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凤华

(湖北师范大学 英国研究中心，湖北 黄石 435002)

语言政策是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者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关于语言政策，国内学者陈章太在其论文集《语言规划研究》中将其定义为“语言政策是政府对语言文字的地位、发展和使用所做的行政规定”[1]。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英语作为英国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其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英国的英语语言政策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本文将从英国英语语言政策的演变中，探讨英国政府确立、巩固、发展英语语言的策略选择，从而分析影响语言政策的因素所在。

一、英国英语语言历史发展阶段及其语言地位

通过对英国历史资料的研究，笔者认为从最早生活在不列颠的凯尔特民族开始，到古英语的开端和英语语言文字载体的形成，再到英语在英国的主要地位的确立，以及后来英殖民主义扩张而推行的英语语言霸权地位等，英国英语语言发展主要经历了六个阶段，不同阶段英语语言地位也经历了起起伏伏。

(一)发源和形成阶段(公元11世纪前)

公元前5世纪初，统治着德国南部阿尔比斯山以北地区的强大凯尔特民族向四面八方迁移，达到了欧洲最遥远的部分。作为印欧语系之一，凯尔特族语成为已知最早存在于不列颠的语言。随着公元449年盎格鲁-撒克逊入侵，日耳曼部落方言成为古英语的开端，并在大约150年之后，因为罗马基督教传教士引入拉丁语，而产生了语言文化革命，拉丁字母取代盎格鲁-撒克逊如尼文字母，构成现代英语字母的起源和开端。公元787年北欧海盗入侵，为英语添加了新的词汇，同时也促进了古英语语法的简化，英语逐渐形成。

(二)发展及语言主要地位确立阶段(公元11世纪-公元18世纪初)

公元1066年，法国入侵英国的“诺曼征服”导致英语语言的地位急剧下降，作为社会最底层的语言，英语顽强存在并艰难发展。此时，英国封建社会使用的是三种不同的语言：上层社会讲法语；宗教界使用拉丁语，政府管理、教会、法律和文学方面使用的语言是法语和拉丁语；而英语是社会最底层的语言。英法“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和欧洲黑死病盛行，使法语的统治变得艰难起来，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使很多讲拉丁语的神职人员和教师锐减，法语遭到严重打击，而英语语言在夹缝中觅得发展机遇，教会开始使用英语布道，欧洲印刷术也为英语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英语逐渐成为英格兰人的民族语言，成为社会公认的正式语言。1489年，英语成为议会唯一的官方语言，基本确立了英语语言核心地位。

(三)语言霸权地位确立阶段(公元18世纪中叶至二战前)

公元18世纪初，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合并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从1833年起，政府介入教育语言的使用管制，建立了英语权威的教育领导机构，在教育领域推行强制性措施发展英语语言。从都铎时代确定了英语的国语地位后，英语一直为不列颠岛的统治语言，其他语言则成了少数民族语言。1745年苏格兰战败之后，英语逐步取代了盖尔语在苏格兰的语言地位。正式吞并威尔士后，英国通过立法弱化威尔士语的发展，威尔士语的使用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对爱尔兰殖民扩张，使英语在北爱尔兰地区的核心语言地位也逐步确立。同时，1845-1848年的大饥荒带来的疾病大流行、饥荒蔓延和大量移民问题也对爱尔兰语等其他语言产生了致命的打击。随着英国疆土的拓展和殖民主义的推行，英语作为一种霸权语言而存在和发展着。随后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英国逐步成为日不落帝国。为了实现长期的殖民统治，英国全方位推行使用英语，英语从一种民族语言进而发展成一种国际通用语[2]，其语言霸权地位也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四)语言霸权地位受冲击和再发展阶段(二战后-20世纪80年代)

工业革命带来大量的外来劳动力输入，境外移民大量增长，在二战后，劳动力的匮乏又使大量移民涌入英国。移民解决了英国劳动力的不足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暴发，移民难以融入英国文化，种族冲突不断，极大影响了英国的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英国政府出于移民教育语言问题的考虑，提出了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政策，旨在提高移民子女的英语水平。尽管如此，来自非本土的移民多以其他语种为主要生活语言，对英语语言地位形成了极大冲击。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同化政策，着力将英语作为正式官方语言进行普及。此阶段英语在英国的语言地位虽然受到极大冲击，但并不影响其核心地位，而且在多种语言的相互影响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五)语言霸权地位削弱及语言多样化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20世纪末)

经过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百年霸权辉煌不再，但英语等重要国家软实力使其至今保持世界大国的地位[3]。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欧盟多元文化和多语制已经成为欧洲的社会常态。1993年欧共体会议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尊重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英国社会也由此开始反思国内的单语制和语言教育[3]。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英国社会的多元化程度随之加深，英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发展均得到了重视，威尔士语、爱尔兰语等民族语言地位在相应地区得到了肯定。威尔士、北爱尔兰相继出台法案，强调民族语言与英语具有同等效力。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英国社会的多元化程度随之加深，教育政策开始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权要求，即英语教育与本族语教育并行。这一阶段，英国英语的语言霸权地位得到了削弱，呈现多语言并存，多样化发展的格局。英国的多元文化教育虽然从20世纪50、60年代就已开始，但英国在80年代之后才开始颁布相关的教育法案。[2]

