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钢

（浙江海洋大学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浙江 舟山 316022）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世界性的形势、局势和态势。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再次提出这个概念以来，使这个概念明显具有了一种国际意义、世界作用和全球影响。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个国家要想崛起和“强起来”，就不能不考虑现实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局势和态势的背景问题。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整个世界的巨大反应和积极响应。它发展至今已有很高的使用频率。但客观地说，这个“变局”究竟指的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不仅政界甚至学界都还是研究寥寥的。这究竟是一个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国际问题，或是一个世界问题？这究竟是一个已来问题，还是一个未来问题，或是一个将来问题？这究竟是一个对策问题，还是一个预测问题，或是一个决策问题？这究竟是一个开局问题，还是一个结局问题，或是一个正局问题，还是一个对局问题？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懂、悟到这个“变”及其“妙处”所在的。看到与没看到这个变化及其“妙处”，其对应和对策即“变法”也会不同。这个变化本来就有“量变”和“质变”的不同。对策之“法”的不同源自对“变局”理解的不同。任何性质的“变”及其“法”都会有四个层次：一是宏观上的“变”及其“法”；二是中观上的“变”及其“法”；三是小观上的“变”及其“法”；四是微观上的“变”及其“法”。但任何时代的“变”及其“法”又都应该是一个完整和有机的整体。它们在其中是既不可分割又在彼此互动互生的。但任何战略的布局往往又都是策略者所看不懂和悟不透的。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应该在超越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去寻找和界定

这有一个怎么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问题。其中就蕴含一个究竟怎么理解“未有”的概念问题。它是一个从世界角度看在百年中“未遇”或者“不遇”而不是“百年一遇”的概念。它在界定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一个究竟是“百年未有”“百年未遇”还是“百年一遇”的分界线问题。如果是“百年一遇”，那现在面临的“变局”就是一个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变局”。但如果现在面临的“变局”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严格地说，“百年未有”的概念比“百年未遇”的概念还要厉害和严重：虽然“遇见了”是肯定已经“有了”的，但“有了”的却未必就一定能“遇见”—那这个“变局”就一定是一个要超过“二战”之“变”的“变局—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的一场全球战争，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口涉及其中，伤亡军民总数超9000万人。如果它只是一个类似“二战”之“变”的“变局”，那还只是一个“百年一遇”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概念。那么，它就是一个类似“一战”之“变”的“变局”概念。人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发生在1914—1918年间。它距离习近平2018年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正好是超过了100年。而之前几乎所有的“变局”都莫过于由“世界大战”引起和引发的“变局”之大。这里就有一个究竟怎么认识“一战”以及它和“二战”之间到底哪个“变局”可能要更大和更深一些的问题。“二战”可能是外在的摧毁性和破坏性都最大的变局，但它内在的变化还不是最大。世上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一种内在的机理和机制的变化。“二战”即使是变化最大的，也只是属于一种后续的变化。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在短短30年中几乎是连续爆发了的“一战”和“二战”就会发现，原来它们是一次“强震”与“余震”之间的关系。虽然“余震”的震级可能比“头震”还要大，但它毕竟还只是一个“余震”地位—它是由“头震”引发的一次“余震”。应该看到，“一战”之变就在于它启动或者导火了“二战”之变。这样来理解“一战”就与之前很多研究“一战”有一些不同了。人们在很长时间里研究这两次世界大战一般都是重“二战”而轻“一战”的。但习近平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让我们重新拾起、审视和重视“一战”的变局问题。

