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喜双，张培高

（1. 闽江学院 法学院，福建 闽江 350108；2.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后，在探索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尽管曾经历了严重挫折而阻碍了正常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七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是在逐步提升与增强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巨大。正因如此，习近平才会骄傲地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1]其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加强党的领导等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始终不动摇。对此，邓小平早就认为要把我国建设 成 现代化的国家必须遵循两条基本原则，其一便是“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248。习近平也说，“只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才能使我国经济、科学等方面的实力持续增强，进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深厚的物质基础[1]。因此，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探讨其本质与特色，既有助于了解与把握我国七十年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又有助于把握与落实“四个自信”。

一、改革开放的本质与目的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已有500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过程。仅就中国来说，自1919年马克思主义传入到我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三十年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10月，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及其社会建设的即将展开。

然而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尽管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已经实践了四十多年，但对我国来说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却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基本无经验可以借鉴。建国的头三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开展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到1952年底，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所以从1953年开始，我国便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建设。为了能与此时期的客观现实相适应，党制定了一个过渡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3]的路线。然而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尽管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已经实践了四十多年，但对我国来说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却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基本无经验可以借鉴。建国的头三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开展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到1952年底，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所以从1953年开始，我国便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建设。为了能与此时期的客观现实相适应，党制定了一个过渡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3]的路线。后来，这条路线写进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化”要解决的是生产力的问题，而“改造”则是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改造”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了。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此后，尽管毛泽东提出了以苏联为榜样的方针，但同时也看到苏联建设模式中存在的弊端。再加上此前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如在农业改造过程中，1956年在全国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退社”，甚至暴力退社的事件。[4]77-80究其原因，在于因政策不完善等原因而导致农民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同年4月、9月与12月，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无论是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中还是在《八大报告》及其《决议》中，均初步提出了改革思想。如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国目前的任务与苏联建国时期具有一致性，即“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5]36虽然在此也强调了“工业化”，似只是对过渡路线任务的重复，实则不然。在过渡路线中，只是大体讲了“工业化”的建设，并未说明要实现什么样的“工业化”，而在八大中则对“工业化”的性质作了详细的说明，要实现的“工业化”是“先进的”。至于“先进”是以何为标准，从后来的行动上看，显然是以发达的“英美”国家作为榜样的，并试图超越。

在上述的思想指导下，中央政府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初步作了探讨，如实行对市场的有限开放，又如在农村除了合作社外，还实行“包工制”（包产到户）。这些政策积极地促进了生产力，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4]108-120。遗憾的是，这些政策没有执行多久，便被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打断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从五八年到七八的二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和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很少，可以说是国穷民亦穷。如在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到二百五十美元。[2]115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的经济建设、科技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差距小很多，然而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十一二年间，我国因忽视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便大大拉大了我国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各方面差距。如此严峻的现实，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了问题 ： 既然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制度上的优势明显，为何却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呢？关键原因在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不同的理解，并由此导致认识的不统一和把握的不准确。对此，邓小平说：“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6]231毛泽东在八大召开的六个月前就曾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7]1遗憾的是，这一正确认识未能坚持，而转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三年，邓小平才又重新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6]231，并认为如果不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要提高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是不可能的（“革命就是空的[6，231]）。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对实现的途径作了大体的论述。如马克思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8]恩格斯则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9]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看不到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具体方法的论述，但他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本质界定得很清楚，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遗憾的是，建国后，因为党内人士对此认识有分歧或认识不够清楚（如有人以为只要有先进的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生产力自然就能够提高，又如“四人帮”则主张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而导致经历了许多曲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楚。1979年，邓小平指出，革命的原因是因为旧制度、旧社会压迫人民，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目的就是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6]231五年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这是我们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63从这两次讲话中不难看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愈发清晰，不过，如果仅从解放 与发展 生产力上来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或改革的目的，便无法与资本主义的革命及改革区别开来，因为他们的目的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考的深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入与全面。1992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改革的关系，作了以下科学论述：“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0-373从生产力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正如马、恩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 时 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然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制度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虽然两者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有一致之处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 从而对生产关系， 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 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 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 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这就是资本阶级时代不同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事实证明， 从1848年至今， 资本主义社会， 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还能够保持较稳定的发展， 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 这些国家在不断地在不同程度上地进行改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34页。，但两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完整的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可以说是任何社会改革的目的与本质，但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形态的根本不同在于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且自由、和谐的社会。两者是目的与手段或前提与结果的关系，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前提与手段，后者是结果、是目的、是本质。

邓小平认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战略布局）是实现与达到社会主义本质的保障。并且指出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前提。[2]371这一思想、方针得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五代领导集体的继承与拥护。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和我国社会的发展，目前我们所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与几十年前相比，已有 了 很大的区别，所以改革需要有新的思想、理念和方法。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而“全面深化改革”乃是“四个全面”中具有突破性和先导性的关键环节。其总目标是：“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1]。

总之，无论 是 从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话语中皆可看出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目的的重要手段。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是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

圣西门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是空想，他们的实践之所以会失败，关键的原因在于未能找到实现 他 的力量。他们不仅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根本没有看到导致各种利益冲突的根源。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12]，所以“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12]。思想、政治斗争与阶级冲突等皆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附带形式”，因此基本矛盾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据此，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建立也是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即当资本主义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新的生产力时，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便会通过革命的形式来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进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之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