(六)语言核心地位回归发展阶段(21世纪至今)

21世纪以来，多地发生主要由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极端主义者制造的暴乱，苏格兰民众谋求独立的诉求等，加速了多元文化论在英国的瓦解。在语言教育方面，卡梅伦政府主张英语在教育方面的权威，强调共同语言对民众的共同意识形成的影响，促进并期望通过语言认同促进公民的融合和共同情感形成。卡梅伦政府提出了“大社会”理念，要求每个人发挥主人翁精神，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公民权概念。即，公民权不仅仅局限于拥有一个英国护照，还包括提高参与英国社会管理的职责和共同情感，以及新公民对于社会凝聚力自身作用的认识，国家越发强调“共同语言”的重要性[4]。政府力图通过强化英语语言地位从而在民众中寻求文化认同，英语作为核心语言地位有着回归发展趋势。

二、不同时期英国英语语言政策的选择及特征

从英国英语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来看，政府实行了不同倾向性的语言政策选择，尤其是在语言教育政策上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一)自由主义发展政策

英国18世纪以前，包括英国英语语言的形成与语言地位的基本确立阶段，主要是自由主义教育政策，教育主要被视为教会和民间事务。这一时期，古英语因基督教传播、外邦入侵等原因，受到拉丁语等外来语言的冲击，不同社会阶层自由使用各自的民族语言开展社会生产生活，并在相互影响中得到发展。尽管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英格兰人因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更加清晰，英语使用更加广泛，甚至普通学校也开始使用英语授课(公元1348年)，英语还一度成为议会唯一的官方语言，但语言统治阶级在语言政策上依然没有明确的倾向性，而呈现出英语语言与其他民族语言自由发展的特征。英国语言在这一时期主要语言地位的确立，并非因为统治阶级语言政策引导，而受来自于民众自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多。1349年，黑死病使很多讲拉丁语、法语的神职人员和教师丧生，拉丁语和法语师资缺乏，是英语地位提高的因素之一。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之后，圣经被翻译成英文，拉丁语统治教会的局面被打破，教会开始使用英语布道。另外，欧洲印刷术的实现对英语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在发展变化中，英语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在社会、学校和教会被认可，英语逐渐成为英格兰人的民族语言，成为社会公认的正式语言。可以说，英国英语语言在前两个发展阶段呈自由主义发展状态。

(二)霸权主义政策

进入19世纪，英国英语语言意识逐步成为英国的语言政策的依据，教育开始演变为国家行为。在公元18世纪中叶至二战前，统治阶级主要推行较为强硬的英语语言霸权主义政策。从1833年起，政府开始干预教育，逐步建立起国家的教育领导机构，在教育领域推行强制性语言政策。1870年，英国政府颁布《初等教育法》，英语成为中小学唯一的教学语言。英国政府推行的语言高压政策使得讲威尔士语的人口急剧减少，威尔士语的使用率呈不断下降趋势[5]。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需要，英国在殖民地区推行英国教育和文化渗透，甚至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在爱尔兰，英国发布了“殖民地条例”，对北方六郡进行殖民，英语成为教学语言，学生接受英国教育，被同化之后的这六郡被称为北爱尔兰。霸权主义语言政策弱化了其他语言的地位和功用，如盖尔语、威尔士语和爱尔兰语，英国基本实现了国家与语言社区的一致，这样为文化和种族同质创造了基础，但同时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排斥也显而易见。20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一直倡导建立以共同文化为基础的单一社会[5]。英国在此阶段的语言政策特征呈现手段上的强制性和语言发展单一性的显著特征。

(三)多元化发展政策

尽管英国在1988年由国会通过了《教育改革法》，贯彻了撒切尔政府“国家权威”理念，但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欧盟多元文化和多语制已经成为欧洲的社会常态。1993年欧共体会议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尊重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英国的多元文化教育虽然从20世纪50、60年代就已开始，但英国在80年代之后才开始颁布相关的教育法案。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英国社会的多元化程度随之加深，学校的语言教育政策也开始多元化发展，即英语教育与本族语教育并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权要求[5]。1988年，威尔士颁布了《19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教育改革法案》，威尔士语成为威尔士学校和双语学校的核心课程之一。1989年《威尔士语：面向未来的战略》颁布，威尔士政府第一次为推广威尔士语制定细则。《1993年威尔士语言法》颁布，该法强调威尔士语与英语具有同等效力，各个行政部门必须提供双语服务。威尔士语被确定为威尔士地区的官方语言之一。 在北爱尔兰，1989年,政府颁布了《教育改革法》，明确规定可以教爱尔兰语(Irish),爱尔兰语成为中学课程中的一门选修科目。随后政府又颁布了《1998 年北爱尔兰教育法令》，该法令规定，教育部有责任促进与鼓励教授爱尔兰语的学校,同时还建立了与爱尔兰语教育相关的组织以促进和规划北爱尔兰的爱尔兰语教育[6]。这一时期，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的EFL理念(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将英语作为外国语教授给少数民族学生，是将少数民族学生视为外国人，这不符合他们英国公民的身份，也是对他们的歧视。1985 年，斯瓦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为所有人的教育》的报告，主要关注在文化多元意识形态下的移民子女教育问题。少数民族被视为英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政策也从将移民视为外国人的EFL 转变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政策。总的说来，20世纪后期，英国在语言政策上实行非排他性发展策略，语言发展呈多样性发展特征。

