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燕丽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东莞 523000）

性别、身体与空间一直是女性主义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作为生命的根基和符号，身体不仅是物质的载体，还是隐喻空间，承载了丰富的内涵特征和指涉意义。身体叙事是文学创作和主题呈现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目前学界对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作家的创作背景和作品的主题阐释，在叙事策略的研究上也多是从口传叙事、幽灵叙事、食物叙事、创伤叙事等视角出发，而鲜有学者关注到女性身体这一隐性叙事策略。实际上，漫长的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女性身体沉默失语的历史。在许多华裔女作家的作品中，女性身体在承载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发挥着推动情节发展和构建叙事结构的媒介功能，其中比较突出的两部作品：一部是邝丽莎在2005年出版的《雪花秘扇》（后来被美国福克斯公司改编成同名电影），另一部是任璧莲于2000发表的《典型的美国佬》（此作获得了《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邝丽莎在《雪花秘扇》中透过大量的女性身体刻画的情节来表达主题思想，而任璧莲的《典型的美国佬》更是借由两位女主人公背离传统道德的身体越界激发出不同事件的碎片。女性身体的意象在她们的文本中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成为文化隐喻的象征符号和载体，使主题和意蕴的表达深度得以延展。但总览国内外的文论与批评，目前尚缺乏对女性身体在美国华裔文学叙事中的作用的深入探讨。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文本共性和审美价值，很有必要对华裔女作家的作品中的身体叙事进行整体观照。本文基于西方理论和精神分析法，从身体、空间、权力、话语等维度对上述两部代表性的小说中的身体描写进行文学审美分析，以揭示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的父权文明赋予女性身体的文化隐喻及女性的主体性存在的内涵，并尝试通过对身体隐喻的解码来探索女性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模式的构建，以重新审视性别伦理和女性的精神诉求等问题。

一、以身体为载体——窥探女性的生存状态

从符号学角度看，身体是一种符号文本，并不只是指向无意识的物质载体，而是与个体的生活和社会体验密切相关的符号文本，其背后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西方的传统叙事话语的理论来讲，文学作品的叙事对身体的书写，“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1]可以说，文本之身体是作者有意识的符号化的活动的产物，是作者用于表现作品主题、推动故事发展和阐释人物心理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叙事符号，具有一定的时代和权力的烙印。在福柯看来，“身体还是一种权利意志的体现，权力的归属决定了男女两性的身份地位，同时形成了身体表达的文化呈现。”[2]对读者而言, 理解文本就是设身处地理解人物的身体处境。在邝丽莎和任璧莲的笔下，女主人公的身体成了一个个意指符号，意指在父权制规训下女性的生存境况，尤其是各种“缺失”的真实体验：女性主体性的缺失、生存空间的缺失。

例如，邝丽莎在《雪花秘扇》用了整整一章，从女性的角度，以大量血腥和污秽的缠足细节的描写来向读者详尽介绍了中国封建旧社会女孩们为了拥有一双“三寸金莲”而缠足（又称裹脚）的整个过程，描述了女性身体在男权社会中的遭遇。

妈妈和婶婶为我们松开了裹脚布，剪了趾甲，剃去了老茧，刮掉了死皮，又在脚上涂抹了明矾和香料掩饰皮肉化脓所散发出的阵阵恶臭……那是我脚趾骨头断裂的声音……八个脚趾先后都断裂了……麻痹从脚趾蔓延至全身的剧痛[3]28-29。

