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莹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9)

20世纪80年代，澳门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社会的转型、城市化的兴起、现代化的到来，与之一同而来的是文学上的巨大革新。正如《澳门文化透视》中所言：“八十年代外来文化思潮对澳门本身来说是一种崭新的血液，触动着澳门社会的转变，也必然促进现代文化意识的增强和文学意识的觉醒，在澳门这片久旱的‘文化沙漠’中，外来的文化思潮恰如及时的甘露，使澳门文学得到新生，从‘沙漠’中走出来面对新的世界。”[1]12在澳门文学“新生”的过程中，新移民诗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澳门文学的人才结构中，移民作家占有重要比例，其中可以分为早期移民作家和新移民作家。新移民作家有来自内地的高戈、淘空了、流星子、李观鼎等，也有来自东南亚的陶里、胡晓风、云力等。众多研究澳门文学的奠基之作表明，20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诗人在诗坛上占有重要位置。新移民诗人的诗歌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影响深远，究其原因，外在因素是基础，内在因素是关键。

一、外部原因：澳门文学特有的生息状态

朱寿桐认为澳门文学具有自身的创作特色：“是以后现代式的琐碎和庸凡作为先导的特色。”[2]忽视澳门诗歌鲜亮的特色，会出现将 “澳门诗歌如此富厚的内涵向着简单化的诗学现象挂靠的学术意图……澳门诗歌的艺术风貌也经常被界定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笼统秩序的地域再现”[3]。事实上，澳门文学本身最为鲜亮的特色便是其生息状态，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共存于澳门文化的土壤中，新诗与旧体诗歌也彼此相安。

诗人梁披云于81岁高龄作《暮年》：“无趋无竞更何牵，一杖千岩作散仙。”其中逍遥酣畅之感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诗人汪浩瀚“穷尽处与水云同住温柔”“淡出淡入于岁月与江湖”的意境之美更为诗坛称道。学者张剑桦曾言：“在中国其他区域文学发展中，旧体诗词似乎离读者越来越远，甚至趋向衰落。但在澳门，当代旧体诗词不仅创作繁荣，而且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4]正因为澳门文化这种包罗万象的含混之态，以致很难明确澳门诗歌的发展分期，且这种“含混”不仅存在于诗歌发展的过程中，亦表现在诗人具体的诗歌作品与其身兼数职的多重身份里。澳门文人庄文永曾表示自己“身兼三职”，认为自己既是诗人、评论家，也是学者。这并非是庄文永的玩笑之言，许多澳门文人都以多样的风貌展现于澳门文坛。刘登翰也曾表示：“他们兼具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评论家的身份，本身就是澳门文学一道绚丽的风景线。”[5]澳门本土多元化的思想与宽容的社会环境为新移民诗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空间，澳门温情脉脉的生息状态与新移民诗人身上普遍具有的沉思样貌也形成互补。

澳门本土文学在其平和的生存环境中多以缓慢悠闲的姿态反映生活，较少的内外冲突虽然可以保持身心的愉悦，但长期下来亦使人缺乏居安思危的忧虑与精神内省的可能，而关于生命与生存、灵与肉、生命之树与智慧之树的辨析问题，则需要以明照般的内省来发出生命的律动。在这些发人深省的追问背后，暗含着不断增多或减少的矛盾运动，矛盾可以促使“我”的分裂，亦可以促成“我”的完整，让个体在不断分裂与重组中完成生命的升华。澳门大多数新移民诗人都辗转数地，他们在失落与孤独中不断进行自省与沉思、背离与寻求，他们可以在内外冲突中发现自我诉求，寻求生命的完整，丰富的人生体验为丰富的诗魂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这正是澳门平和的生息状态所需要的复杂波动。

澳门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速转变，使得在包容且和谐的环境中生存的本土诗人也处于物是人非的陌生环境中。本土诗人如江思扬、汪浩瀚等人因外部环境的变迁，以看似逃避的方式回归于“乌托邦”的“避难营”，但正如吕志鹏对逃亡意识的进一步阐释：“与其说是传统文人旧式的归隐田园模式，倒不如说是防止本土精神家园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更为合适。”[6]196本土诗人虽然与新移民诗人的“非人亦非物”的感受有所不同，但无论是何种陌生感，即便具体原因有所差异，但他们共享着一份相通的孤寂心境，孤独是集体无意识的共同感受。与澳门本土诗人一样，新移民诗人并没有回避“浪漫主义的温巢”，也没有自弃于陌生的澳门，他们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增强了其性格中的韧性，并将孤寂之心表现在对诗歌精神的不懈追求中，这种表现方式为澳门的本土诗歌注入了另一番景象。

