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成，翟蒙毅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廊坊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昌盛。据相关文献记载“现境域夏商处冀州之地，战国秦汉于蓟燕之野，晋唐属幽州之域，明清为京畿要冲”[1]2。元时属中书省，明时属顺天府，清时属直隶，为河北经济、政治及文化中心之一。近代时期，廊坊的行政隶属多次改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其归属变化频繁，是全国行政区划变化最多的城市之一。时至今日，廊坊市下辖2 个市辖区、2 个县级市及6 个县，分别是：安次区、广阳区、三河市、霸州市、香河县、永清县、固安县、文安县、大城县和大厂回族自治县。

长期以来，廊坊接受京都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东北方向是华北金融贸易与工商业港口开放城市——天津，同时又环绕渤海腹地，享有“京津走廊明珠”和“连京津之廊、环渤海之坊”等美誉。这种区位优势给廊坊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那些可触可感的历代文物、口耳相传的流风遗韵、洋洋大观的故事典籍以及在历史上涌现的众多名人，都承载着廊坊这座城市的记忆，构筑起廊坊的城市文脉。正是秉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的主旨，本文对廊坊书院历史的演变过程及书院教育活动进行探讨。作者期望据此唤醒该区域古代书院的历史记忆，从而推动当代地方教育的进步，提升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廊坊城市的形象地位。

1 古代廊坊书院的历史嬗变

相对于长江流域许多省份在宋代建立书院制度而言，廊坊书院起步较晚。在元代特定的社会场域制约下，廊坊书院拉开了历史帷幕，经历明代的风云变化，并延续到清代达到高潮，在河北，乃至北方诸省中有后来居上之勃勃气势。梳理廊坊元、明、清三个时期的书院嬗变状况及书院教育活动特点，对地域书院图谱的描摹刻画是十分必要的。

1.1 元代廊坊书院的起步

元朝（1206—1368年）是第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元以弓马取天下，重视武备，精于弓马骑射，而轻视文化教育。但在统一中国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巩固新建政权，不得不逐步放弃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倡导文治，学习汉文化，以实现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元朝一方面采用民族歧视的政策，将全国人口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及南人四个等级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尊用汉法”，极力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控制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以巩固社会秩序。其主要措施是：尽量争取和吸收南宋原有的文官武将，利用汉族知识分子，提倡程朱理学和宗教；保护和奖励学校教育和书院制度。

经历改朝换代之初的短暂争议和调整之后，元朝统治者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尊孔崇儒、崇尚理学”的文教政策，并倡导施文德之政，行礼仪之教，提出“孔子大圣，万世祈尊”的主张。为缓解宋代遗民的反抗，元朝政府非常重视书院教育，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书院发展。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书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2]2032。元初创建书院是比较自由的。世祖至元（1264—1294年）之后，书院的创办有了一套严格和繁缛的报批程序及制度。书院创建必须上报官府，经地方政府审批后方可办，个人不能随意而建。这种运作管理方式使元代统治者得以将书院完全纳入官方的教育治理体系。

在古代书院史上，元朝的一大贡献就是将书院和理学推及至北方各地。元太宗六年（1234年），元朝刚刚灭金夺取燕京之后便采纳汉族官员宣抚王楫的建议，将全国的枢密院改为宣圣庙，以示尊崇孔子。甚至有文献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3]314霸州之益津书院，正是在元朝大兴书院的气候之下应运而生，从此沧桑七百年，翰墨留香，弦歌不绝。

1.2 明代廊坊书院的发展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一统天下，结束了元末近20年的战争，开辟了一个稳定的封建专制王朝，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被关外崛起的另一个少数民族满族所创立的清王朝所代替。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深感人才的重要，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明确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朱元璋推崇程朱理学，“（太祖）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而大之，令儒臣辑《五经》《四书》及《性理全书》颁天下”[4]38-39。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朝廷颁布谕令重申，教人取士，须一遵程朱之言。明代早中期推崇程朱理学的原因，是源于它具有竭力维护封建纲常，有利于专制统治的强大政治功能。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阳明心学兴起，以“反传统”的姿态挑战程朱理学，并对书院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书院成为王学的传播与实践之所。同时，书院会讲繁荣，迎来一股自由论学辩难之风，出现一批重要的讲会组织，开启了学术与地方民间互动的格局，带来文化学术的下移，读书种子再次向乡野播撒。

明代社会思想文化及学术流派的嬗变状态，深深影响各地书院的办学。廊坊的书院迎来了一个新时期。金台书院就是在此时达到鼎盛。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东安县知县陆燧在安次区三官庙西创办了金台书院。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县李光昭重修。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知县陈镇标复建，改名安次书院①（清）万青蔾等修，张之洞等纂，顺天府志·卷62“书院志”，光绪十二年刻本。。此外，固安县县治东长贞观建有犹龙书院；明万历四年（1576年），文安知县王湘创设崇正书院。可惜对这两所书院未有详细的资料记载。

1.3 清代廊坊书院的繁荣

清代自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重新建立统一封建王朝，至宣统三年（1911年）在辛亥革命熊熊烈火中颠覆。古代书院发展趋于鼎盛，书院分布在全国各地，呈现普及和密集的分布格局。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在近代中西冲突、西方军事、经济及文化教育的冲击下，书院有所调整，走向近代转型，最终融入清末学制体系。