那么，从“一战”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局”又是一个什么内涵呢？它对后来紧接着爆发的“二战”来说就是一个“开局”概念。“一战”究竟“开局”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它又是用什么“开局”了一个新局面的呢？经研究，“一战”一是“开局”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连续建立和发展的局面—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战”之后相继“开局”出来的。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和看出列宁主义的伟大之处；二是“开局”了一个连续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局面—关键是巴黎和会的“和约”对德国及其民众的影响又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同时又“开局”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局面—1929—1933年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几乎让西方资本主义走到了一个绝境状态。美国“罗斯福新政”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绝境状态程度的时候看到了社会主义苏联正在大踏步发展的一个欣欣向荣的结果。而“罗斯福新政”又拉开了“二战”后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序幕。“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罗斯福新政”在西方社会弥漫和渲染的结果。“战争资本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有大幅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现在又是一个什么和怎样的“开局”呢？一是“贸易战”—它类似于当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战争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战争的性质和目的都十分相似。“贸易战”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出一个简单双边性质“美中贸易战”的范畴。虽然引爆导火线的是“美中贸易战”，但现实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更大范围和更加复杂的多边性质的波及全球各个角落和每个个人的“世界贸易战”。这是人类战争的又一种新形式。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早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就在高度关注和关照“世界贸易问题”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读大学时就曾被面试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二是“条约诱因”—美国还在不断地退约出群，这也与当初“巴黎和约”的实际效果十分类似和相似：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退约出群这种事情似乎乐此不疲和情有独钟。在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特朗普的指导和强令下，美国先后退出了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等国发起的TTP谈判、2015年世界气候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苏美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伊朗核协议等国际性条约或组织。据说，美国甚至还有退出APEC和联合国的可能性。据联合国安理会秘书处公布消息称，截止到2018年9月份，美国总共拖欠联合国会费高达5.91亿美金。这还不包括拖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近3亿美金。按照联合国创立之初设立的缴费规定，美国必须上交22%的会费。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此事对美国极其不公平，特别是在美军出兵叙利亚时，联合国安理会并未表示支持。特朗普据此认为：既然美国在缴纳会费上付出大量资金，那么它就必须得到足够的优待。曾任特朗普首席顾问的班农曾经表示：特朗普不止一次在白宫痛斥，表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选择退出联合国。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似性。这是一个发生在从近代社会到现代社会之间跨度上的相似性。区别在于，“一战”和“二战”是落后国家和失败国家要想突破国际秩序的行为。但现在是一个世界上第一大强国要想继续保持和维护自己强国霸国地位的行为。

一定是基于这样的观察、认识和判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才会成立。也只有建立在这样观察、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实内涵，才能做出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的对局性决策。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已经明显，而且其势头还异常迅速和越来越凶猛

现在还只是一个“变局”的起初“开局”状态，还没有到达一个“变局”的最后“结局”阶段。这个“变局”究竟最后会发生什么和产生什么作用及影响，现在几乎还没有预测。但应该对此有所预测。预则兴，不预则废。问题在于，怎么预测？现在世界的“变局”又显现了哪些内容和特点呢？经过初步观察和琢磨，大约有如下方面已经特别醒目而引人注目。

（一） 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海洋世纪”的时代

这是一个从地理视角和资源视角审视世界形势和局势的结果。之前人类已处在一个从陆地时代向海洋时代的过渡时代，再之前人类基本就在一个陆地时代。包括“地中海时代”其实也只是陆地时代的一个形式。这可以从“地中海”的概念中清晰地看出，那个“海”还只是一个“陆地”中的“海”，还只是一种从陆地思维看海的结果。而现在，认识到海洋已占地球表面积71%而陆地只占29%的人在越来越多，认识到陆地的资源几乎已经枯竭的人也在越来越多，但由此认识到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如“平等观”和“自由观”都源自于海洋的人却还是很少。由此将引发的海洋争议、争端和战争的可能性和普遍性也会越来越大。而海洋又是地球生态的最后一道防线或者屏障。海洋生态一旦被毁，人类就只能是逃离地球了。所以，在“海洋时代”里一定要形成一个“海中地”的观念、概念、理念。否则，人们就会有一种被时代淘汰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感觉。

（二） 全球已经进入一个“美国优先”的时代

这是人类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和东欧剧变后世界局势出现的一个运行状态。它虽然是美国政治家们一直都在追逐的一个目标，但也是世界局势呈现的一个客观状态。在一个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中，一个垮了，另一个要想不称霸、不凸起和不优秀都是不可能的。对“另一个”已经没有了制衡和遏制的力量再形成一个牵制和钳制的态势，是现在世界力量应该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但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机理。这样的机理情况容易造成一个世界性的“美国横冲直撞”进行霸凌的架势和态势。这样的机理一旦有潜在的苗头隐现，就会迅速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应。现在，不仅美国人有这种想法，而且几乎一般的地球人都会认为美国人有这种想法，也会赞同美国人有这种想法。这也是美国对世界进行“洗脑教育”的一种结果。

