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亮

引言

汉语方言的传承和传播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语言文化传承热点问题。提高方言传承和传播的效果，除了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唤起方言群体的文化自觉，更有必要提供基础性的语言文字服务，消除方言传承和传播所面临的现实困难，才能真正保护方言生态。目前，广东、浙江、福建、上海等少数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尝试“方言进课堂”[1],探索方言传承教育。对绝大多数地域方言来说，除了口耳相传之外，积极利用各类媒介扩大传播空间是主流选择，其中网络新媒介已经超越报纸杂志、文学作品等传统媒介成为主流方式。语言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传播形式。以此来看，传统媒介是采取文字书面化方式呈现方言；网络新媒介综合利用两种形式，除了利用音视频手段直接呈现方言口语，大多数新媒体方言音视频栏目都会配有方言字幕或书面文本，网络社区和微信、QQ等网络即时通信工具都以文字为最基本的书写符号载体。可见，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网络新媒介，方言借助文字实现书面化仍是不可或缺的传播途径。不过，方言书面化尚面临着一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方言书面化传播的实际效果，已成为影响方言有效传承的重要技术障碍。

方言书面化，广义上说，可以泛指具有方言特征的语言单位以文字形式转化为书面文本。严格来说，有一套成熟完整的书面语系统和方言书写符号系统来记录整个方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方言书面化。便利起见，本文所说的方言书面化是广义上的。那么，汉语方言书面化的实践有何具体表现？与异语文字符号夹杂使用现象是否相同？如何看待方言群体的书面化诉求及其实践？又如何处理方言书面化与汉字规范的关系？诸如此类问题有必要结合语言生态伦理深入探讨。

一、汉语方言书面化生态及其符号选择

方言是口语形态的，方言书面化的前提是文字的产生。有文字之前，口语是语言自然传承的唯一方式。由于口语的时空局限性，通过创制文字把口语转换为书面形式，才实现了语言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文字的产生以及书写工具的改进、印刷技术的发明等，使书面语成为现实，也使人类的语言交际从单一的口语交际发展到既有口语又有书面语交际的双轨式交际形式，它带来了语言生态的深刻变化。”[2]具体来说，“文字把语词诉诸可见表达以后，语言的表达力倍增，潜力难以限量，文字重构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文字把一些口语方言转化为‘书面语方言’(grapholects)。方言用文字承载之后就成为一种能够超越方言的语言(transdialectal language)。文字使书面方言获得巨大的力量，使其表达力大大超过了纯粹的口语方言”[3]。也就是说，口语的书面化一开始就与方言密切相关，并且促成了不同方言之间生态位的竞争和分化。“文字和印刷术开发出特殊的方言。大多数语言根本就没有文字……然而有些语言(更准确地说是方言)在文字表达中投入了惊人的精力。在地区方言丛生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意大利，常常是关于一种地区方言的文献大大超过了其他地区方言，并最终成为民族共同语。”[3]显然，文字可以帮助某些方言取得共同语基础方言或强势方言地位，进而成为民族语言书面化的标准参照，汉语、英语、意大利语等有文字的语言都是如此。对非基础方言来说，主要以族群或家庭为单位采取口耳相传的自然传承方式，只有少数方言(特别是强势方言)会利用文学作品、纸媒、电子文本等书面化传播途径扩大影响力。本文谈论方言书面化问题，是结合汉语方言传承和传播的新形势提出的，主要讨论的是非基础方言的书面化问题。根据书面化程度的差异，汉语方言的书面化方式大致可分为方言入文和方言作为独立的书面化对象两种情况。

(一)方言入文

方言入文，是指方言成分零散地进入到共同语的书面语系统中。汉语书面语包括文言文和白话文两个传统，汉语方言是共同语(特别是白话文)的重要来源，方言成分采用通用汉字(有时也用汉语拼音)书写后，多以“方言入文”方式进入书面语。

1.传统媒介的情况

传统媒介以纸质材料为主要载体，方言成分以文字形式书写到纸质文献中，是方言与共同语的书面语接触互动的重要方式。在古代，除了官方为掌握民情或个别文人出于兴趣专门收集记录方言外(如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历代诗文、笔记小说、禅宗语录、通俗文学等书面文献也吸纳了不少方言成分。例如：

