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蕾蕾，周树辉

（1.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2.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 长沙 410082）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要求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讲政治。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探索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多种途径，他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领导确立了唯一能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并根据不同时期革命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政策和策略，并注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干部队伍，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政治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严明政治纪律，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中国革命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纪律约束是政党组织和运行的重要条件，没有纪律和规矩就不能称其为政党，遵守纪律本身就是政治行为。任何一个规范的组织都要有配套的纪律制度约束，这样才能持续长远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科学地领导中国革命，严明的政治纪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始终强调通过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来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一）严明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亲自主持了一场入党仪式，在他拟定的二十四字入党誓词中，便有“服从纪律”这四个字。入党誓词后来虽几经调整和修改，但一直保留着遵守纪律的相关规定，最新的表述是“严守党的纪律”。延安整风初期，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1]。意思是党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来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视纪律为“霸道”，是强调其刚性约束，党员干部必须对党的纪律有敬畏之心，否则就不会认真遵守，就会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执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向党中央看齐，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948年9月，针对部分解放区出现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决定指出了当时党内决策上出现的一些不民主的现象，明确了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的规范，规定了重大事项的议定流程。决定发布后在党内得到了坚决执行，并且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效力。邓小平同志在评价《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历史作用时曾经指出：“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2]可以说，这一决定的出台，有效防止了“个人包办”现象的出现，扩大了集体领导的范围，对于革命战争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请示报告制度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制度武器

1947年底，解放战争形势由战略相持转向战略反攻，由游击战转向正规战，形势的变化要求将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为了保证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主张以加强纪律建设为中心环节推动全局工作。基于此，1948年1月，中央制定并发布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3]1264同年3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并下发《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对党的报告制度作了进一步补充和深化。同年9月，为迎接中国革命胜利，毛泽东在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请示报告的内容、方式做出明确规定，这就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形式，保证了请示报告制度的贯彻执行。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推动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请示报告制度最终得以在党内确立。可以说，请示报告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有力武器。

（三）“四个服从”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纪律保障

军队纪律建设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纪律严明与否直接影响到我军的战斗力。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非常注重加强军队的纪律性，他曾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战略口号，要求军队保持严格的纪律，全体官兵要听从上级命令，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中央下达的任务，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始终保持全军一致，绝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出现。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把自己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当作独立王国，另立中央，自封主席，面对中共中央的批评，他不但没有悔过，反而投奔国民党。张国焘企图分裂党的事件，极大地损害了党中央的权威。对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4]528从此，“四个服从”成为党内最高的政治纪律，全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此外，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指出：“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5]以党内文件的形式保障了党中央权威维护的有效性。正是因为坚决执行了党的纪律要求，才保证了全军上下高度集中统一，增强了革命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顺利夺取了革命斗争的胜利。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严明政治纪律是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领导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带领共产党人始终遵守并执行严格的政治纪律，凝聚了革命力量，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战胜了反动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尊重和执行党的纪律，我们的事业就会向前推进；违背和破坏党的纪律，我们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政治方向

政治方向是政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各项事业的兴衰成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为革命胜利提供了思想指引

革命理想高于天。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竖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6]这里所说的主义，就是一种信仰。有了信仰，党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也是在经历了各种“主义”的甄别和选择后，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讲述了自己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7]如他所言，毛泽东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后，终其一生都在为之奋斗，从未动摇过。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他认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3]1513-151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8]796对此，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1469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实力悬殊的条件下战胜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正是因为有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