（三） 英国已经进入一个“脱欧”的时代

初看成为铁板一块的欧盟由于“英国脱欧”而引发并形成一种分裂态势，甚至再发展就会成为一个破裂态势。英国为此已经损失了一位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梅姨”的首相。虽然中国的香港问题与英国的脱欧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的证据，目前还在观察和研究当中。但不管是从时间维度看还是从社会心理看或是从群体心理看，都应该是不无关系的，起码也是一种有相互影响和彼此作用的关系。应该看到，英国脱欧这种重大的地缘政治发生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整个世界格局态势发生巨大的变化。何况，英国“脱欧”后又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由此，世界就会进入一个风险和冒险的时期。

（四） 法国进入了一个“黄马甲时代”

这个“黄马甲事件”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发生在西欧的20世纪60年代的街头政治“红五月风暴”。自进入21世纪以来，群体的街头政治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现象和国际问题。包括“颜色革命”都是一种群体行为，它煽动的是一种群体情绪。这种情绪让所有进入或者跌入其中的个人理性会迅速地呈现出一种“趋零”的但还不是“零和”的状态。这样的群体行为在法国是有传统的。每次法国的群体行为事件都具有“领头羊”的作用。其实，研究并出版《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本身就是一个法国人。但现在政界和学界对这本书和勒庞这个人的思想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也是法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或者地区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一个原因。但各国对这种行为的对策至今还没有良策，还没有摆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局部性和分析性思维的局限。人类现在驾驭这样的群体行为或者事件的能力还处于一种很脆弱和很幼稚的状态。什么时候对类似的研究成果重视了，人们应对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成熟了。

（五） 中国进入了一个“强起来时代”

虽然是十九大才宣布中国进入了一个“强起来时代”，但实际上是从十八大开始中国已经在“强起来”了。中国在2010年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八大报告已经提出一个由“人才强国”“文化强国”和“海洋强国”三个子方案组成的“强国”总方案概念。其实，“强起来时代”应该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一个“崛起来的时代”，二是一个“攥紧拳头的时代”。“崛起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纵向凸起概念，“攥紧拳头”是一个集中和凝聚起来的概念。但无论哪种理解，它都意味着是对之前发展方式的一种重大和大幅度的调整和调节。它最后也归为是一个对世界发力的方式、状态和态势的调整和调节。从世界范围看来，特别是在特朗普看来，中国也是一定要挑战现有国际、世界和全球的机制、秩序和制度的。而且，它挑战的速度、力度和程度也都会是空前的和罕见的。

（六） 人们进入了一个“网络思维时代”

虽然网络行为已经很流行，但网络思维拥有率还不是很高，对网络的管理更是还十分幼稚。现在世上最大的安全问题，不是网络安全问题，就是与网络有关的安全问题。现在那种“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的呼吁就是一种缺乏网络思维的呼声。要让拥有网络思维和网络意识不是仅靠“用网络”就可以完全达到和实现的。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网络境界、网络思维和网络想象。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无情地剥夺和夺走了人们很多的隐私信息。网络给人们带来的方便越多，人们失去的隐私就会越多。那种只要网络方便又不愿失去隐私信息的想法和行为都是幼稚可笑的。但网络时代确实让人们的思维在发生一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化。

（七） 经济进入了一个“贸易摩擦时代”