问题是，当社会主义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这两者是否完全适应，两者之间是否就没有矛盾了？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仍将存在[13]。这里的矛盾理当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列宁逝世以后，苏联的领导高层及其理论界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说两者能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然如此，那么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是什么呢？动力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变成了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14]。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尽管苏联的斯大林模式造就了相当发达的工业体系，但也导致了许多困难。与之不同的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遗憾的是，这一变化是从科学到不科学。建国初期，毛泽东依据矛盾的普遍原理，对否认社会主义矛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①毛泽东说: “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 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 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 处于被动地位。”《毛泽东文集》第 7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212 页。。，进而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7]214此论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旨，而且准确地体现了党的八大精神。而后在《八大报告的决议》中，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当前的主要矛盾作了科学的论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5]341与此同时与马、恩一样，认为基本矛盾有各种“附带形式”。但不管其表现如何，皆需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5]571

尽管五八年以后，“大跃进”和大规模的“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至少在文革爆发以前，毛泽东对当前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任务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所以仍主张以建设为主，如他说：“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15]所以，在此期间，虽然有不小的损失，甚至灾难，但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原子弹研制成功等），所以邓小平有“中国六十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6]231之论。遗憾的是，文革的爆发把这一政策或思路打断了，与之紧密联系的是，毛泽东对国内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的判断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上层建筑的矛盾，根本任务由发展生产力转变成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这一政策 及与 其相关的“文革”运动对我国的社会建设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指导思想上，强调“两个凡是”，故而在根本任务上仍然没有转变过来，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转变指导思想进而转变了根本任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重新作了判断。

1979年3月，邓小平就已明言：“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较好。”[6]182”这一判断为主要矛盾的重新界定奠定了基础。故而邓小平会明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6]182这一思想得到了后继者的继承。如党的十六、十七[16]和十八[17]报告中皆如是主张。事实证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通过四十年的建设，我国的经济等各方面的建设皆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此成就的指导思想正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早在1980年的时候，邓小平就曾指出：“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6]313后来，在此基础之上，进而提出了改革成功的标准在于“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思想，其中首条就是以生产力作为评判的标准。

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探索，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这当然与邓小平以来的历届领导人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矛盾的准确判断有着直接密切关系。但如果据此而认为这是唯一的根本或主要原因，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样的。紧接着的问题就在于采取什么的方式来解放、发展生产力呢？每个国家是否完全一致呢？所以，要解释我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必然还需要其它关键的原因。这一关键或根本原因就是，不仅要讲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更要把这一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此。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6]126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能够较顺利的完成，靠 的 也是这个。比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我们采取的是赎买的政策，这与苏联当时建立公有制时采取消灭的方式是 有 根本不同的。邓小平对此曾言：“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6]235同时，这也是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另一根本原因。

三、改革开放的特色举措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在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展开的，概括地讲，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独具特色的措施。

（一） 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从而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开始的。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农村人口的比例占全国的80%以上，所以革命、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从农村开始。邓小平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2]78这与其它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改革路径是有很大不同的。我国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的凤阳县开始的。1977年，安徽遇到百年难遇的大旱，对此，全省上下以发展生产为根本任务。凤阳县马湖公社是第一个全面推行包产到组的公社，因而在第二年成为全县唯一没有减产的公社[4]295-308。以此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序幕。自此，联产承包责任制像一股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对此邓小平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2]117

十二 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国改革的重点在农村，而召开后，重点则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的经济改革不仅比农村复杂而且面更广，这是涉及工业、商业和其它行业的全面改革。不过就城市的改革而言，又经历一个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进而到全面开放的过程。1979年4月，邓小平首先提出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办“出口特区”，一年后改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虽然是一个试验区，但在实践中发现经济特区促使了该地或该省经济的腾飞。如以广东省为例，梁灵光在《回忆录》中写道：“1985年，广东全省国内生产总值553.05亿元，财政收入69.29亿元，以上二项5年年均递增值都在13%以上；国民收入502.99亿元，年均递增13.6%。这样的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同期平均发展速度，改变了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前14年间低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的状况，是建国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18]在经济特区的基础上，5年后即1984年，我国又设立了沿海大连、北海、湛江等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而使全国各地（包括内地城市）也得到了全面的开放。全国各地都在抓改革开放的机遇，大力发展经济，通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各地的经济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质的变化。

（二） 经济与政治改革两手抓

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四个要素中，生产力、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马克思并不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仅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被决定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改变被决定的地位而转变为决定者。因此，我们在注重经济基础的改革的同时必须注重上层建筑（如政治体制）的改革。其实，这点邓小平就早想到了，便言：“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176其根本的或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解放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认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是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78据此，邓小平还多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法，如机构的大力精简。他说：“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6]396习近平也指出：“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1]邓小平之所以要提出政治改革的关键原因除了考虑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有密切关系之外，还在于建国初期以苏联为模式而建构的政治体制不完全适应我国的国情，“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2]178习近平也说：“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这四个特色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

（三） 大胆探索，改革与开放并行

农村责任制的推行，政治上的精简机构等改革属于对内的改革。人类自进入资本主义以后，各国的经济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如果在此背景下，闭关锁国，必然会导致落后挨打的局面。邓小平深有体会地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2]90所以在邓小平看来，改革不仅要对内还要对外。邓小平认为，改革从经济上说，包括两个方面“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可以说是“对内开放”，而“开放”的关键点在于“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2]135对外开放，在于引进外资、引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等。邓小平在评价特区的作用时候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2]51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我们基本上无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敢于探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谈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2]372，374。在此，我们可从“不争论”“闯”的言论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是深有体会的。这一思想也被后继者继承，如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19]

概而言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 建设的征程以来，我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四十年的不断努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就，“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但回过头来发现，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实现伟大转折的关键一招，正如习近平所言：“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