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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文辞与桐城民歌之关系探究

2020-01-18孙禺慧

红河学院学报 2020年4期
关键词:文辞桐城派桐城

孙禺慧

(安徽省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安庆 231400)

桐城民歌指的是一种诞生于安徽省桐城市,又流传在民间的民谣。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可以推测其最早出现在汉朝,鼎盛发展在明清时期。桐城歌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背景。桐城歌歌词内容丰富、歌唱形式多样,按体裁可分为山歌、小调和号子等;按题材又可以分为歌谣、传说、爱情等。该歌曲主要描写的是当地人民的生活,有三言体、五言体和七言体等句式,其中以五言体句式最为典型。桐城派则是指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散文流派,也称为桐城古文派。桐城派文辞受唐宋派古文的影响,主张的是义法,即文辞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既要有内容也要讲究条理和形式。本文就从桐城派文辞与桐城民歌两者互相影响借鉴的角度出发,对桐城民歌以及桐城派文辞进行探讨,对两者特点及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作具体分析。

一 桐城歌的类型和特征

从狭义上来讲,其是诞生于桐城市境内所有的歌曲形式。从广义上来讲,一是指由安徽省桐城市最底层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流传在山野田间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歌曲形式,其作用仅是供老百姓娱乐;二是指经过职业或半职业改编并配上乐器伴奏、流传在茶肆酒馆、青楼妓院等场所中的俗曲形式,其旨供特殊场合娱乐所用;三是指由当地文人即兴创作、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文人歌曲,这类歌曲参照当地民间音乐形式,但又和民间形式不同,既有俗的部分也有雅的部分。如清代马朴臣所作的《渔夫谣》中“晒网炊烟起,停舟日影斜。不争鱼得失,只爱傍桃花……”,其表现手法上采用了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对偶、寄寓和比喻等,与真正的民歌形式中的通俗坦白有所区别。从这点看,桐城歌曲的歌词既有雅致一面,又是文人们的思想感情、才华抱负等;并有其通俗易懂的一面,很多歌词都描写了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等。此外,在桐城儿歌中一般将舞蹈、唱歌和表演融于一体,在演唱时配上儿童的俏皮动作和简单的舞蹈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桐城歌句式中虽有三言体、五言体和七言体等,但还是以五言体句式最多,所以又称作五言句山歌,在安徽本地一般称作是桐城歌体。

二 桐城派文辞的形成及其特征

桐城派也作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或桐城散文派,其代表人物有方苞、姚鼐、戴名世、刘大櫆,因为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也是作者较多、影响范围广、绵延时间较长的流派。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深远,时间一直从清康熙年间到清末,影响范围遍及国内。桐城派所提出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正好适应了清代统治者所提倡的程朱理学,所以其发展如此深远,也就是因为得到了清代统治者的支持。

桐城派的发起人或者说创始人是方苞,影响最大的则是刘大櫆和姚鼐。桐城派文论以义法为中心,然后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方苞率先提出“义法”文辞理论,要求文章内容和形式统一,形式决定内容,所以主张古文要又雅又洁,反对俚俗和繁芜。刘大櫆则发展了方苞的“义法”理论,进一步探讨了散文的艺术性,提出了因声求气理论,即文章要有神气和有音节,神气是文章的最精华之处,音节则是文章稍粗之处。姚鼐则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指出了当时一些文章存在言辞理论不当、言辞芜杂俚语俗的问题,认为义理、考证和文章要求三者合一。同时也发展了神气理论,将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

桐城派文章内容大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宣扬程朱理学。可以说,桐城古文运动是对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发展和终结。桐城派文章语言雅洁,简明达意,同时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在文风上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讲究简明达意和条理清晰,而不注重罗列材料和辞藻的堆砌,也不用诗词和骈句。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体现了桐城派文辞的清顺畅通。桐城派文辞的论点十分鲜明、逻辑性较强,文辞精炼。一些写景的文章十分传神,能够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非常注意细节,且能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记叙文则简明扼要,流畅明晰。

总的来说,桐城派促进了散文的发展,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为清代统治者服务,并过于宣扬程朱理学而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桐城派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引起了人们对当时生活、社会和时代,甚至生命的思考。桐城派文学到现在仍对当代文学有着深厚的影响,比如由潘承祥先生创立的中国桐城赋派,在桐城派深厚的文化积累上透过文化地域、政治等表层东西以桐城赋这种新的形势存在。桐城辞赋文学也是人学,透过这些作品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征。当代桐城辞赋文学反映了现当代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对后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对唐宋明清以来古文运动的新的诠释。

