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未君

陈寅生传名于后世，主要是因为其高超的刻铜技艺（图1）。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收藏活动持续发展，“寅生刻”铜墨盒（图2）的知名度愈来愈大，已经成为一个收藏门类的标志。喜见其刻，继而欲知其人，然而陈寅生的史料稀少而零碎，我们通过不断地搜集整理、考据耙梳、存真剔伪，其形象逐渐地清晰起来。以存世实物验证、补充前人记载，以收藏实践促进理论思考，对于陈寅生的研究一步步深入起来，有了一定的学术关注度。今天说起陈寅生，不断发现的精品依然令人眼前一亮，而藏品背后的故事，同样引人入胜。随着材料的增多，陈寅生的身世背景，刻铜之外的书画、篆刻创作，个人交游等专题研究也在日渐深入。专门来谈陈寅生的收藏，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专文涉及，笔者不揣浅陋，拟就陈寅生的收藏对其创作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   收藏的黄金年代

陈寅生长寿，从出生到去世，经历了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五朝，去世时也已进入了民国。陈寅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收藏史上最辉煌的年代之一。在这一时期里，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这两项中华文明的重大发现如今都已成为了独立的学科——甲骨学和敦煌学。我们称刻铜墨盒为“吉金”，真正的吉金是指青铜器。大家耳熟能详的青铜器，也有许多发现在这一时间段里，可谓“地不爱宝”，重器频出。如虢季子伯盘是道光年间出土的，1864年清军收复常州后被刘铭传在马厩中发现;道光二十三年（1843）毛公鼎出土于岐山，曾经陈介祺、端方、叶恭绰等人收藏;而和陈寅生同年的潘祖荫（1830—1890），其收藏青铜器最为著名者如大盂鼎、大克鼎更是闻名遐迩。同时代，产生了许多大收藏家，如陈介祺、潘祖荫、叶志铣、顾文彬、端方、王懿荣、吴大澂、鲍康等。陈寅生的收藏，很难与这些收藏大家相提并论，这是由陈寅生的身份地位、学識财力等决定的，但若说陈寅生爱好收藏，于收藏鉴赏有一定的功力修养，还是信而有证的。

让我们在细数陈寅生收藏之前，先来试着还原一下当年京师琉璃厂古玩交易的情形。

陈寅生在琉璃厂是以书生的身份而业铜的，琉璃厂是那个时代收藏的最前沿，其地位不言自明。陈寅生除自己开店以外，也多店挂单，就是在琉璃厂其他店里挂单揽客。从目前的墨盒实物来看，这些店有松竹斋、青云斋、成兴斋、四宝斋、秀文斋、含英阁、荣录堂等。

以松竹斋（荣宝斋前身）为例，夏仁虎《旧京琐记》（198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载：“南纸铺并集于琉璃厂。昔以松竹斋为巨擘，纸张外兼及文玩骨董。厥后清秘阁起而代之，自余诸家皆为后起。制造之工，染色雕花精洁而雅致，至于官文书之款式、试卷之光洁，皆非外省所及。詹大有、胡开文之墨，贺莲青、李玉田之笔，陈寅生之刻铜，周全盛之折扇，虽各设专铺，南纸铺皆为代销，书画家之笔单亦备在。”

被夏仁虎称为“巨擘”的松竹斋，是陈寅生挂单的古玩店之一，目前所见陈寅生墨盒精品，往往打有松竹斋底铭。我们不禁要问，在陈寅生生活的年代，松竹斋到底是怎样的呢？

关于松竹斋的资料很少，我们从清末民初的一些笔记、日记和函札中，还能见到松竹斋的点滴资料。如顾文彬（1811—1889）《过云楼日记》（文汇出版社，2015年4月）记载同治九年（岁次庚午，1870），其在丁父忧之后，侯简入都（最终得任江宁绍道台），从三月底至十一月（是岁闰十月），九月余在京，期间多次到琉璃厂松竹斋，如：