清代书院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逐渐恢复的顺康时期（1644—1722年），迅速发展的雍乾时期（1723—1795年），出现中衰的嘉庆至同治时期（1796—1874年），以及逐渐改制的光绪时期（1874—1908年）。顺治九年（1652年），为了防止汉族知识分子利用书院进行反清活动，统治者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直隶地区绝大部分书院改为义学。顺治后期至康熙时期，随着清朝统治基础的稳定，统治者对书院的禁令有所松动。由于当时的社学及义学流于形式，无法满足统治者宣传理学的需要，于是书院大范围增加。雍正帝认为书院教育有利于政治统治，采取扶持和控制并存的原则。虽然雍正朝书院的建设大多是为了封建秩序稳定的需要，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书院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也奠定了此后书院教育的蓬勃发展格局。

廊坊书院在继续明代办学的基础上，在清代268年间出现了历史性高潮或鼎盛。经历了前期和中期的繁荣和后期的书院改制转型。廊坊书院发展方向与全国普遍性趋势大体一致，但又在流变中有特殊的轨迹。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知县杨朝麟于文安县创建广陵书院，聘江苏翁同龢为主讲，改革官学化僵硬模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香河县创办淑阳书院，教学内容及制度均为科举而准备，书院的生徒绝大多数都是以科举为目的入院学习。书院办学者也抱着为生徒的科举之途服务的心态进行日常讲学训练及规章管理。咸丰八年（1858年），固安县在原已废旧书院的基础上创建方城书院。时逢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学渐盛，传统教育机构及课程教学内容面临挑战，并日渐削弱。同治五年（1866年）大城县知县彭瑞麒创办凤台书院，书院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同时，也着意于名物制度、经济民生的实用知识与技能传授。同治七年（1868年），知县李秉钧谋划创设益昌书院。清代廊坊书院因其地处京畿腹地，区位优势明显，办学规模及层次水平均较高，建筑设施齐备。书院考勤、考核及奖惩制度严格，教学成效显著。

清代后期已跨入近代，学术思想史上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即西学东渐带来的影响。在西方列强侵略和先进文明冲击的双重挑战下，一些接受了新知识、新文化的人士，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思考，进而提出改革旧有教育以培养新式人才的要求。可是官学之沦落、私学之零散已不能承载任何变革的力量。作为那个时代重要而有成效的教育机构，书院的作用在社会改革中又受到关注。所以，晚清某一段时期内，廊坊书院间有所攀升，类型及教育内容介乎传统书院与新式书院之间。固安县的方城书院、永清县的益昌书院等几经波折与磨难，仍然无法抛弃千百年的传统观念，固守“中学为体”的最后堤防，最终走向没落。

政治领域民主思想倾向和专制统治思想的交锋、经济领域传统农业自然经济与新兴资本市场经济的斗争、思想文化领域本土儒家文化与外来西方科学的力量的角逐，不可避免会反映到教育领域。所以，清末廊坊传统书院的出路，必然从作为旧教育转型的急先锋，到成为新式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近代学制体系之中。

2 古代廊坊书院举要

廊坊古代书院数量不多，在此笔者选取资料翔实、具有代表性的书院加以详细介绍，从而窥探廊坊古代书院相对完整的图谱，并加深对廊坊历史文化及书院教育教学活动的认识。

2.1 霸州市：益津书院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霸州市处其中心，文化香火绵延不绝。益津书院位于廊坊霸州市，元至顺三年（1332年）本邑学者宫君祺创建于家乡宫家庄。宫家庄位于城西，大清河北岸，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益津书院招收附近韩、谢两村庄子弟，设庙祭祀先圣孔子，令学子春秋旦望拜谒。宫君祺是本村士绅，学识渊博。他不汲汲于个人仕途，而是更关心家乡的教育。书院以“益津”命名，是因为当时霸县名益津县[5]12。

明万历元年（1573年），霸州兵备副使钱藻与霸县知县郝汝松等筹资，于县城东北隅东岳庙前闲地设庙学，名为“宣圣庙学”。庙学占地5 亩，建房数十楹，正殿祭祀圣贤先哲，两侧是教授弟子的明伦堂、讲堂、诵诗堂，西为藏书室，东为厨房、库房等。最初只是宫家庄及附近村子的学子在此读书，日后文风渐盛，在霸州都小有名气，越来越多的学子慕名前来求学，庙学空前兴旺。随之，他们为了提高教育层次、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学术文化水平，又重修益津书院，不久，将宣圣庙学并入益津书院，选拔县学弟子生员中优异者肄业其中。由此可知，明代地方书院与官办县学或庙学有紧密关系，书院官学化仍占据主导地位。

益津书院是霸州学者讲经论道之所，广大文人学士向往的文化圣地。书院坐西朝东，有讲堂五间，门额曰“养根堂”，有南北配房六间，仪门一座，外有东向大门一间，门额曰“益津书院”，北有门房一间，南有斋房四间；南院东向街门一间，门南有东房二间，内有南房三间，敞棚二间；北院便门二间，西房二间；讲堂后院西房共六间，南有夹道后门一座。建筑完备，规模宏大。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州兵备使顾云程、知州钱达道再次捐俸整修书院，仍以益津书院之名冠之①（清）李鸿章等修，黄彭年等纂，（光绪）畿辅通志·卷114“学校志”，光绪十年刻本。。