全球化本来就应该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定是一个全球化贸易的“蜜月期”；第二个阶段一定是一个全球各国贸易中的“七年之痒期”，也是一个贸易摩擦甚至冲突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才是一个全球贸易整体相容、有机和系统的时代。那么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贸易时代呢？它是一个各国各自发展和相互利用的时代，甚至还是一个疯狂掠夺资源的时代。而贸易摩擦是经济摩擦系数的部分甚至前奏，经济摩擦又是政治摩擦的基础。有政治摩擦一定有经济摩擦的基础，但经济摩擦不一定就会导致或者发展成为政治摩擦和社会摩擦乃至它们的冲突。现在，贸易的“蜜月期”已过，甜蜜的时候已逝。而“七年之痒”正在挑战人们的心态，在考验人们的调节能力和承受忍受能力，还有解决“七年之痒”问题的智慧。对一个家庭来说，经过了它就像是长跑中过了“气极”一样，就可以大踏步地前进了。但如果过不了“情感”和“感情”的“气极”，婚姻就会变化和异化甚至解散，婚姻也就又会重新开始。现在世界贸易就面临这样一个“七年之痒”的问题，它特别需要智慧去解决。

（八） 美国进入了一个“挑战世界时代”

这是一个它自己创造的世界—美国在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上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它现在又要直面挑战它的存在和作用了。这既需要敏锐，也需要勇气，也需要能力，但更需要智慧。现在看，美国的这种挑战效果不是很好。但还应该看到，美国在这种挑战中又抢占了一种先机。这种挑战蕴含有一种创新。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不仅气数已尽，已进入一个弹尽粮绝的状态，而且也已经开始发生审美疲劳。只有挑战它并且取胜它，才能在世界下一步的发展中占据先机和上风。美国已从这个现有的体制中得到了预想的几乎所有的效果，甚至还要高出很多。世界也会因为美国的这个挑战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化。

（九） 世界进入了一个“三足鼎立时代”

特朗普当选并就任美国总统还意味着，在21世纪里，能够改变世界的三足鼎立之势和态势已经基本形成。这种态势从全球和世界范围的角度看还没有形成过。可以鼎立的三足人物和国家依次是，普京—俄罗斯、习近平—中国和特朗普—美国，他们分别所代表的国家—俄罗斯、中国、美国的面积之和为3630.44平方公里，已占全球陆地表面积的1/4。根据2018年数据，它们的GDP之和为35.74万亿美元，已占全球GDP总量81万亿的2/5强即44.12%。其实，自古至今能够改变并稳住天下和世界权力结构的一定都是一种“三足鼎立”之势，如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这是一种最典型的社会权力三角结构态势。在力学中，三角结构也是最稳定的结构。它之所以稳定，主要是因为三角形所形成的合力最顺畅和最均匀。

（十） 世界能源供应会突然发生变故

我们现在还可以想象，世界突然没有了能源或者中断了石油供应，人类怎么办？世界的网络同时突然遭受了黑客摧毁式的攻击从而使整个的软件系统都瘫痪和崩溃了，人们怎么办？整个世界都没有了电，我们怎么办？这个世界是越开放和越全球化，人类的安全系数就会越低。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其独立性就会越弱，其依赖性也就会越大。人类怎么伟大，在自然之力面前都是渺小的。手机突然没电了，我们就会与所有人失去联系，就会有一种遁入黑洞之感。如果整个世界都停电了，不仅市场交易就会停止，甚至还会回到原始人都不如的生活状态中去。原始人还可以利用木材生火做饭。我们现在连做饭的灶都没有了。我们现在的人类已经失去了很多原始人所具有的本领、本能和能力。

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科学、连续、与时俱进的协理、管理和治理方略

要发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75年前苏美两国孕育的二战后世界架构和格局及局面局势对稳定二战后的国际形势还是成功的。世界为此发展了70多年。但任何的历史成就和贡献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一样，这个格局也有局限。所以，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定要来的，而且还会是扑面而来的。但意识到它要来总比没有意识到它要来要好，早意识到它要来总比晚意识到它要来要好。有这种“大变局”的意识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关键还在于，究竟应该怎么应对？究竟是一个策略问题还是一个方略问题？它都涉及“思路”和“方法”的问题。对策好了，完全可以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东风；对策不好，反而还会使“变局”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地复杂。这是一个至今还难以想象的“变局”。其中，不能说这个“大变局”全是由中国“强起来”和崛起引起的，但起码也与中国崛起和“强起来”的工作目标号召与布局不无关系。中国之所以能“富起来”也与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和局势密切相关。所以，中国应该既立足现实又必须着眼于未来进行一种战略、方略、策略和经略的布局和对策。但现在才进入一个必须对“大变局”进行战略、方略、策略和经略进行布局的最佳时机。从这个角度看，研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党的领导”恰逢其时。仅这个主题就已在亮出一个鲜明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应对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关键、根本和核心的要素和力量。

