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雯， 彭婧雅

(云南大学 国际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我国对外汉语教材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80～90年代，与教学的兴起和发展同步；而对外古代汉语教学相对较晚，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古代汉语教材编写滞后于教学实践，起步于70年代，兴盛于90年代。从无到有，由任课教师独立编写到专家学者合力编写，从单一教材到系列教材，从中医等专门教材到通用型教材，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不断完善，数量逐年增加，形成了能适应不同教学类型、教学需求的系列教材。同时，与之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涌现，从教学目的、选文、编写原则、词汇和语法体系等多个角度展开对古代汉语教材的探索与研究。

一、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编写概况

肖莹对1978年以来出版的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进行了梳理，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是1978年到1989年，为起步阶段；第二段又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到2000年为初步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为完善阶段。(1)肖莹.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一)古代汉语教材起步阶段(1978年～1989年)

1978年，北京语言学院正式招收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留学生，古代汉语被列为必修课程。此后，各大留学生培养高校也纷纷开设古代汉语。但是这一阶段，没有正式出版的教材，要么沿用中国学生的教材，要么自编讲义。刘珣先生说：“在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的早期阶段，为了首先解决开课的难题，根据一般性的教学经验，草拟大纲，编写教材，以应急需，这是一种必然，无可厚非。”(2)刘珣.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7:264.虽然没有正式出版教材，但是这十年的教学经验积累为以后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奠定了基础。

(二)古代汉语教材发展阶段(1990年～2000年)

1990年，我国举行了“中高级阶段对外汉语教学讨论会”。会上，吕必松先生提出要把汉语教学的注意力转移到中高级汉语教学上来。一方面中高级汉语教学历史很短，缺少经验，需要积累；另一方面更为突出的是，很多学校中高级汉语教学几乎等同于阅读教学，需要探索更多的内容。(3)吕必松.关于中高级汉语教学的几个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1).加强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和研究，也是凸显对外汉语教材多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我国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在探索中前进，逐渐明确了文选、语法和练习相结合的编写体例，兼具实用性、趣味性和渐进性等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留学生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得以深入发展。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也渐趋完善。为了提高留学生的文言文阅读水平和对现代汉语的认识理解水平，满足他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也面临着新的要求。同时，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多学科的介入也推动着教材的编写和研究，教材突出了科学化和可视化。

(三)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出版情况的可视化分析

表1 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出版数量统计(1972年～2019年)(4)论文所用图表均为笔者团队成员统计并制作，后面不再一一说明。

图1 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出版数量年分布图(1972年～2019年)

图2 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出版数量十年周期分布图(1970年～2019年)

通过对1970年至今的统计，可以发现，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与其他语言技能课程相比，教材数量总体上偏少，40年出版了17套，符合该课程属于对外汉语教学中非主流课程的特点，对教材的需求相对有限。从年分布数量来看，古代汉语教材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占了出版总数的94%。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除了出版于美国的《文言入门》外，大陆出版的教材几乎为零。从1990年开始，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可以说是从无到有，逐年增多，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尤其是1990年到1999年的10年间，共出版了6部教材，占据了整个40年出版总量的35.29%，进入21世纪以来，出版的教材相对分散，较为均匀，出版量也趋于平稳。而且这一阶段出版的教材普遍注意到了教学对象的特殊性，难度有所降低，突出了入门性和简明性。同时，部分教材如徐宗才的《古代汉语》和《汉语纵横•古代汉语》都是作为汉语言专业的系统教材来编写的，与其他专业教材形成较好的呼应。

相对中国大陆地区，海外古代汉语教材数量较少，使用较为稳定，但出版时间普遍较早，与其久远的汉学传统紧密相关。

(四)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研究情况的可视化分析

除了对教材进行收集分析，课题组还对1980年至今的留学生古代汉语研究情况做了收集和分析。通过知网检索，共收集学术论文60篇，基本上囊括了40年来的代表成果。下面图表将研究内容及年度分布统计、教材研究所占比重、教材研究内容及年度分布等数据呈现如下：

表2 留学生古代汉语研究内容统计(1980年～2019年)

图3 留学生古代汉语研究内容分布(1980年～2019年)