(1)王观国《学林新编》云：“江左人称我汝皆加侬字，诗人亦或用之。孟东野诗云：‘侬是拍浪儿’是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诗人用侬字》)

(2)林谦之诗：“惊起何波理残梦。”自注：“述梦中所见何使君，蜀人以波呼之，犹丈人也。”(叶釐《爱日斋丛抄》卷五)

(3)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过身来道：“刺闹(痒)①杀我也！”(吴承恩《西游记》第五十二回)

例(1)中“侬”为吴方言代词；例(2)中“波”应是记音字，本字为“皤”，为蜀方言词；例(3)中“刺闹”为山东方言词。早期方言成分进入书面文献，多是历代文人为满足猎奇心态、增添诗文情趣、寻求方言书证等零星运用。随着唐宋以来通俗文学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明清之际北方方言大量进入白话文学作品，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主要白话源头。此后，方言一直是共同语最直接最稳定的来源，作为现代文学语言资源的审美价值日益受重视，不少作家投入方言写作，产生了大量带有京味、川味、汉味、沪味等鲜明地域风格的方言文学作品。当然，绝大多数作品只是有选择地运用方言成分。例如：

(4)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事情)。(金宇澄《繁花》)

(5)老六哇，莫把事情看得太了撇了嗷！……武汉话里，“了撇”就是简单的意思。(彭建新《红尘》)

此外，地域性纸媒也是现代方言运用的重要媒介，方言成分主要出现在娱乐报道、民生新闻、文艺副刊类版面的标题或专栏里。例如：

(6)“擂肥”(武汉方言词，指勒索赃款赃物的不法行为)不是闹着玩 可能构成抢劫罪 (《长江日报》新闻标题，2018年2月13日15版)

综合相关研究来看，传统媒介的方言运用主要涉及粤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北京话、东北话、四川话、武汉话等南北方强势方言，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和传播方言文化的效果，具有语言生态学意义。

2.网络新媒介的情况

网络新媒介为现代方言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一方面，依托传统媒介的文学作品和纸媒实现了电子化传播。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社区、微信公众号、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广泛运用，方言成为交际和娱乐的重要语言生活资源，方言入文呈现出扩大化趋势，参与传播的方言种类越来越多样。在书写符号选择上，汉语拼音成为重要的补充符号。如“pia(啪)、hia(哈)、hin(很)、jio(脚)”及“biangbiang面、热fufu(乎乎)、大 xiji(大狮子)、小naofu(小老虎)”等汉字加拼音的混合用法都是受方音影响产生的拼读形式。再如：

(7)他们最多看着视频乐一乐，然后狠狠拍一下儿子凑过来的脑袋：“bai(别)看这不正经玩意，卷子做完咧(了)莫有(没有)？”(乌头白《比洋气，你们全输给了山东》，《新周刊》公众号，2019年3月21日)

以上情况多见于微信公众号文本。采用汉语拼音拼读方言，便于保留方音特色，弥补了汉字表音功能的不足，增强了书面文本的口语性和情感互动效果。

(二)方言作为独立的书面化对象

方言成为独立的书面化对象，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发挥作用。非基础方言多数只具备其中部分条件，先天受限，只有极少数成为独立的书面化对象。

1.传统媒介的情况

近现代以来，汉语方言书面化的自主诉求萌发并逐渐增强。不过，方言群体主动自发的书面化行为并不常见。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以来，由于倡导言文一致和语言大众化，方言地位有所提升，少数强势方言群体出现了自发性的书面化诉求，在文学作品、地域性纸媒报刊和民间文艺的书面文本中有意识使用方言成分的情况增多。不过类似的书面化尝试并未持久，大多数方言的书写活动基本局限于当地的曲艺(如京韵大鼓、相声、评话、山东快书、粤讴、南曲、歌仔册等)、山歌、民谣、儿歌、故事、传说之类民间文学，用字大都混乱不成系统，尚处于方言书面化的萌芽阶段。目前，只有粤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等极少数强势方言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书面化文本，出现了用方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比如用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其中粤方言条件最为优越，已经大致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书面语。粤方言书面化文本的存在形式包括有限度书面化的文白(粤)夹杂体和书面化较成熟的粤方言白话体两种，在用字方面“主要通过以常用汉字为基础，保留一定数量的生僻古本字，并通过用字法和造字法产生假借字、训读字和粤方言字、俗字的方式来形成其文字书写体系”[4]。当前，有不少地方文化人士或方言学者尝试规范方言用字或创制方言拼音为推行方言教育提供基础性服务，或许可以为相关方言的书面化过程提供助力。