（一） 变局的心态

这是一个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拥有的心态。其实，早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世界发展之快相当于是过去发展的10倍。甚至还有一种算法是，世界发展已经比过去发展的总和还要多。那么，现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就是一个古代社会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大变局”中，任何一个做法或者一种体制机制，再完善也应该变化了。由此来看“变局”，它一定是一个常态，甚至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规律。关键是，它在按照什么规律在变？而且，在过去的岁月中，发展得越快，其发生的“变局”的幅度和程度及可能性也会越大。问题还在于，人们应对“变局”的能力有没有提高？“变局”的大小既有客观的一面，但更有主观的一面。能力大了，“变局”就会相对显得小一些；能力小了，“变局”就会相对显得大一些。按照心理学上解释，能力就是一种顺利完成任务的心理状态。在这方面，作为中国社会的执政者、管理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实一直都在不断地“与时俱进”—在短短的70年当中完成了质上的“三级跳”—一个政权的夺取者完成了“站起来”“富起来”的任务，现在又在挑战一个“强起来”的任务。所以，虽然这次“变局”有些大，但“变局”本身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陌生。中国共产党本身不仅是应运“变局”而生的，而且还在不断地应对“变局”当中成长和成熟。

（二） 应变的能力

但在应对“变局”的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一种“应变能力”。这是反应能力、敏感能力、敏锐能力和行动上敏捷能力等诸多能力综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整体能力的概念。客观上是，变化性越大的“变局”，其不确定性也会越大，其不确定和不稳定、非线性和非理性的程度也会越大。越在这种时候，就越需要一种迅速甚至高度集中的力量和统一的力量。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又具有不可代替的独特的优势。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民主能力”和“民主经验”上还有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的空间，但在“集中”和“统一”上已经很成熟、很熟练和很精通。它至今掌握着两大基本能力：一是组织的能力，二是集中的能力。以前，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形成的力量来集中、凝聚和发力社会力量、统一共识和意志来共同迎接挑战的。现在，中国共产党也会依据这种能力形成的力量来迎接和迎战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局”式变化的。一定要考虑到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一定要真正发挥好早已形成并且确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理。任何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或者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可笑的，都会是事与愿违的。其中，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的就会形成专制，只有民主而没有集中的就会是一盘散沙，甚至还会形成一种“民主暴力”。问题在于，民主一定要做到一个民主的科学性程度，集中一定要做到一个集中的科学性程度。如果双方做得都“不科学”了，其后果就必然会引发对应面或者对立面的不科学甚至疯狂和狂躁的反应。但民主问题又是“民”方面的主要事情，而集中问题又是“官”方面的主要事情。一定要摒弃那种“凡民主的都是对的”观点和观念。民主“不科学”了，就会造成暴徒并会发生暴乱和暴动；而暴乱和暴动的最大伤害者最后还是民主自身和民众自己。所以，“民主集中制”就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原则。这个组织形式还需要继续完善，但它一定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机理。由此形成的组织力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力量。