图4 留学生古代汉语研究内容年度分布(1980年～2019年)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留学生古代汉语研究内容主要以教学研究为主，占据了总研究量的65%，但教材研究也占有较大比重，达到33.33%。从时间分布来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2000年～2019年后20年间。可以预计，未来关于留学生古代汉语课程的研究会继续保持平稳的研究态势，但研究内容会结合信息化、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方法及语料库建设等方面获得深入发展。

二、留学生古代汉语代表教材及研究

(一)国外古代汉语代表教材及研究

我们主要考察了三部出版于美国的古代汉语教材：《古文入门》《龙文墨影》和《文言章句》。

《文言入门》，王方宇编写，美国西东大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上册是主体，下册是课文的现代汉语译文。全书共二十五课，包括复习5课。每课由词语、注释、拓展、正文四部分组成。方法上要求学生尽量通过现代汉语理解古代汉语；内容上重视趣味性，难易适当。

鲁健骥(1984)通过对《文言入门》的量化分析，对该教材进行了详细的总结：注意古今汉语教学的连续性及其互补关系；体量充足，难度适当，不盲目追求名家名篇；重视趣味性。但同时也存在如下问题：个别解释有待斟酌，释义不够通顺；部分课文忽长忽短，篇幅安排失度。(5)鲁健骥.一本有特色的古汉语教材《文言入门》读后[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1).

《龙文墨影》，姜贵格著，美国Cheng & Tsui公司1998年出版，是美国明德大学中文系高年级和明德中文暑校五年级使用的教材。该教材共3册，1、2册为学生用书，第3册为教师用书。共44课，每课包括课文、背景介绍(1～28课用英文，29～44课用汉语解释)、词语注释、常用词、虚词与句型、练习等。和国内的教材相比，这套教材选文篇幅比较短，且较均衡。从课文字数来看，《龙文墨影》第1册20篇课文共2335字，平均每篇课文长度为117字；最短的课文是第1课《磨杵作针》，仅有29字，最长的课文是第19课《愚公移山》，为310字。与之相比，徐宗才的《古代汉语》，第1册22课，平均每课297字，最长的课文有1700字，最短的也有119字，同一册书，课文长短不均，跨度过大。其长度是《龙文墨影》的两倍半。从教材的趣味性来看，《龙文墨影》的选文考虑到了美国学生的兴趣点,以寓言故事开篇，难度逐步增加。

这本教材的不足之处在于有些词语注释不是十分准确。如第8课《画蛇添足》中“为蛇足者终亡其酒”的“终”，注释为：终于。这显然会误导学生，无法准确译出该句。再如：第23课《中庸选读》，“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句中的的“中”，注音为“zhōng”，也是不对的。这将无法给出“中”读第四声时具有“合乎、符合”的语义，既而无法带出古汉语某些词语读第四声时，多为动词义的语言点。另外，某些选文的句读不是很准确，如《中庸选读》的第一、第四段。某些选文的句读或释义本身存在争议。

《文言章句》，美国Cheng & Tsui公司2009年出版，美国欧柏林大学李恺教授编著。该书打破了以“文选”为教学内容的做法，认为“文选”类教材虽注意到了趣味性，但忽视了语言教学的本质，达不到传授古代汉语知识的目的，因此，《文言章句》以语法为纲，不选文而选句，兼顾到文言词义、常用字和常用句型的教学。

遗憾的是，海外出版的古代汉语教材目前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在出版语言和地区方面也较为单一，比较有影响的《文言入门》和《龙文墨影》均是美国20世纪出版的。其中《文言入门》在中国大陆使用较少。《龙文墨影》在北京、杭州和昆明的“美国明德大学项目”中仍有使用，但该书体量太大，内容过多，来华项目由于教学周期时间短，教学内容难以落实，因此，某些项目也开始使用中国大陆教材，如美国明德昆明学校除了《龙文墨影》，同时也使用李禄兴的《今用古代汉语》。