这些让读者读起来感觉毛骨悚然的细致刻画绝非是无意义的符码，而是文本叙述者真实生活的切肤感受。在父权主导的旧社会，女性作为弱者和他者的身份和地位是事先设定的。女性的脚，“三寸金莲”在这里是具有性别化的，是一种雌性的隐喻符号，记载着柔弱、胆怯、顺从、卑屈的女性特质，是附属在男性身上的被传统束缚和压迫下的女性身体的一个基本表意符号。而在《典型的美国佬》中，任璧莲同样也有不少对女性的脚的情节描写，比如“母亲对特蕾莎的脚感到懊恼不已，看到特蕾莎的脚后，她更是感到毛骨悚然。还有这女孩的步态”[4]47。拉夫尔和海伦第一次见面，“他首先打量的是她的身体，纤小的脚……节制的步伐。她似乎本能的小心，不要占去太多的地方”[4]55。作者通过对这一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操控符号的书写揭示了女性的身体是被作为训诫的对象而存在的事实。在提倡“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旧社会的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会舞台之外，男权制为女性制定了一系列的符合所谓“女性气质”的行为规则，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压制和禁锢，“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形式和发出某些信号”[5]20，缠足正是这一任务、形式和信号的表征和实践手段。为了实现男性的意志，女性身体被迫习得“女性气质”，被物化、被他者化，在边缘化过程中丧失主体性，沦为男性财产权的客体。同时，为了使自己的控制欲得以满足，男性不惜对女性的身体加以残害，使其被降低到等同动物的状况。在《雪花秘扇》中，由于裹脚，引起了败血症，三妹的脚“脓液呈深绿色，血肉模糊并略显褐色”[3]31，最终痛苦中死去。两个女主人公雪花和百合从小便失去了身体的自我，被迫裹小脚，婚后还要循规蹈矩。雪花曾无奈地告诉百合：“我丈夫说了生个女孩还不如生条狗”[3]173。《典型的美国佬》中海伦说：“我想我的脚踝被栓到了我丈夫的脚踝上”[4]65。这些细节无一不表明：在女性社会主体意识缺失的状态下，她们无法摆脱强加在她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桎梏，只是任男性摆布的客体存在。她们的“身体在备受蹂躏中被宰制、改造、矫正和规范化，被一遍遍反复的训练”[5]20，进而产生焦虑、困惑和恐惧等消极体验。由此，女性主体性的缺失所造成的精神贫乏借助于身体的意象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两位女作家通过对遭受管制和两性摧残的女性身体的书写，力图剖析对于女性的生命本源的追问和反思。

除了以裹足的形式残害女性的身体之外，这两部作品充斥着权力对女性身体空间的宰制：对父权的意志的无条件服从，而作为生命存在体的个人欲望则被完全圈限在以“房子”、“家庭”等为指符的物理空间。身体成为父权对女性权力压制的主要空间。例如，在《雪花秘扇》中，女人一生都被禁锢在男性所营建的封闭空间内，没有独立的思想和地位。她们一边忍受巨大的身体痛楚，一边依照男性制定的模式生活，百合说：“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在阁楼上属于女人们的屋子里度过的……所知道的只是刺绣、编织、做菜、烧饭”[3]3、“在楼上的女人屋里，我们成天面对着四面墙壁，可是我们县里的男人就不必过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想去哪里，就能驾着小船出行”[3]76。而任璧莲笔下的海伦受过到的教育是“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溜冰场，一个有限的空间，四周都是墙”[4]84。纵观历来男性主导的社会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女性身体被占有制和限制的历史，如巴特克所言：“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6]。男性可以自由地谋划和行为，女性的身体则变成男人慰藉的符号象征，她们的身体附属于婚姻、附属于家庭，唯独不属于她们自己。女性的身体逐渐被抽空而成为一个缺失主体意志的客体化器官，拓展开来可视其隐喻了身心所受的家庭和社会空间的拘囿和隔离，正好呼应了福柯所说的，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只有通过将规训对象的空间隔离和封闭起来才能得以操作实施并最终完成。两位女作家将中国旧社会的空间架构与女性的身体相融合，通过身体叙事的方式将女性因长期被束缚和压抑造成的缺失体验具象化，由此建构的文本创作拓展了阅读空间，使读者可以透过身体的表征质疑其背后隐含的父权文化及身体与空间之间所充斥的权力运作关系，从而使作品的主题与文学价值得以深化。