此外，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传教方便，编写了大量汉语方言课本、圣经方言译本、方言词典等，这些文献采用的书写符号既有汉字也有罗马字母，客观上为粤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和部分官话方言提供了早期较为系统的书面化文献。

2.网络新媒介的情况

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新媒介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书写主体由知识阶层扩大为大众群体；二是书写载体和应用场合由纸媒、文学领域扩大到电子化媒介、日常交际领域；三是书写行为由偶发性、滞后性向即时性、自发性转变；四是书写动因由修辞语用需求扩大到日常的记录或输入需求；五是书写工具由纸笔变为键盘输入。这些变化说明方言群体书写方言的自主意识趋于浓厚，使得不少方言的书面化文本的文白(方言口语)夹杂度呈现走高趋势。例如：

(8)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火龙。合租奏为(作为)一种最省钱嘀(的)方式，相信还是满(很)受年轻人欢迎嘀(的)。但是，一旦合租，就避免不鸟(了)和生麦子(陌生人)住到一起嘀(的)风险，这一想真嘀(的)是蛮(很)扎心。带(在)武汉合租，你碰到几过(个)奇葩舍友，nia(您)还真莫(别/不要)跟我说你合租过。有的人搞得蛮拉瓜(很脏)，冒(没)吃完嘀(的)就直接丢到客厅豆里(里面)，一丢就是几过(个)星期。吃点清爽嘀(的)东西咧(呢)，你也不觉得莫样(怎么样)，但是有嘀(的)人呐，就是喜欢吃莫子(什么)重口味嘀(的)。(《武汉小伙疯狂吐槽合租奇葩室友，大快人心！》，《武了个汉》微信公众号，2017年3月30日)

上述节选文本根据《武了个汉》“方言秀”栏目视频字幕转写而来。综合分析该栏目2017年的转写文本发现，方言文本的用字带有显著的倾向性：一是以汉字符号为主，兼用拼音等符号，具有表音化倾向。除武汉话的敬称“nia”(相当于普通话的“您们”)采用汉语拼音形式外，其他都是用语音近似的汉字来书写，属于别字，未采用方言本字书写，说明用字主要是为了显示方言的语音特色。二是选用记音汉字带有一定随意性。栏目中“很”写成“蛮”或“满”，“里面”写成“豆里”或“兜里”，“的”写成“嘀”或“滴”。可见选字用字的混乱随意。三是方言词汇采用汉字记音是有选择倾向的。只有能体现方言特色的成分才借用汉字记音，如“滴(的)、鸟(了)、冒(没)、带(在)”等都是武汉方言高频虚词，“兜里(里面)、莫样(怎么样)、正满(现在)、生麦子(陌生人)”等都是武汉方言特色词汇。

该栏目的方言运用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与地域性纸媒等传统媒介相比，此类网络方言文本延续了传统媒介的文白夹杂特征，方言词汇的选用规律大致稳定，以能显现本地方言特征的词汇为主(方言特色实词、助词、语气词等选用频率更高)。不过，为了营造浓厚的方言氛围，方言成分占比更高，用汉字记音的情况更为突出(特别是方言虚词)，书写符号选择更加随意，呈现出较高的夹杂性(兼用汉语拼音)。我们也发现，有些与共同语互通度低的方言用汉字记音的书面文本几无可读性。例如：

(9)有过女崽令我思想变地太可/当措我也其很为对内放嗨待错/内或我无司令/用气买木用是款/内慢慢什弹国对我对刚情地营针/药急斗难忍还天生的瘦朋右……(《春娇与志明》歌词粤方言音译版，闽南网，2019年3月23日)

用字随意混乱、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是方言书面化早期文本的典型特征[5]。以此来看，上述材料中武汉方言的书面化文本尚处于萌芽期。网络媒介环境中，与武汉方言类似的方言文本很常见，大都是方言个体偶发的娱乐化行为，缺乏群体一致性，勉强可算作方言书面化意识和行为的萌芽状态。