(二)国内留学生古代汉语代表教材及研究

《古代汉语课本》，徐宗才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该书突破了文选和通论两结合的编写体例，针对留学生特点和教学目标编写。全书3册44课，第1册介绍语法常识，第2册介绍古代文化常识，这两册均有英文解释。第3册介绍常见古籍，只用汉语解释。每一课有课文和阅读课文说明、注释、练习、常用虚词、句式。该书按照先易后难、先短后长、由浅入深的原则安排课文，所选篇目以叙事散文为主，兼顾了寓言、神话、小说、诗词曲赋等文体。在选材、编排和知识介绍等方面都较为合理，为后续出版教材的编写起到了指导作用。这套教材内容丰富，知识介绍系统全面，但是对留学生来说，篇幅过长，且第二册出现了《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辞赋，难度太大，且赋这种文体是否有必要让留学生学习，是有待商榷的。

宋坦芝(6)宋坦芝.徐宗才《古代汉语》(上册)教材教学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和张馨文(7)张馨文.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古代汉语研究[D].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分别对徐宗才《古代汉语课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前者从词汇、语法、练习、课文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对教材中的词汇进行穷尽式研究，并与HSK词汇大纲进行对比分析。后者对教材的体例设置，选文、文化知识，注释、语法的选取与编排，练习题型、题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教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古汉语读本》，刘永山、杨丽珠主编，北京语言学院1991年出版。是为初学古代汉语的留学生编写的教材。本书是17部教材中唯一一部专门用途教材，选用的语言材料侧重于中医古籍，适合于进入中医专业的学生使用。选文按难易程度来编排，不分年代先后；起始课文以成语故事为主，随后过渡到浅易的专题论文，中医古籍类课文，由于有医学专业名词，难度较大，次序靠后。该书体现了编者所言语言材料要具有针对性，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实践-理论-实践”相结合等编写原则。

《汉语古文读本》，王硕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全书45课，共90篇文章。该书选文广泛，以先秦两汉散文为主，故事性强，短小精悍。杨鹤澜以该书为对象，分析了该教材的编排体例、选文类型及字数等情况，并调查了学生对选文的阅读接受情况及喜好倾向。(8)杨鹤澜.留学生古代汉语课选篇分析——以《汉语古文读本》为研究对象[J].文教资料，2018， (16).澳大利亚学者寇志明对海内外的古代汉语教材进行了分析，指出较之海外教材，王本有助于学生加强对现代汉语的掌握，但选文缺乏渐进性，难度偏大。(9)寇志明.海外大学李的古汉语[J].黄乔生译.寻根，2003，(6).

《古文初渡》，贾玉芳、刘永山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书共17课，50多篇作品。每课包括讲读课文、阅读课文、文言知识三个部分。讲读课文均有繁体原文和中英文对照注释，便于不同学习背景和不同程度的学习者使用。但选文编排难易程度考虑不周，语言点分散于各课之中，且讲解过于简单。

《古文趣读》，董明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书75篇选文均为散文，题材广泛，并附有译文。不足之处是选文编排依据时代顺序，忽视了难易程度；语言点讲解部分例证超出选文范围，不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

《简明留学生古代汉语读本》， 史建伟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共30课，每课由课文、常用词与固定结构、基础语法、译文、练习和副课文组成。词语注释部分引入了汉字形义分析法，阐明古今字型的演变，有助于留学生理解汉字的造字法。

《古代汉语简明读本》，王海棻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全书包括通论和文选两部分。通论涉及汉字、古今词义和古代汉语语法等内容，并有大量举例和针对性练习；文选部分还兼顾了古代文化等知识。因该书主要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留学生研究生使用，所以课文较长，内容难度较大，但对语言梳理比较清晰。

《今用古代汉语》，李禄兴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课文的篇幅和难度都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且选文多为名篇节选或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注重实用性、趣味性以及古今汉语的关系。但是部分语言点的难易梯度编排不太合理，没有体现从易入难的特点。

《古代汉语入门》，周莹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主要为在英语环境下学习古代汉语的学习者编写，共20课，选文内容广泛。每课包括繁简课文、今译、英译、中英注释、知识点、阅读、练习、文化常识等内容。习题答案单册装订，并配有插图和诗文朗诵等电子资源。

《古代汉语》，姚美玲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共6个单元36篇课文，按时代编排。选文多为成语、典故或传说，并有部分删改。每课由作品、知识、练习和附录四部分构成。该书书写语言为繁体汉字，仅课文部分附有简体汉字及译文。