四月十三日，午后，至松竹斋，晤张仰山，谈古颇洽。取回汉玉两小件，又绞四圈一件。

十四日，至松竹斋取回旧拓《佛遗教经》一本，后有翁覃溪跋。

十六日、十七日皆到松竹斋，取回石谷《竹趣》卷。见祝枝山纸本小行书册，临米字极精。

廿一日往松竹斋，取回汉玉鸠杖头一件，惜为俗工琢损下颔。

廿四日，购得鹅眼五铢钱四枚，取回汉印两方。

五月初五，晤张仰山，取回马钱五枚。十一日，至松竹斋取回小玉钩一件。

廿二日，在松竹斋携归李世绰手抄《草诀辩疑》一本（二金得之）。

廿五日，在松竹斋携归丁云鹏临郭汾阳细笔水墨山水卷，有范允题跋。

七月廿五，张仰山在宝兴堂为母做寿，往拜之。

八月十三，还德宝斋十两，结欠十六两，还论古十两，还松竹十两。

十月十七日，松竹斋携示麓台轴，用尖秀之笔仿子久，纸墨如新，尚是三十九岁时作，索价五十金，嫌其过昂，还之。

十一月初六，在松竹携归大涤子画册一本（还价二十金，不售，乃还之）。

由以上所引可知，松竹斋当时的老板是张仰山，顾文彬在松竹斋所购，大约是书画、玉器等;而到了潘祖荫那里，由松竹斋过手的多是三代彝器。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潘祖荫著，同治十一年刻本，1872）第一册著录之“析子孙卣（盖）”，即是从松竹斋购得的。潘祖荫身居高位，不适合与古董商讨价还价，觅古之事多由吴大澂、王懿荣等代劳。潘祖荫有致吴大澂函（见李军《吴大澂交游新证》）云：“松竹尚有一卣盖析子孙……又一失梁卣。析子孙，兄亦欲得之（二者能不昂尤妙，缘非完美之物也），吾弟必能为设法。种种渎神，不安之至，当必有酬劳也。”

之后，潘祖荫又看上了松竹斋的韩中多壶（此壶吴大澂后来释为“韩仲侈壶”），但韩壶已先被吴大澂所得。后来，吴大澂在其《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光绪十一年刻本，1885）中收录了此壶（图3）。近年来，我们在吴大澂拓本和相关绘画中多次见到它的倩影，此壶纹饰十分独特，一眼便能识得。由此可见，那时松竹斋店内青铜彝器存货不少，说松竹斋是琉璃厂之“巨擘”，不是虚言，其堪称琉璃厂的大行，是经手过很多名画巨迹和青铜彝器的。陈寅生墨盒是当时的实用文具，对他们来说，或许就是小生意。

当然，潘祖荫的收藏品种之声名最显赫者，非大盂鼎、大克鼎莫属，它们是潘祖荫旧藏青铜器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两件，曾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1951年，大盂鼎、大克鼎由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次年入藏上海博物馆。其中，大盂鼎于1959年被调拨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则长期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被誉为“镇馆之宝”。

近年来，随着收藏市场的细分，古物拓本越来越被更多的收藏者所喜爱，尤其是青铜器全形拓，更是为人所关注。陈寅生是当时最早见到大克鼎拓本的人之一，据陈佩芬《大盂鼎和大克鼎的第二次出土》（《文物天地》，1987年3月）一文记载，光绪辛卯（1891）七月，陈寅生即在大克鼎拓本上留有题跋：“潘文勤公博求钟鼎古器，收藏甚富。戊子岁获得周克鼎一器，由关中运以至京，形质丰伟，殊为大观，惟其铭字土蚀模糊，几不可辨，复细加剔抉，居然完好可读……文勤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为最，曾镌印章曰宝藏第一。求拓本者踵至，应接不暇，多以翻本报之。”

按陈寅生题跋中的说法，光绪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潘祖荫收得此鼎。陈寅生光绪辛卯（1891）的这条题跋，是关于大克鼎的一条重要史料，可考大克鼎出土和進京的时间，因此被研究者重视，也是陈寅生跋古器物较重要的一条，是陈寅生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陈寅生与潘祖荫交游的一条佐证。

●   陈寅生的收藏

陈寅生收藏的目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一是崇古，是对先贤古物的崇拜，就是喜欢，是天性使然，不需要理由的;二是交流，以藏养藏，是陈寅生在商言商的本分，也是联络人脉、拓展交游的技能;三是用来学习、临摹，以古物作为自己刻铜、书法、篆刻等创作的参考。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寅生藏品从品类上看，以纸本为多，如书籍、碑拓等。如钱币学家鲍康（1810—1878）欲复刻钱币学家刘师陆（青园）的《虞夏赎金释文》，先有“王廉生农部持示王孝禹水部所得原拓本精装属题”，又“适先生之甥陈寅生上舍亦觅得初印本见赠”，寅生之藏本，想来也是在厂肆觅得的。

鲍康《观古阁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中，为陈寅生题跋和提及陈寅生的有多条，如：

《为陈寅生题化度寺碑摹本》：“叶丈东卿所藏翁覃溪先生手摹化度寺碑铭，惜出自烬余，已非完本，而精光不掩，古趣弥增。考证至十余页之多，并合诸本校定。逐字夹行密书，析及一点一画，朱墨纵横，一生精力几萃于是。老辈之不可及也如此！虽断烂有不能句读处，犹幸神物呵护，俾寅生拾残补缀，重装以还旧观，足为案头墨宝。余留玩经月，愧素不工书，未尝窥临池秘奥，晴窗展视，但有赞叹老来眼福不浅，亦复自喜也。”