(四)同化吸收政策

同化吸收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中期至80年代。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外来劳动力大量输入，社会问题突显，种族冲突不断，考虑到教育公平、社会稳定，英国政府开始重视移民的语言教育问题，对少数民族语言采取了“同化”政策，强调同化和吸收。1963年，英国教育部颁布了《移民的英语教育》，提出了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政策，旨在提高移民子女的英语水平。针对最早进入英国的移民，采用“独立班级”的教学形式，通过学校教育帮助这些学生学习英语，培养他们自由表达的能力。但是由于将移民视为“外国人”，这一时期针对少数民族的英语政策采取的是英语作为外国语(EFL)的教学理念，与之相应的是采取独立培训和教学的办法[7]。根据政府的规定，移民儿童会被安置到语言收容中心，接受至少一个学期的英国语言文化培训。通过提髙英语水平，使他们适应英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但忽视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和母语教学，忽视了移民儿童接受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教育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新世纪至今。英国政府认为，英语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少数族裔学业成绩的提高，英国共同文化的学习，能使少数族裔接受共同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熏陶，能帮助少数族裔融入英国社会、进行“文化适应”，从而发挥语言教育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7]。为此，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强化少数族裔英语学习和英语能力的提高。政府耗资几千万美元用于移民的英语课程。在具体的语言教学策略上，也由之前的以移民者的母语为基础进行翻译更多地改为直接以英语进行教学。为帮助这些学生实现学业进步，政府要求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辅导教学，即在学校和学生家里对学生的英语学习进行一对一的辅导。2013年9月，英国教育部公布了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课程改革框架文件，该课程计划阐明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目标以及有关学科及学习领域的教学要求[8]。“明确的共同框架和民族象征是少数民族最需要的心理和政治需要”[2]。这有助于对移民的同化，并帮助他们构建民族身份。英语是核心学科，每个关键阶段的每个年级都必须学习。英国政府在这一时期继续实行同化吸收的语言政策，尤其是语言教育政策，既体现了对本国文化的保护和重视，又体现了开放的文化心态[9]。

三、影响英国不同时期语言政策选择的原因

从不同时期英国语言政策的变迁来看，政府采取不同的语言政策与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也与欧洲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笔者分析认为，影响英国政府实施不同的语言教育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类：

(一) 政治因素。在英语统治地位确立初期到二战前后时期，英国不同社会阶层对英语的认同度不尽相同，文化认同是国家统一管理治理的必要基础，多种民族语言的使用不利于统治阶层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英国殖民扩张时期，为了有效实行对殖民地的统治，推行霸权主义语言政策也情非得已。为了加强对国家及其殖民地管理，政府在国家各种主要事务领域颁布相应法规，采取相对强硬政策，使大多数民众放弃原有的语言而接纳英语为统一语言。从14世纪强制英语授课到1870年颁布的《初等教育法》，再到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2000年颁布的《少数民族关系法〈修正案〉》等。无论是对于早期的英国本土居民的文化统治还是针对二战后外来语言人口的冲击，以及进入新世纪卡梅隆政府采取的语言政策，统治阶层考虑到国家政治稳定，而相应地对语言进行了强制性的霸权主义政策或半强制性的同化吸收政策。

(二)经济因素。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其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英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匮乏，欧洲其他地区大量的劳动力进入英国成为必然。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劳动力在欧洲乃至整个全球的流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全球的经济共同体，大规模的移民支撑着英国经济发展。出于经济发展的考量，英国政府采取了对其他民族语言相对宽容的态度，分别推行支持多样化发展或积极的同化吸收语言政策。比如1963年出台的《移民的英语教育》、1984—1989年的《伦敦教育白皮书》、2000年颁布的《少数民族关系法〈修正案〉》等。

(三)社会因素。英国为多民族国家，种族复杂，不同民族对文化的依赖使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更多的方式和手段来调和不同民族、种族人群的文化冲突。如英国在二战后对少数民族语言采取的“同化”政策；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中的极端主义者制造暴乱，致使英国重新加强了英语共同文化认同的管理，强调“共同文化”的重要性，“文化适应”的理念贯彻也是基于对不同民族、种族居民进行稳定融合的考量采取的相应语言政策选择。

(四)其他因素。从英国英语语言发展来看，还有诸如战争、自然灾害(黑死病瘟疫)、苏格兰独立公投等历史大事件影响着政府在语言政策的制定。当然，这些历史大事件对语言政策选择的影响较弱，不足以左右同时期英国英语语言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

结语

总之，虽然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由多方面构成，但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教育政策中。英国鲜有显性的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其语言政策大多通过教育、移民等政策实现。英国国内英语教育政策的选择，主要是受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反过来也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