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先，王亚奇

纵观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概念的谱系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思想家对其界定标准与解读语境存在一定差异。克罗齐通过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引申出“度”的标准，并用以衡量知识分子在认知能力上的个体差异；马克思将阶级分析法贯穿其知识分子理论始终，在他看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应该已经实行分工”[1]，而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其特性在于趋于现实统治需要有选择地产出理论成果或有目的地向民众传达特定阶级的思想指示与精神意图，知识分子由此具备意识形态功能。卢卡奇进一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作出分析，指出就理论的最终形式而言，“资产阶级思想由于它的出发点和目标始终是为事物的现存秩序作辩护”[2]，而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家也必然成为这一过程的主要从事者。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与上述三者又有所区别，他将知识界作为解决历史文化问题所构建的前沿阵地，相应地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并认为有机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的主体力量。葛兰西的这一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走向，然而他通过对知识分子所代表生产关系的定性分析，界定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先进程度的差异性，并赋予有机知识分子以现实政治职能，从而实现其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的建构。

一、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

在《狱中札记》中文版简评中，韩淑梅与刘同舫曾将“有机知识分子”定位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依靠力量”[3]，而葛兰西本人也指出，由于知识界与生产界的特殊关系，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才是“衡量不同知识分子阶层的‘有机性’及其同一个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程度”[3]的本质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再运用，同时又带有工团主义反对知识分子走向精英化、垄断化的色彩。

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首先通过其“整体性”特征体现出来，而这一思路在他与其他思想家的横向对比中尤为突出。以往哲学传统倾向于从知识分子本质出发，以社会分工作为衡量知识分子内部种类的天然准则。自法国思想家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以来，知识分子作为意识形态主体，凭借其成果的差异以哲学家、艺术家等多种形式活跃于现实社会，彼此间只在理论产出方面有具体区别。直至马克思才关注到任何形式的知识分子，例如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所列举的“意识形态家”“思维着的人”“哲学家”，等等，必然地隶属于一定时期的统治阶级，他们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1]。尽管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具体领域各不相同，我们都可以视之为向民众传达特定阶级的思想指示与精神意图的思想传播中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知识分子概念第一次作了整体性描述。

葛兰西在延续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之后，通过“有机性”概念，实现了对知识分子的第二次整体性描述。在他看来，传统的脑力与体力分工不足以解释体力工作中的创造性劳动，即使是简单的机械劳动工人也可以被称作知识分子，换言之，我们有必要区分知识分子与具备知识分子职能的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称广泛的脑力劳动者，尽管存在教士、艺术家等多种形式，然而就其劳动本质而言属于“智力-脑力工作”。葛兰西通过农民与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对比，阐释了从事“肌肉-神经劳动”的体力工作者同样在具体工序中进行着智力消耗与生产，因此，两者区别不在于社会分工的差异性，而在于其所发挥的知识分子职能，即同化其他社会群体，改造并生产新型世界观，促进“新的思想方式的形成”[3]。可见，“有机”一词是指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由此，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扩大至全体民众，而从事不同具体领域的理论工作者被抽象为“具有知识分子职能的人”。

在扩大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外延后，葛兰西将“有机性”设置为区分新旧知识分子的最终依据。由此，知识分子按照其有机程度可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活跃于古典知识界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是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也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上下沟通的传话筒，他们往往不适应现代社会技术教育。而“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主要指的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4]，如同他本人所说：“在现代社会中，同工业劳动紧密相连的技术教育都必然构成新型知识分子的基础。”[3]因此在《狱中札记》开篇，作者就将企业家视为具备组织经济活动职能的知识分子。相较于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更适应为新型社会提供专业知识与服务，倘若我们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运用其中也不难发现，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也体现在其所服务的生产关系更具先进性，对社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葛兰西用有机知识分子的整体性特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不仅存在理论上的误解，而且对无产阶级争取文化领导权也是十分不利的。有人认为是因为葛兰西受狱中环境限制，故意表述晦涩难解，在我看来，这恐怕不是主要原因。葛兰西把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作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认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双重表现，他试图通过分析其双重表现勾勒出有机知识分子的现实作用。

二、知识分子有机性的双重表现

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的建构按其生成逻辑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葛兰西通过扩大知识分子的外延实现了这一概念的词源学重构，在此基础上，他以“有机性”为标准，将服务于不同阶级与社会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其次，葛兰西延续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方向，将其宣传职能视为反对索列尔工团主义的有力武器。工团主义强调工人经济斗争是最高形式。葛兰西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与工人是一体的，他们在运动中是处于动态平衡的互动状态，在现代社会中，不存在单纯的工人运动或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最后，葛兰西赋予有机知识分子以现实政治职能，他主张有机知识分子通过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播以区别于泛化的知识分子，同时，有机知识分子将先进阶级的精神意图与现代社会的规范准则传达给民众，形成两者之间的中介与桥梁。

