代表资格，加上有些与会代表反对“官僚入党”，这些情况毛泽东应该记忆犹新，可将贺民范排除在6人之外。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还提到一名叫“萧铮”的人，而湖南的党史工作者查了几十年都没有查到此人，估计是埃德加·斯诺听不懂毛泽东的湘潭口音，记录了“萧子升”（新民学会总干事）的译音。萧子升（湘乡人）是否属于湖南创党人，只有他自己的回忆录《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有印记，说中共一大期间他与毛泽东、何叔衡同船离开长沙到上海。待何叔衡单独返湘以后，他又与毛泽东去嘉兴，而且住在同一个旅馆内。萧子升还说，由于不认同共产党的观点，表示自己不参加。因此，“三十节”成立湖南省支部时，支部的第一批6名党员是：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子博、彭平之。

五、第一师范学人的革命信仰和对湖南建党的历史贡献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普遍对新思想——社会主义怀有极大兴趣。不过，这时的社会主义流派繁多，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饶有兴味地参观了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试办的工读互助团，考察了他们的新生活。回到长沙以后，他在岳麓山下试验“新村主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消除劳心劳力两个阶级的区别。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文化、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14]125

俄国十月革命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毛泽东等一师学人开始确立新信仰。由于发动“驱张运动”，毛泽东1920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对布尔什维主义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据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到平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在毛泽东工作的书案上看到，左边是油印机和通信社稿件，右边是一大堆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其中有《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常去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找邓中夏、罗章龙，商量“驱张”和湖南“自治”的事宜，还请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情况。1936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说，此时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其中有三本铭记在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他还说：“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4]131

学术界有人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920年8月，柯卡普著、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出版于1920年10月，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出版于1921年1月。这样，毛泽东的回忆便出现了“提前”的问题——与1920年入党一样。以上三本书对青年毛泽东确实产生过很大影响，而读“三本书”的时间可能因记忆略有“提前”，却不会改变毛泽东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事实。毛泽东多次会晤陈独秀与之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的计划：“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当然，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说一经转变就成了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如此，青年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也不例外。

新民学会许多会员的世界观朝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向转变，促进了湖南建党。根据长沙新民学会纪念馆的史料，会员前后有78人，其中女会员20人（男会员主要来自第一师范，女会员主要来自周南女校）。而这78名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有37人，其中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共一大代表，一大之前在上海入党的还有李达、李中、李启汉等人；为中国革命牺牲者有14人，包括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罗学瓒、郭亮、陈昌、夏曦、方维夏、李启汉、张昆弟、彭平之、傅昌钰、彭道良、谢南岭等人。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它的主要成员组织了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也响应和参加了五四运动、创办了《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开展了驱张（敬尧）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通过创办文化书社和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完成了湖南建党和建团的历史重任——一师学人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最大成果，就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新民学会中的一师学子是湖南建党的中坚，他们不仅在实践上完成了湖南建党伟业，而且在理论上颇有建树。其中，理论上最大成果是提出了“正式成立一个与俄一致的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以上这些话见之于蔡和森、毛泽东之间的通信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建党文献。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归来，在长沙组建的湖南省支部，第一批党员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子博（另一人待考证，或是彭平之或是贺民范）。新民学会的法国会员如蔡和森、罗学瓒、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张昆弟等，则在归国以后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已达1600人（以四川、湖南两省的青年最多）。在346名湖南籍学生中，后来51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女生约60名，湖南约占40名。还有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等“老学生”，成为中国勤工俭学史上的佳话。参加占领里昂大学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的104名学生，属于湖南籍的44人，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了共产党员。可见，在风起云涌的五四时期，新民学会以一师学人为主体，从中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走出了一批建党建军建国的栋梁之才，这是湖南人应引为自豪之处。

湖南建党与新民学会密不可分，其成员主要来自第一师范。在新民学会的78个会员中，属于第一师范学人有47名（其中学生41人、教师6人）。他们分别是：毛泽东（湘潭人）、蔡和森（双峰人）、何叔衡（宁乡人）、李维汉（长沙人）、罗学瓒（湘潭人）、陈昌（浏阳人）、郭亮（望城人）、夏曦（桃江人）、张昆弟（桃江人）、周世钊（宁乡人）、熊瑾玎（长沙人）、张国基（益阳人）、李中（双峰人）、萧子升（湘乡人）、萧子暲（湘乡人）、贺果（邵东人）、萧青野（湘乡人）、罗宗翰（安化人）、刘明俨（安化人）、陈书农（长沙人）、陈绍休（浏阳人）、彭道良（浏阳人）、邹彝鼎（湘阴人）、邹蕴真（汉寿人）、周名弟（湘潭人）、叶兆桢（益阳人）、傅昌钰（浏阳人）、欧阳泽（益阳人）、谢南岭（宁乡人）、夏石泉（武冈人）、曾以鲁（武冈人）、熊光楚（湘乡人）、蒋竹如（湘潭人）、张怀（长沙人）、刘修秩（湘潭人）、萧道五（湘潭人）、张超（湘乡人）、钟秀（湘阴人）、喻恒（平江人）、姜慧宇（宁乡人）、易阅灰（长沙人）。此外，谢觉哉（宁乡人）、方维夏（平江人）、匡互生（邵阳人）、钟国陶（浏阳人）、李云杭（湘阴人）、熊梦非（湘阴人）在五四时期皆为第一师范或一师附小的教员。属于第一师范但没有加入新民学会的著名党员有：李达、徐特立等。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是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它又是五四时期中国的一个进步学生团体，并从学术团体逐步演进为革命团体，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老一辈革命家或著名革命先烈。正如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中写道：“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15]李维汉的这个评价，是很客观和公允的。近代湖南人才突然“发力”，以一个星光闪耀的庞大群体迅速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第一师范进行的教育功不可没。作为湖南这块热土上的人才培育基地，第一师范的前身是被誉为湖湘文脉渊源的城南书院。当年，国家落后挨打、民不聊生、民智蒙昧的状况，迫切需要来一场“大变革”，以求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然而，国内却没有与变革要求相适应的经世之才，于是需要兴学育才。湖南第一师范秉承其固有文化底蕴，切入时代大势，成为了湖南兴学育才的中坚。一师早期的学生大多来自湖南农村，是知识分子、农民和小商人的子弟（当时不招女生，现在女生多于男生）。他们自小受湖湘文化熏陶，对中国的落后状况、社会矛盾有切身体验，怀着强烈的变革社会愿望，他们脱颖而出。人们常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生于湖南湘潭的韶山冲，长于湖南第一师范，实际上是“韶山出了个毛泽东”或“一师出了个毛泽东”。1950年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盛赞了第一师范的教育：“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一师是湖南近现代革命的摇篮，是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包括第一师范在内的英雄城市长沙以及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湖南，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在这块热土上，杰出人物灿若星辰。他们从一师、从长沙、从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其声名远播重洋，蜚声海外。“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成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继续奋斗正当其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我们党领导的千秋伟业，我们仍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进力量，把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