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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题款中的钤印艺术

2016-06-12张艳平

艺术研究 2016年1期
关键词:闲章题跋印章

张艳平

摘 要:我国传统绘画是诗、书、画、印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中国画中通过款题引入诗文、书法、篆刻,与画面形象互相配合,增强了画面的形式美。一幅好的中国画作品,除了要有绝妙的诗文题跋和讲究的书法之外,还要配有相应风格的印章才够完美。同时,作画盖印表示作者对作品的负责,具有信物的作用,也成为考证绘画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从宋、元、明、清发展到现在,印章已成为中国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印章的运用,要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画面的内容和题跋、构图的需要而定,印章的风格与书画风格应相吻合或接近,总之,诗、书、画、印的配合运用,存乎一心,方能奏效。由于文人画的发展和影响,很多画家都能自己制印,如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是篆刻名家,正因如此,遂使中国画成为融“诗、书、画、印”四者为一体的民族绘画,享誉于世界艺术之林。

关键词:印章 名章 闲章 中国画 题跋

我国传统绘画是诗、书、画、印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中国画中通过款题引入诗文、书法、篆刻,与画面形象互相配合,使其在章法布局中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增强了画面的形式美。一幅好的中国画,配上绝妙的诗文题跋和讲究的书法可谓是诗书画三绝,但如果缺少印章,似乎就不够完美。中国画在宋以前是很少钤盖印章的,到了宋代才有人在名款下面钤印,或不署名款,只钤盖印章。到了元代,随着诗文题跋的发展,在名款和题跋后面加盖印章的风气,才渐渐兴盛起来。宋、元以后,印章逐步应用于绘画,与款题配合,成为画面构图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宋、元、明、清直到现在,经过七百多年来的发展完善,印章已成为中国画不可缺少的构成内容。

印章又名“印信”,顾名思义,可知印章在古代是以“信物”的身份出现的,犹如现代在契约上签字的作用相同。印章所以能进入绘画,是因为印文的内容可与画面物象、款题文字的内容互相表里,互相浥注;印文的篆刻艺术,可与款题中的书法艺术互相配合,互相映发;印泥的鲜红色彩,可以加强画面纸白、墨黑的强烈对比,使画面色调响亮和谐,在色彩上起到丰富画面的效果;在画面的分量上可以起到“秤砣虽小压千斤”的作用;盖印的部位,可与画面物象互相权衡,促进章法的多样统一。同时,作画盖印仍具有信物的作用,表示作者对作品的负责,防止后人作伪。因此,印章也成为考证古代绘画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

印章用于中国画,可分为“名章”和“闲章”两类。“名章”的印文,刻有作者的姓名、表字、别号等。刻印有白文(阴文)、朱文(阳文)之分,二者配合使用。在刻法上,有的姓名合印,有的姓名分印,一般是姓名、表字一朱一白,有利色彩配合。“闲章”除刻作者的籍贯、住址、年龄等外,还可刻诗文、警句、典故、记事、肖形等内容,用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爱好、理想、从艺心得和治学态度等。印文字体以大、小篆为主,间用隶书,草书不入印,楷书只作生活用印,不用于书画。印文因篆刻刀法的不同,有的苍劲古老,有的清婉秀丽,盖用时须视画风选用。书画笔墨工整,印章的风格亦应比较严谨工细,写意书画,笔墨放纵者,印章的风格,亦要奔放些,才能协调一致。

具体来说,名章包括姓名印、字号印、斋馆印。有的画家名字、别号很多,印章也特别多。如石涛就有“石涛”、“石涛和尚”、“道济”、“原济”、“济山僧”、“释阿长”、“瞎尊者”、“大涤子”、“苦瓜和尚”、清湘陈人”、“清湘遗人”、“清湘老人”等。八大山人的名号也特别多,他的印章也有一、二十种之多。齐白石的字号印、斋馆印、成语印章就更多了,号称“三百石印富翁”。 姓名章和字号印,一定要根据画面需要,与名款题跋相配合。一般盖于诗文题跋和作者署名之下,根据需要钤盖一、二、三印均可。如姓名、字号可以互为一对;如果仅有姓名,没有字号,则可将姓与名字分刻两颗印,一般以一朱一白为好。朱文印俗称阳文,白文印俗称阴文。如果姓氏刻朱文,名字则刻白文,反之亦可。有字号的则可将姓名与字号分刻二印,如“赵孟頫印”、“子昂”分别为白文、朱文各一方。姓名、字号印一般都以方形比较庄重大方,不过字号多的,也可以刻一二颗圆形、椭圆形或长方形的,以备钤盖时搭配使用,打破呆板,以求灵活。有时姓名印如要求变化,则可将姓氏刻成圆形或椭圆形,与名号印方圆搭配,亦颇有奇致。盖印不能靠题字太近,上、下印也要保留一定距离,但须上下在一垂直线上,可用“印规”标正。如果款字太低,挨近画脚,底下空位不多,就只能盖一方。或者不盖在下面,以免塞满空处,密不通气;如果款字旁边空处较多,干脆就盖在旁边,还可以盖两方,一朱一白以求变化。亦有盖两朱或两白的,但总嫌单调无变化。不论盖在款字下面或旁边,两印之间都要有点距离,一般以空一印的位置最为合适;若盖在旁边,有时可以空的更宽一些,相距一、二寸亦无不可,更有一种从容宽裕自如之势。如果距离不大,两印离得太近,就给人一种拥挤迫塞、毫无舒展的感觉。有时亦有钤盖三印的,是极个别的,那是在款字长、空白多的情况下使用的。印章的大小要与款字的大小相配合,如果款字大印章小,或款字小印章大都不相称,给人以别扭之感。斋馆印比较简单,一般的书画家都是一个斋馆名,顶多也不过二三个,不会像字号印那么多。如赵孟頫的“松雪斋”、文征明的“停云馆”、八大山人的“黄竹园”、“何园”、“稧堂”、“在芙山房”、石涛的“涤草堂”、郑板桥的“橄榄轩”等,这种斋馆印既可以用在名款题跋后面,也可以作为引首和压角用,或其他地方需要时钤盖,起补空和构图作用。

