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辉梅

(长沙教育学院 师训处，湖南 长沙 410000)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两千多年来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巨大历史价值，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孔子儒家思想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孔子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还具有怎样的价值？迄今为止，尚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对于人们全面而系统地了解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于当今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湖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黎千驹教授的新著《孔子儒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正好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缺憾。我拜读该书之后，觉得该书具有创新性、准确性和贴近现实等三个鲜明特色。

一、创新性

古往今来，研究《论语》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现代研究《论语》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语言解释、义理阐释和专题研究等三大类型。语言解释型主要是解释《论语》中的语言文字，如程树德《论语集释》、杨伯峻《论语译注》等。义理阐释型主要是对《论语》中所蕴含的意旨阐释，以求通经致用，如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等。专题研究型主要是对《论语》中某个内容作专门的学术研究，如张岱年《孔子哲学解析》、萧公权《孔子政治学说的现代意义》、冯友兰《对于孔子所讲的仁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高明《孔子的礼教》、徐复观《向孔子思想性格的回归》、钱穆《本<论语>论孔学》等。这三种类型并非截然分开或互不相干，往往是多种类型交互为用，只不过有所侧重而已。大致说来，语言解释型和义理阐释型的《论语》研究专著，皆是普及型《论语》读本，这两种类型的《论语》读本已数不胜数；专题研究型的《论语》研究专著，则是研究型的学术著作，然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论语》的专题型学术专著，至今还较为罕见。该书作为一部专题研究型的《论语》研究专著，通过研究《论语》来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孔子儒家思想，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在整体上具有原创性

该书以20个专题系统地评介了孔子的生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以及这些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在促进公民道德修养方面的价值，其中第一章凡人孔子和第二章圣人孔子，主要是介绍孔子的生平事迹，概述其儒家思想，以便让人们全方位地了解孔子，走近孔子，亲近圣贤；第三章孔子的理想观及其当代价值、第四章孔子的修身方法和人生境界、第五章孔子的道德修养观及其当代价值、第六章孔子的君子观及其当代价值、第七章孔子的孝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和第八章孔子的交际观及其当代价值等，主要是研究孔子的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九章孔子的仁爱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十章孔子的礼仪秩序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十一章孔子的中庸之道及其当代价值和第十二章孔子的天命鬼神观及其当代价值等，主要是研究孔子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十三章孔子的德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十四章孔子的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十五章孔子的正名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十六章孔子的刑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和第十七章孔子的用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等，主要是研究孔子的政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十八章孔子的教育观及其当代价值、第十九章孔子的学习观及其当代价值和第二十章孔子的诗教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等，主要是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二)在某些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

当今已有许多研究孔子思想的学术论文，然而在某些研究领域尚未涉及或尚待深入，而该书对某些领域作了开拓性与深入的研究，例如：“孔子的正名思想”“孔子的刑法思想”“孔子的交际观”“孔子的用人思想”“孔子的教育观”“孔子的诗教理论”等，皆为该书第一次作全面而深入的专题研究。下面仅以该书“第十六章孔子的刑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为例来加以说明。

该章比较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孔子的刑法思想，黎先生指出：“孔子认为刑法并不是治国良方，德治才是治本之道，因此孔子倡导德治为本，刑法为辅。既然孔子认为刑法并不是治国良方，德治才是治本之道，因此孔子倡导重教化，慎刑罚。有犯罪或纠纷就必然有狱讼，有狱讼则要求断案者公平公正，然而在孔子看来，无论断案多么准确、多么公正，也存在着令人遗憾之处，因为诉讼本身就是因争端而起，就是不和谐，因此孔子倡导无狱讼。当自己的亲人犯罪时，告发则有损于亲情，而隐瞒则有可能触犯法律，那么沉默就不失为一种中庸的选择，因此孔子倡导被告的亲人有沉默权。孔子生活的时代，诸侯对外则相互攻伐，对内则实施暴政，因此孔子倡导敬畏刑法，以全身免祸。上述这些就构成了孔子刑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在某些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等方面具有创新性

在《论语》研究和孔子儒家思想研究当中，有不少问题迄今仍是见仁见智而尚无定论，也有一些问题似是而非，需要人们去澄清。例如：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这是否表明孔子主张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交友？孔子是否产生过归隐的想法？晨门说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嘲笑孔子还是赞美孔子？孔子游说诸侯却不被任用的原因何在？孔子对西周所建立起的礼仪秩序给予充分肯定是否就是复辟倒退？孔子斥责“樊迟请学稼”是否证明孔子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孔子倡导“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是否就是主张亲人之间要相互包庇？该书对上述问题皆有独到的见解。下面仅以该书“第十八章孔子的教育观及其当代价值”中的第六节“孔子的就业观”为例来加以说明。