总而言之，澳门20世纪80年代的生息状态为新移民诗人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澳门社会所具有的包容的文化理念，为新移民诗人的诗歌发展提供了可融入的空间；二是新移民诗人通过沉思与内省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诗歌内蕴和想象方式，与澳门本土所具有的平和、舒缓的诗歌风格相补足。鉴于丰富的人生经历，新移民诗人的诗歌风格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经验感受与繁复的诗歌意象，这为平易的澳门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促进了澳门文学的总体发展。新移民诗人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澳门这一现实环境，但同时澳门诗坛在面对变动的生存环境时，也在迫切寻求可以有效表达内心情感的突破口。而大多数新移民诗人如陶里、流星子、淘空了等人的诗歌多运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如错综的时空、戏谑的悖论、反叛的艺术、逆向的思维、破碎的意象等，为社会的提速运转展现了别样的诗歌感受方式，澳门诗坛在面临社会生活转变时对诗人提出了新要求，而新移民诗人的诗歌特质恰好与其需求相适应，在此互补过程中促成了澳门诗歌与新移民诗人的相互成就。

无论是新移民诗人还是本土诗人，他们都在以诗歌的力量守护一方“诗意的栖居”。诗歌所提供的不是一个精准的答案，它与人的关系是隐秘而复杂的，无论是本土诗人的温情感怀，还是新移民诗人在沉思中的爆发，这些都关乎诗人与时代的交流方式与经验探索，皆为澳门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提供了多元、立体的时代特色与诗歌精神，展现了当时澳门诗歌力量的凝聚，也为今日澳门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之谈与借鉴之法。

二、内部原因：新移民诗人所具有的特质

新移民诗人在澳门文坛的生息状态下发挥自身内在优势，扬己之长，创造佳绩，其内在特质主要包含漂泊之感、诗歌精神、创作风格多样性等方面。

(一)漂泊之感

所谓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在新移民诗人创作的优秀诗歌中，漂泊之感时隐时现，为其诗歌创作注入脉脉忧思，这份忧思也是其灵感源泉。新移民诗人的漂泊之感与悲鸣之痛对其诗歌成就有着颇为重要的影响，而这份绵绵不绝的忧思到底来源于何处？是因诗人身处异地的困苦疏离，还是因诗人本身蕴含的永恒的文人孤独？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则需要进一步明确新移民诗人产生漂泊之感的地域与精神之分。

庄文永在《澳门文化透视》的“失落与孤独中寻找自我”一节中言明：“澳门移民诗人的失落和孤独的心理特征，是生存环境逼现出来的……生活美好，生存环境安定平静，失落和孤独就无从产生，沉重的生活，不能为人提供轻松的文化氛围就意味被抛的恐惧，失落和孤独就自然产生。”[1]25吕志鹏在此基础上对新移民诗人的根、心、情的失落状态提出了异议，并从文人孤独的角度进行分析：“这里并不能代表这种城市的愁苦都来源于‘失家园的痛苦’或‘异地游子的疏离感’，而更像‘大历史’中那种永恒的‘文人孤独’。”[6]190正如吕志鹏以永恒的文人孤独来揭示漂泊之心下隐藏的孤寂情怀，即便是身无漂泊、安然自得的诗人，亦可有关于诗心与诗意、生命与存在、短暂与永恒的困惑。

海德格尔曾言：“诗人职权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7]对于一位诗人而言，地域的漂泊是暂时的，而精神上的漂泊却是绵延不断的。诗之“感于哀乐，源事而发”，若以“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进行辨析，则不可否认新移民诗人因地域迁移而产生漂泊困苦的心理因素是促进其诗性萌发的重要条件，但如果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仅以根、心、情的失落为缘由，则会淡化诗人的生命意识与存在价值。诗人魏尔伦在其诗歌《泪水流在我心底》中感叹：“泪水流的不合情理/这颗心啊厌烦自己/怎么？并没有人负心/这悲哀说不出情理/这是最沉重的痛苦/当你不知道它的缘故。”这便是一种源于生命的高级悲哀，也是出于人性中无意识的本我困扰，这悲哀是抚摸于心底的惊动与触碰，并与现实的时空相隔绝，寻求的是诗意的丰腴，更是生存的意义。因此，漂泊与孤独不仅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也是人类在自我意识觉醒后对于未知领域的探求，在这渴望与寻求的折返中，精神层面的漂泊之感将会是伴随一位成熟诗人一生的思绪。

