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云，臧成伟

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国际分工深化所带来的全球价值链发展。全球价值链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国家谋划发展时必须面对的时代潮流。但是，近年来“逆全球化”问题日益严重，对全球价值链的供需两端和原有价值链分工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国外部分势力也在大肆鼓吹所谓与中国“脱钩”等议题，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还可能会加速国内价值链对国际价值链的替代，导致“脱钩悖论”的出现。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应以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因应“逆全球化”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不利影响。

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

国际分工深化所带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在“微笑曲线”中附加值最高的头部和尾部，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获得巨大收益的重要途径(Ye et al.，2015)[1]。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由于其所采纳的不同的贸易战略和投资战略，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发展方式和收益。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国要想在全球价值链中取得更具优势的地位，前提是要知悉全球价值链的可能走向。

本文认为，未来十年全球价值链将朝着“软化”“先进化”和“绿色化”并存的方向发展。首先，全球价值链的“软化”趋势。一方面意味着服务业占比迅速扩张，“经济服务化”成为经济发展的趋势(江小娟等,2014)[2]，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中，知识、技术和信息之类的“软要素”发挥着更为主导性的作用。与之对应，各国经济发展将由“硬”产业结构向“软”产业结构演进，这里的“硬”产业结构，指通过物质生产对国民经济加以关联，而“软”产业结构，则是指以知识生产对国民经济加以关联。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将由物质资本驱动向知识和技术进步驱动转变，因此我们判断，未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迅速提高，产业结构将向高级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迈进。而传统产业将广泛运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促进不同技术之间的相互融合，加快不同技术之间的渗透程度，提升工业产品的信息化水平，促进生产工具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从而较大程度地提高生产率水平，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并将对新历史条件下全球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另外，现代服务业，如信息产业、金融业、咨询服务业等，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构成新时期的主导产业。

其次是全球价值链的“先进化”趋势。以往的国际分工尤其是垂直专业化分工，主要考虑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差异，一国依靠比较优势吸引到适合生产的大量产业，而产业的集聚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更加充分地利用比较优势。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国家为寻求新的比较优势，开始制订发展计划，以促进制造业由传统产业向先进产业转化。但是，全球分工一方面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一个国家所面临的负面冲击，会通过全球价值链传递到其他国家，甚至影响整个世界(Kramarz et al.，2020)[3]，这不可避免会导致各国基于安全考虑尽可能实现各自价值链的完整性。为了克服价值链分散导致的效率损失，各国都会促进制造业向“先进化”方向发展，这就需要通过前沿的技术和生产设备、先进的管理手段等方式，提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此外，就提升第二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言，制造业的“先进化”也发挥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随着信息革命的扩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分工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化(高凌云，2015)[4]。

最后是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趋势。全球变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已受到国内外较多关注，因此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系统所带来的损害成为国际分工与合作中的重要议题(周亚敏，2019)[5]，而近年来，人们对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有了新的更加深刻的认识，如果人类不断强占、挤压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存空间，势必招致自然界和其他生物物种的“报复”，从而也将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危机。如果说之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革命”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那么今后，世界各国会重新思考发展的内涵，降低生产成本、更加合理高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既是提升经济效益的需要，也是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对人类生存和生产的环境加以绿化和美化，对自然环境加大保护力度，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推动绿色产业进步，追求现代产业体系的低碳化、绿色化和生态化，促进全球价值链向“绿色化”发展，也将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趋势。

二、“逆全球化”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抓住了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在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经贸体系下，积极引进外资，充分发挥劳动力充裕等比较优势，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取得了为世人所瞩目的巨大发展成就。在这一历程的基础上，继续参与和顺应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无疑是我国推动两个市场、两种要素的重点。但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到较大阻碍，突出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和贸易依存度出现下滑、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失灵，并涌现出很多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如英国“脱欧”、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美国挑起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等。

