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对于1921年1月毛泽东的两次发言和一封信的研读

2014-04-21仝华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4年1期
关键词:蔡和森唯物史观毛泽东

仝华

摘 要:1921年1月,27岁的毛泽东对探索国家出路问题发表了重要见解。这特别体现在1月1日、2日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和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在此,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及应采取的方法,明确宣示: “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两次发言和一封信,所承载的思想重要而精辟,所反映的历史情境令人感慨与深思。

关键词:毛泽东; 蔡和森; 新民学会; 唯物史观; 哲学根据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1-0005-03

1921年元旦,古城长沙“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1]。也是在这新年初始之月,27岁的毛泽东对探索国家出路问题发表了重要见解。这特别体现在1月1日、2日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和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

一、毛泽东两次发言和一封信的历史背景

1913年春,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1914年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学习。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毛泽东成为《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18年4月14日,由毛泽东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会议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等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8月,为组织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京期间,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年5月,他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他第二次到北京。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介绍,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该会是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于1918年联合各方面的有志青年开始筹备组建,后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2]。1920年夏,在李大钊、陈独秀等酝酿建党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接触和联系。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产生很大影响。同年7月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问题。[3]

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拥有100多名会员,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社会团体。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此后,在毛泽东、何叔衡等的积极活动下,1920年初冬,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中诞生。是年8月13日、9月16日,远在法国巴黎南郊蒙达尼县城(距巴黎约100公里)的蔡和森,先后写信给毛泽东,对事关中国前途的几个“大要”问题(指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和组织共产党)谈了他的认识和主张。12月1日,毛泽东写长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其他在法会友,回答他们于7月上旬在蒙达尼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方法的意见。在此基础上,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何叔衡、彭璜、周士钊、熊瑾玎、陶毅、陈书农、易礼容等十余人,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会议主要讨论的前三个问题是: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需要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于1921年1月1日、2日发表了自己的重要见解;21日,他复信在法国的蔡和森,表示了对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长信的态度。

二、毛泽东两次发言和一封信的主要内容

1921年夏,毛泽东撰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详细记载了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长沙会友会会议的情况。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则更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重要观点。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进一步说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

对新民学会应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实际上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萧旭东、蔡林彬(即蔡和森)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中即已作说明。他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4]不过,对“改造世界”的提法,有的会友不同意,认为“改造世界太宽泛”,我们“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故提出以“改造东亚”为学会的方针。[5]在1月1日的发言中,毛泽东指出,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他强调:“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6]这已明显地反映了毛泽东看待中国问题的世界视野。

2.深入阐述“改造中国与世界”应采取的方法

这是毛泽东的两次发言和一封信中内容最多的部分。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就针对罗素来长沙讲学时所宣扬的改良主义及其在会友中的影响明确地指出:“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中国,“事实上做不到”。[7]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现在的世界,这些都落在资本家的手里。因为他们有“议会”制定的法律的保护,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有军队与警察保障资本家禁止无产者的要求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非夺取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8]

1921年1月2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讨论用何种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时,毛泽东首先列举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1)社会政策[6];(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

对上述方法,毛泽东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9]

从以往毛泽东对上述主张的认识积累来看,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他即对用“温和方法”和“无政府主义”“达共产目的”的主张,作出了分析。

第一,“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10]不可取。他指出,既然无产者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因而发生共产的要求,这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11]第二,无政府主义值得“怀疑”。他写道:“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12]

对上述认识,毛泽东在1921年1月1日、2日的发言和21日的信中,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性阐述,主要为以下三点:

其一,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13]其二,指出:至于方法,“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其原因在于:“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14]其三,指出:“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即“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5]这三点概括性的阐述,显示了毛泽东对这些重大问题认识的深化与提升,其内涵是深刻的。

3.明确宣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以何种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是蔡和森在1920年9月16日致毛泽东的信中首先探讨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ldeologic)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16]

对蔡和森的上述思想,毛泽东在1月21日的回信中首先给予反响。他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17]毛泽东还以“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8],来表达他与蔡和森在建立共产党这一 “大要”问题认识上的高度一致。

虽然毛泽东的这封信全文不足400字,但是,他与蔡和森在建党思想上的相互认同和赞赏、相互补充和辉映,由此可见一斑。

三、对毛泽东两次发言和一封信的两点思考

毛泽东的两次发言和一封信,字数虽不多,但其所承载的思想重要而精辟,所反映的历史情境令人感慨与深思。

1.它们反映了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后,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会员,对国家出路问题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取得的思想成果是扎实而丰厚的

1920年2月,毛泽东在致陶毅的信中提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19]毛泽东是新民学会会员留法勤工俭学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曾告诉会友,他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20]他还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21]但是,毛泽东自己选择留在国内。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22]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友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以比往常更加奋发努力的精神和更加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态度,不断学习、考察、探索与思考。在这一过程中,他与蔡和森等相互切磋、共同建树的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客观需要的新思想、新主张,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这一贡献,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是十分突出的。

2.他们为探索国家出路而结团体,并日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团体的模范作为,为一代中国先进分子的成长、成才铺垫了难得的平台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与冒着生命危险来这里进行实地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行了多次谈话。其中讲道:“我感觉自己需要几个亲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后来这个团体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23]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团体,就是新民学会。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罗璈阶(即罗章龙)的信中写道:“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4]同月30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第二集同时编定付印。毛泽东在为出版通信集而写的启事和“发刊的意思及条例”中说明,通信集之发刊,所以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他希望,“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25]。

正是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引导和率先垂范下,新民学会成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摇篮。从新民学会的自身建设看,无论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还是日常会务管理上,它都堪称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社团组织的典范。从该组织中脱颖而出的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4][5][7][8][10][11][12][13][24] 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6,146,17,148,149,150,1,97.

[2] 张允侯,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M].北京:三联书店,1979:225.

[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1-62.

[6]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

[9][14][17][18][19][25]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2,1,4,465,476,478,474,576.

[16]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3.

[23] 毛泽东自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0:28.

[责任编辑:张俊华]

猜你喜欢

蔡和森唯物史观毛泽东
“分配正义”概念的历史追溯与唯物主义重构
一封信发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先声
蔡和森:用生命践行立下的誓言
蔡和森:“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抗美援朝,毛泽东立国之战
1949,毛泽东点将
唯物史观下史料实证素养培养实践研究的思考
录毛泽东词一首(草书)
毛泽东青年思想的唯物史观底蕴
论阿来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