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川·成都 611731）

在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中，汉学家起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汉学家的研究，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自身文化的“他者”视野，又对西方世界认知中国起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因此，无论是从借助“他者”视野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角度，还是在文化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亟需提高文化软实力和提高文化输出质量的今天，研究重要的汉学家及汉学研究成果，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1 史景迁及《王氏之死》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是当今海外著名汉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众多知名汉学家中，史景迁以其独特的治史观和写作风格在业界内外赢得了好评。综观史景迁的中国学研究，其著述中有很大一部分侧重于对中国明清社会的研究。在对这一传统中国社会时期的研究中，史景迁的关注对象上至帝王、士人精英阶层，下到乡村民众、普通农妇。无论是康熙、雍正这种历史大人物，还是利玛窦这种处在文化交流夹缝中的人，亦或是像王氏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乡村妇女，史景迁都通过他极具个人特色的笔触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中国故事。

史景迁的中国史研究，特点之一即是从人物及其故事出发，注重考察历史个案。不同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关注的是历史大人物或知识精英，《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简称《王氏之死》）所关注的对象是“小人物”，是那些生活在无权状态下的普通人，作者意图站在这些底层人物的立场来讲故事，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王氏之死》的背景是17世纪中国山东省一个叫郯城的县城，史景迁将其研究笔触聚焦于非知识精英阶层，如农夫、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子，通过一个普通妇人王氏在生存境况面前的选择及其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当地的乡村生活图景。

2 《王氏之死》中的底层形象

重视历史细节、注重史料的选择，是史景迁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无论是在学界为史景迁赢得巨大声誉的康熙皇帝研究，还是着重于底层形象研究的《王氏之死》，从其著述中皆可看到作者试图从多层面来考察历史的态度。其中，在历史研究的切口、史料的选择方面，史景迁具有明显的个人特点。纵观《王氏之死》整部作品，史景迁主要以山东郯城的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探究了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将笔触移至偏僻乡村的农民生活，从不同角度来重组了17世纪山东农村老百姓的生存处境。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认为最先触动他的不过是材料中的寥寥数语，即《福惠全书》中关于一位王氏女子死亡的记载，而这却几乎是大部分史学家或地方志编撰者会忽视掉的最不起眼的细节。正是这样的历史细节打动了史景迁，让他能够在这种被遗漏掉的资料中打捞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王氏之死”只是该书中的一个故事，但也是最精彩最典型的一个。通过妇人王氏以及其它几个小故事的刻画，反映了郯城社会生活的几个不同侧面，如男女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女性特别是寡妇的贞操问题，以及她们在失去丈夫后如何继续生存的问题。就妇人王氏的故事来说，情节极为简单：因不堪苦难和贫穷的生活，决定离开丈夫家的王氏与情人私奔，却又遭遇了情人的抛弃而不得已再次回到丈夫身边，最终死去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史景迁认为，正是因为王氏是一个女性，且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权力的女性，才造成了她最终的结局，而这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这样的选题和历史构架，并非因为史景迁预先有了某种理论或宏大设计，而恰恰是因为作者头脑中总是充满着“暗示、图像、场景与声音”等细节，这种细节吸引着他并将之确定为写作题材。

如何通过在资料堆里打捞出的这种历史细节来呈现当时的整体历史环境，史景迁做的便是尽其所能为王氏的死填充一个最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除了仔细爬梳大量的文献档案和历史材料，更为人称道的是，作者通过他奇幻的叙事和文字，将郯城这个几百年前的穷苦小城以非常鲜明的形象置于读者眼前。不同于学院派常见的厚重的经典著述传统，史景迁的研究一向偏重于文学性的叙事，正是这种独具个人特色的行文方式和研究风格使得他在众多汉学家中独树一帜。同时，让其作品遭受非议的也正是这种不同于其它历史研究著述的文学化风格。