综观以上教材，共同的优点是选文覆盖了相当宽的面，注释详细，设计了各种练习。不足之处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国内的教材要难于国外的教材。较之中国学生使用的教材，留学生教材更注意语言习得的规律，关注古今汉语的联系，学习文言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现代汉语的学习。

三、教学对象、教学目的及其编写原则的研究

(一)关于教学对象的研究

根据语言背景，古代汉语教学对象可简单分为：汉语母语者和非汉语母语者两种类型。Hamilton 大学的许德宝教授根据海外古代汉语教学情况，把非汉语母语者分成了四类：第一类是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几乎没什么汉语基础;第二类是学过1～2年中文的学生;第三类是学过3～4年中文的学生，第四类是精通中文的学生。(10)许德宝.关于对外文言文的教学用语问题[J].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2006,(1).海外学习古代汉语的学生在四类人群都有分布，前两类汉语学习时间不长，语言能力较低的学生，可以用英文讲授古代汉语。而在国内学习古代汉语的学生主要是第二类和第三类已具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学生。从课程开设时间来看，一般在三年级开设古代汉语；从教学对象来看，多为学过至少两年左右汉语的学生。笔者2018年对昆明地区3所规模化开设古代汉语课程的高校——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100名汉语言专业本科留学生做过调查，数据显示，学习古代汉语的100名学生，通过HSK4级的学生19人，HSK5级38人，HSK6级10人，占了总人数的67%。国内古代汉语教学为全中文授课，因此，学生必须具备至少HSK4级的汉语水平才能听课。

虽然留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汉语基础，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等知识也有浓厚的兴趣，但古代汉语对他们而言还是难度太大了，甚至是一门新的外语。对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材编写原则进行研究就很重要。国内的专家和学者也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汉语教材研究仍然处于被忽略的尴尬地位，如朱志平等学者对1998～2008十年间出版的548种对外汉语教材进行了调查(11)朱志平，姜丽莉，马思宇.1998～2008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评述[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无论是特殊教学目的类教材，还是针对特殊人群编写的教材，都未涉及古代汉语教材或相关内容的分析。

(二)关于教材教学目的和编写原则的研究

1.教材教学目的的明确与思考

一般来说，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1)通过学习，借助工具书，能够阅读文言材料；(2)为了更好地学习现代汉语；(3)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以助于更好地了解现代中国；(4)了解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从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母语汉语者和非汉语者没有太大区别，两者甚至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汉语母语者而言，古代汉语虽为母语，但历时久远，其习得和母语的自然习得过程大不相同；与现代汉语比较，文言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而是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掌握。因此，针对汉语母语者的古代汉语教学也具有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留学生就更是如此。

从教学总体目的来看，中外学生也无根本区别。中外学生既不要求说古代汉语，也不要求用文言文写作。章纪孝认为：现代的古代汉语教学只求输入(读，不包括听)，不求输出(说和写)，纯粹是一种输入教学、解码教学，而非输出教学、编码教学。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所承载的信息是不同的，古代汉语所给的信息是“给出信息”(Informative)，只出不进；而现代汉语所给的信息是“交际信息”(Communicative)，有来有往。(12)章纪孝.文言作为外语教学刍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1).所以，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的古代汉语教学，教学内容及教学策略都向如何让学生“如何读”古文倾斜，而不涉及教学生“如何写”古文。对留学生则更是如此。所以语法点的教学，应该重点挑选那些影响理解而非影响表达的语言点。

虽然语言习得规律和教学总体目的上相似，但应该看到中外学生古代汉语的学习目的有不同之处。上述的四个目的，对于非汉语母语者而言，第一个目的——通过学习古代汉语，阅读文言文是首要的；而这个目的对留学生不是主要的，他们学习古代汉语不是为了阅读更多的文言文，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简而言之，对外国人的古代汉语教学应该降低难度，求简求精，语言点、词汇尽可能量化。如：在读和说方面，要求留学生能背诵、学习一定数量的名篇；在语言点的安排上，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常见的并仍在现代汉语中频繁使用的文言实词、虚词及句式，同时应该合理安排这些语言点出现次序及复现。更多地要结合古今汉语语法及应用的关系来进行。留学生的古代汉语教学是“由古而今”；而中国学生的古代汉语教学更多则是“由古而古”。教学目的的差异，使得对外古代汉语的教学教材应该有别于母语教材。

