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霓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场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一经提出，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从当前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来看，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政治属性以及如何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出有效途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提出的“三个维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场域，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次明确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是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此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多次被使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大会报告并纳入《党章》。这样的前所未有的高频率使用及表达方式，给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高度和新的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中国民族与民族问题的历史、现状及中国民族发展的未来三个维度。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历史”维度—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随着交往交流交融范围的不断扩大，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已逐渐形成交融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在近代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寻求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人民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中华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产生和铸就。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各民族人民源于历史经验与记忆及在反侵略反内战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较好地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断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

第二，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现实”维度—当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其内部凝聚力正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与稀释的客观事实。冷战结束后，西方敌对势力改变对中国的策略，以“和平演变”为主。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以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作为幌子，利用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和宗教极端思想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操纵中国国内民族分裂主义者及宗教极端思想分子在中国国内进行“藏独”、“疆独”等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极端活动，并在中国恶意传播西方的民族-国家思潮，等等。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中国所进行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稀释和侵蚀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为有效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中国进行的“和平演变”，增强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维护中国国家民族统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

第三，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未来”维度—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应然”状态的期待。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已初步完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但当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凝聚力正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与稀释。可以说，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其中饱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应然”状态的期待，这种期待直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被提上政治日程，并为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将指引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未来建设。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共通与差异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中国民族与民族问题的历史、现状及中国民族发展的未来三个维度，但从理论上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即非常重视对共同体的研究。马克思在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共同体”思想萌芽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共同体”思想元素进行系统性总结和超越性批判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共同体”思想。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中，马克思在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行分析时大量使用“共同体”的表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虚假的共同体”。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分析视角，提出消除劳动异化达到理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确立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最高阶段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在探讨“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过程中，对“共同体”进行了研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已经消除了异化与对立关系，人的个性自由在“共同体”中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表明马克思对“共同体”的认识达到了成熟。1849年移居伦敦后，“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内在规律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总的来说，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它贯穿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考察的全部历程之中，是马克思在批判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共同体发展的历史样态作仔细考究后构建出来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的逻辑线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即，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条件的。作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亦是如此，它不是从来就有，更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中国民族与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作为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有共通之处，但在共通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共通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一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也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和唯物史观产生于同一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4]，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根据人类社会从“人的依赖关系”时期发展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期，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5]时期的发展规律，把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三种形态，并对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虚假的共同体”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且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展开了热切展望，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它不是纯粹的理论预设或抽象概念，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历史及现状，面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新特征和面临的新挑战，作出的关于解决中国新时代民族问题的新的顶层设计。由此可知，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一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也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的。

第二，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一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也遵循关系理性的逻辑思维。所谓“共同体”指的是“‘现实的人’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而形成的一种共同关系模式”[6]，即共同利益是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要素之一。马克思从利益关系入手，用辩证法思维，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只能用群的力量和集体的行动来弥补自身生存能力的不足，对共同体的依赖比较强，于是产生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血缘地域为纽带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将被以利益关系为主导的“虚幻的共同体”所取代，但“虚幻的共同体”是共同利益为了解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形式，因此，它代表的并不是“虚幻的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的利益，而仅仅是“虚幻的共同体”内部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于其内部的被统治阶级而言，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一种“新的桎梏”[7]。所以，寻找一种既能实现自身独立且有利于自身发展，而又不妨碍他人自由且有利于他人发展的，能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的“真正的共同体”成为马克思所希冀的终极目标。即，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遵循的是利益关系的逻辑思维。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一样，也是以关系理性作为逻辑思维。联系具有普遍性，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相互依存、具有内在利益关系的世界中，任何民族都只能在这个系统中谋求生存与发展，而不可能独善其身。在这个系统中生存的中华各民族和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中华各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在生存和发展上存在依附性，在利益上存在交互性。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把握了这一特征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理论源泉，结合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二者具有一致的逻辑思维—关系理性。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源，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流，二者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但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境遇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不同，因此，二者在概念内涵、问题论域、价值目标三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在概念内涵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一个次级概念。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关于这一问题，当前国内学界尚未达成一致，但比较受认可的是，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指中华民族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性，是国家主权的体现”[8]，即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主权的体现。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的一个次级概念。

其次，在问题论域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比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要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如何扬弃“虚幻的共同体”中人的异化问题，以及未来社会人类如何实现自由与解放的问题，即，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这个宏伟角度来思考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特征及面临的新挑战，作出的关于解决中国新时代民族问题的新的顶层设计，所要解决的是中国新时代的民族问题，问题的场域由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转换到中国新时代的民族关系。

最后，在价值目标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从直接的角度上来，确实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有明显差异。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蕴含的逻辑线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从这条逻辑线索来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既能实现自身独立而又不妨碍他人自由，既有利于自身发展而又有利于他人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源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及当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凝聚力正受到一定程度侵蚀与稀释的客观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中国新时代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旨在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样的形式，来凸显中华民族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等。由此，从直接的角度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达到动员中华各民族成员，凝聚全民广泛共识，凝聚中华儿女各方面力量，使之汇聚成为强大的国家力量，以此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价值目标上确实有一定差异。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概念内涵、问题论域、价值目标上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由于历史方位和现实境遇不同所产生的差异，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差异。从传承性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延续，它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自觉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向外延伸与发展的方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最终理想愿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世界眼光和气魄确立的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的新型全球观，它所聚焦的是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是针对新全球化时代各国共同发展这个根性的问题给出的中国方案，它倡导的是“释放各国发展法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9]，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终极价值目标追求，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延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自觉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直接的角度上来看，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有所差异，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为了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出坚实的基础。因此，从间接的角度和更长远、更宽广的范围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样，也是为了在未来社会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真正的共同体”，它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既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传承，也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又一次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与时代紧密相联，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提出了共同体思想，描绘了共同体发展的未来图景，但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发展共同体的具体方案，因此，探索构建共同体的道路是开放的。在此背景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场域，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又一次创新与发展。

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是马克思共同体概念在中国新时代的新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是在原有的“中华民族”概念之后加上马克思所提出的“共同体”概念而形成的一个新概念，是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一个次级概念，这一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当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其内部的凝聚力正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与稀释的问题，借鉴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而提出的，旨在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样的方式，来确认并强化中华民族之“实”—中华民族与其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庭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来强调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实体意义，即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使命、共同的前途命运”[10]。从概念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是马克思共同体概念在中国新时代的新发展。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及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为实现马克思所描绘的“真正的共同体”积极创造条件的表现。如前所述，从直接的角度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旨在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达到凝聚中华各民族成员，凝聚全民广泛意识，凝聚中华儿女各方面力量，使之汇聚成强大的国家力量，以此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的目的。但从间接的角度和更宽广、更长远的范围来看，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真正的共同体”。如何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真正的共同体”，其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当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有许多有益因素，但仍面临诸多问题与困难。在这诸多的问题与困难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解决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冲突的问题。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冲突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整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则为整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提供了思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最核心观点之一，即强调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实体民族一个命运相连的“共同体”，这为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提供了逻辑前提，有益于整合56个实体民族的共同利益，进而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最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基础。这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场域，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思维与积极的行动为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真正的共同体”创造条件。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新时代的民族问题作出的新的顶层设计，它以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为依据，以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其他，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哲学基础和逻辑思维两个方面有共通之处，它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流与源的关系。但由于出场的历史方位与现实境遇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概念内涵、问题论域、价值目标三个方面存在差异。须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差异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是传承基础上的差异，从传承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