全球化面临的阻碍，主要原因不在于其已经无法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在于，全球化虽然使得所有参与国都受益，但也带来一定的利益分配问题(Antras et al.，2017)[6]。一方面，全球化带来国际经贸格局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中心枢纽之一。原本处于价值链下游的新兴经济体，开始向全球价值链的中游和上游攀升，发达国家相对衰落，这导致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价值链上的部分环节出现重叠，带来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蔡昉，2016)[7]。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国内的利益冲突，而发达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于欧美国家，全球价值链虽然总体上促进了其利益，但也带来了部分产能从国内转移到国外，使得国内部分工人的利益受损(Acemoglu et al.，2016)[8]，而发达国家没有处理好国内利益分配问题，没有通过再分配弥补利益受损者的损失，这造成国内“民粹主义”和“封闭主义”思潮的泛滥，又反过来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Pastor and Veronesi，2018；Rodrik，2018)[9-10]。事实上，即使没有“逆全球化”的问题，当前贸易和投资的开放程度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化程度，均还远远没有达到峰值，全球价值链分工尚有较大发展潜力。

但是，在“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之下，我国存在陷入“被动脱钩”与“主动脱钩”并存的“脱钩悖论”(张宇燕等，2020)[11]。主动脱钩体现在，随着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差距越来越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我国防范心理加重，各国均意识到国内完整价值链的重要性和国外价值链过度集中的风险。由于国际分工的细化，价值链中的某一个环节不到位，则整个链条都会土崩瓦解，为保证价值链的存续，需要所有环节的共同维护，如果部分关键环节本国无法控制，那么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代价是巨大的，美国等国家可能会使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引导、鼓励和强迫那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使其全部生产或者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内，或者转移到便于控制和值得信赖的产地，如价值观、制度、文化较为相似的地区(高凌云，2020)[12]。被动脱钩体现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经济对外部技术、设备和资金等的依赖也在增强，中美博弈、价值链脱钩和科技“冷战”使这一依赖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日益凸显。为避免“卡脖子”，我国必须通过自主发展，对冲这一依赖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但摆脱外部对我国限制的结果很可能是，我国虽主观上不想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脱钩，但客观上却渐行渐远。

三、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对外开放，明确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分别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继续保持对全球市场权重比和对世界经济贡献率的必然要求，也是承担更多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大局的客观要求，更是中国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必然选择。在这一对外开放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我国应对“逆全球化”的战略选择需要包括两个要点：短期“稳”“保”结合，长期则要着力推进形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

短期而言，基础的工作是稳定国内经济基本盘。由于“逆全球化”对全球分工格局的破坏加剧，叠加上内、外需求萎缩等的冲击，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尽最大努力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切实保障民生，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国内价值分工体系的稳定。稳定国内经济的基本盘，关键在于深刻领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切实落实中央“六稳”的工作精神，以保障经济基本盘来促进国内外经济的稳定，在国内外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这要求首先保证国内就业和价值链不受太大破坏，保持并优化原有的分工格局，并逐渐和全球价值链进行恢复与对接，把握住全球经济复苏的新机遇，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势促进价值链升级。

长远来看，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逆全球化”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时的“脱钩”风险，以及全球价值链“软化”“先进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趋势。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和部署，“十四五”时期，建设更高水平的大国开放格局，需要以高水平开放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开放转向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开放，由此实现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为主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主，强化制度性、结构性安排，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参与更高层次国际合作与竞争，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因此，更关键的是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长远谋划：

(一)持续优化对外开放布局

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坚持通过磋商的方式，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妥善解决中美经贸合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后续工作，推动中日韩自贸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等早日达成，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

大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协同沿海、内陆、沿边的对外开放，形成东部、中部、西部优势互补、分工协作以及均衡协调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切实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建设若干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和城市群，建成具有更强国际影响力的沿海经济带。进一步完善内陆开放新机制，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积极培育沿边开放新支点，将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建成我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加快沿边开放步伐。

进一步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引导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稳定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稳步提高自贸伙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扩大与周边国家贸易规模，巩固和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与影响力。

(二)着力加快贸易强国建设

夯实贸易强国的产业基础。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和精细化改造，并加快提升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与创新“智造”水平，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增加值。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机遇，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积极扩大进口的规模和质量。高度重视出口与进口的合理平衡，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引领，利用多种正式或临时方式，持续降低我国进口关税整体水平，积极扩大国外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进一步提升我国市场吸引力、影响力。优化进口结构，促进国内生产消费升级。加大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口力度，继续落实自最不发达国家进口货物及服务的优惠安排。

积极创新贸易方式。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大力发展边境贸易。适应“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趋势，积极发展现代服务贸易。围绕高铁、核电等新的优势领域，建立和发展若干特色的品牌联盟并加强品牌的统一管理，加快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品牌与跨国公司。

