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 毅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新创获——评蔡熙《〈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

冉 毅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亚鲁王》作为麻山苗族丧葬仪式上由东郎表演的长篇口头史诗，虽然长期在民间流传，但直到2009年贵州安顺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才意外现身，2011年才有正式的文字版本，此后才逐渐被外界所了解和关注。《亚鲁王》史诗的发现与整理，因此成了中国民间文学界，乃至文化界近年来一件格外引人瞩目的大事。由于这部史诗包含着丰富的文学、音乐、舞蹈等元素，又与当地人民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对它展开探讨都能发掘独特的学术内涵。因为这部史诗被发现的时间并不很长，因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系统的研究论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出版（蔡熙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无疑是最新最重要的收获。

作为传唱西部苗族创世、征战、迁徙历史的长篇史诗，《亚鲁王》史诗是多重价值的集合，其中的历史、神话、宗教信仰、语言、风俗等具有苗族文化根基美学的意义。该成果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并结合比较文学的某些方法及文化人类学的深描理论，首次对《亚鲁王》史诗的文化属性与诗性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研究，既是恰当的，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该成果对于认识该史诗的特征及其与当地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推进该史诗研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成果的整体框架结构设计比较合理，论述逻辑严密。第一部分（绪论）结合《亚鲁王》史诗文本的特殊性，叙述以文学人类学方法研究《亚鲁王》的可能性，同时亦对《亚鲁王》的搜集整理、研究现状等作了概括和梳理，这是展开论述的必要前提与铺垫。成果的主体是第二部分（上篇四章）和第三部分（下篇四章）。上篇四章作者紧扣文学人类学这一主旨，深入田野考察，对《亚鲁王》史诗传承的“生境”、仪式展演、活态载体东郎的身份与习艺过程等作了具体细致的描述，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其中紫云县宗地乡歪寨村绞帮寨 2014年10月一次丧葬仪式的田野记录，是作者实地参与活动的成果，殊不容易。关于东郎的描述也有具体人物具体事例，颇具资料价值。对于史诗的传承保护作者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总之，成果上篇作者是下足了功夫，也形成了一份比较珍贵的关于21世纪初《亚鲁王》的生境、展演仪式、活态载体东郎的翔实材料。这一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能把《亚鲁王》当作纯粹的文学文本，必须考虑其文化展演与仪式象征的诸多因素，因此需要有这样的视角，这也是文学人类学的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所需要侧重的方面。

下篇四章“文学人类学视域的史诗文化阐释”把《亚鲁王》史诗作为一个“文化文本”，对仪式展演呈现出来的文化意涵进行文学人类学解读。这是该成果的理论重心所在，占全书一半的篇幅。第五章共分三节，一是对《亚鲁王》史诗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日月神话、龙心大战神话进行综合研究，认为《亚鲁王》最根本的特征是“活态性”；二是《亚鲁王》史诗的宇宙观（主要是时空观）；三是联系《亚鲁王》，系统解读苗族的笙鼓文化（芦笙、铜鼓和木鼓）的起源、功能、演化等，同时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动植物的崇拜、图腾崇拜等角度，对《亚鲁王》的原始思维，苗族祖先的生态伦理思想等作了深入的论述；四是对《亚鲁王》中有关迁徙的内容，从迁徙文化的角度作了系统解读，既有对《亚鲁王》史诗有关迁徙内容特点的把握，也试图分析《亚鲁王》史诗对研究苗族迁徙的特殊价值。第七章是对“《亚鲁王》史诗的诗性特质”的研究，主要从口头表达、叙事结构的程式化与非程式化，亚鲁王形象，《亚鲁王》史诗中的女性形象等方面展开。第八章将《亚鲁王》与欧洲的荷马史诗进行跨文化比较也颇有新意。

上下两篇的研究内容之间逻辑理路明晰。上篇四章主要是“深描”田野作业的过程和结果，史诗的仪式展演呈现为以活态史诗为纽带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多维度的交流、沟通和互动，文学人类学因此在史诗的仪式展演过程中获得了民间文学的实验田，活态的仪式展演在此构成了文学人类学的场域。下篇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把东郎在苗族丧葬仪式上唱诵的《亚鲁王》史诗当作一个活态的文化文本，运用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和跨文化比较法阐释其文化蕴含。