(三)汉语方言书面化的符号选择生态

方言书面化的关键是符号选择问题。以汉字为主，兼用汉语拼音，是汉语方言书面化的符号选择生态总貌。方言书面化过程极其艰难，具备完全书面化条件的方言极其少见，绝大多数方言书面化程度很低，记音汉字或方言拼音的使用缺少一致性、规范性、准确性，导致绝大多数方言书面化文本呈现为随意、混乱、不成熟的原生状态。当前，方言群体在网络新媒介的书面化行为呈扩大化趋势，带有书写行为自发性、符号选择随意性、传播内容娱乐化等特征，如何引导和规范正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当前人类文化已进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次生口语文化”时代[3]，书面语与口语深度互动融合，网络书面文本的口语化特征日益显著。网络新媒介的方言书面化行为与此趋势密不可分，背后有着深刻的语言生态伦理动因，这是今后为方言群体的书面化行为提供语言文字服务对策的前提，有必要深入分析。

二、汉语方言书面化符号选择的语言生态伦理动因

何谓“语言生态伦理”？潘世松认为：“语言生态伦理是族群、国家语言(方言)发生、发展、传播和个体、族群、国家语言(方言)习得、运用的自然状态与人为痕迹关系的内心驱迫感。”[6]该理论是潘世松基于当代语言生活中异语文字夹杂使用的现实状况提出的，“异语文字符号夹杂现象是指汉语表达里汉字与异语字母、单词、句子、段落等的共同出现，其中主要是汉字与英文符号的夹杂”[7]。与异语文字符号夹杂使用现象相比，汉语方言书面化生态及其书写符号选择有所不同，对文字规范和方言传播的影响尚需评估。

异语文字符号夹杂现象的出现具有对立统一、非自足性、符号征象、修辞策略、经济原则、兼性互惠等语言生态伦理动因[7]。汉语方言书面化的符号选择主要与深度共生、知识前提、话语释放、修辞策略等语言生态伦理因素密切相关。

(一)深度共生

从根本上说，汉语方言书面化的符号选择生态现状是由汉语方言和共同语所处的语言生态位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汉语方言处于相对弱势的附属生态位，但与共同语之间不是竞争替换关系，而是交叉渗透、互补互利、干枝相依的深度共生关系。二者在口头交际方面有两种共生方式：一是以语码转换方式实现泛时空分层并用式共存，二是以地方普通话或方言味普通话的方式实现趋同式共存。在书面媒介中，汉语方言主要通过“方言入文”方式融入共同语的书面语系统，从而实现交叉互补、兼性互惠式的共生共存。这种深度共生关系决定了方言书面化的书写符号选择必然深度依赖共同语。

异语文字符号之间具有发生学上的静态平行对立性[7]，汉语文本中异语文字符号夹杂使用是少量的、辅助性的，属于边缘共生现象。与之不同，方言及其书写符号系统是从同一种语言分化而来，尽管方言在所通行的地域是相对自足的口头交际工具，但往往不具备独立的书写符号系统。对于方言和共同语来说，共用一套书写符号系统，保持言文一致是最理想的状态。对汉语来说，汉字实际上居于“古今通语和南北方言通用文字的地位”[8]。汉语方言群体从小就开始学习现行汉字和汉语拼音，与之相应的音形义标准都是建立在共同语基础上的，在汉字读音、汉语拼音音值与共同语标准音之间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心理联想，形成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对于方言群体来说，利用成熟的共同语书写符号系统，显然要比新造一套书写符号系统更为便利。方言群体因利就变，用汉字记录或汉语拼音拼写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明智又经济的自然选择。在传统媒介时代，汉字可以说是汉语书面化的唯一书写符号选择，在音、形、义的规范标准方面是以共同语为基础的，二者总体上是深度契合的。尽管汉语共同语和各方言之间亲疏关系有程度性差异，词汇互通度呈现为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趋势[9]，总体上仍属于深度共生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选用恰当的汉字来记录方言并不存在多大问题。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后，现代汉语书写符号系统实际上多元化了，汉语拼音作为正音和识字的重要辅助工具，在基础教育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自然成为方言群体拼写方言时的重要补充性符号，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字功能的不足，也使得方言书面化的符号运用呈现出一定的夹杂性。总之，采用共同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来记录方言是方言和共同语之间的深度共生关系决定的，方言群体并无太大必要去另创一套独立的书写符号系统。