在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的建构中，知识分子的有机性表现在三个阶段的各个环节中，这是因为，就宏观而言各个阶层的文化虽然存在掌握程度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彼此间始终存在着输入与输出的动态联系，即有机知识分子的外在联系性。此外，就有机知识分子的自身特性而言，“‘有机性’的详细内容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与其所属社会集团的具体关系上，体现在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的具体角色中”[5]，因此有机知识分子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服务的阶级是否具有先进性。

(一)有机知识分子的外在联系性

联系性是知识分子有机性的外在表现与显性特征。倘若从辩证法的维度审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关系，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并非作为特定群体孤立存在，而是始终处于民众与统治阶级的两端势力之中。对此，葛兰西以工会为例论证了知识分子在工会行动中的中介作用。葛兰西在给乌尔巴尼的信中写道，现阶段的工人阶级并不具备强烈的斗争意识，“群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并相信反动派不通过流血斗争就可以消灭法西斯”[6]，因而在这一条件下，只能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动员群众，在工人群体内部培育革命意识，发动宣传活动，才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运动”，如同葛兰西本人所说：“如果我们在工厂创建一股政治力量，就不能阻止它自动成为中心、整个工厂的代表处。”[6]

按照有机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群体在文化程度与知识水平上的差异，我们可将有机知识分子的外在联系大致分为横向联系与纵向联系。就横向联系而言，随着民众不断接受教育与知识分子的群众化，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理论创造活动不断吸引并同化群众从而发挥自身的教化职能。就纵向联系而言，话语权成为联接新旧知识分子的重要媒介，两者依靠这一纽带实现理论成果的递进性传承。

葛兰西曾以部队先锋与炮兵突击队来比喻知识分子与群众间的横向联系。他认为，在知识分子与群众的联系中，有机性突出表现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先锋式社会影响力，即知识分子通过教化与带动群众改变他们固有的“吉普赛传统”[3]，而这一同化过程，是传统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因而构成有机知识分子的特性之一。

首先，葛兰西通过破解索列尔的精英领导政治理论，建构有机知识分子的横向联系。他在分析一般内在论诟病时指出，工团主义式精英圈文化的弊端在于无法实现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活动，而“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群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3]。哲学文化已不属于一部分人，这意味着文化的社会性已然成为否认知识阶层垄断性的宏观原因。因此，所谓将一般群众隔离在知识界外围的文化精英并不等同于有机知识分子。

其次，有机知识分子的横向联系还表现为其与群众间的互动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中。任何教育活动都是已然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向群众输出理论成果，促使更多受教育者加入知识分子阵营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客体媒介的有机意识形态将发挥其拉力作用，“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3]。有机知识分子在与群众的互动中逐渐培养了群众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成为二者互动的内在动力。

再次，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突出特质在于其理论具备同化性，即有机知识分子能够利用自身的说服力与感召力获得群众认同与支持。他本人在界定广义知识分子时对农民与具备知识分子职能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行比较，在他看来，农民阶级所掌握的播种等生产技能同样属于知识界，然而农民阶级并不具备感染、同化其他社会阶层的能力，即他们不能作为思想传播者与理论生产者实现统治阶级与社会大众的沟通互动并触发群众的广泛认同感，因而被排除在有机知识分子的范畴之外。

葛兰西本人在定义何为有机性时指出：“只有当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观点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历史集团，形成有利于霸权建构的态势。”[7]这表明在任何条件下，知识分子对群众的同化活动是该群体发挥有机性的充要条件，同时，他们不仅作为专家，还作为新型世界观的生产者参与市民社会活动，行使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所建构的知识分子联系体系中，该群体与一般群众的同化作用只是其中之一。倘若我们将有机知识分子与一般群众间的关系视为同一时期内的横向联系，那么新旧知识分子间的互动过程，就应当被划归为超时代性的纵向联系，有机知识分子通过教育活动实现市民社会下的文化主导权，同时通过与旧知识分子的互动保持自身的与时俱进性。

就传承工具而言，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纵向联系首先在于话语权的内部传递，即知识以特定术语的形式“结晶化”。知识分子内部在知识传承过程中，部分理论知识经历了历时性发展，特定带有固定意义的词语即“以隐喻的形式吸收先前文明和文化的词语”[3]，以术语的形式得以流传，这就是话语权，它自身的外部形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广泛运用于新旧知识分子之间，成为见证两者互动过程的媒介。这种话语权在知识分子以外是很难被掌握的，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一种共同的概念术语，把自己和先前的知识分子联系起来”[3]，便于该阶级内部沟通与交流，也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质，这种特质具有不可替代性。