“樊迟请学稼”(《论语·子路》)长期为人所诟病，甚至被看成孔子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铁证”。黎先生则认为： 樊迟在受过孔子的“高等教育”之后，居然要去学习种庄稼和种菜，孔子怎能不生气？这在孔子看来，其不妥有四：第一，此非我所传授的内容，因此你得去问“老农”和“老圃”。第二，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耕种只能解决一时的温饱，甚至还难免挨饿；学习则能掌握治国安邦的才能。耕种与学习，孰轻孰重？不言自明。第三，作为教育家，孔子希望学生能够胸怀大志，造福更多的人。事有大小，有使统治者“好礼”“好义”“好信”之事，也有“稼穑”“为圃”之事，孔子把前者看做君子之事，把后者看做小人之事，虽然有失偏颇，然而二者之间实在价值悬殊：前者能够治国安邦，能够使老百姓归附。这与儒家所倡导的以天下、国家、王道、历史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和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是相符的。后者只能养家糊口，最大的贡献也只不过多缴点租税而已。第四，樊迟向孔子“问仁”和“问知”之后，最终放弃此为政之学，而欲去从事简单劳动，岂不叫人感到悲哀？你不觉得是教育的失败吗？如果孔子在天有灵，他面对后人对他的责难，或许会这样感叹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鄙视劳动！这种解读，一扫过去强加于孔子的“鄙视劳动”的“污点”，而让人耳目一新。

二、准确性

既然作者以《论语》为主要研究对象来研究孔子的儒家思想，因此首先就得准确解释《论语》的语言文字。顾炎武《亭林文集·答李子德书》曾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钱大昕《潜研堂集·左氏传古注辑存序》也认为：“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因此，只有在准确训释《论语》的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才能求得《论语》的原意。黎先生长期致力于古汉语、训诂学和文字学的教学与研究，并且曾出版《古汉语知识二百题》《古今词义异同辨析手册》《古代汉语教程》《训诂方法与实践》《现代训诂学导论》和《说文学专题研究》等学术著作，具有深厚的学养；他还于2012年出版了《论语导读》，该书于2015年获湖北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6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此书相继得到武汉大学罗积勇和湖北师范大学徐柏青两位先生的好评。这部《孔子儒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中所引用的《论语》及其注译，就是以其《论语导读》为依据的。

三、贴近现实

古人读书，倡导“通经致用”。我们今天研究《论语》，不仅要解释和疏通其语言文字，更重要的是要古为今用，即通过阅读《论语》，来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了解孔子儒家思想，进而汲取孔子智慧，感悟人生哲理，提升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为达此目的，黎先生在该书中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孔子儒家思想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二是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还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往对孔子儒家思想所作的研究，大多侧重于第一个方面而对其当代价值关注不够。该书每章不仅对孔子儒家思想某个方面的内容进行阐释，并且皆贴近现实，结合社会的实际而对其当代价值进行阐释。下面仅以其中的一章为例来加以说明。

该书第十七章“孔子的用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主要从知人观、察人观和举人观等三个方面来阐释孔子的用人思想，最后揭示出孔子用人思想的当代价值。下面仅以其中第三节“孔子的举人观”中的“举直错诸枉”(《论语·为政》)为例。治国离不开人才，孔子主张选拔举荐那些有贤德、有才能的人，因此面对鲁哀公的询问：“怎样做才能使百姓归服呢？”孔子答道：“提拔正直的人并把他安置在不正派的人之上，百姓就会归服；提拔不正派的人并把他安置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归服。”

什么叫做“举直”？让我们来看一则材料：“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论语·雍也》)办事不走捷径，不走后门，而走正道，走正常程序，此为坚守正道而务实之人；不是因为公事，从不到当官者之家，可见其从不与上司套近乎拉关系，更不阿谀奉承。我们不仅钦佩澹台灭明的清高和正直，同时也钦佩子游这样的领导，他居然能够把不跟自己套近乎拉关系，不对自己阿谀奉承的人视为人才，实属难得。只有那些具有宽阔胸襟与正直品行的领导者，才可能具有这样的人才观。

为什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让我们来看一则材料：“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贤人(直者)与小人(枉者)，历朝历代皆有，至今犹然。不可能存在清一色的贤人而无小人的局面，关键在于何者置于上位。若贤人在上位，则贤者得尽其才，亦能使枉者直，至少能够震慑小人，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例如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同时又亲近易牙、开方和竖刁等小人，然而由于管仲居于相位，因此使得这三个小人不敢轻举妄动，只不过得到齐桓公的宠幸而已，齐国大治，齐桓公因管仲而称霸诸侯。该书在揭示“举直错诸枉”的当代价值时说： 孔子主张“举直错诸枉”，即选拔举荐那些有贤德、有才能的人，而反对“举枉错诸直”，即反对提拔不正派的人并把他安置在正直的人之上。用当今经济学中的术语来说，如果“举枉错诸直”，则必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出现“逆淘汰”，即贪腐的淘汰清廉的，谄媚的淘汰正直的，清谈的淘汰实干的，平庸的淘汰杰出的，小人淘汰君子等，从而使得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操守者，遭到冷遇、排挤、打击和压制。例如据《资治通鉴·唐纪》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更有甚者，李林甫于天宝六载主考科举，结果竟无一人被录取，落榜者中就有杜甫这样的文豪。这本来是李林甫忌惮和排挤人才所采取的恶毒招数，但他上书唐玄宗表示祝贺，声称这就是《尚书·大禹谟》中所说的“野无遗贤”。诸葛亮《出师表》在总结两汉兴衰之教训时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此类官场逆淘汰的现象至今并未绝迹。

孔子儒家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智慧等的形成和发展皆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孔子儒家思想早已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深入于人们的心灵中，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以至于在当今社会，我们无论是在治国理政，还是修身处世方面，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受到孔子儒家思想的某些影响。孔子的许多道德格言成为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修身养性所奉行的金科玉律。这些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治理皆具有指导与借鉴作用。黎千驹先生《孔子儒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一书涵盖了上述内容，这也正是其学术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