加快提升与外贸有关的国际标准制订能力。充分把握新产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国际标准制订机遇，制订产品、技术、服务、标准配套走出去方案，牢固占据外贸发展和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

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自贸试验区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和信息快捷联通政策加快落地，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的平台窗口、辐射带动和引领示范作用。鼓励各自贸试验区结合本地优势和特色，努力开展差别化探索，因地制宜，积极支持各自贸试验区走出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不断扩大自贸区网络覆盖范围，积极推进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加快与有关经济体商谈高水平的双边投资条约以及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

(三)积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夯实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基础。统筹对外资和对民资的开放，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探索更精简的服务业开放负面清单。加速向全国推广自贸试验区和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的经验。实现服务业领域从补贴个别企业、行业的产业补贴政策，向为需要支持的产业提供更好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等现代产业政策转变。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包括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业的生产标准等，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创新发展模式与监管模式，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鼓励新兴服务出口和重点服务进口。推动重点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逐步消除金融、运输、医疗、服务等领域的贸易壁垒，不断推进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尽快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模式下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制度，推进在服务业领域全面实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设。

提升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在扩大服务贸易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扩大以上地区在服务业开放中的先行先试作用，引进国际惯例和市场准入规则与经营管理方法，放宽准入门槛和经营范围限制、拓展开放领域等，不断对标高标准的国际服务业领域的经贸规则，推动全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

加快推进与更多国家建立服务贸易的合作机制。在多边、双边自贸谈判中进一步增加服务贸易内容，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为重点推进多边双边自由贸易进程，建立以负面清单模式进行服务贸易谈判的机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教育、健康、医疗、旅游等为重点的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一步扩大服务进口。

(四)不断提升利用外资质量

全面深入落实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断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全面清理取消未纳入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性措施，及时修订或者废止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完善有关办事程序。

加大对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坚决贯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强化监管政策执行规范性，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透明度，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大对外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建立健全外资投诉机制，认真对待外资企业关切的各类问题，特别是加强对新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敦促国内企业遵循“竞争中立”的原则。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吸收外资的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引导鼓励并支持企业招商引资重点转向生产型服务业、现代医药业、电子信息产业、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和价值链高端环节。鼓励外资企业投资设立地区性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外资企业投资中西部地区，实现中西部地区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优化外资区域分布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招商引资工作评价体系，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主，逐步形成招商引资的正向引导机制。

加快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完善中欧投资协定，积极开展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构建新的多边投资框架范本，更好推动双边和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五)支持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

推进国家产业链安全建设。从国家战略角度，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引领型产业进口替代，加强高端制造产业创新投入，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制定国家支持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规划，支持更多企业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依托我国经济规模和市场不断扩大的优势，通过建设世界级城市，打造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培育一批参与全球竞争和主导全球产业链的新领先主体。支持具有产业链上下游整合能力的跨国企业发展，发挥组织、整合、生产和服务功能，带动技术、标准、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增强对全球产业链的整合能力。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参与跨国并购、股权合作等方式，建立健全全球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产业国际化布局水平和运营能力，积极打造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供应链，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激发国有企业、现代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创新活力，建立适应重大技术攻关和产业链主导企业培育的考核评价体系。同时，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参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开发。

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产业链重构。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链融合，促使“一带一路”更多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网络体系，推动中国产业在全球的布局。

(六)全面深化“一带一路”建设

提高“一带一路”制度化水平。加强机制建设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坚实支撑。完善“一带一路”项目发展机制，做好项目的遴选、建设、评估等，促进项目的持续发展。构建贸易畅通机制，与沿线国家缔结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提供机制保障。强化安全保障机制，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开展“一带一路”绿色经济合作，推动构建绿色园区、绿色项目，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产品贸易等领域合作的绿色化。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引导双边、多边开发资金参与绿色投融资，推动绿色债券市场快速发展，探索建立绿色金融标准，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与规划的协调，促进生态环保政策法规对接，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

(七)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和地位

坚决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地位；同时，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促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权益，更加公平合理，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话语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经贸格局的变化相契合，同时提升我国推动全球治理的能力，将中国的理念传递给世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发挥人道主义精神和负责任大国的能力，充分利用“世界工厂”的角色，积极向全世界输送优质的产品和物资，帮助各国应对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继续加大在国际援助、国际维和领域的投入，尤其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帮助，成为稳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