益津书院录取学生限于名额，学生在经济待遇上有廪膳生、增广生和附学生之分。层次明确，制度森严。在办学活动中，书院重视德育，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以儒教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熏陶培育学生，严格要求践行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师对学生有教无类，一视同仁；教学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提倡实事求是、因材施教。所以益津书院毕业的学子不论职位高低，皆熟稔诗书，精于礼仪，品德高尚，在乡里乡外享有极好的口碑。如杜允继、王乐善、胡永定、于尚綗、勇慎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有的是进士、举人，有的是孝廉、秀才，其中不乏忠臣清官，为家乡增光添彩。益津书院因其人才济济而声名远扬，其兴旺程度堪与明代南方的著名书院，如福建的武夷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相媲美，一时间跻身全国先进的书院行列。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知州许本栓迁建益津书院，坐落城西曹家庄，占地48 亩，岁收租钱33 千文余。同治二年（1863年）知州周乃大请于大吏，岁拔赈余生息银170 两余，每年经费580 千文②（清）万青蔾等修，张之洞等纂，（光绪）顺天府志·卷62“书院志”，光绪十二年刻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末“新政”揭开帷幕，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发“兴学诏书”，改州县书院为小学堂。益津书院便在第一部近代学制“癸卯学制”颁布之前抢先行动，改为霸县高等小学堂，表明该书院转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行动十分敏捷和果断。1932年春，又在霸县高等小学校基础上成立霸县初级中学校。

2.2 大城县：凤台书院

清同治五年（1866年）大城县知县彭瑞麒，绅董任朕第、邓天一等在县城东关创设凤台书院。清代地方书院主要是学士文人讲学、生员应科举考试的教育场所。从书院制度源流考察，两宋为书院正式确立时期，原为私人所办教育类型，元代以后官方力量干预、介入，清代绝大多数书院改为官办，或以官方投入及经营为主体。凤台书院是县级地方政府主持的办学机构，院内设山长（院长）1 人、斋夫（勤杂工）1 人、膳夫（厨工）2 人至3 人。书院聘请本地或紧邻区域具有举人以上科举功名的饱学之士担任教师，高薪待遇，招纳生员数十人之余。教学活动有相应计划及组织方法，主要由教师给生员讲课，以应科举乡、会试为主。书院课程及教材主要是儒家学说，以“四书”“五经”、诗赋、制艺（八股文）为基本教学资源。

办学经费是制度化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生命线。书院的琅琅书声同样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缺乏物质条件、资金投入，就连维系日常办学开支都捉襟见肘，更无法奢谈高效教学及优质人才培养。凤台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学田，据赵炳文修，刘钟英纂光绪《大城县志》卷2“书院志”载，同治五年，知县彭瑞麒将沿庄、蔡家洼等处官荒地二十顷零四分，每岁收租，作为书院经费，并筹款典屋为讲学之所。

由此可知，凤台书院经费来源主要是学田及筹款，且由地方政府主管操持，体现出官学教育的性质，其与州县学的差距已经很小了。再进一步结合前述管理、教学的情形分析，这是一所受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导向而实施有效教育训练的预备机构。

2.3 固安县：方城书院

清咸丰八年（1858年），知县李应选（字瀛仙）在县城西门内路南（今城内小学）创建方城书院。院基南北长15 文零5 寸，东西宽13 文2 尺。同治三年（1864年）秋，县人拔贡王锡龄撰文，立《创建方城书院碑记》铭垂兴学事迹。永定河道捐廉劝募资金，为书院置学田地产120 余亩，所收租息作为书院教职薪资、院内建筑维修或扩建、书籍添置、学生膳费、膏火、学习用具及奖金等诸多项目列支。具体经费有统一的管理细则规定，制度严谨。学生除不收学费外，还对贫苦寒士另有津贴办法，不但本人学习有保证，并可照顾家室，使其安心读书。

方城书院创办的时间已晚至咸丰末年，西方势力入侵中国，文化教育领域的西学东渐与教会办学依次展开，传统教育构成板块的书院模式已受到挑战。但另一方面，直到维新变法运动之前，古代教育体制只是有所毁损、动摇而已，其根基依旧厚实。因此，科举教育目标、内容及方式仍在延续。而新旧思想及学术观念的冲突此期成炽热之势，书院又何能脱此困厄。这从方城书院院长兼主讲的高赓恩身上便能有所体会。正是在书院主讲高赓恩的引导和感染下，方城书院在1905年实施清末废科兴学之前的近半个世纪中，科甲人士及及第者比例甚高。方城书院挂有两幅楹联：“邑有文人大半飞腾从此地；我登科甲也曾辛苦记当年。”“凡我同僚易培兹选玉抡珠之地；唯尔多士莫负此育麟畜凤之心。”[6]657-658上述楹联显示出方城书院在科举理学教育中的社会功能和教育效果，堪为区域文化中心及人才培养摇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书院改学堂又是一个极大的促进。许多士人幻想通过科举入仕的梦想破灭，原来那些对改制犹豫不决的书院终于不再观望，痛下决心改书院为学堂。所以，书院改制于是年达到一个小的高潮。方城书院遵照清廷颁发的各州、县均设初等、高等及两等小学堂令，就其院址成立直隶顺天府固安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从此方城书院停办，融入近代教育体制之中。