(二)知识前提

方言书面化的前提是文字的产生，方言书面化水平与方言群体语言文字知识的储备充分性密切相关。方言书面化有利于实现方言传播的最大化，选择书面化途径传播方言必然是方言文化自觉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出现的，是方言群体在“走向崇高”基础性前提作用下实践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的具体表现[10]。

对个体来说，方言书面化是其“语言人”身份双重性的体现，带有一定的内部冲突性。个体首先是有方言群体归属的“语言人”，个体的“语言人”身份实际上具化为“方言人”。在语言习得方面，方言口语是个体母语习得的先天选择，方言能力发展具有相对充分性；共同语大都是后天习得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学习经常是不充分的。对于方言人来说，书面语并不是必需的，不识字的方言人只是不懂书面语而已。现代社会，个体同时是有国家和族群归属的语言人，个体在习得方言之外，必须在学校接受以共同语为基础的公共教育，文字是作为共同语口语的书写符号来习得的。方言和共同语采用同一套书写符号，需要处理好共同语标准与方言差异的关系。方言差异会对共同语的书写符号及其标准音推行带来一定干扰，如普通话的异读词、异体字规范问题。而且文字符号系统具有非自足性，汉字的记音功能先天不足，加上方言里有音无字的情况较为普遍，用记录共同语的汉字来书写各地方言，注定会出现一些音义不相契合的情况。方言群体为了更完整准确地记录方音，采用了同音假借、训读替代、画框阙如、错别字、自造字等各种办法，网络新媒介中还经常兼用汉语拼音，使得方言书面化的符号运用带有一定混乱性和符号夹杂性。因此，要想方言书面化取得规范一致的理想效果，需要在方言规范化(正音、正字)方面做好基础准备。

方言稳定性差，通常处于芜杂不规范状态，方言正音、正字需要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和社会条件。拿正音来说，如何确立某方言的代表点并制定正音规范难度极大。目前似乎只有粤方言的正音规范研究比较充分。其中以詹伯慧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影响最大，历时十年方出版，难度可见一斑[11]。相对来说，方言正字更受关注，方言学者注重方言本字考求，积累了大量成果。近年，张振兴主持研制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汉语方言用字规范》汇总了目前的方言用字情况[12]，其中《全国汉语方言用字总表》包括3 465字。网络上也时常流传各地方言学者或地方文化爱好者自制的方言用字表，如“闽南话常用方言字表”“武汉话规范用字表”等。不过，这些字表所收录的许多方言字不属于现代常用汉字，笔画繁多，难写难认，经常陷入“会说写不出，写出不会读”的怪圈，显然不利于识读推广，对改变方言用字混乱随意现状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语言书面化标准的制定和推行是一项牵涉面广的社会工程。汉语方言所处的附属生态位决定了其先天缺失书面化标准研制和推行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即便有标准也难以形成共同遵从的社会基础，缺乏约束力，这是绝大多数方言难以实现完全书面化的根本原因。对大多数方言来说，关注方言正音、正字规范问题的大都是方言学者或民间文化热心人士，属于少有问津的民间自发行为。“方言历来缺乏书面记录的形式，很少人致力于为书写方言词统一用字，即使有民间学者编写过地方韵书，因为韵书并不普及，用字也就未能广泛通行。”[8]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客家方言这样的强势方言，经过130年的发展，仍然无法统一方言书写标准，处于书写混乱的状态[5]。即便书面化程度很高的粤方言，目前也遇到了难以传承的困境。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方言的书面化基础先天不足，方言群体的文字符号知识储备和习得尚处于不充分的原始自发状态，这是汉语方言书面文本长期处于芜杂混乱状态的重要原因。当前，网络新媒介中使用的输入法大都是以共同语为蓝本的，强化了共同语书写符号系统的统治地位，可以预见方言书写的混乱状态仍将是较长历史时期的常见现象。方言书面化水平的提高需要方言学者和本地文化人士积极努力，兼顾科学性和实用性。研制方言常用字表和方言拼音方案，有利于减少识读和书写难度、提高方言普及读本的可读性。

(三)话语释放

语言生态伦理认为“话语即释放, 是族群、亚族群、个体的符号序列释放”[13]。“文字符号系统是话语或词语的记录者，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书面/视觉体现。”[7]“口头语是心灵体验的显示, 书面语是口头语的显示, 二者都基于心灵体验, 而心灵体验与族群的存在方式密不可分, 即语言及文字符号系统述说族群的存在方式。”[13]方言口语述说方言群体的存在方式和心灵体验，文字符号则是方言群体“话语释放”的书面体现，方言书面化状态及其符号选择反映了方言群体话语释放的能力状态及其变化。