通过对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的梳理和考察，我们发现，初期教材的编写目的大同小异，多是为了帮助留学生学习古代汉语，阅读文言文献，进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例如：贾玉芳、刘永山编写的《古文初渡》明确其目的是：“使学生比较广泛地接触文言常用的字、词和常见的语法，增长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为入系学习古汉语和阅读古典文献打下基础。”(13)贾玉芳，刘永山.编写说明·古文初渡[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董明主编的《古文趣读》，其目的是“为了向留学生、华侨和外籍华人介绍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使他们多层次、多侧面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丰富语言学习内容，增强学习效果，满足对古文、古汉语的学习兴趣和愿望，增进中外文化交流。”(14)董明.编写说明·古文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王硕编著的《汉语古文读本》则是“为了帮助留学生逐步读懂中国的古代文献，直接理解中国古代文化。”(15)王硕.前言·汉语古文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徐宗才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该教材“学完以后，能借助工具书阅读和翻译一般的古文，并为进一步学习古代汉语和文化打下基础。”(16)徐宗才.前言·古代汉语[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1.从早期教材的编写目的来看，中外学生并无不同，不太注重古今汉语的联系。

随着教学的深入发展，学者们发现留学生的教学目的与中国学生应该有所区别，于是重新探索留学生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如：章纪孝、朱瑞平、苏瑞卿、黄爱华、韩梅、张洪明、宋晨清、李文、肖莹、郑岚心、姜黎黎等。大家达成了共识：“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17)王力.绪言·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的教材编写目的适用于中国学生，却不适用于大多数留学生，不能满足留学生的学习需求。朱瑞平指出：“本课程是为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开设的课程，与给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开的‘古代汉语’有很大区别。这两类学习者汉语水平有极大差异，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也相距甚远，而其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也很不相同。 所以，我们认为，给留学生开这门课，思路要变，教材要变，教法也要变。我们特别强调，这是为发展学生现代汉语能力服务的‘古代汉语’”。(18)朱瑞平.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古代汉语”教学及教材建设的几点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韩梅分析了留学生古代汉语教学对现代汉语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然后从词汇、语法、文选以及课后练习等几个方面探索了践行这一目的教学策略。(19)韩梅.留学生古代汉语教学中应突出现代汉语能力的培养[J].现代语文，2006，(9).郑岚心对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4所大学的80名留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近93%的留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现代汉语，扩大知识面。而与此相反的是，通用的教材大部分出现了与学习者目的相偏离的情况。“以上各种教材都旨在为留学生学习文言而编写古代汉语教材。这类教材突出了古代汉语的学科性质、专业性质，但并没有体现‘对外’的性质。”(20)郑岚心.对外古代汉语教材编写理论的再思考——以《古文初渡》《古代汉语》为例[J].语文学刊，2012，(4).

近年来的教材编写者也逐渐将这一认识落实到教材编写工作中。此后出版的教材强调了帮助留学生认识古今汉语演变，提高对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理解和表达能力等内容。姚美玲主编的《古代汉语》明确提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高现代汉语的运用能力”目标，李禄兴的《今用古代汉语》更是被学界认为是全面贯彻了“古语今用”编写理念的教材。

很多学者对编写原则进行了总结。刘永山和杨丽珠结合《古汉语读本》的编写体会，提出了语言材料要有针对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实践-理论-实践”相结合等编写原则。(21)刘永山，杨丽珠.谈谈《古代汉语》的编写原则[J].世界汉语教学，1993,(1).朱瑞平和朱焱炜和都强调教材应突出浅易性、实用性、趣味性和渐进性四个原则。(22)朱焱炜.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古汉语教学[J].上海大学学报，2007,(3).黄爱华认为应该从留学生的现代汉语水平出发，以提高现代汉语水平目的，而不是把古代汉语的知识体系作为主体。(23)黄爱华.谈留学生的古代汉语教学[J].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6,(1).郑岚心认为对外古代汉语教材应突出兼顾性，即兼顾古代汉语学习、现代汉语和中国文化。(24)郑岚心.对外古代汉语教材编写理论的再思考——以《古文初渡》《古代汉语》为例[J].语文学刊，2012，(8).肖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科学性、适应性、时代性、渐进性、适应性和文化性等教材编写原则。(25)肖莹.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四、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等问题的研究