（二）加强党内信仰教育，坚定革命胜利信念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其成员主要由工人和农民等劳苦大众组成，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导致党内总体理论水平不高。对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533他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知识的教育。列宁说过，工人中不会自发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依靠外部灌输才能形成。在列宁灌输理论的启发下，毛泽东也主张通过教育提升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他看来，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学习掌握了革命理论，才能站稳政治立场，从而正确地理解并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此，毛泽东以身作则，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指挥战争之余，仍不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此外，他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同志研读马列经典著作，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二是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534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不仅在于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注重结合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创造性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传统文化中的艺术表现形式阐述深奥的理论问题，让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三是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培训。毛泽东认为学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阵地，因此，他主持创办了各级各类干部培训学校，有时还会亲自授课。这些学校不仅在当时很好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其中的很多学校一直保留至今，成为我们党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对广大党员干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意义重大。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方向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方向的确立与长期坚持，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才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断拨乱反正，制定出合乎国情的革命路线。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难以想像的，没有广大党员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三、领导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的关键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是完成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任务的总政策，为全党的团结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毛泽东特别重视党的政治路线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9]因此，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加强党的建设，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中推进党的建设。只有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党的政治建设才有实效。如果我们脱离了党的总路线，就会是一个盲目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的革命路线时，就会迷失方向，使革命误入歧途。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提出，指明了革命胜利的方向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4]647的概念。1948年，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完整表述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3]1313这是我党第一次提出完整的政治路线。这一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和革命的时代特征、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毛泽东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提出者，同时也是这条总路线的实践者和领导者，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沿着这条正确的路线，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矛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和前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路线。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0]3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国际上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内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主要是进行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此外，依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家政权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也是革命的对象。只有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广大的农民是主力军，城市小资产阶级身受三重压迫，同样是革命的动力，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革命团结的对象。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是否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3]1313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且革命还有资产阶级参加，所以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因为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而且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所以中国革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指明了中国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回答了革命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和由谁领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正确的路线指引，并通过土地革命总路线等具体的方针政策，使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我们党政治建设的过程总是和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巩固，只有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才能明确党政治建设的方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到同一个奋斗目标上来，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使中国革命朝着胜利的方向迈进。

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永葆党的先进性，巩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革命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实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开始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在不断同各种错误倾向斗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他率先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命题。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此时吸收了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入党组织，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阻碍了正确路线的执行，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其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0]92。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政治和阶级形势；其次，提倡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一切工作要经讨论后再做决定；最后，主张展开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这些具体的措施的执行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成为一支新型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人民军队，大大增强了战斗力。

（一）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深入农村，深入军队，亲自调查研究，发现了党和军队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会上又组织大家讨论红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进而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1]的组织原则，同时还规定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具体要求，少数人的意见在被否决后不能在行动上表示反对，只能在下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田会议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成功典范。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时，我们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每个代表的意见，又要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大事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想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就要团结一致，全党拧成一股绳，发挥全党全军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因此，他一方面强调开展党内生活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能“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4]529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地论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8]1057，并提出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科学论断，自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处理党内分歧、实行集体领导的基本规范。毛泽东曾经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的侧面，他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12]因此，严肃党内生活要发扬党内民主，既要保证民主权利，又要防止极端民主化，以科学的方式处理党内分歧，在组织框架内充分发表意见，坚守表达意见的边界，形成民主与集中、生动活泼与严肃紧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好政治局面。

（二）严惩腐败，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屏障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出发点和目标，在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绝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8]809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因此，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党应该时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而保持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人员构成的“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的组织原则为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开辟了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共产党人在政府机关中的包办现象，加强了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党的监督。此外，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党内腐败问题的解决，他认为，腐败不除，党在人民心中就会丧失威望。在井冈山，毛泽东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并严格执行。在1932年初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之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通过自身示范和严惩腐败，毛泽东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不容腐败的决心和形象。

（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打造利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解决党内矛盾、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有效方法。古田会议，以冲突开始，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以团结告终，开创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古田会议对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批评、防止批评庸俗化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延安时期，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明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在于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指明了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的方向。在毛泽东看来，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起来，展开“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8]1096，也是延安整风取得很大成效的原因。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尤其是党员干部必须“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13]可见，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其他政党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实践证明，党内政治生活开展得严肃认真，党就团结，就有力量，就能克服各种困难，抵御各种风险，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前进和发展；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得不好，就容易走弯路。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与独特优势，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党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保证它的顺利执行和实现的重要条件。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注意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重视理想信念的教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保持党的先进性。他所领导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科学解释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怎样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宝贵的财富。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要更加注重党的政治建设，在政治建设的统领下，依法有序推动党的其他方面的建设，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