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义力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创建了中华民国。但中国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封建思想依然盛行，军阀官僚专制统治，经济衰落，民生凋敝，屈辱外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处于被列强宰割瓜分的境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深刻意识到，共和政体的建立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必须通过思想的启蒙与文化的觉醒，才能从根本上唤醒国民、振兴中国。正如毛泽东所说：“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1]85毛泽东等人经过艰辛而曲折的探索，最终从纷繁的文化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奋起探索文化救国之道。

一、文化救国的前提：“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了解中国国情，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它“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2]。早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474因此，文化救国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准确分析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与中西文化的差异。唯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本质及其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才能真正探求到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科学路径。

20世纪初，历时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诚可谓“开亘古未有之斗局，贻人类莫大之惨祸”。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不仅对西方文化造成严重冲击，更是引起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重大变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熊熊战火中开始发现西方文化深藏的弊端，曾经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逐渐瓦解。正如《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所言：“近年以来，吾国人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3]24他还指出：“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此非吾人偏见之言，凡研究现代文明者，殆无不有如是之感想。”[3]33继其之后，思想界众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梁启超、梁漱溟等亦纷纷撰文表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肯定。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带着对西方文化的失落感继续批判中国传统封建专制文化，同时也开始寻找中国文化的新出路。

在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复古派与西化派对垒的背景下，毛泽东吸收了李大钊、杨昌济关于中西文化调和的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开始从新的视角对中西文化进行反省与思考。毛泽东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并据此提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之内，要占半个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是中国文明。”[1]474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最大之危险在于腐朽的封建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以致“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1]86同时，毛泽东批判“全盘西化”，反对文化一元论，对于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错误倾向，更是尖锐地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86在毛泽东看来，中西文化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二者应平等相处。对待中西文化，“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而资于内也”[1]22，在比较之中“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1]495，从而“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1]82由此可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是基于客观、科学态度分析比较的中西文化融合观。

那么，如何实现中西文化融合？毛泽东说：“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限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1]89换言之，“通国学大要”是改造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工作；“求西学大要”以利于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取西资中，最终“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1]474。对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1]7即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先实践后理论。总的来说，就是要结合国情借鉴西方文化和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思想界另一个动向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显露无遗，社会主义思潮受到许多中国人的青睐。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在巴黎和会上遭受屈辱外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欲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梦想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彻底击碎，这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完全没有考虑其他国家的合法平等权益，即使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只是他们利益交易的工具。李大钊的一段话深刻表达出人们当时的心境：“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4]原先对于西方文明抱有好感的陈独秀也甚为失望，直言巴黎和会完全让“公理战胜强权”成为一句空话，痛批威尔逊是典型的“威大炮”。毛泽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欺骗行径也予以深刻揭露，他指出：“这回大战的结果，是用协约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1]353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的争吵，“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1]318进而对中国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深入探究，并提醒人们不可轻信帝国主义的谎言，更不可对帝国主义抱以任何期望。帝国主义的欺骗行径“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5]1470，西方文明顿时被笼罩在悲观、彷徨和迷惘的气氛之中。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5]1469

而与帝国主义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并发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和密约。这在国内顿时产生巨大的反响，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对苏俄社会主义的好感和兴趣。国人逐渐清醒，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也有了深刻认识，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言：“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无疑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已超越以往，“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5]1470亦如毛泽东所言，“时机到了！世界大潮卷的更急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1]294

二、文化救国的立足点：“发生一种新文化”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在国家的发展中自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封建专制，但封建文化依然在无形中桎梏着中国人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暴露的侵略本质，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逐渐丧失信心，西方文明在国人心中顿然失去原有的光泽。人们愈来愈渴望“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6]。面对中国社会矛盾加剧、文化危机凸显的形势，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如何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是我们一种责任！”[1]498

（一）“民主与科学”的文化

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窃取后，近代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腐败到十二分。”[1]305所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热烈的解放浪潮，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上封建复辟和思想上复古迷信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毛泽东对于“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生活，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独裁”[7]等观点，表示完全同意。

毛泽东在“民主与科学”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对近代中国文化进一步思考，毛泽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于中国是最危险的事情。改造这一现状的办法是大力提倡科学，于国人“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为此，必须“将种种有益的新指示新艺术启导他们”[1]292，要使大家懂得科学和迷信是对立的，“不信科学便死”[1]387。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1]305毛泽东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揭露实则是向社会宣告，如今的中国，只有“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才可以从根本上救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深藏的一切弊病。

经过细致分析先进文化和腐朽文化的表现，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新文化倡导的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民主制度与民主政体，更是一种民主精神与民主意识，它体现为人们内心深处的主体性思维。对于个人，自主，乃为人之基础，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自由而平等的关系。对于国家，现代国家民主至关重要，强调的是应当从根本上增强人民的团体思想与民主意识。新文化倡导的科学，亦不仅仅指具体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强调那种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要求对世间万事万物，能用理性的态度，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实证。所以，宣传和推崇“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旨在以“民主与科学”之文化思想建立中国之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新民族，唤醒国民的自我主体意识，实现中国独立自主之人格目标，使其能自我觉醒去破除奴隶之道德与制度，建立国家主人地位之意识。换言之，民主可防止专制，科学可摆脱愚昧，有了民主就有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有了科学，就有了文化思想上的进步和素质的提高。因此，唯以“民主与科学”文化并重而同行方能实现救国之理想。