新移民诗人所处的澳门，在文化上与内陆存在差异，与海外(西方)移民诗人的生活更是完全不同。诗人多多在《居民》中写道：“在没有时间的睡眠里”，“流动，也只是河流的屈从/用偷偷溜出的眼泪/我们组成了河流……”面对完全异质的文化，面临被吞并的危险，处于文化断裂与时间断裂的诗人身陷失语症的困境，他们无法寻得内心的寄托，因而内心充斥着更为复杂的矛盾，断裂的语言环境无法使鲜活的生命进行自我呈现，而诗人所能做的仅是在“河流”与“眼泪”的自我逡巡中进行排解与自慰。任洪渊曾言：“语言(尤其是汉语)运动的轨迹才是呈现生命的疆域。”[8]因此，在探究新移民诗人的漂泊与悲哀时，不能仅因地域的变动或诗人所经历的痛苦就遮蔽其源于诗心的孤寂，真正成熟且富有哲思的诗人也并不会将生命的漂泊、孤寂仅以哀伤、犹疑、悲凉的形式展现，诗人独特的诗心与风骨也会融入其中。蒙田说：“灵魂如果没有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漂泊可与自由相伴，感性可与理性并行，扭曲的变形、怀古的忧思、远方的探求都是对灵魂的不断深思与超越，孤独与战胜孤独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特定的时期与地域，更有着对人生孤寂之感与对生命的探求之意，如同生命的周期，运转不停。

陶里在《过澳门历史档案馆》一诗中说：“我归来于寂寞岁月/有固体支持我的脊椎作起/傲慢的线条/风追随我的跫音/我听到呻吟/自远古 自现代。”“我”的寂寞岁月已经溶于生存的脊椎，在“自远古 自现代”的融通中，漂泊的生命已穿入时空的轨迹，并非限于此时此地的忧思，漂泊与寻求成为永恒的话题。这是关于文明、时代、灵魂的追问，在新移民诗人的诗歌中，那份鲜亮、活泼、深思的漂泊之感并不限于地域的漂泊。熟悉的事物是人类克服恐惧的凭借，而地域的迁徙所带来的陌生环境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诗人对外的思索与对内的探求，但这仅是一种契机，或者说是由环境的改变而牵连至情感的依托，而人们正是在不断的寻找与失去中获得新生的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方式，如通过“他者”得以证明“我”的生命之存在。

新移民诗人初来澳门，外在的漂泊之态引发的是其对于生活、生命、历史的思考，而真正令他们自觉意识到关于人生与存在、短暂与永恒的追问的是源于内心对生存意义的永恒寻求，他们正是通过诗心与诗意的默契配合，真诚地展现着诗歌中的精神力量。

(二)充溢着生命力度的诗歌精神

新移民诗人的成就与其自身的诗性感悟、沉思寻觅、创新拼搏是分不开的。王富仁曾认为闻一多并不是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在现实的缺陷中、在现实的实际束缚中感受理想和美的必要性的诗人……首先忍受现实的重压……脱离了对现实的忍耐与忍耐中的反抗，其理想和美的追求便是空洞无力。”[9]其实这不仅是闻一多在创作时的心路历程，更是更多诗人的真实写照。真正的好诗篇不是沉溺于象牙塔的幻境，也不是泛滥的情感宣泄，而是源于对生活的诗意追问，是对人生、艺术、情感的美好寄予，值得注意的是，诗思中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是诗性萌发的重要契机。

