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璞

何叔衡牺牲后3年，一直在寻找他下落的好友谢觉哉，突然从毛泽东口里听到了他的死讯。谢觉哉呆住了，他想起年轻时与何叔衡的戏言：后死者要为先死者做传。那时，谢觉哉只有二十五六岁，当即吟出四句挽联赠与长他八岁的何叔衡。何叔衡听罢哈哈大笑，说：“很好。”

那副被何叔衡赞为“很好”却无处可寄的挽联是四句成语：“即痛逝者，行自念也。名之所至，谤亦随之。”

何叔衡年轻时名满乡里，中年名满湖南，老年名满党内，而反对他的声音也如影随形。

谢觉哉说，挽联的后面两句正是何叔衡一生的写照。

“穷秀才”造反

1902年，何叔衡考上秀才，县里给他下了掌管钱财的委任令，但他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拒不到任。在父亲的骂声中，何叔衡回乡种地教书，并与其他三位志同道合的秀才结为拜把子兄弟，他们就是被合称为“宁乡四髯”的谢觉哉、姜梦周和王凌波。这几位秀才都不愿为官，却关心政局，聚在一起时常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乡邻们称呼他们为“穷秀才”，许多人觉得他们没有能耐。

1906年，这几位文绉绉的“穷秀才”做出一件震惊乡里的事情。

这一年宁乡遭灾，在何家祠堂做工的贫农余老伯偷祠堂的半担积谷被捉住，何氏族长决定将他沉塘处死。何叔衡得知后，立刻让学生四处通知自己的把兄弟，几个人一起赶到何家祠堂，他们远远就开始高喊：“放人，快放人！”

一群长袍秀才的突然闯入，令在场众人目瞪口呆，大家眼睁睁看着何叔衡给余老伯解开绳索，竟没人阻拦。

何叔衡恭恭敬敬作了个揖，然后向何氏宗亲恳切陈述余家的难处，说得在场许多人红了眼圈，族长无奈，只好免了余老伯的罪。

除了在乡间推动民风革新，“宁乡四髯”也在他们工作的云山学堂积极推动学校的改革。辛亥革命后，在何叔衡等人的倡导下，学堂组织了学生会，进步师生一起反对尊孔读经，提倡写应用文，开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何叔衡还带着学生们上劳动课，植树种草绿化校园。

何叔衡的改革很快遭到新来校长的反对，他当着学生的面斥责何叔衡“公然造反”，何叔衡怒而辞职，决定赴长沙求学。他夹着包裹雨伞，在妻子的目送下走出了山村，走向了一片全新的世界。

计驱张敬尧

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成为学校里一名大龄学生。在第一师范，他认识了毛泽东，在校园的辩论活动中，这一对年龄相差17岁的朋友时常站在一起。

何叔衡毕业后，留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毛泽东和蔡和森筹办新民学会时，何叔衡积极支持。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新民学会的组织下，湖南也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当时湖南督军皖系军阀张敬尧武力镇压了学生运动，导致流血事件。

当年12月，军警再次打伤请愿学生和工人后，新民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何叔衡主持研究具体的“驱张”事宜。向皖系军阀吴佩孚请愿，是“驱张”的既定方针，何叔衡希望利用吴佩孚的势力打压张敬尧，但吴佩孚并不表态。何叔衡于是拜访了当地著名乡绅——夏明翰的爷爷夏时济，希望他推动吴佩孚做决定。这一举动让夏明翰大发雷霆。

“你为何与夏时济勾结？”夏明翰劈头就问。

何叔衡得知夏明翰对夏时济颇为不满后，笑着问：“吴佩孚比起你爷爷如何？”

“比起吴佩孚，我爷爷当然还好。”

何叔衡说：“既然如此，吴佩孚我们还要争取，利用他的力量‘驱张，更不要说你爷爷了。”

三言两语就让夏明翰消了火。在他们的努力下，夏时济与湖南衡阳15位知名人士联名向北京政府通电，声援“驱张”。何叔衡随后赴湖南郴州，请湘军首领谭延闿策动吴佩孚武力“驱张”。

谭与北洋军阀本有仇隙，吴佩孚与张敬尧也有不和，在何叔衡的联系和推动下，谭与吴很快达成协议，两人同时出兵，将张敬尧赶出了长沙。从此湖南开始了“湘人治湘”。

反对教条主义

谭延闿统治湖南初期，任用了一批开明人士，何叔衡也被安排去办报，但很快就因为提倡“自治”“民权”而被撤职。

1920年冬，湖南成立党小组，何叔衡是最初的6个发起人之一，并于第二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职业的革命家，但他对妻子袁少娥和儿女非常牵挂。每次回家，他都要帮着干活，尽量让妻子歇一歇。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何叔衡逃离湖南，赴苏联读书，每次给兒子写信，最后总要写两句话给妻子，让儿子念给不识字的妻子听。他还要求儿子在回信时把妻子想说的话一并写上，而且尽量记录她的原话。

袁少娥很珍惜那些信，晚年时偶尔还会让儿子何新九拿出来读。何叔衡那些灼热的话语，何新九读来有些别扭，袁少娥却每次都听得落泪。

1931年11月，何叔衡奉命进入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那里他当选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何叔衡的古道热肠令他一到苏区就和教条主义发生了冲突。当时《土地法》刚刚颁布，里面有一条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何叔衡对这一条非常不理解：如果地主不分田，他们吃什么？如果叫他们给别人耕田，他们不是又成为别人的雇工了吗？革命不是要实现社会平等吗？

但何叔衡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

热血洒长汀

与土地政策一脉相承的是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这一左倾方针。作为判决的复审工作负责人，何叔衡发现送到他手中的死刑判决越来越多。

1932年10月，何叔衡收到了会昌县苏维埃送来的死刑判决。他仔细阅览了全部材料，发现所谓的犯罪，大多是偷鱼、偷牛的琐事，他立刻批示不能处死，改换主审人，重新审批。

判决书中充满了各种口号标语，说嫌疑人“藐视国法”。何叔衡不客气地批示道：“我们没有颁布什么‘国法，他到底藐视了何国的法？还请你们回答回答。”

何叔衡“慎杀”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潮主导的中央的严厉批评。外表守旧多礼的何叔衡，这次却拒绝接受这些批评且一一反驳。会议开了几天，何叔衡始终坚持他的观点：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义。

1933年底，何叔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转移时，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谢觉哉如此描述那次分别：“习惯了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我俩，虽然不知道会面何时，但却保持着严肃与沉默。”

苏区沦陷后，何叔衡虽然年近花甲，却每天拄着拐棍到各村去做动员工作。没过多久，他又被派到白区工作。

1935年2月24日，在向白区转移的过程中，何叔衡等人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堵。为了不连累同志，何叔衡在福建长汀跳崖牺牲，尸骨无人收殓，最终难以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