（二）“民众大联合”的文化

“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1]338尤其是社会出现改革或者反抗的时候，最为明显。纵观历史，无论是宗教、学术、政治，还是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或反抗，都是采取联合的手段。“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的到的。”[1]339历史与实践的经验，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蕴藏在人民之中的巨大力量是取得“文化救国”胜负成败的关键。因此，毛泽东主张营造一种“民众大联合”的文化，汇聚起文化救国的磅礴力量。

毛泽东认为，自古中国社会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和资本家的联合居多，直至近代社会，其联合到了极点，使得国家亦坏至极点，人民亦苦至极点，社会亦腐朽至极点，于是乎，改革、反抗便起之。民众要改革、要反抗就必须有自己的联合。“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1]292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发展形势和走向，总结道：“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1]389而俄国十月革命“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1]339，则是民众联合起来赢得革命成功的现实。

事实上，民众一旦在思想上觉醒，便会联合起来推翻腐朽落后的统治，实现自我的解放。“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当“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以“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时[1]339，“民众”则会“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1]341，从而形成各种“小联合”，当各种“小联合”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时，就可以组建为“大联合”。如毛泽东所言：“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1]377因此，毛泽东呼吁民众行动起来，形成一种“民众大联合”的文化。在毛泽东看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390显然，毛泽东思想上开始发生变化，其“民众大联合”的文化主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三、文化救国的核心点：“宣传最新思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14711917年10月，列宁领导苏维埃政府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此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敏锐地感受到世界潮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并开始重新选择中国的革命道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传播，为毛泽东等人探索文化救国的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先进人士创办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发表了众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毛泽东等人在湖南以“新民学会”为基础创办了《湘江评论》，发刊宗旨是“宣传最新思潮”[8]。毛泽东发表了多篇文章，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各国人民要想求得彻底解放，“惟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1]345。同一时期，还有《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晨报》《国民》《建设》《星期评论》等众多刊物，竞相刊登介绍、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全国几乎成为一种风气，正如时人评论：“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9]，“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10]。

为了更加深入研究、精准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以搜集、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为方式，成立了专门的共产主义图书室，收集了数十种不同版本的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原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伟大的创举》《国家与革命》等一大批马列原著被翻译发表，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毛泽东有过这样的回忆：“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我的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1]

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在全国普遍展开，湖南的革命青年和进步分子，都渴望获得新文化和新思想。但是，军阀张敬尧对湖南人民的黑暗残暴统治，严重阻碍了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毛泽东看到这一情形，认为尽快地在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务之急。1920年6月，毛泽东拜谒陈独秀后，立即在长沙着手创办“文化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以探索研究俄罗斯革命为宗旨。同一时期，武昌的“利群书社”,天津的“觉悟社”与“新生社”，济南的“齐鲁书社”等都相继成立了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一时间，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涌现，不仅增强了中国先进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与宣传的能力，而且集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进步力量，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途径和中坚力量。

（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实践

文化运动是政治运动的先声，为政治运动指明方向与道路。20世纪以来，处于殖民地地位上的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不破，就无法抗拒帝国主义侵略，而帝国主义不倒，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将永无伸张之日。这就决定了文化救国之路必须与“民族解放运动”和“普遍的民主运动”同时并行。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5月4日，爆发了具有救亡和启蒙双重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文化救国道路不能再走资本主义老路，而应该走社会主义的新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毛泽东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对实现文化救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支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1]498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文化运动对于社会变革具有极大的推动和引领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化救国问题就不单是在书本上讨论，而是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来求解决。瞿秋白结合国情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绝非绝对的，只是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成为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而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已成资产阶级的独裁者，成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仅仅是苟延残喘的废物。因此，我们既不能选择“向后退”而返回到中国封建文化，也决不能赞扬和提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那么，文化救国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作了明确阐述，他指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12]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中国旧有文化已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文化，并成为了列强和军阀借以愚弄和控制中国民众的工具；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已是漏洞百出，无法适应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需要。毛泽东等人深刻认识到文化救国之路，既不能选择崇古倒退，也不能选择皈依西化，而是要通过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洗礼，“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13]，即社会主义革命文化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14]148

四、文化救国的着力点：“从事实际的改造”[1]557

时局的动荡和民族的灾难，促使毛泽东立志寻求救国真理，他坚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87。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毛泽东深受影响，在“社会改造”的实践道路上，他开始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努力探索文化救国的科学路径。

（一）“研究实事和真理”[1]363

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文化思想界存在脱离实际的空谈习气，对此，毛泽东表示坚决反对，并且号召人们要“踏着人生的社会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1]363。他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587亲身实践不仅能获取直接经验，而且有利于检验、体悟和掌握书本上的知识。因此，毛泽东极为重视对社会文化发展现状的考察，强调实践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文化救国“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1]401。

