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怡怡

摘要：犹太民族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再到犹太民族的大流散，可以说这些迁徙构成了犹太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有了结束流散的现实条件，在政府的号召和帮助下，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逐渐回归，以他们在客居地形成的烙印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社会的文化交流、身份认同以及社会阶级等。在这种现实中，各种犹太群体的涌入给以色列社会带来了多元化的特征，同时他们争取不同形式的承认和权利的斗争，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犹太民族;流散;回归;多元

中图分类号：D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5-0025-03

犹太人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顽强的民族，其民族形成的早期，就是在不断地迁徙中度过的。他们的早期建国历史非常短暂，在国家灭亡后，一直遭受着强权的欺侮和压迫，被迫不断迁移。但是他们凭借着对犹太教的信仰、对圣地的向往以及自身文化的不断成长渡过了漫长的流散岁月，于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现实家园。

然而，经历了大流散的犹太人已经不是以前希伯来王国的犹太人了，他们在不断地迁徙中受到了不同环境的影响，印上了客居地的烙印。而这些从流散中归来的犹太人，成为以色列多元化社会的组成要素和影响因子，他们的互动发展，一方面使以色列社会的多元特征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的多元碰撞也会使社会裂缝进一步加深，由此形成以色列充满冲突和融合的多元社会。

1流散

历史上，“流散”一词被用来指人口从其本土领土上非自愿的大规模分散，特别是指犹太人的流散。事实上，民族流散（Diaspora）一词来源于希腊语diaspeirein，原意为“播撒种子”，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学者开始翻译的《旧约圣经》（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最先用该词来描述犹太民族离开巴勒斯坦故土，散居世界各地的流亡过程[1]。在流散时期，散居侨民通过遵守客居地社会的法律、不与周围社会对抗等来适应客居地社会，保存自己的文化。

公元132年，巴尔·科赫巴领导下的反抗罗马统治的失败结束了犹太人主体在巴勒斯坦生活的历史，也标志着犹太民族进入历史上的大流散时期。在流散时代，犹太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被排挤、歧视、压迫、改宗甚至是大规模屠杀，但他们仍旧生存了下来，犹太的民族韧性可见一斑。犹太人在流散中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不放弃群体身份的情况下适应客居地环境，他们独有的语言、集体记忆和宗教成为维护集体身份最重要的元素。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他们渡过了漫长的流散时代，增强了犹太信仰，提高了犹太民族凝聚力，保存了犹太文化传统，这也是流散带给犹太人的意义。

1948年5月以色列国建立，犹太人近两千年的流散时代迎来了终结。虽然仍有很多犹太人生活在其他国家，但是以色列的建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祖国，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回到以色列。

2流散犹太人的回归

犹太人在1948年以前也有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的行动，但大都规模较小且受限制因素诸多，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才迎来了大规模回归巴勒斯坦的契机。这里以俄罗斯犹太人以及较为特殊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为例来阐述以色列民族回归的历程以及与以色列社会产生的碰撞。俄罗斯犹太人由于其强烈的俄罗斯文化取向以及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他们的回归对以色列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由于其鲜明的肤色特征以及特有的宗教传统，也为以色列社会注入了新的元素。

2.1俄罗斯犹太人

我们用“俄罗斯犹太人”或“俄罗斯人”来指代自1989年以来从俄罗斯和前苏联各国大批涌入以色列的移民。据估计，1989年至2009年间，超过160万犹太人及其亲属从前苏联移民。大约61%的移民（约998000人）去了以色列，其余的大部分去了美国和德国[2]。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约55%的人至少受过12年的教育，而在1989年，以色列犹太人口中只有28%的人受过至少12年的教育[3]。当他们到达以色列时，前苏联的国际地位也给了他们一种优越感。然而，许多人最初从事的是地位较低的工作，但他们高于平均水平的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使他们很快步入中产阶级。

俄罗斯犹太移民认为自己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以色列社会对自己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在文化生活、科学技术、经济增长和政治等方面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反映了俄罗斯犹太人在以色列社会中深厚的文化自豪感，甚至是文化优越感。他们尽最大努力保留俄语作为家庭和社区的方言，继续推崇俄语及其文化，而不是希伯来语和以色列文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认同学习希伯来语的重要性，他们可以借此更好地适应以色列社会。简而言之，尽管他们现在了解了犹太人的身份，也适应了新的以色列身份，但他们仍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资源。

2.2埃塞俄比亚犹太人

在犹太人的世界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代表了一个与俄羅斯犹太人完全不同的群体。这个团体被称为贝塔以色列人，是世界上唯一黑皮肤的犹太人。它的犹太起源是基于一种从《圣经》、几卷伪经和其他后圣经著作中摘录的宗教信仰[4]。

1975年，以色列承认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有权自动获得公民身份，并根据1950年的《回归法》享有全部福利。1984年，1万多名来自贡德尔地区的犹太人越境进入苏丹，在难民营呆了一段时间后被空运到以色列。而后，从1984年11月中旬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摩西行动”中，有6500多名犹太人被空运到以色列。1985年3月在“约书亚行动”中解救了650名犹太人。而后以色列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外交关系的恢复为合法移民铺平了道路。1991年5月24日和25日，在“所罗门行动”中，14000名贝塔以色列人被空运到以色列。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有几千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到1992年底，已有45000多名埃塞俄比亚移民抵达，只有少数犹太人留在埃塞俄比亚。绝大多数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定居在以色列中部和南部的少数城市和城镇。

然而，大部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安置面临着诸多困难：大多数移民的父母都是文盲，大多数儿童只有基本的读写能力。所以他们基本都是服務、农业和其他蓝领工作的体力劳动者，占据了以色列劳工体系的底层[5]。即使在今天，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也只能在地位低下的行业中找到工作。他们被赋予希伯来名字、新出生日期和西方服装，成为被改造的群体。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是一个以种族、宗教虔诚、传统主义和特殊种族为特征的群体，虽然融入以色列社会的过程并不顺利，但他们由于其犹太性，注定要融入主流社会。