高赓恩，字熙亭，天津北塘人，清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进士，学识渊博，诗书俱佳，尤善楹联。每临课讲学，对经史、理学、宗传等篇章教材倍加详讲细剖，反复勖勉，并将摘抄儒家训语贴在讲堂，作为学生座右铭和学习规范。除短期在京任官职之外，大部分时间受聘方城书院。时逢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学渐次盛行，不少青年学生，受时风影响，思想开放，对孔、孟礼教学说有所抵触。高赓恩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笃深，深信古典文化教育的独特意义，将此现象视为“儒术沦没”，勉力奉守师道风范，弘扬经典文章，以挽回“道德沦丧”为己任。

废科兴学的时代风潮滚滚向前，这是社会历史阵痛之后的必然走向。维新变法至“新政”教育改革以后，科举日薄西山，旧学退却，西学高涨局面形成。像高先生这样的书院大儒所论的思想及内容，与学生观念矛盾加深，导致师生间产生隔阂，渐渐形成教不从心、学不如愿的局面。不久，高离开学校，前往陕西存古学堂任主讲，讲学内容及思想观点随时代发展而有所调整和变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他迁居河北宁河芦台镇（今属唐山市），草屋茅舍，布衣粗食，仍教学不辍，以培养具有民族气节的人才为己任，年八十余病逝[6]657。

2.4 永清县：益昌书院

益昌书院位于永清县城内南门大街路南。清同治七年（1868年），知县李秉钧始谋建设，规划未尽，即离任而去。次年3月，县令邱铭勋捐助创办。益昌书院属于官办民助性质，院长郑海诹（乙丑科翰林）由知县聘任，待遇优厚，束脩银每年120 两，薪水银40 两。学生入学条件是受过蒙学，已备“初基”的生童，经过考试，择优录取。书院成立董事会组织，由邑绅等20 人组成，每4 人管理一年。院长组织部分经费筹集、教师评聘及学生考课分流、奖惩等事宜，不假胥吏之手；另设有财务经管人、看门人、人役等，待遇是“量给工食”。

益昌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县学基本相同，以经史、理学、律令及八股制艺为主，兼及文辞诗赋的知识及创作，尤重科举时文的仿写和记诵。书院除了组织常规教学活动之外，每月有两天的集中讲读、辅导答疑。初一为“官课”，由县令亲临，作针对性讲授、考试或解疑。十五日为“师课”，由院长讲授解疑或考试。学生平时在师长教导、指引下自学，由师长释疑。书院的经费来源由民间及官方合力筹资。本县士人时任湖北藩司的张建基及本地绅富为书院创办及维持办学需求等共同捐银2800 余两，又制钱2200 余千文。由县衙组织县查出本地无粮地、荒地共21 顷有余，拨给书院出租；另外又将大焦垡等15村每年应出差徭（银）津贴书院膏火。近代早期学习西方，举办洋务事业领袖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亲自批准将赈余粮71 两1 钱拨归益昌书院发商生息[7]448。直隶总督衙署在保定，称直隶总督府，实为清代后期，包括天津府在内的直隶全省政治、文化中心。李鸿章为淮系首脑，权势此期达到高峰。而作为洋务派新教育推动者，他又重视书院教育功能，为保定莲池书院不断给予人力、物力保障的同时，支持省内其他书院的教育活动，这多少反映了他“中体西用”思想中“中体”维护的立场。充足的经费支持为书院开展教育工作，培养人才提供了条件。益昌书院考勤、考核、奖惩制度很严格，院章程规定明确，且认真施行，因此成效显著。

由此看来，教育机构成效及影响力的获得除了办学主体的水平及主动积极精神之外，经济投入以及严格有序的管理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益昌书院停办。古代书院行至清末新教育制度建立（1901—1906年）期间，大多遵章改为近代学堂，然也有少量书院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完成这一艰难的蚕蛹蜕变，转型入新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益昌书院的情况便是如此！如何出现这种局面，史志资料记载阙如，留待考辨。

2.5 香河县：淑阳书院

香河县只有一所书院，名为淑阳书院，在县治西（现城关小学内），位于香河文庙西邻。书院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占地2.3 亩，有讲堂6 间，3 间斋室，几间平房，作为宿舍和杂用[8]72。书院学生分为廪生及附生两类，前者相当于正式招收学生，后者属扩招补录学生，其学费及生活待遇也呈现高低有别。但通过岁考成绩表现，两者可以有一定比例的升降替补，反映教学考评的组织管理功能，以促进学生合理竞争及分化流动。教学内容及学制均为科举制所限制或设计，学成后，依据个人学业情况参加科举考试，或走向社会任职，发挥能力特长。