其次，成果的研究重点突出。从史诗的内容看，《亚鲁王》虽然将一个民族的创世史、征战史和迁徙史融合成一部复合型史诗，但史诗着力再现的是苗人的迁徙，可以说《亚鲁王》主要是一部苗人的迁徙史。作者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亚鲁王》史诗不断迁徙的核心情节，总结了此类史诗的表现形式和深层内涵等。一是运用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文本证据、田野材料、实物和图像证据，从史诗古歌文本中的迁徙叙事、身体展演中的迁徙叙事、实物和图像中的迁徙叙事等三个方面对《亚鲁王》史诗的迁徙叙事展开了深入探讨。二是从仪式展演、文本叙事两个方面分析了《亚鲁王》史诗迁徙叙事的特质，对其沉郁悲壮的独特风格作了深入的剖析，探讨了《亚鲁王》史诗迁徙叙事对研究苗族迁徙历史的独特价值。三是以集市为例探讨迁徙中的文化传播。“苗族先民是居住于江淮平原的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共同体，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开始了以物易物的集市贸易交换。亚鲁王率领族人从富庶的鱼米之乡迁徙到辽阔平坦的疆土，最后迁到贫瘠陡峭的山地。亚鲁王率领族人迁徙的过程中，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拓集市，一路迁徙，一路传播商业理念。《亚鲁王》史诗对远古时期苗族商业集场制的贸易活动作了详细生动的叙述，十二生肖的原始集场制的交换形式纵贯整部史诗，体现出对集市贸易商品交换功能的高度重视。”

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一是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亚鲁王是文化超人”的概念。所谓“文化超人”就是把一个民族的智慧、创造发明、英勇正义、丰功伟绩等品性集中到部落首领一人身上。活态史诗《亚鲁王》按照苗族先民的审美理想塑造了杰出的氏族首领亚鲁王形象。作者将亚鲁王的“文化超人”形象概括为四个方面，即“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关爱民生、精通巫术等。亚鲁王形象集中表征了苗族人的智慧、创造发明、英勇正义、丰功伟绩等品德”（该书256页）。二是《亚鲁王》是“复合型史诗”的概念虽然不是该著首先提出，但是，该著通过将《亚鲁王》与西方的荷马史诗进行深入比较，厘清了二者的区别，对“复合型史诗”的内涵进行了深入阐发，并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亚鲁王》是活在苗族丧葬仪式上的山地史诗”。“在苗族丧葬仪式上唱诵《亚鲁王》史诗既呈现麻山苗族对山地的独特认知，也展示了他们对山地经济的经营智慧，体现出与游牧文明和海洋等文明迥异的文明形态，是活在苗族丧葬仪式上的山地史诗。”

三是作者提出了“构建跨学科、跨文化的‘亚鲁学’”这一重要理念。虽然“亚鲁学”的提法是否科学，《亚鲁王》之研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作者提出构建“亚鲁学”的设想，其学术勇气是值得嘉许的，其论说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亚鲁王》史诗构成了一个多维的、立体的价值体系，是活态史诗、山地史诗的的范本，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本；《亚鲁王》史诗已经具备坚实的资料基础；以口传史诗学、视觉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诸多学科理念和方法为指导，将口头唱诵的史诗、节庆展演的史诗、服饰镌刻的史诗、舞蹈展演的史诗、丧礼葬俗展演的史诗、巫技巫艺展演的史诗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唯一欠缺的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作者高瞻远瞩地提出，树立全球视野，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立足《亚鲁王》史诗的多元价值，深入开掘《亚鲁王》史诗“富矿”，构建跨学科、跨文化的“亚鲁学”。

书中新的观点和见解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文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人类学认知各民族文化与历史的方式，尤其是对重新理解少数民族原始文化与艺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所提供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使得研究者以隐喻、想象、意象、象征、结构、叙事等文学批评与美学评价常用的方法和角度进入人类学领域成为可能，并在观察、分析和阐释文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我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都是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对古代的经典进行现代阐释，至于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新发现的史诗进行深入的研究，这还是第一次，没有现成的成果和经验可以借鉴。

该成果突出的优点是，在“文学人类学”的理念统摄下，力求把传统文学研究同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共享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相结合，对史诗的文学性和文化特征进行综合考察。该著在展开过程中，不仅注重对史诗文本内容的细致分析，而且注重研究对象活态的传承状况，对史诗的传承人、传承方式、传承场合以及相关仪式等，都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考察。这不仅为深入分析和揭示亚鲁王史诗本身的价值和内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把文学文本与文化展演、把对象的文学性与文化属性联系在一起加以探讨的做法，对一般文学研究也具有方法上的启发意义。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成果还通过对亚鲁王史诗与西方英雄史诗的比较，进一步探讨苗族史诗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征，并力求从材料本身出发，探求基于本土文化现象自身特征的史诗观、文学观，体现出作者可贵的探索精神。正如一位匿名评审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评估指标体系，我认为，这项成果理论前提科学，论证系统，运用人类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拓宽了《亚鲁王》的研究视野，初步建立了相关的知识体系与论述逻辑，不仅资料翔实可靠，体系结构严谨，大多数概念和术语的运用准确和清晰，而且在论述中还时见新意，创新意识十分突出，比如对《亚鲁王》英雄史诗的定性，作者就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观点。在亚鲁王形象的把握、亚鲁王与苗族文化传统方面，成果也提出了一些有启示性的见解”。