三 桐城民歌和桐城派文辞之间的关系分析

(一)文人参与桐城歌曲创作

清初桐城歌曲已经非常流行,在许多小曲总集、各地歌曲本中也都收录了不少民间歌曲,当然在这些民歌中还是以情爱歌曲为主。桐城歌曲在明代后期一直往后持续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曲体发生了不少变化,同时也属于桐城歌的巅峰时期,同桐城派文学之间的互相借鉴,不仅促进了民谣本身的发展,而且也对其他地方的民谣和桐城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参与到歌曲创作中。言如清代桐城文人姚兴泉就创作了一百多首桐城歌曲,以通俗易懂的歌谣形式将桐城地区的风土人情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些歌谣一般是五言体句式或七言五言体句式,是桐城歌曲中最为典型的歌曲形式。这一时期也是桐城歌曲最受欢迎和关注,且影响力最广最大的时期。桐城歌曲以其坚定有力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盛行于整个桐城地区和吴语地区,甚至还流传到了国外。而文人的参与为后来桐城歌曲和桐城派文学之间相互借鉴影响埋下了伏笔。

很多桐城派文人在写散文的同时也好写诗歌,且散文和民歌不论是在风格上还是文本文辞上都有较大的差别。如姚鼐的歌谣注重气象阔大和刚健磊落的审美情趣,而散文则更加偏于柔美,诗歌的特点也基本上代表了其他桐城派文人的主张和宗旨,对后世桐城派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因为桐城派文人属于古文学家,所以他们所写的诗歌在本质上是无法脱离文人的习气,在笔法上讲究文法通歌法,往往会用文章的格法来评判和指导诗歌的创作。同时,桐城派文人在散文写法上注重开合承转和格局布置,但诗歌讲究布局的变化和开合起伏,以姚鼐为首开启了以文法论诗歌的风气,甚至在后来的发展中还直接认为如果不懂古文及其章法就写不出好的诗歌。

(二)桐城民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

桐城歌曲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对其他地方民谣和戏曲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对当地桐城文学创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民间音乐有了壮大的机会,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情感,也成为当时广受人民喜爱的娱乐艺术形式。与此同时,当时的雅古文学到了瓶颈期,文人们也开始从民间文化中寻求灵感。所以民间通俗小说和民间歌曲就对当时的桐城派文学作品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人在创作时从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民间音乐是最为活泼和丰富的素材,所以桐城派文学作品的创作从民间音乐,寻找素材,在歌曲中体味民间最真实和自然的一面,可为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展添砖加瓦。当然,桐城歌不仅影响了桐城派文学创作,也对当时其他文人作品有所影响。很多文人的诗文创作大多采集和引用了桐城当地的歌谣,如方文的诗文就大多取材于当地民间歌谣或生活琐事,都是写实类,在他的《武林行》等诗文中就具有民歌的节调,将诗歌和民间音乐有机结合起来,使诗歌俗但是不俚,将通俗变得雅致,对当时文坛有一定影响。

(三)桐城派文学观念对桐城民歌创作的影响

桐城派属古文学派,该流派古文理论中以义法为核心,强调义理、考据和词章,也就是应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释儒学中的义理,这样才会更加完整且有严密的理论性。该流派提倡古文学习和写作,尤其以学习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为主,注重文章的内涵和写作技巧。在语言上则注重雅洁,文风一般都简洁明了语言畅通。受到古文写作的影响,桐城派民歌创作时,取材来源于本地人民生活,但是也讲究写作格法和技巧,填词有一定的规律,但也往往有历史依据可查,在歌词风格上也多了一些文人的雅洁,与一般通俗民歌有很大的区别。

(四)桐城派文辞与桐城民歌互相借鉴

清代桐城派是清代历史上最大且影响力最大最广的文学流派,作者数量超过一千人,时间延续超过200年。在桐城派代表作家中,他们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很多思想情感都来源于对当时民间音乐,亦桐城歌曲的感悟。后来晚清时期的桐城派文人曾国藩就感叹过,诗词文学和音乐之间互相连通,也就证明了桐城派文辞曾从桐城歌歌词中汲取营养。以下就从几位桐城派代表人物角度探讨桐城派文辞和桐城歌歌词之间是如何互相借鉴和影响的。