就知识分子内部而言，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传统知识分子经过一定的精神变革与理论改造可以转换为有机知识分子，相应地，一定阶段的有机知识分子一旦被固化、僵化为保守势力便丧失其有机性，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而是在相互转换中达到融合。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知识分子实现了阶层内部的新陈代谢，同时始终有一定数量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一起承担着辩护现存社会秩序、传达统治阶级精神意图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功能。葛兰西力图从理论上解决有机知识分子与群众以及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发展、知识进步，原来的知识分子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作为知识精英的知识分子与作为生产者的群众之间的边界逐渐消失，知识分子越来越“消解”于群众之中。因此，知识分子的这种泛化现象是传统知识分子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对跨越了职业、阶层、兴趣等知识分子的新变化，葛兰西用“有机知识分子”来指称，这就必然引出新旧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一话题。一般说来，传统知识分子往往与统治者联系较为密切，因此在革命时期，首先会争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起什么作用等问题。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既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理论的超越，也带来了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有机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作用的模糊性、在争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中的带头作用等。

(二)有机知识分子的内在先进性

在葛兰西所建构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中，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与现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他们代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对现代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反思批判，因而可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先进性，即“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主要指的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4]，相应地，被定位于前工业时期的传统知识分子无法适应现代的社会转型，他们仅仅作为理论生产领域的“专家”，而非工业社会下文化生活的组织者与建设者。

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研究思路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不完全是孤立的思想体系或精神产品，而是意识形态家用以传达统治阶级现实需要的工具，意识形态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载者，这意味着他们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1]。马克思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和意识形态家的作用，这为葛兰西日后关于知识分子的定性分析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葛兰西通过爬梳传统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表现，对比出有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的自主反思批判精神而具有了内在的先进性。葛兰西指出，由于传统知识分子同所处的社会制度保持高度关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旧的传统和稳定心态浸透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显示出消极性和保守性，他们在历史的演进中始终扮演着传承者的角色，在对旧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思想方法进行宣扬之时体现了集于他们身上的历史延续性。葛兰西认为，在意大利，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教士和新闻记者等就是传统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例如，教士阶层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非世俗部分，始终承担着教化信徒、普及美德、社会救济等教育职能，不可否认的是，教士曾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利用宗教教义向民众传播社会生活常识，并规范其社会行为，而这一影响力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校等教育机构颇为类似。然而，相较于工业社会中代表现代生产关系的新哲学家、艺术家等教育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教士阶层却不能划归为有机知识分子的范畴，这是由其依托的封建贵族阶级的落后性决定的。在分析教士的作用时，葛兰西指出，传教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论证灵魂不朽的命定论为当时统治秩序作合理性辩护，换言之，教义所规定的善恶思辨已然成为麻痹人们的催化剂，而教士恰恰起到催化作用。而现代社会中“传统和庸俗化的知识分子类型是由文人、哲学家、艺术家赋予的”[3]，他们通过抽象的理论工作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并逐渐脱离一般群众成为相对独立的特殊阶层。因此，“知识分子的职能本身便被看作是绝对的和卓越的，而他们的历史存在和尊贵也被抽象地理性化了”[3]，这一垄断地位也决定了传统知识分子将止步于“专家”身份，难以摆脱“御用”地位，他们很难将现代科学融入全民教育活动中，他们的主要职能是通过传教实现其政治职能。因此，葛兰西认为，必须改变以往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功能，使有机知识分子能够体验人民的情感，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从而完成培育人民的思想情感的任务。

葛兰西力图跳出传统知识分子理论的框架，以现代生产技术为基础，以人文教化为特征，重新构建知识分子理论。他主张，有机知识分子理论要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功能，吸纳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优秀成员，聚合各阶层的共同意志，为掌控文化领导权做好准备。

三、有机知识分子的现实政治职能

在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建构中，知识分子自身的有机性成为关联整个理论体系的前提，通过对知识分子有机性的分析，葛兰西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统治不再依靠传统的政治强力和专制工具，而是由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领导权”和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来实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职能是协助统治阶级贯彻自己的统治意志，让社会获得普遍认同，进而通过意识形态动员，促使社会集体意志实现自上而下的集中贯彻，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合法性的辩护人和施行统治的代理人 ，在市民社会中掌握文化领导权，履行其凝聚作用与教化职能。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要实现社会变革，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形成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有机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要把自己的哲学理论深入到他所在团体的所有成员中，以此反映他们所属社会团体的需要和利益；同时要发挥转换过来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雄辩特长，用通俗的语言来宣传新的世界观，宣传领导者的意识形态，使舆论“阵地战”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使意识形态发挥更加充分根本的作用。葛兰西分析了有机知识分子发挥影响力的两条途径，即“对知识分子指导中心的领导权是通过两种主要途径得以确立的：一种总的生活观念……一种教育大纲”[3]，总的生活理念的革新有助于促进现存社会秩序的变革，而教化活动一方面可以保障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成员推陈出新，不断有传统知识分子或一般民众涌入有机知识分子行列；另一方面通过新意识形态的传播与灌输，使有机知识分子突破原有意识形态的藩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识与道德领导。