汉语历史上曾长期处于言文分离状态，汉语方言的社会地位和语言声望很低，在书面语空间缺乏话语权，几乎是“失语”的。传统媒介时代，书面语为官方或知识阶层掌控，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拿我国古代来说，历朝主流语言观“以雅言为尊”，文言文占据统治地位，方言往往被视为鄙俗的，特别是古代普通民众基本不具备文字书写能力，因此方言成分多是被动进入共同语为基础的书面文献当中，文人大都认为“今之方言，或于文献有征，或为古语之遗，或为通语之讹”[14]，在方言用字方面基本遵循本字传统。在唐宋以后，反映市民生活的俗文化兴起，禅宗语录、话本小说等早期白话文献出现了口语化倾向，吸收了不少当时的方言口语，但由于长期的言文分离，方言书写存在障碍，这些白话文本出现了较多同音假借等不规范用字现象[15]。可以说，此时期汉语方言尚难以通过书面化方式全面述说族群的存在方式，反而可能会成为带有负面效果的符号征象标记，带来地域或方言歧视。

网络新媒介时代，新传播技术导致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冲击了传统媒介的中心化霸权，各社会群体有了“话语释放”的机会赋权和语言选择自由。方言群体在有别于地域空间的虚拟化网络空间里重新以“方言”为媒介聚集，以书面化形式释放话语的实践越来越多，“我手写我口”成为现实。然而，借助文字符号释放个性话语，或利用方言实现群体认同、身份标记、情感交流、游戏娱乐乃至方言书面化等多重需求时，如何利用统一的书面符号彰显个性特征成为方言人的重要考虑。对方言来说，语音形式是最容易感知的显性差异标记，然而“在书面文本里，语词本身缺乏原有的全部语音特征”[3]。如何在书面化过程中保留乃至彰显方音特征呢？对汉语方言人来说，最便利的选择就是发挥汉字的记音功能，采用假借汉字方式来记音。问题是汉语拼音可以更好满足记音需求，为什么没有优先选用？这与汉字和汉语拼音的功能特征有关。汉字历史悠久，在漫长历史时期里“书同文”政策的深刻影响下，已成为显示汉语族群存在方式和心灵体验的“文化胎记”，使得汉语方言书面化的符号选择优先指向汉字，实际上也很难完全摆脱汉字的强大惯性约束。当然，汉字具有一定的记音功能，有大量同音字供选择，可基本满足记录需求。由于汉语方言语音之间与《广韵》音系有着较系统的历史演变对应关系，使得汉字成为“一种独特的表意一致、表音虽不准确却可用系统来折合的文字”[8]。这样一来，假借汉字记录方言语音既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识读性，又可以实现“同中显异”，便于以共同语为参照系，在对比中显示方音特色，利用不规范书写形式达到“视觉方言”(eye dialect)②效果[16]，满足彰显个性、标记身份、话语修辞等多种诉求，这是单纯采用汉字本字或拼音记录方言无法实现的。而汉语拼音创制历史尚短，所采用的拉丁字母与汉字形体完全不同，主要是作为辅助记音的工具(特别是有音无字时)，难以与具有数千年使用惯性的汉字相抗衡。

当然，假借汉字或拼音来记录方言很难全面准确地记录方言音值，同音字繁多也导致方言用字选择缺乏一致性，从侧面说明方言群体对自身的书写行为并不强求准确性和规范性，更多是作为“话语释放”的一种途径，这也是方言群体的文化自律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不过，“话语释放行为有其自然状态与人为痕迹关系内心驱迫感的制约”[6]，今后如何最大限度确保方言书写行为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在多种因素综合博弈中沿“律己-利己-益群”路径[10]实现“走向崇高”的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仍需观察。

(四)修辞策略

方言成分来自方言口语，带有亲切轻松、幽默诙谐的口语风格，与共同语书面语的庄重严肃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以其独特的口语风格拥有了不可或缺的话语功能生态位。方言成分通过发挥特有的口语化交际或修辞功能融入共同语，丰富大众语言生活，在语用生态伦理层面实现与共同语的“兼性互惠”仍将是主流选择。