二、以身体为镜像——揭示女性内化父权制的范式

福柯认为，身体是一种社会建构。女性在社会关系中常常被想像为一个特殊的族群，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父权制中处于共同的权力结构位置，经历相似的创伤性的身体经验。社会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女性在审视自己的身体处境时，常陷入一种伦理困境和身体的悖论：欲望投射下的自我身份与现实中的身份造成的伦理冲突呈现的矛盾关系。换言之，女性内心渴望书写自我的身份和价值，然而她们的形象却是借助于他者——男权文化所建构的，女性自我的主体性也是外部符号体系中一体化和形成的语言自我的集合体，这实际上是女性自我形象的偏离和异化的过程[7]68。在此过程中，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男性的目光内化，将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内化成自己的价值标准，如同拉康在“镜像理论”中提到的“自我是一种想像性投射；自我是在主体与自己的身体之间所建立的想像性关系之上形成的”[7]67。邝丽莎和任璧莲在文本中模仿了这一机制，充分利用了身体这一特点，在小说中赋予女性身体另一重要作用：审视儒家伦理对女性身体的训诫及揭示女性内化父权制的范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观照女性的精神诉求。

邝丽莎笔下的百合在意识层面上恪守儒家伦理，惟夫命是从，在好姐妹雪花面临多次流产、女儿夭折、身体遭到摧残后，百合没有选择安慰（尽管并不能起多少作用），而是劝其“忍着点，不要抱怨……顺从，顺从，再顺从”[3]199、“努力让自己赶快再怀孕，越快越好”[3]178。她总是不断地告诉雪花“她唯一的价值就是不断地生儿子”[3]244。沉默的雪花最终在丈夫的残暴和百合的不谅解下，身体日渐枯萎而郁郁而终。在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里，传宗接代是人生的重中之重，“男性性器官被视为唯一有价值的性器官，而女性的性器官只是一个负责传达和保存男性性生活信息的信封和容器[8]，因此，剥夺那些不受欢迎的女婴的生命，不惜以残害女性的身体来恪守固有的伦理观念并不是什么太大的罪孽。显然，这种儒家观念无形中给百合提供了一种建立自我的想像性认同，她无意识中把男人的范式作为参照物和价值尺度，自觉地用男人的法则来衡量雪花的身体价值，把童年时有着“野马精神”的雪花慢慢消解成一个自我意识日渐消亡的父权制遵从者。如果说雪花的悲剧是封建伦理体系造成的，那么百合就是整个悲剧的旁观者甚至是施害者。

在身体审美上，百合或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男性的审美霸权，为了得到丈夫的垂青，她忍受裹小脚的疼痛，为了生儿子，她“不遗余力地在床头努力着”[3]147，认为“一个妻子要是生不了儿子就会被别人取代”[3]181。在这样的身体观下，她渴望成为男性的“被凝视者”，认为女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能否满足繁衍后代的生理功能、能否取悦于男性的身材容貌以及裹得是否美的小脚等身体附加值而不是精神意义上具有独立思想人格的个体存在。《典型的美国佬》中的海伦也有类似的体验，她承揽了所有的家务、尝遍了养育孩子的艰辛,“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不仅让她的丈夫理所当然地占有，而且海伦本人也从无怨言，极力地满足丈夫对她的身心掠夺。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男权对女性身体贬低的表象，更深刻的是发现在遭受男权强势话语的长期浸染下两性之间复杂、隐蔽的权力关系。作为受害者的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沦为男性的欲望工具的事实非但不感到愤怒，反而有意识地接受父权所规定的对身体的认知的准则，自觉地放弃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她们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了父权文化意识形态使之自动地施加于自身，并通过建立自我审视机制来规训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将自我客体化、对象化[9]，从而使身体呈现出“非我”的异化形态，最终导致她们沦为逻各斯男性中心话语秩序的共谋者和捍卫者。也正因如此，这个文本背后所隐含的等级秩序的阴霾对女性的身体束缚和精神侵蚀及其所暴露出的父权社会的运作机制才愈发令人深思。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从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出，不管是百合、海伦还是其他女性，她们的顺从和容忍不见得是发自内心，也许只是为了适应男权社会的一种生存策略。在“完整的男性”的观点之下，男性霸权俨然已成为女性身体的无形枷锁，女性即使洞悉了其实质，仍不得不自觉臣服于男权为主宰的权力意志。她们对主体地位的放弃一方面确实显示出“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观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女性自身存在的某些弱点。在这多重复杂的关系中，两位女作家透过女性身体这面镜子，呈现女性自我主体性认同的渴望与迷失的矛盾状态，由此给读者提供了重新审视历史和性别伦理的新视角，同时也给文本提供了独特的叙事机制，女性身份正是通过这样的凝缩机制被建构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想像的共同体”[10]。