在“困境、语境及其他——诗歌精神的重建”的讨论中，众多学者对诗歌精神进行了探讨。姜涛表示：“诗歌精神，重要的或许不是辨别诗歌精神的定义，而是回到具体的时空、具体的语境，关注诗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凸现出来，并与历史发生了有效关联，为同时代的读者提供了怎么样的精神资源。”[10]诗歌作为传承人类文明的一类信物，它发自于诗人本心对世界的呼唤，表达了诗人对于美好理想的期盼与建构，所谓文如其人。黄晓峰认为诗人陶里有“两个影子”，这影子“时而幻化为一个追求者的沉思，时而表现为一个沉思者的追求”[11]；谢冕在为陶里的诗集《蹒跚》作序时表示，隐约可以读到“相思的红豆”与“为精神故乡而燃的心香”；饶芃子在《黄昏再版画》序言中认为诗人淘空了的“黄昏”意象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心境，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动，是一种对新的创造的祈盼，黄昏意味着一个内心调整和渴望着战胜自己的过程，是悲壮落日灵魂呐喊”。流星子的诗歌虽然有“秋天的重量”与“孤独的帆”，但这“重量”的质感绝非沦为轻浮，这正是以存在的痛楚寄予生命的鲜活。新移民诗人在诉说生活的沉寂的同时，也在心灵中构建一幅美丽的图景，即便这是个美丽的错误，却难以忘怀这唯美的邂逅。陶里在《稻草人》中写道：“每当没有风而/扇子摆动我最幸福/因为你已向我走过来/在小荫丛中牵动绳索叫我/起舞你掌里的温暖沿着绳索/一下子传进了我的心坎/我带着幸福守望/你的田野你的梦和/你的爱。”若“幸福守望”如此简单纯粹，那么生命“心乡”的舞曲将牵动心灵，“我”与“你”这两个“影子”的牵绊与纠葛已构筑生命的长流，而发自肺腑的对于自由、梦想、情感的向往是弥足珍贵的。生命的存在并不仅是拥有，就像“爱”可以包含简单与繁复，超过得与失的藩篱后，回望“我”与这世界的羁绊，曾留有一份美丽与纯洁已足够。“你的田野”“你的梦”“你的爱”在“我”的守望中明示了“你”与“我”的生存写照，于是“大地(田野)”的保护之力得以显现，“我”的存在击退了空虚的场域。如果说诗歌赋予感性之爱以形式，那么诗歌精神的力量则是关于生存与爱的话题延续，可以在生存的“轻”与“重”之间折返漂移。总之，诗歌精神所具有的美誉度可以是关于所有美好事物最恰当的诠释，也是探寻人与生存话题的永恒追问。

充溢着生命力度的诗歌精神是新移民诗人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新移民诗人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与表达方式展现其对诗歌精神的探求。陶里诗歌中的历史沧桑感与古典凝重感，其对云游与漂泊的感怀，正是对于现实的解脱与心灵的诉求；庄文永诗歌中的戏谑与反讽则是一种对生活的热忱，以变向的报怨重写并协调诗歌情感的内部置换；淘空了以一种错位的、倒序的手法对城市空间进行书写，其诗歌中弹奏着生命话语的交响曲。新移民诗人通过自身的独特体验与感受，以其独有的沉思与技巧应证了生命的存在价值，他们于困苦的经历、陌生的环境、异乡的孤寂之中迸发出的对于生命的热度，以其诗歌独有的吟唱方式去寻求超越人生枯寂、社会迷茫的途径，这正是以诗的孤寂战胜人生的悲意。

(三)创作风格的多样性

澳门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的五月诗社，其成员包括大多数新移民诗人。五月诗社出版的《澳门现代诗刊》编后语中写道：“诗社由创社的十余人发展到三十余人，可说是老、中、轻‘三代同堂’，诗风各异，但在诗社不标榜流派的宗旨下，大家畅所欲言，不受牵连。”[12]在多样的创作风格中，诗人可在固有的规范中将自由的疆土向四周延展，寻求更为恰当的诗歌表现形式以适应社会的变换与心灵的律动。由于新移民诗人丰富的个人经历与经验储备，且他们热衷于吸取外来养料，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创作风格，成为20世纪80年代澳门诗歌的一大特色。

在研究新移民诗人所取得的成就时，要避免因某种主义或某种手法而忽视诗人创作的独特性；在对某位诗人进行总体把握时，要注意诗人变化的感情与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正是由于情感的变动，诗人才力图寻找表达情感的恰当形式。梁宗岱在“论诗之应用”时曾指出，在诗歌创作中，创作者需有创作的冲动，这份冲动可以来源于外在的生活压力，或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充溢，然后再给予诗歌内涵以融洽的形式，这便促成了诗人为求得相对平衡而不断创新的动力。梁宗岱还认为：“真正的文艺欣赏原是作者与读者心灵间的默契，而文艺的微妙全在于说不出所以然的线外之音。”[13]因此，若对一个诗人的诗歌进行具体的限定，则会忽视其诗情的内在流动性。诗人陶里曾表示其每个阶段的诗风、情感、风格会因社会时代、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有所变化；流星子也曾坦言，诗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因此，对一位诗人的诗歌风格进行探讨时只有相对的稳定，却无具体的限定，“心灵的默契”是“超出其外，入乎其中”的，如果一位诗人被定义，反而会拘束其发展的可能性，而正是因为可能性的存在、多样性的需要，才使得诗歌内涵更加立体可感。