2.6 文安县：广陵书院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文安知县杨朝麟建广陵书院在县治西偏，集生童数十人，又捐俸购买何恒土地58.5 亩，以资膏火①陈桢修，李兰增等纂，（民国）文安县志·卷12“法治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广陵书院虽创于清代，在书院史上属于后起，但在清康熙年间书院处困顿沉闷及压制的背景之下破土而出，另有一番风采，带有某种刚硬与自我个性。书院的前数十年教学成效及质量均处于前列，这与创办者杨知县有关，留下文再述。广陵书院经历150 余年风雨沧桑，在波动起伏的岁月历程中，时兴时废。

清同治三年（1864年）知县曹大俊重建广陵书院于县城西门内，书院规模宏大，大门朝北，高大的门楼上方横着一块书写着“广陵书院”四个大字的木制大匾。院子里一排排高大的房屋耸脊翘檐，林林总总。北起第一排为讲堂，第二排在穿堂的两侧各有一座讲堂。第一排与第二排之间，相对应的是藏书楼和接待室。藏书楼共二层，每层3 间。这些建筑都建在1 米多高的平台上，前廊后厦，青瓦屋面，蔚为大观。第三排大约有30 多间小考房，是学童县试的地方。光绪时，书院东侧又增加了厨房、祟正斋公塾、院长、公塾先生办公室和学生宿所。建筑物之间有花草树木，还有大小操场。书院建设及园林绿化布局协调合理、环境优雅宜人。书院四周绕以垣墙，总占地面积达1.8 万平方米。这样宏大的规模，在当时顺天府所属州、县的书院中首屈一指②陈桢修，李兰增等纂，（民国）文安县志·卷12“法治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上述可见，广陵书院在实施院内教学，培养人才的同时，又有县试考棚相同的功能，发挥州县学童考试的作用。而且，书院又十分突出办学环境的育人价值，院内各种环境布局既有教育活动赖以实施的物质条件，也有人文精神的结合，从中更体现出在理学思想观念读书明理、居敬持志之中，已经容纳些了许近代社会思想因素，如操场的添设便是“报春之腊梅”。

广陵书院开创伊始，即聘国子监祭酒，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状元翁同龢（1830—1904年）任山长。翁到任后，继捐两季薪金银63 两，以置桌凳。本邑缙绅又制定章程，筹集资金以图久远。继翁氏之后，儒家经史名家贺家俊、吕栻等曾任山长。

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书院的近代改制中顺乎教育发展之大潮，广陵书院改设文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成为廊坊近现代教育发展的有效资源。

3 古代廊坊书院发展的突出贡献者

古代廊坊书院的建设主要在明清时期，而尤以清代最为辉煌。教育是人为主体的办学活动，在书院办学成效显著的缘由中，有发挥卓越作用的人力因素，笔者选取明清各一所书院为案例加以分析。

3.1 钱藻、郝鹤铉与益津书院

钱藻、郝鹤铉、顾云程及钱达道均与益津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廊坊书院文化的发展影响颇大。以下就对影响益津书院深远的几位贤人予以详细解说。

钱藻，字淑湖，江苏如皋人，进士。万历元年（1573年）任霸州兵备副使，修建益津书院，选拔霸州各地优秀子弟来院学习。“郡之东北隅有公馆一区，倾圮湫隘，不足即安宾旅，而徒为榛莽蒙翳，是命郡守鹤铉公，因址字加黝垩焉，遂岿然为士林敬业乐群所矣。扁曰‘益津书院’”[9]622-624。他认为，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因此聘任书院教师的条件十分严格，不仅要品德仁厚，而且须博学多识、造诣精湛之士。他在兼任山长期间，亲自为书院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尤其是注重多方筹措办学经费。在经费支出上，优先保障教师收入及学生奖励费用。“饩馔丰厚”，使教师勤恳于教学活动，同时，又精心规划书院教育的其他项目费用所需，从而保证书院办学活动的正常运行。

郝汝松，字鹤铉，山西绥德人，饱读经史，重视教育兴学，培养贤达德厚之士。任霸县知县期间，力图振兴地方教育。为此常到书院视察，与教师们过往甚密，相知友好，交流学术、切磋功课，极力支持钱藻把益津书院办得有声有色。“郝公故上郡博雅士也，修政之暇，时与广文递相校雠，谆切提命，于以佐淑湖公做人美意，意甚笃至”[9]622-624。在钱藻和郝汝松的共同关心和督导之下，书院蒸蒸日上。教师克勤克俭、鞠躬尽瘁；学子们也都力求上进、学业有成。“虚者实，怠者勤”，在不长的时间内，益津书院为社会培养造就了许多有用人才。回顾这段历史，钱藻、郝鹤铉二公为益津书院费心竭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古代地方官学及书院教育史上，官吏或社会贤达名流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在这里办学者与行政管理交错渗透，有时难分彼此。而且，行政的支持力量与书院兴盛与否成显著性相关。这在明代廊坊书院办学中，也被印证。由于钱藻、郝汝松相继调离霸州，益津书院日趋萧条冷落。二十年后，完全废止。虽房舍屋宇仍在，然已是满院榛莽蒙翳，墙垣废倾，书舍冷寂。“济翔之范，不临于堂；弦诵之声，不闻于舍。惟夕阳蝉噪，夜雨蛙鸣而已”[9]622-624。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霸州又调来兵备顾云程（字襟宇，江苏常熟人）、守郡钱达道（字培垣，江苏常熟人）。这两人皆崇儒重道，以兴学育才为己任，对振兴书院怀有强烈责任感。上任伊始，就密切合作，协同重新、整顿颓败的益津书院，选拔学生、聘请名师，起敝维新。他们就像三十余年前钱藻、郝汝松一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使书院重现生机活力，蓬勃富有朝气，“昔也荒废如彼，今也仑奂若此，师生有所依，教养有所设”[9]622-624，可见，此时书院教育又重新焕发生机，期盼实现增进地方文明、淳美风化及人才辈出的美好向往及愿景。