方言是原生的、本真的和个体的，能精微地传达地域和人物的神韵，方言成分具有口语化、生动化、亲和力特征，同时也“因为陌生化、乡土化而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相互嘲讽而增添了某种戏剧化效果”[17]。以此来看，方言文学和地域性纸媒的方言运用是一种广义的修辞手段。

近年来，网络新媒介极大地解除了方言群体的书面化束缚，消解了书面语言的严肃性、规范性，为方言发挥特有的交际功能和修辞价值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方言词汇大量进入网络书面交际，特别是以谐音假借方式形成了独特的修辞用词或造词现象，如“菇凉(姑娘)、筒子(同志)、酱紫(这样子)、神马(什么)、猴赛雷(好厉害)、蓝瘦香菇(难受想哭)”等方言谐音词语广为流行。从书写形式来说，这些词语大多属于同音别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行汉字的规范运用，引来不少批评，但因为有着独特的修辞表达功能，一直为网民乐用而屡禁不止，成为了网络“土味”嬉戏文化的重要风格特征，有些词甚至逐渐进入了正式书面文本。从方言谐音词语的选字用字来看，体现了以共同语为参照基准的特征：(1)以汉字的共同语标准音为参照选择方言词语的记音字，而不是相反。如“菇凉(姑娘)”是用“凉”的普通话音值来记录“娘”的方言读音。(2)利用了方言和共同语之间语音对应关系的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如平翘舌、鼻边音、前后鼻音不分等)是方言群体学习普通话的主要发音障碍，拥有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利用这种语音差异用词或造词便于建立普方之间的音义关联，激活受众对普方语音的反差性认知，制造出词汇生动化的表达效果。如人们看到“菇凉”，很容易利用语音对应关系联想到“姑娘”，形成轻松有趣或自嘲戏谑的方音心理。(3)选字看似随意但有意无意地利用了汉字形体的表意理据性。“汉字使用者很难把汉字仅仅当作记音符号使用，总是想追求借用来的汉字组合背后的意义，哪怕这个意义和要表达的目标意义毫无关联。”[18]方言谐音词语并不是每个语素都用谐音，如“菇凉(姑娘)”中“菇”与“姑”同音，是有意选用不同字形以突显差异，借此消解“姑娘”作为规范形式的严肃性，由于汉字的表意性，人们看到“菇凉”总是有意无意地追求汉字组合背后的意义，从而以“语义别解”制造出陌生化或荒诞无厘头的诙谐表达效果。可见，方言谐音词语修辞效果的达成是以汉字书写符号的共同语标准读音和表意性特征为参照基础的，否则难以形成反差效果，也达不到理想的修辞目的。

结语

方言书面化是方言群体拓展方言生存空间和文化调试的重要途径，受到深度共生、知识前提、话语释放、修辞策略等语言生态伦理因素影响，有其诉求合理性一面。只是方言书写的符号运用总体尚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话和现行汉字、汉语拼音的规范化应用，引起了较多关注和担忧。结合语言生态伦理来看，汉语方言所处的附属生态位决定了方言书面化先天存在固有缺陷，很难实现完全书面化，并不会从根本上危及普通话和现行汉字的权威生态位，也就无须太过担心。

就今后发展来说，一是有必要从语言生态伦理角度加以引导和规范，基于“理解而非认同”的文化宽容理念，给予适当的话语释放空间，有利于满足方言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动态多样性需求[19]，帮助缓解方言群体高涨的传承焦虑；二是应重视学理研究和语言服务，让社会认识到“汉字系统”并不等于“汉语记录系统”[20]，基于“兼性互惠”理念，充分发挥汉字、汉语拼音在表意和表音功能上的互补性，通过普及方言本字、研制方言拼音等措施增强方言书写符号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为方言读本编写、方言资源开发、方言输入技术等方言书面化应用场景提供帮助。

(本文曾在中国修辞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宣读，获评“中国修辞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一等奖，得到陈光磊、胡范铸等诸位先生指正，特致谢忱)

注释：

① 括号内的普通话释义为本文添注，全文同。

② “视觉方言”是美国文学方言研究使用的概念，指“用不规范的拼写形式再现标准拼写形式代表的同一个发音”，如把“women”故意错拼成“wimmin”，是英语文学常见的方言语音表现手段(汪宝荣2015:77-81)，这与汉语方言采用假借汉字记音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