（三） 应对的理念

对“变局”不仅要有“变法”而且还要有“预案”。这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大理念。但对它们，一般的理解是，“变法”自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困境，“预案”最近膨胀式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形式主义。它们实际上就是一种“法能力”和“预能力”。但现实是，人们现在对“法”的理解有些偏窄甚至还在狭窄和越来越狭窄。“法”既有“法律”的程序感、庄严感和庄重感，但也有形式上的多样性、程序上的循序渐进性、方法上的灵活性和办法上的独到性。“法”本来就是一个庞杂的系统概念，里面有“想法”“看法”“说法”“做法”“方法”“技法”“办法”“律法”和“宪法”。而“律法”和“宪法”是其中最后和最高的层次、状态和境界。对“预”，现在很多人也是不知所云。虽然古哲早就说过“预则兴，不预则废”的话，但现实中在预的、可预的和能预的事情不多，甚至还在越来越少。很多中国人都在奉行“不杞人忧天主义”。但经常“不预”，个体人和整体人的“预能力”就会下降。“预”能力本身也是一个复杂体和可变体。其中有“预知”“预测”“预计”“预算”“预备”，最后才是一个“预案”。“预案”往往具有系统性和有机性的特征。但现实的人们“预”意识在普遍趋少，还在越来越少。人们不仅对“坏东西”“预”得很少，而且对“好东西”也“预”得很少。没有“预”，就没有“备”，没有“备”又哪来的“胜”？中国专家对中国自己的发展本身就是缺少“预”的—起码有两个“预”一直都没有做，或者是做过了但也做得不够，世人的知晓度也不高，影响也不大：一是中国什么时候能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GDP总量，等到达了都有一种突然的感觉；二是中国老百姓的富裕程度或者财产状况到底会到一个什么程度，以及由这两个变化引起的社会道德状况和社会文明及秩序情况的变化如何，是既没有预测也没有对策的。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就是现时中国共产党不仅向国人也向世人提出的对世界正在发生最大变化的“预”。提出这个“预”是中国共产党具有“预力”的体现。对这个“预”，“对策”固然重要，但“准备”更加重要。“对策”还有一些时间和空间，但“准备”已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了。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机遇。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个“预”感就能把“机遇”变成了一个“机会”。“机会”与“机遇”的最大区别在于，“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响应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预”，就是要尽快和赶快做好应对它的准备工作。现在做准备还为时未晚。

（四） 实施的方案

现实是，应对应急事件的“方案意识”都已经有了，缺的是“科学的方案意识”和“方案的可操作性意识”。在现实中，“方案”有没有和是什么是一回事，“方案”怎么实施和操作是另一回事。谁是领导者和怎么领导都至关重要。中国犹如一艘巨轮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驾驭下驶进太平洋，再循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驶向全球和全世界的“海洋命运共同体”。这本身就是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根导火线，但“变局”一旦形成和成形又会反过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为此造成了一部分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本领恐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群众代表性”和“民主集中制”是其能够成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领导者的基本条件。它的统揽全局性和统筹兼顾性是其能够成为这方面领导者的本领。现在的关键是，“方案”里面究竟有没有“方略”？“基本方略”是新写入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要概念。没有方略的方案只是说明“有了方案”。但这是一种形式主义方案。只有方略而没有方案只是一种空想主义。十九大报告已在要求全党必须贯彻执行“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它们都是基于“基本国情”和“基本原则”演绎而成的。其中，“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都是传统的概念，惟有“基本方略”是崭新创新的。这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方案”的核心内容和具体措施。它的核心思维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首先要使自己“强起来”。由此看，“强起来”的概念还只是一个“开始强”的状态，而还不是一个“强大了”的状态。

所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有挑战和危险，但更是一个在危险中有机遇和机会的概念。如果格局不动不变，要想出头是相当困难的。格局一旦松动和变动了，就会给出头者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再把这个“机遇”化为一种“机会”。制定“预案”是体现“有准备”的一种方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定要来的，而且还会来得异常迅猛。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要赶快“放下幻想”，提高能力，迎接各种挑战，争取更大的胜利。

为此，一定要加强和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大变局”中的领导作用。一个微信视频给人的启示是：一只兔子在一只老虎的爪子下最后逃脱了。它为什么能逃脱掉？因为兔子非常的机灵和灵活。可以把“美中贸易战”看成是老牌资本主义和新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较量。资本主义已经非常老成和成熟，它俨然已是一只老虎。但社会主义无论从哪些方面看还都很幼稚和很稚嫩，就像一只兔子。怎么才能使社会主义这只兔子不被资本主义这只老虎吃掉？只能发挥社会主义的整体灵活性。当初苏联和东欧就是由于没有扛得住这种危险最后才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只灵活的兔子。中国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能和可以把“危险”转化为“危机”。“危机”是在“危险”当中有机遇和机会的意思。问题在于，有没有发现和能不能抓住机会？我们不仅要树立一种“机会”意识，还要具有牢牢抓住机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