这四位霸州的父母官，都不是本地人。他们之中有1 位籍贯山西，3 位不约而同源于江南鱼米之乡的江苏。因仕宦生涯受委派来到这京师之毗邻地域，可谓有缘。然而，他们都饱含一颗爱民善政，奉献于霸州士民的诚心和热忱，不仅有廉吏清官风范，而且兴学设教、培植英才，将北国廊坊之地视为他们第二故乡，奉献才智，其作为业绩，青史可鉴。他们也深得民众拥戴，离任霸州之时，绅民遮道相送，以数百计。这便是对其功德成效的肯定。

3.2 杨朝麟 、翁同龢与广陵书院

据上文所述，杨朝麟在康熙朝晚期任文安县知县，于1702年开办文安县广陵书院，而且亲力亲为，促成康雍间该所书院第一次辉煌。与益津书院的历史状况相似，广陵书院前后期兴衰沉浮，呈阶段性动态变化。在广陵书院发展史上，前后期发挥重要角色的人物是：杨朝麟与翁同龢。

杨朝麟认为师资是办学的主体力量，决定着书院成效及质量。为此，他不惜高薪聘请本县著名的学者讲学，还从京城聘来一名少年时代就誉满胶东的太学生毛九来主持书院工作。在毛九来主持下，广陵书院突出礼仪教育，并制定了具体的课程规划和奖惩制度。

由于文安县绅民对书院的支持，广陵书院的经费较为充裕，甚至杨朝麟知县还用自己的薪俸买了近60 亩地，让人租种，租金全部归书院使用。同时，院内任教教师学术造诣较深，热心教学，乐育英才。广陵书院办学的水平及影响已不限于县级书院层次和效应。从学生招生来看，每年都有近百名学子在书院里研习。到书院研习的学子水平较高，身份有童生，也有秀才，而且突破县城范围，多数是本县的，也有少数外地的。作为官办的书院，随着康熙朝以后科举考试制度化推行，程朱理学及八股文成为考试内容，广陵书院的重点课程是“四书”“五经”、八股文、试帖诗以及经史、诗赋等知识内容，试用相应的理学著作教材及闱墨应试讲义。

杨知县在政务之余，经常与学子们研讨经书义理，探求为文之法，勉励他们发奋努力。有时大家也议论一些世俗民情、地方利害之事，知县察纳雅言，以此作为施政的参考。每月他还给学子们集中讲会讨论、考课测评，然后由学生作八股文。月课之后，他协同毛九来等书院教师批阅学子们的文章，评判优劣。文字精进者给予奖赏；文字低下者，指摘纰缪，令学生改正。一年之中，他们从学子写出的文章中选出合乎文理、经传的优秀作品30 篇，细加评阅，集成一书。依此惯例，数年间编辑数册，统一由书院付梓印刷，发行于各地书院及官学。广陵书院从此声名远扬，誉满畿辅之地。

每当科举考试三年一轮秋闱乡试之期临近，杨朝麟关切书院科举教育准备情况，要求教师向学子们重点讲授以“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知识学理及写作技巧方法。组织书院学生参加顺天府各州、县学及书院的统一命题测试。测试完全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为直隶省乡试遴选考生资格。在府试过程中，杨朝麟与县学齐承嗣、训导张炜—起监场，坚守岗位。考完以后，杨知县先阅卷，默定等级，随即申报顺天府府尹钱公裁决。钱公阅后赞叹不已。广陵书院的成绩及及第人数往往列于全府各州、县学及书院之首，经顺天府发榜昭示各地。从此，广陵书院名气大振，几乎无人不晓广陵书院造就人才之闳大。

杨朝麟离任文安之后，后来虽不乏热心教育人士，或募资金，或捐田地，为继续办好广陵书院做了不懈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书院每况愈下，大约维持了60年。至乾隆朝中期，广陵书院逐渐萧条。此后，又断断续续地办学，只是有胜于无，不至于关闭废止而已。这种中衰状态延续至鸦片战争20年后终于得以改观。

同治三年（1864年）文安县知县曹大俊斥资修建广陵书院。书院修缮一新，并有所拓展之后，主持重修书院的知县曹大俊聘请状元翁同龢（江苏常熟人）任院长。此举一则因两人均为咸丰时的同科进士，彼此非常熟悉；二则曹知县仰慕翁状元的才华，深信这位江南才子学术才华卓尔不凡，必能造就北方畿辅之地英才。对于盛情之邀，翁公欣然应聘，为表达教导燕赵学子的殷切之心，先把自己两个季度的薪水慷慨捐献，给书院购置了桌凳。并亲自主讲书院主要课程，讲学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有典有则，深得学子们的欢迎和敬仰。