教学目的和编写原则确定以后，就要研究语法体系的建构和如何选文等问题。

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的研究，更多借鉴于汉语母语者的教材语法体系研究。最早的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肇始于《马氏文通》。20世纪80年代张世禄等学者明确提出建立古代汉语语法体系的主张。但大规模的讨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1989年至1994年的三次全国古汉语研讨会为学术平台，郭锡良、王克仲、向熹、高小方等十多位学者分别于1995年、1996年在《中国语文》发表17篇学术论文，展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教研活动。此次活动讨论了要不要建立古代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如何确定古代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性质？古今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古代汉语有争议词类的归属等问题。(26)高小方.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刍议[J].语文研究，2000，(4).此次讨论的成果对留学生古代汉语语法体系的探讨以及此后的教材编写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影响。张全真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出版的30多种古代汉语教材中，选取了于1999年～2011年出版的7部教材进行了语法体系的分析，讨论了语序、虚词、词类活用等留学生古代汉语语法知识重点，分析了留学生教材语法内容的选取和教学原则。(27)张全真.浅议留学生古代汉语语法教学[J].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2018.此外，涉及教材语法体系分析的代表性成果还有：潘杰、崔立斌、苏瑞卿、黄爱华、韩梅、张全真、邱冰等。

总的说来，对外古代汉语语法体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语法体系研究限于对个别语法项目的分析，系统性和研究深度均不足，没能从学生习得的规律、古今汉语的关联度等方面对语法体系展开研究，也就无法形成语法内容难易梯度、复现率等问题的系统考察，也无法真正找准留学生古代汉语学习的重难点。其中邱冰等学者发表于2018年的4篇文章(28)邱冰，皇甫伟，朱庆之.基于语料库的古代汉语教材预期成效评估方法及应用[J].中文信息学报，2018，(6)；邱冰，朱庆之.面向古代汉语教学的语料库建设及教学应用研究[A].第十五届汉语词汇语义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2014;邱冰.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的学习曲线及单元编排优化研究[A].第十一届中文教学现代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2018;邱冰，皇甫娟.基于中文信息处理的古代汉语分词研究[J].微计算机信息，2008，(24).，利用上古汉语标记语料库的词语切分和词类标记方法，从先秦16部经典文献中提取5万余词汇知识点，从词汇现象的频率、重要程度及古今词义的差异三个方面，提出了面向教学的古代汉语词汇语料库的建设以及预期成效的计算方法，并以三部留学生教材和一部中国学生教材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教学知识点数量、分布以及学习曲线的呈现规律。为古文篇章的选择和文选顺序的排列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邱冰等的4篇文章内容互有重复，存在教材资料掌握不够全面之处；同时，侧重于技术层面的静态分析，有脱离教学实践的嫌疑。但该研究的确如作者所言，为古代汉语的研究从“经验式”向量化、标准化、科学化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和视角。

除了对语法体系的讨论，部分学者还探讨了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选文的问题。如刘永山、杨丽珠，崔立斌，苏瑞卿，黄爱华，韩梅，朱焱炜，姚美玲，肖莹，姚瑶等学者的研究。韩梅认为选文要突出文化价值，应该选择具有文化内涵或历史意义的名篇，同时也可以选择部分具有实用性和趣味性的成语故事和幽默故事。姚美玲和姜黎黎都以美国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教材选文的研究，姚美玲认为应选择趣味性强、篇幅较短的课文；姜黎黎认为要依据学生文化背景的不同，选择能反映中西文化共性的语言材料。杨鹤澜分析了《汉语古文读本》的选文分类等情况，通过调查，掌握留学生对选文的阅读接受情况及喜好倾向，认为选文既要体现中国传统思想，又要考虑留学生在文化上的接受性及趣味性。姚瑶的《留学生高级汉语教材中古代汉语选文问题研究》，以非汉语专业留学生教材中的古代汉语课文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查结果论证古代汉语选文的方向性。

五、总 结

本文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版的17部海内外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及其研究情况的梳理和分析，基本上掌握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及其研究的总体情况、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总体情况与发展趋势