《化度寺碑》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立于唐贞观五年（631），欧阳询书。此碑用笔瘦劲刚猛，结体内敛修长，法度森严，模勒之工，非后世所及，被称为“楷法极则”。原石久轶，有宋拓传世。翁方纲曾根据友人所藏宋拓，双钩手摹数本。陈寅生的自藏本就是其中之一，原是叶志铣旧藏。陈寅生楷书，于欧体用功极深。目前发现的陈寅生纸绢书法，最早的是其24岁时所书的“身似云在”十五言联，可知他对欧体的喜爱。

《为陈寅生题平安馆集古砚文字》：“余戚陈寅生，麟炳，工篆刻，所镌铜墨盒足与曼生壶并传，都人士争购之，厂肆颇有袭其名者。性狷介，余尤推重。近余所得零星古器，皆寅生物色者也。一日持示所得叶氏烬余古砚拓二巨帙，半成焦尾，重装属题。砚凡百四十余，宋、明名人砚殊不乏，汉砖魏瓦悉具，其摹刻钟鼎石鼓文暨汉碑者，指不胜屈，率出名宿题识，翁覃溪先生者尤多。洵砚铭之大观矣。余留玩数晨夕，想见当日蒐罗心苦。虽未获请观于平安馆、已不免间有残缺，犹幸遇好古如寅生，于火燎水濡中一一拂拭而出之，俾还旧观，复饶别趣。余亦于卅年后重缔此一段墨缘，良足喜矣。”

这件寅生藏品也是一本拓本，是叶志铣藏古砚铭文的拓片。我们知道，墨盒是由砚转变而来的，墨盒盒盖内附有砚板，除了舔笔功能外，更多是用来研墨的，因此，称墨盒为“铜砚”，大致不差。虽然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新兴文具铜墨盒逐渐取代了石砚，但陈寅生对砚的情感非常人可比。其刻铜，除了刻艺高超，所刻文字内容也常让我们咏读再三，击节赞叹，那些文字的创作者就是陈寅生本人，而这些被称作“墨盒铭”的文字，其源头就是砚铭。

《为寅生题吴越王水府告文》：“陈寅生复得叶氏所藏钱武肃王宝正三年投太湖水府龙简文，虽出烬余而大致完好。周列龙纹，长六寸阔四寸，楷书百七十九字，殊秀整。衔则‘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帅尚父守中书令吴越国王钱镠云云，至可宝玩，殆果有呵护者耶？寅生藏器皆至精，装此属题资余眼福，雨窗展视，欣然志之。”

这还是一种拓本。“太湖水府龙简”更是和刻铜密切相关。投龙简是古代帝王信奉道教，发愿为文，刻于吉金，投入水中的书简。鲍康所跋，应是五代吴越钱镠所制银质投龙简的拓本，也就是说，是刻银文字的拓本。这枚投龙简很有名，多有拓本流传，如今在拍场上还能见到其真容（图4）。寅生所藏，也是叶志铣的旧藏。

鲍康是清代著名的钱币学家，在当时有很高的威望。鲍康大寅生20岁，是寅生的亲戚（见拙文《鲍康陈寅生关系考》，载《中国钱币》杂志2019年第4期），也是陈寅生收藏上的老师。虽然陈寅生并无钱币收藏的专长，但鲍康的收藏理念和为人处世对陈寅生影响很大。

从鲍康的记述看陈寅生的收藏，大致能得出这样的印象：寅生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消息灵通，过眼宝物多;寅生为鲍康代寻古物，为代购帮忙性质，有的收了本钱，有的干脆就送了;寅生自留的古物，以古籍、拓本居多，尤以书法临摹、刻艺揣摩为要，其收藏有学者风范、文人气质;寅生过手和钱币有关的品类，大多由鲍康掌眼，偶遇西贝，均由鲍康指出而免遭“吃药”之虞，可证鲍康于钱币收藏是见多识广，绝对大家。

“寅生藏器皆至精”，看来，鲍康对陈寅生的收藏是肯定的。寅生对自己的收藏也相当自信，在《陈寅生集古文字四条屏》中，陈寅生就摹写了“汉解渎亭侯澄泥墨宝”并注明“妙严室藏器”（图5）。

●   陈寅生收藏甲骨

讨论陈寅生的收藏，有一桩有证可循的故实必须提起，那就是陈寅生收藏甲骨。

也许是因为自己刻铜家、篆刻家的身份，陈寅生对古人在器物上的镌刻文字特别感兴趣，如石刻碑帖、古代吉金刻字、砚刻等。说起契刻文字，最有名的就是甲骨文了。难道陈寅生和甲骨文还有什么关系吗？是的，陈寅生是收藏过甲骨的。寅生收藏甲骨，年代也不一定比王懿荣晚。