如前文所述，《王氏之死》这部著作中使用的资料之一有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聊斋志异》，不同于作者参照的其它史料，《聊斋志异》属于虚构的小说。在这部作品中，蒲松龄的名字经由王氏的故事进入读者视野，《聊斋志异》中的篇章也被多次采用。无论是史景迁参照的冯可参于1673年主编的地方志《郯城县志》，还是后任县官黄六鸿编撰的《福惠全书》，都属于典型的地方志，史料真实却也因其太过官方而显得严肃。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本是史景迁的研究视域之一，而生活于清初的知识分子蒲松龄其生活阅历及社会洞见无疑给了作者兴趣和灵感。《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1670年代曾于山东从事写作，到过郯城县，史景迁决定从蒲松龄的角度来弥补冯、黄两任官员所编县志的不足。“虽然冯和黄意外地带领我们深入当地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关于个人愤怒和不幸的领域——他们却无意探究郯城的另一些领域：寂寞、性爱、梦想，而正是这些领域迷住了蒲松龄。”对史景迁来说，蒲松龄对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的关注是极其重要的，同时也认为他是“中国最具才华的杰出作家之一”。

不同于其它正史材料，作为虚构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很难进入到一般历史学家视野。然而史景迁看中的，是蒲松龄笔下呈现的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图景，对他考察郯城的故事显然大有裨益。

3 底层书写的意义与中国史研究

从《王氏之死》的历史选材以及文学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史景迁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史学观念中带有的明显的人文艺术倾向。在史景迁看来，史学著述一方面要“准确”，有详实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又必须“表达感情和给所讲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从而“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次的效果”。这使得他在其历史著述中不会单纯以史实的真实性为满足，更重要的是对涉及到的史实进行重新建构。其研究中的这种人文主义倾向，首先是受到了东西方文史传统的影响。其次，20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史学研究领域的新变化，也对史景迁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与以往着眼于“大历史”不同的是，关注个案、关注日常细节的“微观史学”兴起，因此，社会底层及边缘群体逐渐进入到史家的写作视野。纵观史景迁的整个研究生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其研究的重心，而从“大人物”到“小角色”这一关注焦点的转变，既符合了美国史学发展的新动向，也体现了一位优秀史家的研究自觉。

史景迁在其著述中对中国乡村社会图景的研究，又多聚焦在底层女性身上。在《王氏之死》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从伦理道德这个角度描绘男权社会之下的女性这一社会群体。她们必须要做“贞女节妇”，许多自杀的女性是为了忠于丈夫、避免被强暴而自杀，“从一而终”是她们生命悲剧的原因。然而，除了妇女守节这一传统道德观念，这些底层女性的遭遇背后还有没有其它原因？这涉及到该著中寡妇这一特定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很多女性选择用守寡作为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因“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嫁奁，归前夫之家”，也有一些女性的夫家逼迫其改嫁从而放弃财产。由此可见，在“守寡”这一现象的伦理道德因素背后还有更深的经济利益动因，而这些底层女性往往会遭遇来自身心的双重折磨。王氏因为不堪生活重负选择出逃，但最终也不得不落个悲惨的结局。史景迁将视角置于这些底层女性身上，为我们开启了观察当时的乡村中国图景的窗口。

史景迁的中国研究著述，雅俗共赏，既有学术研究的功力，又因其史学观念和著述语言因而具有史学大众化及通俗阅读的特点。其贡献主要是将中国历史的研究推展至广泛的英语读者群，他的作品常被列入《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可以说，史景迁已成为中国史在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代言人。如卢汉超先生所言，西方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在其专业领域外的影响都非常有限，但史景迁却在普通公众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卢汉超甚至认为，史景迁在学术界外的影响力几乎能够与美国中国学创建人费正清相提并论。在专业领域内，史景迁的中国史研究可使专家学者思考史学探索的新方向，但更多地是通过其独特的著史风格让一般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因此，研究这个在中国及西方都有极大影响力的汉学家及其著作，可对我们理解自身文化、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一些思考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