从教材总体情况来看，留学生古代汉语教学、教材编写和教材研究均晚于现代汉语语言技能课的教学，与高校招收本科留学生的专业化发展联系紧密。从时间来看，正好涵盖了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教学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教材编写起步于并盛于90年代以后，教材编写研究则主要是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10年～2019年第4个10年完成的，占了所有研究的92%。其中，研究的重心为教材研究，这一点和语言课教学研究不同，说明留学生古代汉语教学的关键问题，教学法虽重要，但更关键的还是要编写适合特定教学对象的教材。

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的发展，总体呈递增趋势，但出版的教材数量偏少，年出版量较为分散，对教材的需求相对有限，符合该课程属于对外汉语教学中非主流课程的特点。相对中国大陆地区，海外古代汉语教材数量较少，使用较为稳定，但出版时间普遍较早，与其久远的汉学传统有关。

从教材编写与教材及教学研究的关系来看，40年来，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先于教学研究，但从近10年的情况来看，随着研究领域的深化、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以及教育信息化的纵深发展，教学研究极有可能引导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的发展，如古代汉语词汇大纲的编写，遵从留学生习得规律的教学语法体系的构建，词汇和语法语料库的建设，课程与多媒体、远程教育等技术平台的结合，语言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播的互动，都会为教材的编写提供指导和引领作用。尤其是“古为今用”的教学目的的明确，非汉语母语者的教学内容则侧重于讲授古今相同的部分，以今释古，解决学生存在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隔膜的问题。由此，研究重心将转向对词汇知识点和语法体系的古今关联以及习得规律的关注，也将会出现语言项目多少及难易程度可量化、可评估的教材。

(二)存在的问题

第一，有不少教材的编写目的与留学生的学习目的不一致。初期教材的编写目的大都是为了帮助留学生学习古代汉语进而阅读古文文献，不能满足大多数现代留学生的需求，甚至与他们的学习目的不一致。苏瑞卿指出“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研究中国的传统当然重要，但那不是大多数留学生想要做的，或者说不是他们现阶段急于要做的……他们的当务之急还是把现代汉语提高到一个新阶段。”(29)苏瑞卿.谈留学生古汉语教材的革新[J].世界汉语教学，2003，(2).进入21世纪后，教材编写的目的还强调了帮助留学生认识古今汉语演变，提高对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理解能力和表达水平。

从教学和教材研究来看，虽然“古为今用”的目的已达成共识，但没有深入展开特定目的指导下的教学和教材编写研究。比如，没有对代表性的中高级阶段综合课教材中的文言知识点和文化点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也就使得“古为今用”难以落实到具体的教材编写和研究工作中；没有建立古代汉语的词汇大纲，并缺少对古今词汇大纲的对比研究，留学生古代汉语语料库的建设就会面临很多词语切分等困难。

第二，教材难度总体上偏大，国内教材的难度比国外的难度大。选文篇幅较长，且长短跨度太大，再加上句式复杂，语法知识多，不利于古代汉语的学习。

第三，教材内容缺乏趣味性。有些教材过于突出选文的经典性，诗词曲赋也占据不少比重，叙事性文章少，说理性或抒情类文章多，不利于学生的接受，加重了学生负担。或者说对叙事、说理和抒情类比例和梯度缺乏考虑。这一点李禄兴的《今用古代汉语》就好得多。

第四，研究角度和方法较单一。现有研究多为针对某一方向或对象的历时比较，缺少思路更为开阔的共时研究，如针对中国学生和留学生的古代汉语教材在研究中的侧重点等。多以文献法、问卷调查法等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人为影响较大。早期量化研究也只停留在字数、知识点的统计等层面，无法满足现有研究的需求。

总之，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在教材数量、种类、内容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都与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紧密相关。首先，今天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愈加密切，不仅使中国融入世界，更让世界对中国充满好奇。其次，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汉语热”已是不争的事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谈到，“无论是为了探索古老中华文明的历史，还是为了在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寻找发展机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正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年轻人的一个时尚话题。”(30)康健.全球“汉语热”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新思考[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2).留学生古代汉语课程的设置正是这一观点的体现，要了解古老中华文明的历史，了解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学习古代汉语是最直接的方式。所以，留学生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