三、以身体为武器——构建女性的话语模式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一直被视作“第二性”，她们的身体因长期遭受压抑和禁锢而缺失话语表述的权利和空间，因为在“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11]。父权社会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形塑和“贞洁”的性道德抑制策略来减少和消解女性对男性话语主导权的威胁。正因如此，女性的身体既是女性受压迫的焦点，又是认识自我、确认自我的出发点，同时还是女性用来抵抗男权文化、建构主体意识和掌握权力话语的关键载体[12]。在这两部小说中，女性的身体叙事还具有另一层意义，两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撕裂了遮蔽在女性身体之上神秘面纱，透过身体的越界对驯顺的灵魂的颠覆书写，挑战传统的“贞洁”性道德观，呈现真实状态的女性身体欲望，表达了女性渴望追寻自我的精神诉求。她们以身体书写为武器建构反抗的阵地，建构言说自我的话语模式。这恰恰践行了埃莱娜·西苏提出“女性写作”（又称阴性写作）的策略，“以女性身体为据点，使文本脉络紧叩身体律动，发展出铭刻女性特质的‘身体语言’。”[13]

在《雪花秘扇》中，邝丽莎大胆地注入了身体和欲望元素，直面女性的性体验，揭示女性对于自我身体的探索、好奇到自我意识觉醒的历程。小说中有一段百合从阁楼上偷窥雪花和她丈夫的床弟之事的细致描写，这一刻画诠释了鲜见的“女性窥视”。弗洛伊德认为“窥视癖”的欲望源自“本我”，来源于自我的压抑，是每个人都有的心理本能的流露。偷窥满足人类内在潜意识的需求，人们通过它释放被压抑的自我[14]。在偷窥过程中，偷窥者往往感觉自己占了主导地位，所以当偷窥者从男性变成了女性，也就意味着女性变为欲望的主体，传统的性别、权力和话语关系在此全部被颠覆。并且，偷窥完后百合还做出了抚摸自己身体的情欲反应，这一情节极大地放大了女性的原始身体欲望，在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表面上的“情色画面”，而是被唤醒的女性主体意识。如果百合以前只处于一个客体的位置，并被动接受服从男性控制的欲望，那么从她发现自己的欲望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意识到，与对欲望的渴望是一样，自己的命运也可以由自己控制。小说里还有一段百合和雪花互相在对方身体写字的情节，更是颇具女性对身体探索的情欲戏的味道：