(一)凝聚作用：“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

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职能的概括来源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经典论述，他通过重构上层建筑的内部构成，重新审视知识分子之于社会生产的特殊意义。葛兰西把有机知识分子扩展到一般的生产者，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由于技术、知识等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有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技术、劳动知识和社会文化的主体，成为解构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意识形态的主力军，借以摆脱资产阶级的技术文化控制。但由于技术、知识的普及化，生产中技术分工与合作的普遍化，无产阶级必须与有机知识分子紧密配合，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才能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思想相一致。

马克思是以对经济基础能动作用的形式差别为依据划分出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层建筑关注制度层面，政治交往由于“不像经济制度那样靠物质利益的引导，也不像意识形态那样靠精神感化或影响而是依赖于强力”[8]，而观念上层建筑关注精神层面，意识形态通过无形的感召力潜移默化地发挥其引领作用，因此，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各自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葛兰西按照公共性这一尺度，对上层建筑作了新的划分，他将上层建筑划分为代表私人组织的市民社会与实施公众统治的政治社会，而有机知识分子作为调节社会行为规范的主要力量，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公务员”，发挥社会生活“调解员”的作用。葛兰西特别关注观念上层建筑这一隐性战场的战略地位，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应该在这个隐形战场上发挥自身凝聚作用。

葛兰西针对有机知识分子的特定阶层关系为其设计了现实职能，即社会在理想状态下“有全新的智识阶层所领导的工会和政党组织的职能是充当工人群众与国家之间的纽带”[3]，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有机性首先通过其外在联系性得以彰显，同时，为防止社会结构的松散与分立，除暴力机关外，“维持统治的还有意识形态压力，通过一种文化领导权，资产阶级的价值变成了‘常识’性的价值”[9]，这一过程是意识形态凭借其渗透力进一步加固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关系的过程，也是有机知识分子借以实行文化领导权、凝聚统治阶层与人民群众的过程。对此，葛兰西表述为：“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构成了较高的综合、‘集体意志’，通过意识形态，它们变成统一‘历史集团’的有机混凝土。”[10]正是这种有机凝聚作用使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凸显出来。

(二)教化职能：“智识和道德领导的组织者”

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文化职能主要表现为“智识和道德领导”。有机知识分子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然而任何形式的文化或精神产品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还远远不够，因为 “现代理论和群众的‘自发’感情之间存在量的程度的差异”[3]，这意味着精神文化产品必须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传播，才能逐渐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同。因此，有机知识分子的现实职能除了通过宣传团结各个社会阶层外，还在于通过教育活动推行智识政治和道德领导。

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下教化职能的主要承担者，他们自产生起便肩负着普及知识、教化民众、引领思潮的文化职能，而这一职能不会随着某一政权的建立或更迭而变化，而是具有长期稳定性。这一特性决定了在葛兰西所构想的市民社会中，有机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以教育者身份参与到日常教育活动中，“通过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广大民众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中‘自愿地’认同统治集团的统治……从而维持统治阶级政权存在的合法性”[11]。因此，有机知识分子掌握着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主动权。

葛兰西主张，无产阶级要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并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完成文化传播和保障知识的政治性这双重任务。有机知识分子通过创造和传播科学、哲学和艺术等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以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来实现他们的价值观转向，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宣传和道德熏陶，使大众的常识、旧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道德信念转变为新的道德理想和 “集体意志”，用新的文化产品和价值理想教育人、培养人。葛兰西主张，在社会动员时期，文化、道德领导权先行十分重要，因为文化、道德领导权能凝聚人心，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引领作用，能够达成共识，形成“集体意志”，这种先行作用对获得政治统治权十分必要。同时要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政治调解功能，在政治运动中发挥引领作用。有机知识分子要有政治敏锐性，在政治运动中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传递给团体的所有成员，代表社会团体的需要和利益，站在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真正起到组织领导作用。

葛兰西在20世纪初就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社会的变化，感受到知识分子在争夺文化领导权中应发挥的作用，他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对我们把握当代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认为，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论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理论，对认识当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价值也具有借鉴意义，但他用利益集团的利益交织取代阶级对立，不仅理论上引起许多困惑，而且实践上也容易陷入困境。

结语

葛兰西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特别是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功能作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葛兰西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创造进步文化的功能与作用，只有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教化职能，培育先进文化，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而要充分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必须培养有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寄予厚望，认为他们能够开社会之先河，真正成为开明之士和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葛兰西的主张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任何时候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徐沁蒙对本文的写作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