毛泽东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即社会实际，即天下万事万物，其内容甚为丰富，可为终身学而不止。毛泽东认为：“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物，疾苦利病，如指诸掌。”[1]599将实学精神化为实际行动，到各地游学，搞社会调查，力求学古而能致之于当世之用。因为毛泽东坚信：“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1]517所以，毛泽东一方面努力研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社会实践活动，主动接触实际，积极组织先进社团，在实践探索中学习新思想、了解新文化。

显然，毛泽东极其肯定行对于知的重要作用，他希望借助社会改造的实践之力推进文化救国的实现。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发动会员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积极组织有志青年出国学习，而他自己却选择留在了国内，他认为“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14]399可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实际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动员湖南各界进行“驱张运动”、创办进步刊物、成立“平民通讯社”，并利用罢课、舆论拒力、和平请愿、示威等多种方式致力于社会改造的实践探索。随着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日益深入，毛泽深刻认识到“用和平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14]147在这里，毛泽东的不仅在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而且清楚地看到社会实践探索对于文化救国的重要性。

（二）“变换全国之思想”[1]86

近代中国，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广大劳动人民终年辛勤耕作却依旧吃不饱穿不暖，不幸遇上天灾，也只能靠乞讨而艰难度日。“富贵人吃不了的饭，穿不了的衣，劳动者饿极了肚子，寒极了肌肤，还不肯给他们一点。”“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1]1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封建思想浸润，加之文化普及教育落后，以至“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1]639，纵使心中愤懑不平也只是饮气吞声，全然不知反抗这不公不平的欺侮压榨之行径。毛泽东感慨道：“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深固，非有大力不易挂陷廓清。”[1]86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奋力探索文化救国之路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把《湘江评论》作为“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宣传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希望以此从根本上变换全国民众之思想，启发民众联合起来，勇敢地进行“生活革命”，以“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由强权得自由”[1]293。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呐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292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将新思想、新文化与广大民众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才能汇聚起救亡图存的磅礴伟力。因此，如何用新思想、新文化武装民众，是毛泽东一直思考与探索的现实问题。

既然人民大众是社会变革的力量源泉，而当时的大多数民众被压迫而处于无知识无文化的愚昧状态，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对于凝聚和开启这股力量显得极其重要。毛泽东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1]499于是，毛泽东决定“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1]498。他开始四处奔走，联络长沙各界知名人士，并以新民学会的会员为骨干，发起创办文化书社，通过“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实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1]499。文化书社经营销售的图书有164种、杂志有45种、日报有3种，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丛书和进步书刊为最多数。文化书社快速发展，“使各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1]501。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文化书社采取多种途径，使进步书刊杂志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得到大量推销和广泛阅读，成为广大工农群众的良师益友，湖南全省的广大知识分子、工人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更是无不和它有过“来往”。新思想、新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树立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取向，为他们日后进行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文化救国的保障：“先要组织党——共产党”[14]130

文化救国的任务是救国，救国的关键是组织保障。而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文化极其落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党领导下的文化革命，不可能实现文化救国的最终胜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文化救国目标，就必须像苏俄那样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将中国正在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整体，给予文化救国以坚强的保障。

1920年8月，蔡和森将新民学会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召开的关于“如何进行社会改造之问题”的会议情况以书信的形式传达给毛泽东等人，并特别强调：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14]130，并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并作出明确表态：“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4]148毛泽东认为，温和改良的方式，实属理论上说得通，实施上办不到。毛泽东还从实际斗争中得出结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4]148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还对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作了详细阐述，信中还探讨了党的组织原则方面的问题，认为党员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要“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14]130。毛泽东则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4]149。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通信中，对中国建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内容涉及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许多有关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5]，并在为文化救国建立组织保障的行动上开始迈出坚实步伐。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自此，肩负着发起、筹备和组织全国性党的重任，成为组织和联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纽带。1920年11月间，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希望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毛泽东正式接受委托。信中还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早等情况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经过慎重考察，在新民学会挑选了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6位先进分子在建党文件上签署名字，正式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为负责人。长沙早期党组织成立后，一方面，毛泽东继续大力经营文化书社，利用湖南报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建设；另一方面，毛泽东慎重地发展党员，寻找真同志，以培养党的建设的后备力量。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以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进步团体为依托，培养和集聚了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组织并领导了湖南的重大政治运动，逐步建立科学的建党理念，为实现文化救国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好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综上所述，毛泽东早期对文化救国问题的一系列思考与探索，是在近代中国处于严重的政治、经济困境和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对近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扬弃的过程中进行的，具有中西交融的辩证性、行重于知的实践性、与时俱进的进步性。毛泽东从文化自觉的战略高度谋划文化发展，探索救国图存之路，以认清国情为前提，建立中国新文化为立足点，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朝着社会改造的征程为方向，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做保障。各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从而为毛泽东文化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实现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略与后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实施提供了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