桐城派先行者中除了方苞外,还有戴名世,其作品思想以如家程朱理学为正统,文风上古朴简洁,富于变化。而这种简洁、朴实无华就像民歌一样信手拈来,随口附和,其艺术特色体现真性情的特征,在写人、叙事以及写景抒情上都体现了最为真实的一面。戴名世在创作时灵感大多源自桐城乡野田间农夫歌曲,其将作诗写文和唱歌等同,认为都是属于民间最为真实的反映,其差别只在于外部形态的不同,因为文学作品是言语,音乐则是乐声。戴名世也主张在写诗写文时要多向田间农夫口中的民谣学习借鉴,尤其要学习它们的真性情和朴实感。

桐城派文学的继承者是刘大櫆,其在文学创作发展和桐城歌发展上有了一定的拓展,因为其将文章和音乐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提出神气、音节和字句理论。其中神气是指文章要有精神,气是指文章要有一定气势,均体现了刘大櫆主张写文章时要突出内在的艺术性。而音节和字句指的是文章的外在形式,如字词之间的停顿、连续的划分、字词之间互相承接的手法等。刘大櫆认为文学创作主张的是将一个字一句话连接起来,也就是先有字然后将字连成了句,再将句连成文章来突出语言上的美感。这种语言上的美感包含了语言的对比、节奏感。刘大櫆对音乐语言特点和文章语言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对比,认为音乐歌词可以表现出一首歌的主题,同时还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但同时歌词也要和音乐旋律配合起来,使歌词和旋律按照一定的规律连续地交替出现,表现出高低强弱的特征。然后再用节奏快慢控制使得歌曲成为一个整体。歌曲创作的这种原则和文章创作原则相同,都是追求内在规律性和外在形态上的流畅。因为作者本身就懂音乐,所以能更好地将音乐中的歌词和文学作品中的文辞更好地结合起来,使文章文辞从音乐歌词中得到灵感,而音乐创作时歌词又能有所借鉴文章文辞。刘大櫆在文章写作和歌曲创作上也突出了人民性和社会性,将民间歌谣看成文人写作取材的源头,尽管通俗但却是民间的真实反映。他的作文主张体现了和民间音乐之间深厚的关系,认为音乐和文章本身是一体的,这些都是受到桐城当地民谣的影响。

桐城派文学的后继者姚鼐在集成前人的基础上,其文章更加简洁但寓意却更加深刻。他认为写文章就要像古人一样简单质朴,自然平淡,文人最不能写浮躁文辞,所以在他的文章中随处体现的都是雅和真。姚鼐在创作时不仅向先秦《诗经》学习,也向田野农夫随口民谣学习,将文章的说教性和民歌的艺术性结合了起来,将民歌中口语的魅力提升到了文学作品中,不追求文辞华丽和辞藻的堆砌,而是更加追求道和艺术的结合,其中艺术就是指民间歌谣,并他也创作了不少可以歌唱的文章诗篇,如《黄河曲》《铜鼓歌》《秦帝卷衣曲》等。

桐城派文辞也对桐城歌曲歌词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歌词中包含了桐城派文人的思想感情,从一开始只表现爱情这一主题,使用的语言也都是俗言俚语,又在桐城派文学崛起发展以后,当地人民也有了文学意识,从而创作的桐城歌曲歌词中有了一些文人的雅致气息。如马苏臣的《棉花谣》、马朴臣的《渔夫谣》等。可以说,桐城歌曲歌词的变化、题材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当时桐城派文辞和桐城派文人的影响。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也被归类为文学类而非音乐类,也可以想见桐城歌因为受到桐城派文学作品中文辞的影响,所以和其他地方的民间音乐有所不同。

四 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安徽省桐城市境内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培养出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同时也形成了明清时期影响力极广的地方民歌——桐城歌。作为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也是历史上影响力极广的文学流派之一的桐城派,曾经占踞文坛约200多年,作者人数超过1000人,留下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在当时有天下文章归于桐城的说法。而桐城歌在明清时期曾成为男女老少口口相传的民谣,盛传于江淮和江南两地,同时也被当时的许多文人收录其中。总之,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互相借鉴、互相影响发展的作用,而桐城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都、江淮第一城,也是和璀璨的桐城文化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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