无论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都要适合于具体的诗篇与具体的情感。充满历史沧桑感的诗篇汗牛充栋，为何陶里的《过澳门历史档案馆》却脍炙人口？描写城市物象的诗人为数颇多，为何流星子却获得“城市诗人”的赞誉？正如悲伤不一定能铸就诗人，铸就诗人的正是诗人自身对于诗歌精神的不断追寻；多样的艺术手法也不一定是诗人获得桂冠的筹码，而在于诗人以“一片冰心”对诗歌精神与表现形式的不懈探索。新移民诗人正是在尊重诗歌多样性的自由创作中，成就了其诗歌艺术。诗歌的创作需要诗质与诗形相契合，而非以某种手法标新立异。叶维廉曾提出“因境造语”与“因意造语”的诗学概念，并表示：“一旦诗人过于重视语言，而变成‘因语造境’，而以‘语境’代替‘意境’，便是语言之妙的走火入魔。”[14]因此，对于技巧的营造若是超过对于诗心的探求，反而无法感受到诗意的韵味。同时，诗歌力量和诗人的气质紧密相连，仅靠模仿而习得的技巧也只能是东施效颦。王国维曾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言：“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也，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15]诗歌的创作需要良好的创作心理，要排除功利心与目的性的干扰，才能为多元的诗歌创作增添艺术动力。

由于澳门新移民诗人所处的特殊环境、各异的先验经验，以及诗人自身对于诗歌所具有的独特感受，研究者需在尊重诗人诗歌创作多样性的基础上，探究其诗歌技巧与诗歌风格的不同属性。同时，对于某个问题的沟通与对话需建立在一定共通的知识储备上，只有这样才能使诗人的比较研究具有意义。如将诗人陶里与流星子的诗歌进行对比，若仅是以区分艺术手法的独特表现来印证其诗歌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则会将复杂的诗意归入简单的框架之内；但如果分析的是二者之间相似主题、意象或艺术手法下诗心的异同，或是深入其诗歌表现的具体语境与诗人风骨的深意，则会显示出诗歌内涵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也可使研究者从中获得更多启迪。

三、关于新移民诗人研究的方法启示

在对澳门20世纪80年代新移民诗人取得成就的原因进行探讨时，鉴于澳门文化的兼容状态与作家创作风格的多样性，研究范围不应局限于地域(澳门)、时间(20世纪80年代)、对象(新移民诗人)，还可以涉及澳门70年代与90年代的文学发展动态，以及本土诗人与早期移民诗人、海外(西方)移民诗人的具体创作，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现澳门诗歌独有的风貌。

在对新移民诗人从外部环境、内部原因进行探究时，可以将宏观与微观相联系，将诗歌理论与具体的诗歌作品、诗人经历相结合。如新移民诗人中的代表陶里，在移居澳门之前已有诗歌创作，而在80年代之后，其风格又有内在的转变。在对新移民诗人的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时，也可以将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与经历作为参照，而非仅限于一首诗、一部诗集或一段时间的线索，可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对一个诗人的创作进行整体研究，并将其与外部环境的转变适当地结合起来，从而对诗人的总体诗思与风格进行更为准确的把握。同时，不应以某种标准对作家、作品进行区分，或以团体的概念对其进行分层，比较研究法不是以分辨诗人艺术水平的高低为目的，而是为了探索诗歌形式下的艺术特色与独特风貌。对新移民诗人的研究不是为了让“多”归于“一”，以整体取代部分，而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每个部分的创作多元化与诗人所追求的诗歌精神。

立足于文化现象之上的文学意义探寻，本文探讨了澳门20世纪80年代具体历史背景下新移民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深意，目的在于探求当下澳门诗歌进一步发展的思路与启示，从而对澳门诗歌的整体发展有所助益。由于澳门多元的文化发展空间，很多学者身兼数职，这是澳门文学所具有的独特风貌，在对澳门20世纪80年代新移民诗人的研究中，可以将此独特风貌转换为颇具创新的研究方法，联系新移民诗人在散文、小说方面的作品，或联系诗人彼此之间的诗歌赏析或批评，兼顾其所具有的不同身份，对其诗歌观点作更加细致深入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