我先花了些时间欣赏她的玉体：纤长细颈，微微隆起的娇乳，平坦白皙的腹部如同一壁华美的素绸，小圆臀丰满高耸，一对纤纤美腿，底下一双玉足，缠绕在红绸睡鞋里[3]86。

我鼓足勇气把湿湿手指伸向了她的乳房。她的唇微微地张开了些，甚至发出了轻微的呻吟……我感觉我内心燃起的欲火远远胜过任何气候上的炎热。[3]86-86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妇女无权控制自己的身体，她们的性欲被本能地压制，性是对她们而言既是一种的禁忌，又是一种施虐。邝丽莎在文本叙事中借由两位女性互相触摸身体的场景描写，夹杂颤抖、呻吟、抽搐等带有性暗示的字眼的反复出现，表示即使没有男性，女性照样可以获得性快感和身体传导的精神交流，彰显在封建制的压迫下女性内心深处生命力的骚动。小说中女性的身体被描述为优美、柔韧，身体既是“老同”姐妹缔结和维系情谊的重要媒介，又是她们释放对传统父权的不满与反抗的言说工具和表达形态，是女性隐秘的情感和欲望代码的汇聚。可以说，邝丽莎在《雪花秘扇》中编织了一个女性柔美的世界，用身体这一叙事载体创造了一种女性弱势群体的话语模式，通过这一模式，展露女性不能言说的性感受，打破女人没有性欲的妄言，并根据女性独特的体验，书写女性的命运，展现女作家女性主义的立场。

如果说邝丽莎是以身体这一话语模式表现出生命本身的女性特有的声音和符号，那么任璧莲则是借由身体的越界获得的愉悦和快感，象征女性主体的言说方式和反抗策略。《典型的美国佬》中两位女性的情感经历尤其典型。婚后的海伦承担了家中的一切事务，她的身体早已被男权制规训得僵硬而失去了自由和活性，在夫妻生活中她从未体验到愉悦和满足。受内心欲望的驱使，她和她的丈夫拉尔夫.张的朋友格列夫发生了婚外情。她放弃了作为妻子的道德身份，放任身体的背叛。但是她和格列佛的不伦关系，与其说是伦理道德的范畴，不如说是海伦的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碰撞的结果，海伦曾经认为“这种事情本来是不会发生在她身上的……她让他的指尖在她的肚脐上抚摸着……”[4]209身体的越界唤醒了海伦内心中独立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做拉尔夫妻子多年中从未有过的。她重新忆起自己的女性身份，并重新关注被自己厌弃的身体。小说中对这段偷情做了多处的细腻描写，从某种层面来说，是一种对父权的挑战和反抗，激起了读者从女性经验重新审视两性关系。类似的身体体验也发生在另一女主人公特雷莎身上，这个几经努力终于跻身美国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的女人一直单身，但后来她却鬼使神差地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特蕾莎的第三者身份是任璧莲对两性的话语模式的又一质疑与探究，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婚外情本应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一向严禁自律的特蕾莎却在无意识中遭遇了身体的僭越,这既是特蕾莎在价值和身份的颠覆与重构中解构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的外化表征，也是其女性空间意识的叩问和觉醒的隐喻象征。任璧莲利用身体叙事来揭示爱与欲、不满与抗争、快乐与痛楚，把书写主动权夺回女性自己的手中，用欲望投射的形态打破了男性所制定的身体规则。由此，女性身体的意义由被父权驯服的残缺客体逐渐转向意识觉醒的主体。

结语

综上所述，身体与权力、话语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纠葛关系，女性身体被各种技术和权力所规训、剥削、塑造和驾驭，父权文明和男性话语给女性身体造成了不能承受之重。凭借其独特性，身体成为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的符号和象征。无论从形式还是效果来看，身体叙事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小说叙事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以“潜叙述”的方式为文本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隐喻，成为作家揭示作品主题、表达中心思想、观照文学审美的直接有效的表现手段和策略。通过对文本细读的分析发现，邝丽莎和任璧莲对于身体符号的运用形式各异，但却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两部作品中，她们以身体为隐性叙事方式，揭示了女性身体所遭遇伤痛与困境的同时，也通过女主人公的身体反抗与越界完成对身体的救赎，进而探索女性主体意识从被禁锢到觉醒的历程和自我成长的出路。她们将身体作为叙事的载体，把文本置于历史于文化的宏大背景之中，用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女性的精神诉求、建构女性身体的叙事空间。身体叙事体现了华裔女性作家对性别身份的重新思考，展现了对当今社会问题的反思。同时，文本中对于女性话语的建构和转变折射出时代变革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