俄罗斯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过程并没有太多限制，以色列政府也积极为移民的到来铺平道路，真正的困难在于回归之后的融合。虽然他们的融合过程并不顺利，但这些犹太群体仍然以自己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以色列社会。

3回归的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影响

流散犹太人的回归对以色列社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犹太人口数量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对以色列社会的特征、结构和本质的巨大影响。这些犹太人在不同的时期来到以色列，他们动机不同，人力资源和文化取向也不同。通过保留其独特性的方面，他们与其他犹太群体的文化一起，给以色列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挑战[6]。

3.1多元文化的碰撞

回归以色列的不同犹太族群都与以色列社会主流文化相接触，并且在保持其相对于该文化的特殊性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受到其影响。例如，他们都可以在以色列使用自己在流散中的语言，如意第绪语、拉迪诺语、俄语等，同时这些语言也影响着希伯来语的词汇和发音。以色列政府为了更好的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将希伯来语恢复为合法的国家语言，这项任务之所以成功，本质上是因为几乎所有犹太人的集体记忆都承认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的原始语言，也是圣经的语言。希伯来语的复兴是不同犹太族群对自身犹太性认同的最好例证。此外，在数千年的流散历程中，犹太教为犹太民族的特性和团结犹太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并不是所有犹太人的宗教仪式都是完全相同的，他们对民族节日，安息日的时间，割礼的仪式或婚礼仪式都有不同的规定。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政府规范了犹太教的传统节日和宗教仪式，强化了国家的犹太认同。

3.2多种身份认同的存在

一般来说，集体身份指的是个体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定群体的一部分的方式。在当代社会文化群体激增的背景下，集体身份这一概念已成为社会学中讨论最多的概念之一。以俄罗斯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为例，他们返回以色列之后，都处在当时主流阿什肯纳兹文化的统治下。对于俄罗斯犹太人而言，他们的犹太性并不突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偏向俄罗斯文化，而后是以色列人，最后才是犹太人。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解释他们特定的宗教遗产，使他们能够满足其被完全纳入犹太教的基本愿望。除此之外他们的黑色皮肤使国家和犹太教当局不断质疑他们的犹太性[7]。他们对于犹太人身份的认同度相当之高，也渴望能够融入以色列社会，但是他们移民之前的社会经济状态和黑人犹太人的标签注定使他们的融合更加困难。多种身份认同的存在强化了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特征，也加大了以色列政府社会整合和加强国家认同的难度。

3.3社会分层的出现

社会分层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成员由于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自身因素方面的差异，一些成员得以享有更多的社会有价资源，占据更为优越的社会地位，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呈现出高低尊卑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现象[8]。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欧洲犹太人是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的主力。此后，他们首先在政治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过这种对政治体系的控制，转而控制了经济、大众传播和教育等领域，由此掌握了整个以色列社会。阿什肯纳兹人因此处于以色列社会的上层，由他们主导的吸收犹太移民的过程加剧了不同犹太群体之间的差距，同时也加强了阿什肯纳兹人的主导地位。然而，一些犹太群体往往把他们的社会困境或所处的社会阶层归咎于他们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不是社会经济体制的结构。以塞法迪人为例，他们在下层阶级中占多数，但往往把自己的集体社会状况描述为种族剥夺而不是阶级压迫。

4结语

事实上，除了犹太人的流散之外，历史上也有很多其他移居国外的族群，如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印度人、库尔德人、巴勒斯坦人、帕西人和锡克教徒等。与他们相比，犹太流散的独特之处在于犹太人流散的历史持久性，它拥有强大的克服社会、政治和经济灾难的能力[9]。除此之外，犹太人的散居与许多后现代散居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有一个实际的政治实体，而不仅仅是一个被称为家园的象征性实体[10]。面对没有家园的现实，流散海外的犹太人，在希望恢复家园的同时，也尽力确保其文化的连续性。正是在不断适应客居地的过程中，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打上了当地社会的烙印。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先后回归，使以色列在社会构成上存在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不同犹太群体维护自身权利和文化特征的斗争引发了以色列社会新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吸收融化不同犹太群体的文化特征，满足各群体的利益需求以及强化国家认同是以色列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杨阳.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研究[M].上海：中西书局，2016.

[2]Zvi Gitelman.The new Jewish diaspora：Russian-speaking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Israel，and Germany，New Brunswick，New Jersey，and London[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6.

[3]Eliezer Ben Rafael，Yochanan Peres.Is Israel One： Religion，Nationalism，And Multiculturalism Confounded[M].Boston：Brill，2005.

[4]Eliezer Ben Rafael，Yochanan Peres.Is Israel One： Religion，Nationalism，And Multiculturalism Confounded[M].Boston：Brill，2005.

[5]Majid Al-Haj.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the case of the 1990's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Israel[M].Boston：Brill，2004.

[6]Eliezer Ben-Rafael.“Mizrahi and Russian Challenges to Israel's Dominant Culture：Divergences and Convergences”[J].Israel Studies，2007，12（03）：68.

[7]Yossi Yonah."Israel As a Multicultural Democracy：Challenges and Obstacles"[J].Israel Affairs，2005，11（1）：111.

[8]王小章，陈宗仕.社会学思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2018.

[9]M.Avrum Ehrlich.Encyclopedia of the Jewish Diaspora： Origins，Experiences，and Culture[M].California：ABC-CLIO，2009.

[10]Caryn Aviv，David Shneer.New Jews：the end of the Jewish diaspora[M].New York，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5.

（责编：周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