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桐宇

摘 要： 在中国历史上，一個政权掌握了中原的统治权后，国人对于这个王朝的认同就与“中国”的国家认同趋于一致，但是在满人入关后，民族差异使他们面临的不仅是自身的“中国认同”问题，在经历了与以汉人为主的民众的剃发矛盾后，更是要解决民众对他们统治的认同危机。

关键词：身份认同;民族问题;满族特性

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就是在与汉、蒙、回等民族尤其是汉族之间复杂的矛盾与合作关系中逐渐发展并得到深化的。黄兴涛在《重塑中华》中引用了哲学学者陈先达的两个金句来表明自己的分析进路：“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以不可选择为前提的”，“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可以选择的东西的选择”[1]。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固然包含了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的必要性，但是满族与以汉族为首的各民族之间的实际融合的演进趋势，更是具有某种潜在的“不可选择性”，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本走向，同样具有某种“不可选择性”。

一、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梳理满人“中国认同”

语言的政治性和权力性决定了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语言运用适当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福柯将“话语分析” 称之为“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实践” 形成“知识”， 话语分析其实是一种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分析。我们可以从满人在明朝末期，到入关后以及清朝末期的对外话语中，分析出他们对自身的“中国认同”所经历的演变。

在入关之前，努尔哈赤曾对当时称为“中国”的明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他们尊大明为“天朝上国”，自认其为 “夷”。努尔哈赤曾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余里边疆”; “有我奴儿哈赤收管建州国人”;“建州等处地方夷王”[2]等等。这些书信，可以说仍能大体反映当年努尔哈赤相对于明朝所代表的“华夷天下”的中心——“中国”之自我定位。

顺治时期，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的“中国”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后，这种“中国”用法已随处可见，并迅速成为其“中国”用法的绝对主流。[3]。1767 年，乾隆本人就明确规定： “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

晚清时期，在与欧美等国所签署的各种中外条约中，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同时交替使用、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情形更是极为普遍。

入关以后，满族人的“中国认同”不仅包括了自称“中国”，还有对此前传统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体明确加以认同，尤其是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在入关后的清朝官方合法性意识形态话语中，就始终强调“大清”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满、汉、蒙各族臣民一体合作为前提，所以从顺治帝开始，官方文书里诸如“满汉人民，皆朕赤子”， “满汉一体”，“满汉文武，皆为一体”等一类体现超越满洲一族利益之上的“国家”认同之治国理政谕旨，随处可见。[4]

二、清朝民众对满人统治的“认同问题”

即使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在话语中一再强调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但他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确定民众也对其代表“中国”毫无异议。尤其是在剃发令颁布以后，满人与汉人的矛盾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清朝的统治者也对汉人的不信任达到了顶峰。发生在乾隆年间的“叫魂案”便可证明这一点。

透过这起案件中保存下来的朱批中，似乎能够读出了乾隆在处理满汉冲突中的谨慎态度。作为异族的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心存芥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认为这起案件的背后隐藏的是汉人的谋反与江南官员带给满族贵族的汉化。

在叫魂案中，我们可以透过乾隆看绝大多数充满割裂和矛盾的清朝帝国统治者形象：一方面是作为征服者，必须保持满族文化特性;另一方面，作为管理者，必须与汉族地主精英共享儒家文化。

叫魂案从侧面体现出了清朝统治者一直担忧着的民众认同问题：不管征服者使用多么巧妙的语言为王朝更替辩解，却无法消除这种危险性：可怕的的种族情感始终会构成新王朝通知和发行基础的种族一项提出挑战。人们会宣称，既然这些新统治者是外来人，他们也就是篡权者。正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清统治者始终保持着对于谋反的警惕。[5]这种困扰也在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于精英阶层逐步传播，为中国人打开了民族主义的大门。

结语：

我们要意识到满人的先世及其自身已形成一个民族时，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直言之，满族不是外来的异民族，他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固有民族。有清一代，满汉“互化”也包括蒙族的“满化”与“汉化”，形成中国文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互化”就是民族相互认同，相互包容，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其结果，满洲及满文化与汉族及文化融为一体，即满洲中有汉文化，汉族中有满文化。“互化”的过程，亦即满汉两民族融合的过程。满汉融合，实际也是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一个缩影。因此，满汉融合不愧为中华民族融合的典范。

注释：

[1]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381～382页。

[2]孟森： 《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203-212 页。

[3]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13页。

[4]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24页。

[5]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66页。

参考文献：

[1]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3]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J].中国民族，2019

[4]乔峙鹏，青觉.历史语境下中华民族的概念与启示[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

[5]张凤阳，罗宇维，于京东.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一项基于西方情境的概念史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7

[6]平维彬，严庆.从文化族类观到国家民族观的嬗变——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J].贵州民族研究，2017

[7]朱碧波.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8]赵刚，王丽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解读[J].湖湘论坛，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