一般情形而论，古代县级书院以录取本地学生为教育培养对象，程度高于蒙学或初等私学。但广陵书院的状况却有所不同，显示了其办学广度及程度高于同级书院。来广陵书院求学受业、问道修行的莘莘学子，除了本县的之外，还有源于周边河间、任丘、大城、霸州等邻近州县的好学之士，最盛时达上百人。这些地方少年才彦一般都是受过启蒙教育，经过县试的童生，还有的是府试后的合格秀才。但不管是谁，都必须有人保举，经过院长命题考试，合格者方能被正式录取。翁同龢要求教师根据不同等级的科考科目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讲学。在师长的引导及关爱下，学子们以个人钻研学习为主，有时“子曰诗云”地相互问答，有时到书院藏书楼借书阅读，有时翁同龢集中讲学“四书”“五经”外，还补充诗赋、文章、理学讲义、时文等其他内容。

八股文是清代科考规定的文体。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在“起股”至“束股”的四段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所论内容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作为准备科考的场所——广陵书院，必然重点讲习理学著作及讲义的思想内涵、学术大意及基本观点主张，练习八股文的创作技巧及表达方式。以翁同龢为首的广陵书院师长每旬都要求学子们写一篇八股文。写完后，组织教师认真进行评改，发现合乎规范的优秀文章，必集中学子，在讲堂上评判，在学子中传阅，并给予作者优厚的物质奖励，以此来激励和调动学子们研习八股文的积极性。八股文体裁对于教育实用性、学生的个性独立及思想自由有其负面或消极一面，但这主要源于近代以后西方列强冲击下对传统教育批判反思的结论，颇有矫枉过正之处。因为教育中的通识普遍意义依然需要，而且测评的信度之于选拔人才的平等性机会以及标准化方式仍然是值得我们格外留心和关注的。对此，本文不拟多论。总之，广陵书院在院长以及其他院内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知名度越来越高，一时成为晚清同治、光绪时期颇有影响的地域性书院。

4 古代廊坊书院的现代职能开发

时代更替，岁月流逝。辉煌与沧桑的历史很难留下一部完整无缺、细节详尽的实录，也不可能留下一成不变的昔日场景。无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重要事件，我们只能从文物遗址中去寻找痕迹；无数活跃在这方热土上的先贤，我们只能通过史籍方志的记载去想象他们的音容笑貌。然而，这些精之所存、气之所蕴、神之所附的优秀文化传统早已被廊坊历史铭刻在岁月深处，并在踏浪前行的征程中，藉以叩击新的梦想。“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历史是城市的缩影和积淀，做好廊坊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及利用工作，对于传承历史文脉，提升文化品位，塑造特色魅力，凝聚文化认同感，增强综合竞争力，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古代廊坊书院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是一笔值得珍惜和认真开发的宝贵财富。而目前廊坊书院保护利用的现状表明，我们在书院文化传统的现代传承上尚有可推进之处。

古代书院人文学术传统在现代的薪火相传有两方面。首先，书院在其千年发展中形成的特有人文精神，如书院以人为本、注重德育的育人模式和教学管理方法，书院自由互动的学术研究、文化与传承方式等，对于现代高等院校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作为古代文化重要载体的书院本身，其文化使命并未因古代教育机构职能的结束而终结。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书院仍然可以继续发挥其传承、创造文化的功能，并以此发挥作用于社会的多种功能。

4.1 打造古代书院文化博物馆

古代书院作为先贤们授徒讲学的道场，留下了大师及其高足的许多遗迹、遗物和遗作，而历代到访书院的文人名宦等也留下了许多碑刻、书法、诗文及楹联。这些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书院本身更是教育文物集合，体现历代书院思想的建筑、园林、书法及碑刻艺术等综合而多样的资源，堪称古代文化的博物馆。因此，我们把书院作为博物馆展现的时候，不应仅仅局限于书院本体实物景观、造型及建筑，而且还要去阐述书院所包含的各种思想文化，并能达到良好的教育宣传作用，尤其是发挥道德伦理的熏陶与感染功能。

在有限的空间内表现书院文化，并将其主要的思想内涵都表达出来，对陈列的要求是很高的。关于书院文化的文物，目前较大程度上是依托有限的纸质文献及图片，至多增加一些当代声光电的技术手段加以呈现的方式。这是需要改进和拓展的。在进行陈列展览时，应该以文物标本为基础，配合适当辅助展品，按照一定的主题、序列和艺术形式进行组合，以直观教育的手段，传播文化教育信息，提供审美欣赏的展品序列个体及群体。这些文物是古代书院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方式、特有的语言、与观众沟通的桥梁，更是内涵汇集的学术思想成果浓缩的载体。如香河县的淑阳书院、固安县的方城书院及永清县的益昌书院等已经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不仅保存了碑刻，收藏了文物，而且还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从而帮助人们了解古代书院的历史文化及所蕴含的具有区域特色的社会文明、风俗习尚和礼仪道德。

