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尧磊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93)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擘画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蓝图，并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示范点打造浪潮。示范点打造的目的在于，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再由点到面加以推广。

然而对示范点能否推广的争议一直存在。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向乡村输入资源的力度不断加大，村庄发展失衡状况却日益凸显，对示范点的争议也愈发广泛。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示范点典型作用的发挥以大量资源和政策的倾斜为前提。[1]以浙江安吉为例，安吉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资源和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虽然安吉美丽乡村模式具有推广性，但这种推广性严重受到具体条件限制。与此同时，在实际中还存在这样一类示范点，它们吸纳了政府大量的财政资源，却不具备复制性和推广性，笔者将这类示范点称为“伪示范”。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学者对地方政府投入重金打造“伪示范”这一问题给予大量关注。[2-4]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这种“伪示范”仍广泛存在。这就显示出一个悖论：既然不能承担“示范”之名，为何“伪示范”在一些地方仍广泛存在、长盛不衰？

既有研究大部分从政府本位视角加以解释，主要以锦标赛体制[5]、压力型体制[6]、目标责任制[7]、项目制[8]为讨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