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浩军 余裕昌 刘启华

己亥年末至庚子初春一场袭卷全球性的瘟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悄然而来，令笔者不禁想起二千年前东汉末年仲景时期的“伤寒”大流行。笔者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归纳此次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案，结合《伤寒论》的理论及自身三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对其从中医命名、病因病机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可通过六经辨证采用经方治疗，具体阐述如下。

1 六淫戾气命其病名

新冠肺炎因其具有广泛的传染性，当属“疫病”范畴，当无异议，但其病性或属温、或属寒，医者不乏争议。笔者从中医疫病学理论来看，疫病属于温病，亦属于伤寒。因为伤寒同样包括传染病，早在东汉末年张仲景就在《伤寒论》序中说得明白：“余宗族素多，向余两百……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以设想，若非传染病，怎可造成如此高之致死率？因此可认为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治疗外感传染病的第一部著作。天有风寒暑湿燥火（热）六气，若其气候异常较甚，常之六气即变为六淫之气，则易袭人伤体而致疾，但若六淫夹合戾气，则成“疫病”，其传染性增强、致死率增高。吴又可在《温疫论》言“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有别于六气之异气成为“戾气”。但戾气又岂可独立于天之六气而独行独往？戾气必是杂合六淫之气，祸乱人畜致病而暴发疫病。因而，“疫病”若从六淫属性不同来命名，可分为“温疫”“寒疫”“湿疫”等，既体现戾气致病特点，又体现六淫偏嗜与加之于人的致病特点。

2 审证求因探其病机

清代医家钱潢在《伤寒溯源集》说到：“外邪感人，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通过分析人在疾病中出现的外在表现，即可判断出机体感受的邪气性质。此次的新冠肺炎以发热、干咳、乏力或腹胀、便溏等为临床表现[1]，其中发热以中低热为多见。从六经辨证出发，笔者认为其病因主要是戾气和寒邪，夹杂风邪、湿邪，即戾气夹风寒湿邪导致的疫病。值此冬春之季，寒邪、风邪为当令之节气，风寒为阴邪，侵入人体后，机体的阳气奋起抵抗，正邪相争则发热；疫情暴发地武汉处于长江流域，少阳相火客之气临，暖冬之下火水交蒸而成湿，夹杂伤人则热势不高；“伤于风者，上先受之”，肺感邪气，肺气失于宣降则出现咳嗽；寒性凝滞，湿阻气机则腹胀不适等。

此次新冠肺炎的隔离观察期为十四天，而《伤寒论》第10 条“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可见风邪犯病的整个发生、发展和结束过程也就是十几天左右。若夹杂了戾气，则致病情况另当别论。亦从侧面证明戾气非独行于六淫之外。因此，早期暴发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此后全国各地由武汉“输入”的病例，笔者认为诊断为“寒湿疫”较为合适。至于此后各地出现的传染病例，则因时因地因人之异，出现“温热”“湿热”等病因病性。

3 寒疫妙用六经辨治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由第三版起，中医辨证施治均有详细描述。针对确诊病例临床治疗期选择的方剂——清肺排毒汤，由《伤寒杂病论》中的多个治疗由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的经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如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等，组方合理，性味平和。该方的治疗效果显示出了经方治疫的巨大作用[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应急专项，对10 个省市1261 名服用清肺排毒汤的患者临床观察显示，没有1 例轻型患者转为重型，没有1 例普通型患者转为危重型；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了564 名患者，这些患者都是轻型和普通型的，也同样没有1 例转为重型和危重型。中医历来强调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而此时大多数患者同用一个方子，为什么能取得同样的治疗效果？因为新冠肺炎是一个病毒，病因相同，证候相同，所以治法相同，用药相同。由此看出，对于传染病以一方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

从六经辨证来看，寒邪所致的疫病早期更多表现为少阳证，因寒邪侵犯人体，少阳相火被郁，火气上扰，患者常出现一些口苦、咽干之症；随着病情的进展，病邪逐渐传至太阴，这时患者出现腹胀、腹泻、呕吐等症状；后期可能进入少阴阶段，出现厥脱之证。少阳证，当以和解少阳为法，清肺排毒汤中就含有小柴胡汤；太阴证候，可选用理中汤；而后期的厥脱证，仿仲景法当使用四逆辈，此次新冠肺炎中医诊疗方案中危重症患者内闭外脱证也是使用附子、人参或参附注射液等药以回阳救逆[3]。笔者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中，参与本地普通型患者会诊用药，两例患者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其中一例患者症见发热，咽痛，干咳，乏力，大便溏，舌质红，苔薄黄，脉细弦，辨为少阳太阴证，方选柴胡桂枝汤合理中汤加减；另一例患者症见发热，咳嗽，纳可，大便3 日未行，舌淡红，苔薄黄，脉弦，辨为少阳阳明证，方选大柴胡汤加减。此两例患者均辨为少阳证，前者因素体偏寒兼夹太阴证，而后者因素体偏热兼夹阳明证。正如《伤寒论》第十六条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也更能体现出六经辨证和体质是密切关联的。

4 结语

几千年来中医的发展与传染病息息相关，从东汉的张仲景到明末的吴又可，再到清代的叶天士、吴鞠通，历代名医在诊治传染病中不断探索总结，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流行性脑膜炎，以及非典、禽流感和此次的新冠肺炎，中医不仅积极主动介入，并逐渐展现出独特优势，比如2011 年版《中国流感指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布的第一个流感指南，而本次新冠肺炎国家救治方案，更是从第三版到第七版都列入中医药辨治相关内容，全国中医治疗率更是高达90%以上。因而，每一次疫病大流行既是对人类的挑战，同样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好契机，相信中医之路会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