4.2 构建当代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

培育人才、传承学术是古代书院的主要职能。文安县的广陵书院、固安县的方城书院及大城县的凤台书院等都曾培养出大批人才。这与书院师长呕心沥血讲学的不懈努力紧密相关。如方城书院院长高赓恩一生践行儒家学说，传授“四书”“五经”，不受任何风潮影响而使自己的信念左右飘摇。为了自己的信念，终生坚持，促进儒学在特定区域薪火相传而不致中断。在如今我们倡导传统文化的时期，应追忆书院大师执着追求的无畏精神，并对他们在清寒坚忍环境下传道奉献的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

廊坊古代书院的院长及教师多为学术中坚，如翁同龢、贺家俊及吕栻等学者，知识渊博、品学兼优，教学方法得当。在书院讲学期间，尽力发扬、传播自身的思想，并竭力培养促成学生成才。他们在日常教学中对自己的生徒真诚相待，注重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使教学达到最佳效果。与此相应，学生虚心求学，聆听教诲，尊师重道，以个人研习为主。拜师不为虚名，而在问学，研究经典，辩证义理。一般来说，生徒按师长指点，读书自学遇到疑惑，便相请教；偶有心得，即记下来，然后请益评点，师生面对面谈话讨论。师生之间在探讨和质疑中迅速得到思想反馈，情感交流渗透其中，互有启发，各有所得。同时，通过思想上的相互交流，还可彼此引为知己。师生关系融洽，对维系书院的发展，以及提高书院社会名望有很大的作用。今天书院作为规模化教育机构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书院当年教育学术之环境仍可保护及开发，盛名仍存。适时合理地利用现存书院的环境条件，举办一些诸如高校游学、名家讲坛、传统文化研习班、专题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多样的教育学术活动，是弘扬书院人文精神、延续学术传统的良好方式。有条件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还可挖掘、调动学术资源，建立自己的专门团队，利用书院品牌，或与已经恢复的书院协作，加强学术交流，提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使书院成为新的教育及学术研究机构。

此外，古代书院若能借鉴当今高校的建设模式如“省部共建”，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建设的长效机制，必将使书院的现代开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由于书院的身份比较独特，不仅具有文物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资源深厚，若能把书院设置为一个综合的文化教育机构而不是单纯的文物保护单位，将更有利于书院价值的充分开发。或是将书院纳入高校体制，可以凭高校的经费、学术品牌等资源，使书院获得更为坚实可靠的依托。将其建设为地方高校的教学基地或高等研究机构，师生来院定期讲学及研究或不定期的游学，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人文气息中陶冶性情，精心学习和探讨，也是一项富有教育意义的建设工程。

4.3 设计文化旅游胜地

古代书院注重环境对学子的熏染教育，选择地址既讲究自然环境的优美，也强调人文底蕴的积淀。因此，书院往往选择建在远离世俗烦忧的山苍水秀之地或城内山水相连、林木苍翠之区，为的是让士子免受纷扰诱惑，能够陶冶性情，潜心读书，修身养性。而现在这些风光旖旎的胜景，则成了书院遗址开发文化旅游项目的自然优势。古代学府的魅力、书院的人物事迹，以及文物古迹的价值，使之极具游览价值。作为自然美景与人文景观的结合，书院吸引着无数游客倾心神往。

以廊坊霸州市的益津书院为例，2006年初，霸州市投资2 000 万元，恢复重建古代益津书院。书院占地30 亩，由开放式文化广场、书画院和展厅三部分构成。书院的主体建筑占地1 600 多平方米，系北方四合院结构，屋宇宽敞，装饰典雅，功能健全。书院中央镶嵌古霸州城微缩实景，四周回廊环绕，并由许鸿宾画室、韩文来画室和其他20 多个书画创作室及活动室组成。展厅位于书画院北侧，由广场北侧腰门进入，屋顶、外墙面饰以仿古砖瓦，内部空间宽敞明亮，布展面积可达2 千多平方米①刘廷昌修，霸县新志，天津：天津文竹斋印，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2006年11月4日，霸州市隆重举行益津书院落成典礼仪式暨“翰墨之乡”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以此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并以建设文化名城为目标，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使益津书院成为培养书画新人的摇篮和广大书画爱好者学习交流的平台，并因此有效地推动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多彩，使霸州享有“中国书法之乡”之美誉。如今霸州益津书院作为古文物景点游与现代休闲游的一体化套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使之逐渐成为霸州文化旅游的标志性景点。益津书院在原有的社会教化功能下又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使古老的益津书院具有了双重含义，不仅积淀了数百年来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而且发掘了源远流长的霸州文脉，并做了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探索，为中国书院现代复兴的版图增添新的谋划方案。

总之，书院是一笔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古代建筑本身的历史文物价值，也承载并见证了地区的文化教育传统，促进了不同时代的精神文化发展。对于古代廊坊书院的保护与开发，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使其具有满足当下社会潜在的高品位文化教育内涵的需求。同时，古代廊坊书院还可以根据自身特色，如历史文化影响、文物遗存、书院名人事迹等内容的差异性价值，灵活地确定书院的主要职能和其他职能，合理规划保护性开发。但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那就是要尽量保持书院特有的文化风貌和人文精神，使书院不致丧失文化教育本真或发生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