甲骨学研究大家胡厚宣（1911—1995）曾撰有一篇题为《关于胡石查提早辨认甲骨文的问题》的文章（见香港中文大学编《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1993年10月），披露了一件甲骨文拓本，上有陈寅生的题跋。胡先生文章中说，大约1950年前后，已故上海同济大学建工系教授、考古学家蒋玄怡先生，从旧书店买到一本小型折叠本甲骨文拓本，题签为《殷甲骨文册》 ，签后钤“静俭斋藏”印章。册子里共剪贴甲骨文拓本32片，每片左方有小方图章，印文是“石查手拓”，说明是清末胡石查拓的。拓本前面，贴有一张信笺纸，上有陈寅生的题跋：“囊于甲午岁，胡石查先生来京，时相晤谈，曾以碎龟板文字见惠，其文字笔法，系秦汉之前之物，世所罕见，始知古人作用，殊非今人所能及者。嗣后，余亦收龟板文字十余片，笔法相同，文字较异，拟与石查所赠拓片一并装裱成册，惜无精妙拓手，以致未果。甲辰八月中后一日，寅生识。”

根据胡先生的文章，我们知道，这本册页共贴有32枚甲骨文拓片，每枚拓片上均有“石查手拓”的印章。我们注意到，陈寅生在题跋中称“碎龟板文字”，称呼与后来习称的“甲骨文”或“龟甲文字”等有别，应该是较早期的一种叫法。陈寅生的题跋时间是“甲辰（1904）八月中后一日”，所记之事是“甲午岁（1894），胡石查先生来京，时相晤谈，曾以碎龟板文字见惠”，岁次甲午的1894年，当或是胡石查京官外放作海宁知府期间，回京公干，与陈寅生欢晤，旧友相聚，盘桓多日;亦或是1894年前后胡石查已卸任还都。陈寅生在跋中又说：“嗣后余亦收龟板文字十余片，笔法相同，文字较异。拟与石查所赠拓片一并装裱成册，惜无精妙拓手，以致未果。”这里的“嗣后”，即在1894年之后，当为不久，至少在题跋的1904年之前。也就是说，陈寅生收藏甲骨，在1894年到1904年之间。所以我们说，寅生有收藏甲骨，时间或许并不比王懿荣的1899年晚。

陳寅生对作拓当不陌生，但龟甲文字的作拓十分特殊。据《清稗类钞》（鉴赏类四）载：“罗叔蕴知刘铁云藏有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因怂恿铁云拓墨。”刘鹗在动手试拓后感叹：“龟板一种，色黄者稍坚，色白者略用力即碎，不易拓也”“龟板文字极浅细，又脆薄易碎，拓墨极难”。由于材质的原因，拓甲骨文很难，须精妙拓手，陈寅生之所以没有把自己收藏的十余片甲骨拓出来，是因为甲骨难拓，非精妙拓手不可为之。

胡先生的文章写在1993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无缘看到陈寅生题跋的图片或实物。胡先生称其写在“信笺”上，我们的理解即是“花笺”，那是不是陈寅生绘制的“花笺”？我们期待着见到此册陈寅生题跋胡石查手拓甲骨文拓片的那一天。

谁是辨认甲骨并收藏甲骨的第一人，这个问题聚讼纷纭。关于甲骨文发现的年代，目前归纳起来至少有1894年、1898年、1899年、1900年等几种说法。甲骨文发现者，也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胡石查等人，而胡石查1894年发现甲骨的说法，为诸说中甲骨文发现年代最早者（提出来的时间最晚），其根据就是胡石查的拓片和陈寅生的这件题跋。

我们是因为收藏陈寅生，继而想要了解陈寅生的收藏的。艺术家大多有收藏的雅好，有的艺术家本身就是收藏家。收藏活动所追求的品位和内涵是渊源有自的，自古至今，历朝历代虽有侧重，但精髓不变。我们今天喜爱、收藏陈寅生，也许正是呼应了这亘古不变的精髓。陈寅生在琉璃厂以刻铜为业，其博学好古，具有很高的金石学修养，使得他的艺术创作多了些圆秀典雅、精致高古的特质，颇合崇古、中庸之道。这些品质的形成，和陈寅生雅好收藏、具有较高的鉴赏水平有一定的关系。讨论收藏爱好与艺术创作的关系，相信陈寅生是一个可供借鉴的个案。而了解陈寅生的收藏经历及其藏品，对探讨收藏与艺术鉴赏的关系，对理解陈寅生艺术创作的背景、源流，包括了解陈寅生交游与学习环境，都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