闲章又分为引首章和押角章两种。文字内容一般都是有一定含义,比较隽永典雅。往往与画家师承信仰、学术修养和艺术观点有一定的关系,如“我用我法”、“笔墨当随时代”、“前无古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等。闲章的用法,学问最大,变化也最多,奥妙无穷。引首章又称题首章,一般钤在题跋文字之上首,即在第一行前方第二字处,亦可钤在画幅上部之适当处,视构图需要而定。多为长方形、椭圆形、葫芦形、不规则形的小印,亦有方、圆形者。印文一至五字,一般二、三字,多为状物、明志的隽语,如“万紫千红”、“停云”、“画中有我”等。而压角章亦称压脚章,以正方居多,宜盖在画幅下部边角空白处,如齐白石的“悔乌堂”、“借山馆”,徐悲鸿的“好德”、“游于艺”等长方印章,大都用在书画题跋的上首,而他们的“人长寿”、“浮名过实”、“麓山红叶相思”、“生于忧患”、“欲罢不能”等闲章,总是用在画幅下方的左右两角空白处为多。“押角”主要盖在画面的边角上,一般在画面下方的左右角,兼有防止装裱中裁损画面的作用,多为正方形、长方形等比名印为大的大印。印文内容多为画家表态、明志、记趣、志感等警句,如“学到老”、“青藤白阳门下”,“霜叶红于二月花”、“浪迹云山”、“道法自然”等。此外,还有结合绘画内容的专章,如画竹用“平安”、画鱼用“跃如”,画花用“含笑”,画鸟用“解歌”等,使印画情景交融。“押角”除盖于画面边角外,还可在画面左右边中部灵活使用,以满足构图均衡的需要。如八大山人的《瓶菊图》,当画上的瓶菊与题款、压角章构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时,左边空白就显得过多,画面失去均衡,就又在左边中部加盖一方“黄竹园”白文印,使画面构成了一个竖等边三角形,给人的感觉就稳定得多了。这时,“黄竹园”这一闲章就起到了稳定画面重心、帮助构图的作用。

至于印章文字内容的选择,最见妙用。运用得好,可使一幅画增添不少光彩,甚至有点点铁成金的妙趣。郑板桥的《柱石图》,画面是一尊石柱挺直刚劲,历经风雨沧桑,斑痕累累,但倔强峥嵘,锋棱毕现,毫无畏缩颓唐之态。画家在画面上题诗道:“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使人感觉到正直不阿的坚贞品质,把柱石喻为诗人陶潜的化身,同时也是画家的化身。然后又在右下角加上一方“富贵非吾愿”的朱文印章,就更增加了画面的主题思想和它的积极意义。而“富贵非吾愿”这句话又是从陶潜的《归去来辞》中引来的,这就更见得画家在创作这幅《柱石图》时的精巧构思,反映了画家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修养。

有人说闲章不闲,这是很有道理的。所谓“闲”,是指它不是钤盖在画幅主要位置上,而是钤盖在某些为构图需要的空白处,起个补白的点缀作用;所谓“不闲”,是指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赘物,而是与画面大有裨益的东西,是为画面的需要而设的。好的闲章,不但可以加强画面的构图效果,而且与画面内容互相生发,突出主题,有时还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张大千画的峨眉山水画,就加盖了一方李白《蜀道难》诗中名句“可以横绝峨眉巅”的闲章,不仅加强了画面的形式美,也烘托了画家登高涉险,跨越雄山秀水,纵览群峰,胸贮万仞,脚踩层巅的气势,从而有助于读者加深对画面的欣赏理解。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绘画小品,如册页斗方,不宜多着一字,就在适当的位置,钤上一、二方印章,一则代替画家题名,一则帮助画面构图,看上去也非常雅洁别致,这也是一种处理画面与题款的一种手法。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在当代画家黄宾虹、齐白石的作品中看到。这不仅现代画家如此,古已有之。如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在他的杂花册中就有一幅兰花册页,仅在画幅左边画了几笔兰草,简洁极了,留下右边大片空白,却未题一字,只在右上角钤了一方“浪得名耳”的闲章,与兰草构成倒等腰三角形。不仅空处不空了,反而使画面构图,得到了均衡。这方闲章的在这里既起到了名款的作用,又使画面保持了明快简洁的特点,从而使画面形象更加突出鲜明。

这些印章,在什么情况下该如何运用,要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画面的内容和题跋、构图的需要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印章的风格与书画风格应相吻合或接近,决不可大相径庭,否则非但不能增加画面的美,反而破坏了画面的统一和谐。如笔墨豪放的大写意,以盖用苍老印章为宜;笔墨细腻的工笔画,又以秀雅的印章为宜。总之,诗、书、画、印的配合运用,存乎一心,方能奏效。由于文人画的发展和影响,元、明、清以来,很多画家都能自己治印,如赵孟頫、徐渭、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等,有的还是篆刻名家,如吴昌硕的篆刻浑朴而古拙,气势磅礴;齐白石的印章,刀法奔放不羁,气魄雄伟,沉厚有力,饶有新意,开一代篆刻新风。正因如此,遂使中国画成为融“诗、书、画、印”四者为一体的民族绘画,享誉于世界艺术之林。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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